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男女兩性在工作表現的差異問題，有關的研究自１９７０年代即汗牛充棟，我國 近年來逐漸有學者加入研究。有從官方統計資料分析，提出女性在高職位、待遇等方 面不如男性的問題；有從社會學、心理學、組織行為等角度，試圖探討、解釋男女差 異的現象；亦有從法律制定、管理技術訓練等角度，希望解決兩性不平等和女性技能 不足的問題。本論文從社會化觀點，探討兩性差異因素，進而探討組織社會化對兩性 工作態度的影響。 本文共六章，十九節，約六萬字。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和研究限制。 第二章，理論背景，分別就社會化、影響兩性成就差異的因素和組織社會化等理論加 以探討。 第三章，研究設計，說明本實證研究的根據和架構。從介紹有關的實證研究、解說研 究架構到提出研究假設。 第四章，研究方法，以行政院一級機關公務人員為本研究調查對象。分抽樣、研究工 具和資料處理三節。 第五章，結果與討論，分別就預先社會化、適應和工作投入關係；男女組織社會化過 程有否差異；男女工作投入是否因預先社會化和適應程度不同而有差異；男女組織社 會化過程是否因個人屬性不同而有差異四節討論。 第六章，結論，對本論文做摘要、檢討和建議。

政治學自行為論與起後，強調政治研究要應用乎學方法去彙集經驗資料以探求行為的規律，然後去解釋以及預測政治現象。這種觀點，運用到中共問題的研究，可能是一件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但是，如果我們要使中共問題的研究成為一個較有系統與科學的知識，作為描述、解釋、預測的工具，這仍不失為一個可行而值得嘗試的途徑。 依據政治社會化的理論，一個人的政治行為模式是經過學習的過程而來的，透過社會化的過程，政治文化內到個人的人格當中，形成個人政治行為的取向與模式。因此，政治社會化對個人來說，是個人獲取政治行為取向及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對一個政治社會來說，它是政治體系之維持，穩定與變遷的重要的因素。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它引進了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反動的產物－－共產主義，它不僅與中國傳統文化澈底衝突，並且以強烈的政治教育手段，意圖改變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模式。這牽涉億萬同胞內在凡理的深刻變化，其內容與過程，特別值得我們關切。 本文即嘗試透過中共小學教科書的內容分析，來了解其如何塑造下一代大陸兒童的政治人格及其行為，由於中共有意的貶低家庭對社會化的功能，學校即成為最有系統以及最容易控制的媒介，教科書雖然只是構成兒童社會化經驗的一部分，但是，教科書的內容，反映出中共政權政治社會化的目標與策略。也就是說，中共要塑造怎樣的一種典型人格與其政治行為模式，俱反映在教科書的內容之中。 對於教科書的研究分析，本文採用「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研究方法，以客觀的、系統的定量分析從中共一九七○－－七二、一九七四－－七五以及一九七七年語文教科書的主題，分析探討中共所期望的下一代兒童的政治人格形象。然而，由於學識淺薄，疏漏錯誤，必定難免，尤望師長及專家學者的指教。 本文在蒐集資料及寫作過程中，承蒙師長袁頌西教授的細心指正，曹伯一教授以及東亞所師長的指導，長官吳俊才先生、丁懋時先生、楚崧秋先生、蔣廉儒先生、陳濟民先生給予的指導與協助，同事項紀臺小姐，以及同學朱應斌、洪孟啟、朱新民、齊茂吉、丁秀芝等在資料蒐集、統計、騰寫方面等的協助，十分感激。同時內人宋美慧女士的鼓勵與體諒，謹此深致謝忱。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台北市國中學生的人格特質（包括人格適應和學業成就動機）與其傳播行為的關聯性。 人格特質量表係採用少年人格測驗和學業成就動機測驗，傳播行為問卷係參考各有關研究，加以修訂編成。 受試為自台北市八所國中抽出的七百九十五名學生。 統計時，以百分比求出樣本的分佈型態，並以簡單相關分析測度自變數與應變數的關聯程度。 本研究發現，個人之人格特質對其傳播行為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媒介內容的選擇和媒介的喜愛次序上，而對其媒介接觸頻率和時間較少影響。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吞世代學童的個人背景與社會化機制及其政治態度的關係。研究母體為臺北縣樹林市國小六年級學童。研究方法採取量化與質性兩種，在量的方面，採用問卷調查法；在質的方面，則採取深度訪談法，分為學校老師訪談及兒童訪談二種，蒐集本研究所需的資料後，先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卡方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分析，再與訪談資料所推論的結果做比對分析，以瞭解臺北縣樹林市國小六年級學童的國家認同、族群意識、統獨立場、對政治、政黨、政府的認知、政黨偏好五項政治態度。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女生在國家認同上較傾向認為我們的國家名稱是臺灣。 二、父親學歷在國中以下的兒童，其政黨偏好傾向泛綠。 三、兒童不論有無擔任班級幹部的經驗，在族群意識上普遍覺得自己是臺灣人。 四、父母皆為本省人的兒童，在國家認同上有較高的程度認為我們的國家名稱是臺灣；在族群意識上絕大部分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在統獨立場上以傾向臺灣獨立者居多，且超過傾向維持現狀的比例；在政黨偏好上則傾向泛綠。 五、父母政黨傾向為泛綠的兒童，在族群意識上八成以上覺得自己是臺灣人；在統獨立場上比較傾向臺灣獨立；在政黨偏好上亦傾向泛綠。父母政黨傾向泛藍的兒童，在族群意識上較有「雙重認同」的看法；而在政黨偏好上則傾向泛藍。 六、生活在學校氛圍低度民主的兒童，政黨偏好比較傾向泛綠。 七、覺得自己是臺灣人、傾向「臺灣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及不論政黨偏好傾向「泛綠」或「泛藍」的兒童，在國家認同上大多數認定我們的國家名稱是臺灣。 八、傾向臺灣獨立、政黨偏好傾向泛綠的兒童，在族群意識上大多數覺得自己是臺灣人；而傾向兩岸統一及政黨偏好傾向泛藍的兒童，則較有「雙重認同」的看法。 九、政黨偏好傾向泛綠的兒童，在統獨立場上比較傾向臺灣獨立。

本研究探討社會化戰術與主動性人格對社會化結果之影響，研究假設參與較高體制式社會化戰術和主動性人格較高的組織新進成員，其社會化結果 (個人與組織契合度、組織承諾、離職意圖、組織滿意及個人績效) 會較佳。本研究並探討前述關係中的中介機制，假設社會化自我效能及目標設定會中介前述關係。此外，本研究亦假設社會化戰術與主動性人格的交互作用會影響社會化結果。 本研究採類實驗設計進行，以政治大學2008年入學之大一新生為研究樣本，進行四次的資料收集。第一次的施測 (T0) 僅針對參與於2008年九月初舉辦之政大新生定位營的大一新生收集資料，並於其營隊報到時施測；第二次的施測 (T1) 則是在開學一週內 (2008年九月中)，第三次 (T2) 則是入學一個月後 (2008年十月中)，第四次 (T3) 則是開學五個月後 (2009年一月)。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來檢驗所有研究假設。在體制式社會化戰術的效果方面，研究結果顯示T1時，體制式社會化戰術對個人與組織配適度及組織承諾具有預測效果。在T2時，體制式社會化戰術情境的新生除了毅力和適應力及生活技巧外，對所有的社會化結果都有預測效果，且社會化自我效能和目標設定中介前述關係。而在T3時期，體制式社會化戰術只對離校意圖、精通一般原則性知識、適應力及生活技巧有預測效果，但社會化自我效能和目標設定並無中介效果。在主動性人格的效果方面，在T2時期除了離校意圖外，對所有的社會化結果都有預測效果，且社會化自我效能和目標設定在前述關係中大多都有中介效果；但在T3時期主動性人格對社會化結果就都無預測效果。而在體制式社會化戰術和主動性人格的交互作用方面，其僅對T2的學涯定位有影響。研究者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結果、理論與實務意涵加以討論。 /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researcher examined whether the socialization tactics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affected socialization outcomes. This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newcomers who involve in high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tactics and with high proactive personalities will have better socialization outcome (P-O fit,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intention to quit, organization satisfac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Additionally, mediators of the above relationships were also examined. This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socializational self-efficacy and goal setting will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mentioned above. In addi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ization tactics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will also affect the socialization outcomes. Present study applie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and subjects were freshmen of NCCU in 2008. Four-time data collections were engaged. The first test (T0) was delivered only to the freshmen who joined the orientation camp in the early September of 2008, and the data was collect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amp. The second test (T1) was delivered with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semester around the mid September of 2008. The third test (T2) was delivered after one month in the mid October of 2008. The last test (T3) was delivered in five month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around the January of 2009. Present study used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am all hypotheses. For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ization tactics, during T1,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effect of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ization tactics was significant on P-O fit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During T2,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effect of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ization tactics was significant on all socialization outcomes, except perseverance and adapability and life skills. Additionally, socialization self-efficacy and goal-setting were mediated the above relationship. During T3,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effect of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ization tactics was significant only on intention to quit, knowledge and mastery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dapability and life skills, but socialization self-efficacy and goal-setting were not mediated the above relationship. For the effects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during T2,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effect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was significant on all socialization outcomes, except intention to quit. Additionally, socialization self-efficacy and goal-setting were mostly mediated the above relationship. Nonetheless, the main effect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on all socialization outcomes was not significant during T3. For the effec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ization tactics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the main effec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ization tactics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was significant only on career orientation during T2. Finally,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台灣海峽兩岸兒童政治社會化研究 一小學國語教科書內容分析之比較 本論文全一冊，分五章十四節，共五萬餘字，概略敘述如下： 第一章緒言。闡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並於第二節中探討以往學者做過 的類似研究，以明優缺點，做為本研究的參考。 第二章敘述政治社會化的涵義與理論。 第三章首先闡述學校的政治社會化功能，再論述台灣海峽兩岸的教育理論基礎及雙方 的小學教育目標、小學國語教學目標，並加以比較，以視雙方教育的差異。 第四章用內容分析法的頻數、百分比率量化台灣小學國語課本及大陸小學語文課本， 分析其內容說些什麼；並利用方向模型探索雙方教科書內容如何說；然後加以比較， 印證四項假設：（一）大陸教育政治性高於台灣。（二）大陸教育政治方面偏重意識 型態的灌輸。（三）台灣教育政治方面注重權威角色的認同，所以強化兒童的政治社 群概念。（四）台灣教育重視倫理道德，因此德育類佔的比例較大陸高。 第五章結論。除了說明研究發現外，並檢討研究缺失，進而提供意見予今後有心做這 方面研者的參考。

職業不僅是一項工作，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行為，它擁有個人性與社會性的特質，對職業的認識，被視為是有用的工具，亦是成為社會人的重要起點，因此我們更不可忽視自年幼時期，與職業的互動、獲得職業相關知識的情形，而職業有許多面向可以探討，本研究關注於職業工作內容、職業社會階層、職業社會分工、職業性別角色、職業與年齡等與職業相關之面向。 兒童期、早期社會化是人生歷程裡重要的階段，此階段開始對職業有初步的了解與模仿行為，透過社會化的過程，習得有關職業的社會知識。國小是兒童時期最重要的社會化機構之一，是兒童接收價值觀念、多元教育的關鍵場所，其中，教科書成為國小此一社會化機構的重要代理人，教科書不僅是老師教學的工具，也是學生接觸最頻繁的學習來源。 因此本研究欲透過內容分析法，檢視國小國語、社會教科書，每一課之文字內容與圖像，整理與詮釋有關職業社會化的訊息與意涵。研究對象主要包括兩時間點所出版之教科書，即國立編譯館依六十四年公布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編輯之國語、社會教科書，以及翰林出版社依九十二年公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編輯之國語、社會教科書，以此做為統編本與審定本依據不同標準編輯的兩時代教科書代表，整理、分析國編版、課綱版之教科書內容，在職業社會化相關面向上的呈現差異，是否有特定認知、形象或意識型態，從中觀察與歸納職業社會化意涵如何變遷，以探究我國兒童由教科書所接收之職業社會化知識。

自從政府在1994年將「師範教育法」修訂為「師資培育法」後，新制度下的師資培育政策徹底改變了師範教育的制度與結構，由封閉的師資培育走向開放；由單一的師範院校培育走向多元；由公費培育走向自費；由培育與任用合一制走向分途制。其中引起最大爭議莫過於2004年5月5日修正頒佈的《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中所頒佈的新制教育實習制度。在舊制的實習制度中，實習教師在為期一年的實習中每個月均領有8000元的實習津貼，隨著師資培育政策的開放與多元化，師資班不斷的增設，實習教師數量也越來越多，加上政府財政吃緊，龐大的實習津貼自然成為政府不小的負擔。為抑制多元師資培育政策下所培育出的師資人力供過於求的現象，並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新制實習有以下重大改變：1.明訂教育實習課程改為半年，在修畢教育學程後可自由選擇上半年或下半年進行。2.將實習正式納入教師職前教育的一環，並將實習教師的身份正式定位為學生。3.取消實習教師每月8000元實習津貼，且在實習期間需繳納四學分的學分費。4.實習結束後增設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凡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才可繼續參加競爭更為激烈的正式教師甄試。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結合HRD之觀點探討變革後的師資培育政策中的教育實習制度是否有助於提昇輔導準教師轉化為正式教師。 本研究進行正處新舊實習制度交替之過渡時期，期間適逢教師資格檢定與教師甄試，得以持續完整紀錄、追蹤受訪者參與教育實習歷程，研究發現師資生在進行生涯決策前，普遍未能得到充足的資訊，且多數初次進入社會工作的新鮮人，需仰賴家庭提供經濟支持，才能完成教育學程。面對教職名額僧多粥少的壓力，實習生容易忙於準備考試忽略實習，而實習進行中的社會化歷程亦是影響師資生日後生涯決策的重要因素，多數受訪者對半年實習制度，均表示肯定其有助於初入職場的新鮮人對生涯試探的體驗，但無法深化對教職的瞭解與完成社會化歷程。

本論文研究我國大學生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分布狀況，探究何種社會背景因素會影響其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形成，並分析後物質主義價值的不同是否造成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差異。 Inglehart研究發現西方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與科技快速發展，教育水準提升，大眾傳播媒體盛行，人民不再受到戰爭的威脅，這些政治經濟等系統層面的變化，促使個體層面發生改變，人們的對歸屬感、尊重與自我實現的需求增加，越來越多人擁有處理政治事務的技術，群眾對政治參與的程度增加，價值觀也由物質主義價值朝後物質主義價值變遷。Inglehart對後物質主價值的興起提出兩項假設：稀少性與社會化。根據Maslow所提出的「需求階層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各種需求有先後順序與高低層次之分，只有在低層次的生理、安全等需求獲得滿足後，才會去追求較高層次的審美、自我實現等需求。個人對於那些相對匱乏的事物會優先去滿足，個人價值優先順序反映其所處的社經環境，但兩者間並非直接關連，而是包含了時間的延滯，個人基本價值觀受到青少年時期和成年初期時生長背景與歷史經驗影響，長期反覆不斷的社會化，至成年前期以後，重要價值取向發展才算完成。 本文以西方研究理論為基礎，透過「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二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面訪調查的資料，來探究我國大學生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結果發現我國大學生擁有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比例偏低。藉由迴歸模型分析，得知影響我國大學生後物質主義價值形成的因素主要為性別、修讀學科與權威性人格，而非西方學者認為的成長時期之社經環境。整體而言，性別為男性、修讀人文社會學科，以及權威性人格低的大學生較傾向後物質主義價值。 至於在大學生政治態度與行為方面，有影響的變項主要為民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與政治興趣等變項，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力不太明顯，只有在社會改革與安定的議題立場和對政治媒介的參與面向上達到顯著。大學生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比例愈高，愈不安於既有現狀，愈偏向追求社會改革，對於政治參與的意願也較高，會抱持較正面肯定的態度，積極的透過各項可能的管道來參與政治，發揮自身對政治的影響力，因此對政治媒介參與的頻愈也會愈高。後物質主義價值對政治態度與行為的影響之所以有限，可能與目前我國大學生具有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比例普遍偏低，社會上後物質主義價值尚未普及有關。

在1989年捷克「絲絨革命」的過程中，幾乎所有捷克共產黨領導人都被迫辭職下台，因此共產黨對政府的控制完全瓦解，其後，捷克進行一連串的民主改革，努力想擺脫共產體制帶來的種種不良影響。之後，歷經1993年與斯洛伐克的和平分裂，捷克共和國正式成立，並開始積極推動中、東歐地區的整合，進而達到加入歐洲聯盟的目標。終於，在2004年，歐盟完成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擴張，新加入的成員共有十國。其中，捷克不但在入盟談判中一直表現良好，更於2009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以成熟穩健的態度負責協調並舉辦歐盟的議事活動，也順利完成任務。因此，捷克的民主轉型是應該受到肯定的，而在整個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我認為歐盟在捷克所推動的國際社會化是最重要的因素，歐盟提出的政治條件，促使捷克朝向民主與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同時，在轉型的過程中，捷克必須接納的國際規範，最後也成功內化到捷克國家體制內，只是在不同政策領域中，有不同程度的實踐。因此，本文使用建構主義的理論架構，對歐盟與捷克的案例進行檢視，希望透過比較分析實際情況與理論觀點的異同之處，一方面將國際社會化概念的內容具體化，也藉由實際情況對理論內容做補充，使本文的研究發現成為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