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文獻上對於市場競爭與經濟成長之研究僅侷限在研發市場的競爭，而非產品市場的競爭，本文目的則在於探討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本文將產品市場結構設定為寡佔市場，並設定技術進步的方式為不完全的創造性毀滅，得到產品市場的競爭對經濟成長的影響，須視市場結構參數的大小而定。本文模型顯示，當廠商的家數增加時，同時會產生兩種方向不同的力量，一方面是廠商利潤的下降及技術的障礙，使得競爭不利於經濟成長；另一方面為廠商的家數增加時，被淘汰的機會也隨之增加，因此必須投入更多的資源在研發上面，進而促進經濟成長。兩股力量的相對大小決定競爭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本文前段以Barro(1990)一文中的“生產性政府支出”模型為基礎，依次融入定額、比例、線性累進與級距累進四種所得租稅制度。文中除了對各稅制與經濟成長的討論外，對公共資本的在各稅制下的配置問題亦作了探討；除此之外，亦觀察各稅制對原本生產函數的影響，以致在長期時不同的租稅制度下的經濟發展有不同的結果。 本文後段，藉著傳統以個體為出發點租稅逃漏的探討，我們將逃漏租稅及政府偵查的機制放入了模型當中。討論中發現，累進性的租稅除了扭曲資源配置，也妨礙了私人資本的形成，以致經濟漸走下坡；由家戶所得規避的行為，可以讓使用無效率的資源轉供家戶利用，重新恢復經濟的成長。另外，本文亦對政府所得級距精簡的租稅改革措施提供了理論基礎。

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建構一個包含金融中介之內生成長模型，探討當金融中介受到存款準備率的限制時，政府的貨幣政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本文主要有二個部份，其一為一部門模型，所有消費財（包括現金財與信用財）與投資財（包括實體資本與人力資本）皆由一種生產函數所生產。其二為二部門模型，現金財與投資財由一種生產函數生產，信用財由另一種生產函數生產。金融中介在本文中負責吸收消費者的存款，並放款給廠商以購買生產所需之一部份資本，其本身並不使用任何資源。 在一部門模型中我們發現，存款準備率的存在會擴大政府貨幣政策的效果，存款準備率愈高，經濟成長率愈低，這是因為存款準備率的存在會扭曲資本的分配，使投資減少。在二部門模型中卻正好相反，存款準備率提高反而使經濟成長增加，這是因為在二部門模型中，成長的動力在第一部門，存款準備率提高使得資源由第二部門流向第一部門，故經濟成長率提高。 由本文可以知道政府對金融中介的限制的確會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存款準備率的存在會干擾資源的分配，但是其對經濟成長的影響方向則不一定，要視廠商透過金融中介所取得的資本用於生產何種商品而定，若用於生產資本財，則存款準備率提高會降低經濟成長率，若用於生產消費財，則存款準備率提高會增加經濟成長率。

股價報酬與經濟成長的關係雖有許多理論上的支持，但進行跨國比較時仍未有理論能夠分辨，因而提出三個問題進行研究，想探討的也就是常聽到的這兩句話「股市是經濟的櫥窗」、「股市是經濟的先行指標」是否成立。 　　針對所提出問題的理論基礎先做清楚的釐清，發現消費與投資是影響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從制度面進行新的推論，找出「財產權保護」、「內部交易」兩變數做為分類的標準；將預計實證的結果分為「健全的股市制度」與「未成熟的股市制度」兩大類陳述。本文以股價指數(SI)代表金融面、工業生產(IP)代表實質面、財產權保護與內部交易兩制度變數做為分類的依據，針對二十四個國家進行跨國比較，研究期間最早從1981年1月到2000年12月，在此採用最一般化的模型以進行跨國比較，採用 Granger Causality 之因果關係檢定，將實證結果分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依序探討。 　　雖然並無直接的證據支持預計實證的結果，但經由三階段的分析仍可發現股價報酬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強弱、領先程度應該和市場健全發展有直接關係，雖然內部交易與財產權保護兩制度變數無法捕捉健全市場的全貌，但仍扮演一定的角色。唯有股價報酬與經濟成長的關係較強，才不容易形成泡沫危機；也唯有股價報酬領先經濟成長的時間較長，才有可能從政策面著手緩和景氣循環的波動，因此提供一個健全發展的金融環境非常重要。

本文研究了不同國家在不同所得的情況下，該國國內人口聚集的差異程度對於該國經濟成長是否帶來了不同的影響。在橫斷面的分析部分採用了普通最小平方法，在長期追蹤資料的部分則是採用了系統性動差法去估計。本文利用了都市化人口比例來衡量人口集中在都市的程度以及等級規模係數來衡量都市間人口多寡的差異程度。而本文的實證結果支持了Williamson假說：人口聚集只有在一國的開發程度達到某一個門檻之前才會對經濟產生助益，而這一個門檻根據本文的估計為人均所得為7100美元的時候。而另外本文的結果也得到了愈貧窮的國家，都市間人口發展愈不均衡的話將會帶來不利的影響。

隨著全球化與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普及與受到重視，國際間資本與人力流動越加頻繁，因而造成世界各國均面臨強大的國際競爭壓力，而紛紛力求可以打造吸引國際資本停駐投資之最佳環境，其中北歐四個國家，就冀望透過採取雙元所得稅制 (Dual Income Tax, 以下簡稱DIT) 的租稅制度改革，來改善國內投資環境。DIT係將所得來源依勞動所得及資本所得分成兩類，對勞動薪資所得課累進稅率，而資本所得按比例稅制稽徵，其目的即盼望促進資本累積，並降低租稅對資本所造成的扭曲，建構一個取消租稅優惠，同時可以擴大稅基的租稅環境。為了探討DIT究竟對於經濟成長有無助益，本研究利用歐洲18個國家從1983年至2008年之總體經濟追蹤資料，以是否實行DIT為主要虛擬變數，同時加入文獻中所舉出影響經濟成長之幾個重要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果發現，實行DIT對於GDP成長率的效果並不顯著；但對於GDP之水準值效果卻有顯著正向影響，這也表示就整體GDP相對水準來說，實行DIT的國家，其GDP水準值本身也會較高，但卻不一定對GDP成長率有明顯的助益，究其原因可能為實行DIT稅制或許對GDP有正向的效益，但這效果可能出自於其國家自身經濟實力已經相當不錯，而當經濟發展程度已達到了某種臨界值，要再求GDP之成長率能夠顯而易見的提升，往往會有所難度，因此實行DIT對經濟發展就無法再有太大的激勵效果。 台灣近年來也致力於稅制改革，於效率面的考量上，DIT不失為一項值得努力之方向，然而事實上不可能存在一個可以保證完全讓人都滿意的稅制，所有方針都是在不同考量下做出取捨，因此不妨參循DIT的細節與版本來加以改良修正，針對個別國家發展特性與民情來制定稅制，才是所有政府值得努力與應該思考的方向。

自1987年7月15日台灣宣佈解除戒嚴後，開放黨禁與報禁，民主開始蓬勃發展，人民也有充分表達意見自由的機會，而2000年3月總統大選後，台灣第一次發生政黨輪替，並首次出現少數政府，自此之後，執政黨與在野黨即經常性的發生衝突情形。2001年，更是台灣史上第一次 -2.17%的經濟成長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公布2006年世界競爭力排名為第18名，較2005年退步了7個名次，其中在全球61個評比的經濟體中，「政治不穩定風險」評比為第58名，實在有檢討的空間。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以1990 至2005台灣的選舉結果及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的時間序列季資料（quarterly time-series data），搭配計量模型的估計，探討台灣政治勢力的衝突（以泛藍與泛綠得票比率差距表示）對於國家整體經濟成長有何影響？最後，藉由研究政治衝突對立之程度對總體經濟成長之影響，研究提出具體政策及建議。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政治衝突將顯著影響台灣經濟成長。換言之，當台灣政治衝突情形越激烈（即藍綠兩陣營支持度差距越小時），經濟成長率將會越低。此外，政府支出成長、投資成長與出口成長，也是影響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 另外本文利用2001年的時間虛擬變數，探討一般認為2001年可能因結構性變動之關係，而造成當年度經濟成長率的下降。結果顯示在本估計式中支持這樣的假說，也就是在2001年確實有其它因素導致當年度經濟成長相對低於其他各年度之情形。 / Taiwan’s democracy has developed dramatically and its people have gotten opportunities to freely express themselves since the KMT（Kuo Min To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from mainland china）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prohibition on the foun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granting of newspaper licenses on July 15, 1987. Authority rests with a minority government since the DPP came into power. Conflicts between the opposition and ruling parties in Taiwan have been increasing sinc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March, 2000. For the first time Taiwan’s economy growth declined about 2.17% in 2001. In 2006, Taiwan’s economy was ranked as the 18th most 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Switzerland (IMD), degraded 7 positions in 2005. In addition, Taiwan’s political stability ranked 58th among the 61 countries in the above research study. As a result, the author is attempting to research how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influence the economy. This research uses a model that estimates the election’s economic impact by combining Taiwanese election results with quarterly time-series ratios from Taiwan’s 1990 to 2005 GDP.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political conflicts impact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The survey us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atio of votes for two political groups—the pan-blue and pan-green camps. Conclusions from the data found a low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riods of intense political conflict. Moreover, economic growth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overal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vestments and exports. Since the 2001 economic decline was so precipitous, this analysis adopted a time variable and used 2001’s data for comparison. Of course, various factors might have caused 2001’s low economic growth rate, but the original hypothesis was supported by the reckon estimating type.

在過去，經濟研究的議題著重於如何發揮生產效率的極大化或是消耗資源的極小化。然而自工業革命後，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環境的改變已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使得人們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必須停下腳步，關心環境的永續經營與發展。天津是中國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之一，2012年3月英國經濟學人訊息部（EIU）公布調查報告，天津市的經濟競爭力居全球之冠；另一方面，自2006年起天津市成為中國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之一。鑑於天津市在經濟增長以及環境保護方面的具體成果，是以本文希望透過對天津市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模式的研究，藉由現有文獻中探討影響經濟成長之環境決定因素，特別是針對與天津市同質性較高的中國各省、直轄市的狀況去探討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間的關係，再藉由天津市改革開放後的實證模型分析，理論與實務交叉比對，逐一檢驗天津市經濟成長及本研究參數假設，期望藉由模型分析經濟成長和環境保護能否共存。將實證結果形成具體政策與建議，提供學術研究與政府單位做為參考。

近年來, 服務貿易在國際間愈趨頻繁, 因此不論在國內外皆有相關研究探討服務貿易協定的簽定是否能為一國經濟帶來成長。即便如此, 服務貿易的自由化是否真能正如過去文獻所述一定會一國帶來經濟成 長? 本文透過延伸 Richard E. Baldwin, Freferic Robort-Nicoud,2008 的模型, 並假設五種知識外溢之型態, 且納入服務生產者異質之設定進行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 簽訂服務貿易協定不一定會為一國帶來經濟成長, 而是取決於知識的外溢效果。知識外溢效果越高的國家, 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後的經濟成長率也會越高。 期盼此結果能給各國是否應簽訂此類協議政策上的策略與建議。

旨在探討經濟成長理論模型，並對西德二次戰後的經濟情況作一實證分析。一章為緒 論，分作兩節，分別說明研究動機與各章要對；二章為對古期與新古典成長理論的研 究，分作三節，分別研討J.A. Neuman, Solow及Ｙ，Itsumi-C Moringuchi 三位學者 之模型；三章為對凱因斯成長理論與貨幣經濟成長理論的研討，分作三節，計有Harr od-Domar, Todin, Sidrauski Macro-oriented 等三種模型；四章是對成長理論作一 彙總研討，分作兩節，分別是Cass，Ｄ從資本面分析之模型與A. Takayama 從技術進 步面分析之模型；五章係對西德之實證研究，分作三節，分別研討西德之經濟情況與 對理論模型的檢驗，最後分析成長的因素；六章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