中國共產黨承襲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認為婦女廣泛的參與勞動生產工作為實現婦女解放的前提。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權後，大量動員婦女勞動力從事生產工作，並提升婦女在法律及各層面的地位，以實現兩性平等的目標。然而在中國傳統的性別分工制度下，動員婦女就業造成婦女身兼家務勞動與生產工作的雙重負擔，對婦女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效益皆帶來負面影響。中共在動員婦女就業中也注意到家庭與就業矛盾為生產工作帶來的負面效應，因而提出保障婦女就業、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等政策，幫助婦女解決此一問題，然而受限於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及對性別分工挑戰不徹底等因素所影響，中國婦女在五0年代仍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工作，兩性不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待遇也尚未獲得完善的解決。

當代德國社會學理論家 Jurgen Habermas在其「溝通行動理論」一書中，檢視西方社 會的理化過程，發現在現代社會中，因為系統力量的不當膨賬而導致生活世界之溝通 脈絡受操縱媒介控制，因而扭曲了語意的面貌，並且產生「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病態 現象。他認為要扭轉此一病態發展，唯有寄望於溝通行動的開展。 本篇論文主要將針對 Habermas 在「溝通行動理論」下卷中，對 Mead 、Durkheim 、 Parsons 等人的討論進行再詮釋，試圖由其中了解生活世界與系統之關係、溝通理性 理性與功能主意理性之區別。並且討論溝通行動之三方面：社會化、社會整合及文化 再製，藉以了解溝通行動之動態過程，最後建構－由個人（自我）到社會的分析架構 以明瞭 Habermas溝通行動理論的貢獻及其限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學校因素對於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兼採「社會化觀點」與「分配觀點」，並比較兩者解釋力的大小。 社會化觀點認為學生在學校當中所學習到的各種知識與價值影響其政治態度與行為，本研究以學生的學習經驗作為測量變項，包含「討論公共事務」、「學校民主模式」、「學校功效意識」、「參與校園活動」與「修習政治課程」這五個面向。分配觀點則認為學校在外部社會系絡中的評價與地位引導了學生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本研究即以隱含社會定義的大學類型作為測量變項，包含「公立/私立、「研究型/非研究型」、「地理區域」與「創校年代」這四種類型。研究變項包含「民主價值取向」、「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 本研究所運用的資料為陳義彥教授主持的「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二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的變遷」國科會研究計畫。資料分析包含兩個部分，首先運用相關分析、t檢定與變異數分析，探討學校因素以及諸項政治態度與行為兩兩之間的關聯性，其次建立迴歸模型，比較兩項學校因素對於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相對影響力。主要發現如下： 1、在學習經驗方面，大學生平均修習近五個學分的政治相關課程，然而討論公共事務的頻率偏低、學校民主模式偏低、學校功效意識偏低、參與校園活動亦偏低。 2、在政治態度與行為方面，大學生的民主價值取向偏高，且較為一致，而政治功效意識偏低，政治參與亦是偏低。 3、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除了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呈現反向相關之外，大學生五項學習經驗與其三項政治態度與行為兩兩之間具有正向的相關。 4、t檢定與變異數分析顯示，就讀於不同類型大學的學生在多項學習經驗以及政治態度與行為上呈現出差異。其中大學創校年代的不同，在所有項目上呈現出差異。 5、在迴歸模型當中，多項的學習經驗構成民主價值取向、政治功效意識、政治參與的重要影響因素，然而只有「創校年代早於一九四九年」構成民主價值取向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有關學校因素對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社會化觀點為主要的解釋，而分配觀點只提供有限的解釋。 6、t檢定與迴歸模型均顯示，大學類型對學習經驗的影響較多，而大學類型對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較少，且學習經驗以及政治態度與行為兩兩之間多數具有顯著相關，因此推論大學類型對於政治態度與行為具有較多間接的影響。亦即大學類型先影響到大學生部份的學習經驗，學習經驗再影響到學生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換言之，學校本身的招牌提供一個框架，框架引導學生的學習情況，然而真正直接影響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主要因素還是學習經驗。因此，分配觀點在整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仍有其價值。 綜上所述，在學校對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發揮影響力的整個過程當中，社會化觀點與分配觀點的解釋各自佔據不同的位置。社會化觀點直接解釋學習經驗對於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而分配觀點說明學校框架引導學生具體的學習內容，然後間接影響學生的政治態度與行為。

本研究計一冊約三萬五千字，共分五章。以下即根據各章內容，簡介如下。 第一章：「緒論」。共分「研究問題之背景與研究動機」和「研究目的」二節。藉由 「兒童之消費者社會化」楖念的引進，說明試圖解答的研究問題。 第二章：「文獻探討」。共有三節，分別為：「家庭傳播形態對社會化影響之研究取 向」，「消費者社會化的指標之一一一對電視廣告之反應」，與「研究問題與假設」 三節。整理有關「家庭傳播形態如何緩解電視廣告對兒童產生的各層面效果」的理論 和研究，並進衍出研究架構和問題。 第三章：「研究方法」，對整個研究所採用的問卷調查之細節，加以說明，並陳述預 測的過程。共分「研究對象」、「抽樣方法」、問卷設計」三節。 第四章：「資料處理與分析」。乃針對正式施測後收回之資料，根據研究問題加以考 驗，並說明主要之統計方法一一變異數分析（ANOVA ）。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即對資料分析的結果加以解釋，並提出本研究之限制，以 為日後從事相似研究者之參考。

大眾媒介一直被視為政治社會化的學習機構之一。國外曾有相當的研究探討，媒介功 能者。本研究即是以政治容忍度為研究主題，探討大眾媒介與政治社會化的關聯性。 並試圖以因徑分析驗證研究架構的解釋力。 本論文共一冊，約三萬字。分為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研究方法，第三章大學生個人及 社會屬性與權威人格、政治知議及政治態度關取性分析。第四章接解媒介行為與政治 容忍度因徑分析。第五章結論。 論文第一章分三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理論；及相關文獻。 第二章分四節為：研究架構；研究運作界定與假設；問卷；及抽樣。 第三章分三節，以T 檢定及變異數分析之統計方法，探討大學生個人及社會屬性與權 威人格及政治知識、政治態度之關聯性。 第四章分四節，以逐步多元迴歸之統計方法，驗證研究架構。 第五章分兩節為：研究主要發現、檢討與建議。

在研究政治社會化的歷程中，個人是研究的主體，亦即，個人如何形塑「政治行為定向」以及「政治行為模式」，即為政治社會化過程所研究的範疇。政治社會化的研究著重於個體行為者成為某一團體、組織或社會成員的過程，進而維繫政治體系的支持與穩定，透過媒介傳遞政治學習，使得政治文化形成代間傳遞，形塑行為者的政治定向與態度。亦即，政治社會化的內容、媒介的影響、學習的過程就成為重要的分析指標。而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中，國家亦產生如同個人在進行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學習歷程，透過政治社會化成為某一國際組織的成員。本文希冀透過個人在政治社會化的歷程為研究途徑，將概念延伸至國家層次，透過理論與實際個案的分析，來建構國際社會化的理論基礎。 /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to sharp political behavior and pat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try to use the metaphor of “state socialization” to explore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 new Europe ” are shaped by a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in which the West community transmits its constitutive liberal norms 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By analyzing the context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regime, and global governance , this article induces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 I try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of these concepts.

本論文研究大學生政治支持的持續與變遷，並分析大眾傳播媒介為何與如何影響大學生的政治支持。本研究從政治傳播與政治社會化的角度，討論大眾傳播媒介對於政治支持究竟是正面的影響或負面的影響，「良性循環論」與「媒介抑鬱論」兩個理論對這個問題的論點分庭抗禮。前者認為媒介具有公共服務、提高政治涉入感的功能，因此稱為「良性循環論」；後者則認為媒介具有許多負面內容和不公正的報導，因此稱為「媒介抑鬱論」。本文認為大學生教育程度較高，應較有獨立判斷的能力，因此應較不受媒介負面內容影響，良性循環論解釋力應較高。再者，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政治支持除了受到傳播媒介良性循環的影響，政黨認同也是其形成政治支持的重要影響因素。 有別於一般政治傳播與政治社會化的研究設計，本研究採用定群追蹤研究法，以貫時性的資料型態更能瞭解政治支持如何持續與變遷。本研究發現，在大學生的政治支持中，對政治社群與典則的支持相對穩定，但對於政治人物、政府的支持較不穩定，且逐年下滑。在傳播媒介對政治支持影響方面，政治媒介注意程度、政治媒介公正性評估對政治支持具有正向影響，符合良性循環論。 再者，媒介抑鬱論與良性循環論分別在政治媒介暴露程度與政治媒介注意程度對政治支持的影響中成立。政治媒介暴露程度與媒介認知交互作用對政治支持的影響為負向，而政治媒介注意程度與媒介認知交互作用對政治支持的影響為正向。因此暴露程度與注意程度具有相當不同的內涵、意義與影響，值得研究者注意。最後，不同政黨認同者在政治媒介使用與媒介認知不同時，其對政治支持影響的差異如何？本研究發現，泛綠認同者對政治社群與權威當局的支持較泛藍認同者高，可見政黨認同是政治支持的影響因素。

兩岸關係對台灣政治、經濟之影響甚鉅！台灣地區國中生對於兩岸關係之看法主要是受到大眾媒體之影響，其次則為家庭之影響，歷史課程對於國中生兩岸關係之看法的影響僅次於傳媒及家庭。根據統計分析，對歷史課程興趣越高、成績越好的學生對中國大陸之看法越正面，同時也較支持兩岸更積極之交流。此外，公民課程及同儕對國中生兩岸關係之看法也有影響，但不如傳媒、家庭及歷史課程重要。 /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considerably affected Taiwan’s politics as well as economy for decades. Therefore, it plays a very significant role of peopl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Taiwan.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unior high students in Taiwan mainly cultivate their view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mass media, peers and school education. Findings of the survey conducted for this thesis reveal that the mass media is the main source of influences on students’ views about cross-strait relations. Parents’ educational level, party identification, ethnic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lso affect students’ views on the same issue remarkably. Regarding influences of course of History, it ranks the third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Students with higher interest in history and better grades of history tend to have more positive impressions on China (except for it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take a more open stance toward Taiwan’s cross-strait policies. Besides, they are more enthusiastic about interac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s for peers and course of Civics, they are able to affect students’ view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well, yet, not as influential as mass media, family and course of History. In addition to these factors, whether students have visited China or have family in China also influences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general, mainland experience increases students’ good impressions on China along with will to have interaction with Chinese people.

社會企業的成立除了新成立的組織去設立公司登記外，大部份是由非營利事業組織(NPO)轉型而來，而營利企業要社會化，則與公司法:企業以營利為目的，相違背，困難度很高，變通的方法就是在母公司之內成立一個新的事業體，或是另外成立一家子公司來經營。 營利事業社會化後其使命、理念、目的、產品、經營，都跟未社會化前有極大的差異，必須建構新的模式來營運才能實現其社會化目的。 本研究選擇第一化工原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第一化工)創辦[LiFe生活化學]知識推廣平台為案例加以分析，經由訪談創辦者宗旨及目的，分析其社會化背景、目的、模式之建構，社會價值創造作法，再從個案社會化流程的脈絡中，歸納出知識推廣平台建置的關鍵要素。 研究結果發掘平台建置的關鍵要素有五點: 包括:(I)明確社會目標、(2)高階管理階層與股東的支持、(3)完整的專業知識與親民的產品內容設計、(4)整合線上與實體推廣活動、(5)與異業協同合作。 本研究希望給有相同理念的營利事業作參考，社會化前要先考慮以上要素，同時建議企業作社會公益有另一個選擇方式，除了以往被動的作CSR外，也可以選擇主動的讓營利事業--社會化。 關鍵字: 社會企業、社會價值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中國大陸在經濟上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重大成就，同時也帶動社會、文化、思想及政治等領域的變遷。不過，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不相適應的矛盾，譬如貪污腐敗、道德淪喪與治安不良等問題，加上現實、功利的價值觀湧現，造成社會大眾無論在精神、思想、道德等方面都產生失衡現象，因此需要以提倡精神層面的變革去改變這些現象，這也就是中共近年來頻頻呼籲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指適應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建立起來的精神文明，也就是中共所指的社會主義精神生活、思想、道德觀念的進步狀態，目標是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因此「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不脫思想道德建設和教育科學文化建設這兩大部分。 本論文藉由撰者所蒐集的文書資料，以及實地到中國大陸進行參觀訪問的所得，論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和中共推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歷程，並且透過政治社會化的概念架構，以家庭、學校、社區、企事業單位、軍隊和傳播媒體等六個媒介，論述中共在推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實際作為。 本論文認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是一種顯性的、計畫性的、直接的，且由官方發動的政治社會化工作。而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過程中，中共也借用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逐步建立起新的道德理論，希望從中汲取能夠被群眾認同的精神，並將它和中共既有的意識形態內涵相連結。 另一方面來說，中共推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實際目的，就是希望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從文化、思想、道德等層面，為中共官方奠立一個可長可久的辯護機制。中共試圖讓民眾、社會、甚至自己真正相信，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可以對抗資本主義、封建思想帶來的不良影響，並減少現代化所帶來的惡果。 / Since the “reforming and opening” policies first initiated two decades ago, China has been astounding the globe by its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ransformations in social, cultural,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strata have also been brought about. However in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which aims at establishing “the capitalist economy in the socialism”, several significant issues such as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deteriorating social morality and worsening public security have been consecutively emerging one after another. Moreover, the prevailing self-interest and utilitarianism have further devaluated the traditional merits in Chinese society. Within this context, to tackle such a social imbalance at spiritual level has become the Chinese authority’s first priority in the proj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so-calle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socialism” intends to build up a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line with the establishing of socialism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campaign contains two major parts: Firstly, the PRC government envisions achieving a progressive status of spiritual,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life with socialism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the ultimate objectives of this campaign are to educate new socialistic people with social morality and discipline; and thereafter, to promote the overall of quality of people’s intellectual ethics, and to enhanc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ivelihood. In this dissertation, documentary archive researches and field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employed as the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these approaches, the author on the beginning describes the the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ic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this campaign. Furthermore, withi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which contains six subgroups such as family, school, community, state-own-enterprises, military and public media,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PRC government’s practical achievement in this campaign. This dissertation concludes that “the campaign” is obviously directed by the PRC government with its particular political purpose behind. The CCP is trying to make the public believe that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ic spirit can avert downsides of modernization and prevailing capitalism. Meanwhile, the authority employs Chinese traditional relics in hope of establishing a new framework of social ethics and linking it with the CCP’s own ideology, in order to gaining legitimacy and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public. Only in this way, the CCP’s legitimate status and political power can be then secu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