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的以門檻迴歸(threshold regression)方法，試分析台灣1965到2011年間銀行對民間放款總額(BL)、貨幣供給量(M2)、股市成交值(STV)等三大金融發展指標在面對不同通貨膨脹率時，與經濟成長間的關係是否會發生結構性的轉變。 實證結果發現，支持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之間存在門檻效果，並且以「通貨膨脹率」為門檻指標時，分別可找到兩到三個門檻值：以銀行放款為例，有兩個門檻值將觀測點分成三群，當通膨處於低通膨區(小於3.76%)，銀行放款的成長可促進經濟成長；若通膨率處於溫和通膨區(介於3.76%~5.58%)，估計係數將由正轉負；一旦到達高通膨區(高於5.58%)，通膨將加劇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而影響放款者決策，進而對經濟成長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M2成長率不論通膨率的高低，皆能促進經濟成長。股市成交值成長率也是在低通膨區對經濟有正向效果，但通膨一旦高於門檻值(2.88%)，則轉為不顯著的負面效果。此外，在分析金融發展對經濟成長關係之議題時，本文經由Wald test驗證「通貨膨脹率」較傳統的時間門檻為較佳的門檻變數，其中又以銀行放款(BL)變數的通膨門檻效果最為顯著，大幅提升門檻迴歸模型的效率。

本文利用內生經濟成長模型來探討在一存在有逃漏稅行為的經濟體系下，政府採取租稅融通政策以及貨幣融通政策對於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可能產生的影響。當政府提高稅率時，納稅人會有誘因減少申報所得的比例，藉此提高其可支配所得，故本文將納稅人是否誠實申報所得的比例視為逃漏稅的行為，且政府可藉由逃漏稅稽查政策以及所得稅率來影響代表性個人誠實申報所得的比例，而代表性個人誠實申報所得的比例亦會影響政府最適所得稅稅率。另外，政府在融通其公共資本支出時，除了可採取租稅融通外，亦可採行調整貨幣成長率的貨幣政策，即貨幣融通政策。透過本研究的數值模擬分析，我們發現到在逃漏稅的經濟體系中，當消費與投資在一特定交易付現限制的設定下，且政府公共資本支出不具有生產性功能時，若政府同時採取租稅融通和貨幣融通，其最適稅率應為負，亦即此時須採取補貼政策，表示政府應全部採取鑄幣稅收入來融通其支出並搭配補貼政策，當稅率越低，代表性個人會誠實申報的比例會越高，藉此獲取更多補助稅額，且租稅融通對經濟成長造成的負向效果大於貨幣融通對經濟成長造成的負向效果。

長久以來，經濟成長一直是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而經濟成長模型則提供解釋經濟成 長過程的理論基礎。此外各國經濟成長率的差異亦是成長模型所關心的問題。以往， 新古典的成長理論解釋長期的經濟成長率是外生技術進步所造成，財政政策扮演無關 緊要的角色，僅僅影響過渡動態調整。直到近幾年，Romer(1986b)提出內生性成長模 型後，長期的經濟成長率決定於偏好與技術的參數。而Barro(1990) 利用此內生性成長模型的概念，導出政府財政政策是內生性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 本文擬介紹數種包含政府部門在內的內生性成長模型，首先假設在封閉經濟體系下， 單一資本累積的成長模型。透過以政府支出影響生產函數以及Cobb-Douglas型態生長 函數的假設，我們可以討論單調遞增，遞減以及固定成長率的經濟成長模型，因此本 文模型延伸了Romer)1986b),Barro(1190),Xie(1991),Rebelo(1991) 等人的內生性成 長模型。從這些模型中可看出政府支出對每人消費，資本及產出成長率的影響。由於 政府支出與租稅具有外部性，使得競爭經濟下所求出的投資報酬與經濟成長率低於社 會計劃經濟下所求得的結果。 / The conventional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s attribute the long-run steady-state growth to the ex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government’s fiscal pol-icy can only affect the dynamic transitional path toward the steady state. In recent years, Romer (1986b)first proposed a growth model in which the long-runrate of growth is endogenized. Following Romer, Barro (1990) examined that the fiscal policy may be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untry’s long-runrate of growth. Building on Barro’s model, this thesis presents three models of endogenous growth. Each recognizes that government spending can influence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exhibits an overall 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and 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These models show that the fiscal policy has effects on the growth paths of pre capita consumption, private capital stock, and output in a competitive eqilib-rium. Furthemore, the competitive rate of return of capital may be lower than that under the central planning economy, because the external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are excluded from the individual household’s perspective.

影響地價之因素眾多，其對地價之影響方式及效果亦非常複雜。本文以台北市城中、 大安、松山及內湖四個行政區住宅用地為研究範圍，將地價變動劃分為一般變動及特 殊變動兩種；影響地價之因素亦劃分為一般因素及特殊因素。一般因素屬成長性、漸 進性與累積性因素；特殊因素則屬偶然性、突發性與繼續性因素。並按各種因素影響 範圍之大小，將地價分別按台北市及四行政區兩個階層來探討。 本研究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台北市住宅用地地價變動分析、第三章 ：影響地價一般因素分析、第四章：影響地價特殊因素分析、第五章：寺介變動有關 課題及對策、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略以： 一、影響台北市及四行政區地價一般變動之因素，以全國人口總數及人口都市化之成 長速度最為重要。顯示地價長期上漲，殆係社會發展結果，非私人因素所造成；亦表 示全國性社會因素之變化，充分反映至台北市地價上面，其住宅用地供需範圍，當為 整個台灣地區。 二、影響台北市地價特殊變動之因素，為全國性社會經濟及政治因素。又可劃分為兩 類：一類為具有循環現象之經濟景氣因素，如經濟成長率之高低、新台幣對美元匯率 之高低、貨幣供給率之高低、儲蓄率之高低及物價之漲跌等項；另一項為重大事件因 素，如社會治安惡化及政治情勢之良幣等項。 三、行政區地價之特殊變動，原則上係受系統性因素（即影響台北市地價特殊因素） 影響，惟當非系統性因素（由行政區顯著影響地價因素所構成）之出現與分布不均衡 時，該行政區地價便會發生異常變動。影響行政區地價之顯著因素大部分為實質建設 因素，其項目及影響程度因行政區之不同而異。綜觀之，影響強度較大且影響範圍較 廣泛者依次為遊憩設施、國中國小、道路、新市區之開發及市場等項。其餘如環保設 施、交通設施及市地重劃等項亦有影響，惟強度或範圍均較小。容積率之影響效果仍 存疑，未獲定論。

研究發展是促使科技進步之原動力, 且可帶來產業與整體經濟之繁榮, 技術進步實為 推動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而世界各國莫不致力於研究發展工作。由於企業競 爭日趨劇烈, 為求生存, 近年來投注於這方面的經費也日益增加, 研究發展經費已成 為企業的一項重大支出。除此之外, 投資大眾於評估企業的價值時, 研究發展費用的 資訊亦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FASB發表第二號公報之前, 會計界對研究發展成本之會計處理極為紛歧, 有全部於 發生當期列為費用; 有將全部研究發展成本予以資本化; 亦有將符合特定條件的研究 發展成本資本化, 其余的支出列為費用; 更有先將成本彙記特別帳戶, 俟未來利益實 現時才區分為資產或費用。為解決此實務上之紛歧, FASB乃於1974年10月發布第二號 會計準則公報: 「研究發展成本之會計處理」, 規定所有研究發展成本均應作為當期 費用, 不得資本化。其所持之理由如下: ヾ未來效益之不確定性 ゝ支出與利益間缺乏因果關聯 ゞ不符合會計上資產之定義 々成本與收入之配合 ぁ資本化無助於投資者評估公司未來之收益及風險 對於FASB基於上述理由而將研究發展成本列為當期費用的會計處理, 有些學者對上述 各點提出強烈質疑, 本文均有詳細探討。 會計原則的經濟后果近來一直深受各界重視。會計原則的制定無疑的會產生一些經濟 性的影響, 蓋若無影響, 即無須訂定該原則, 所謂影響包括有利與不利兩方面。基本 上, 會計原則的制訂仍屬技術性的問題, 主要目的在求真實表達營業情況及揭露攸關 資訊。就此而論, 會計原則對經濟后果應保持中立性。FASB No.2 規定研究發展支出 應列為當期費用, 不得資本化, 有人認為會使企業從事研究發展工作之意願降低, 亦 即FASB No.2 之規定會產生不利之經濟后果, 本文對此問題作深入研究, 并探討一些 學者對此問題之實證研究。 研究發展活動對經濟成長的貢獻, 乃人人皆知之事實, 惟那些因素影響企業的研究發 展支出呢? 凈利、銷貨、資金流量, 其他投資機會, 過去的研究成果, 行業屬性、R& D 的投資報酬及控制的型態等均影響企業的研究發展支出, 而政府的財稅金融措施亦 影響企業的研究發展支出。 最后本論文以問卷方式, 探討我國企業對研究發展成本之會計處理情形, 以作為有關 團體進一步制訂此會計原則之參考。

自民國七年北京政府頒行「會計師暫行章程」迄今，我國會計師專業發展日益蓬勃， 對我國經濟成長發揮正面功能。為期對七十年來的會計師制度之演變有所紀錄，故撰 寫本論文。 本論文共壹冊，計分八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我國會計師取得資格之發展。第 三章為我國會計師業務與品質管制之發展。第四章為我國會計師管理機構之發展。第 五章為我國法令對會計師專業之影響。第六章為美、日兩國會計師制度現況。第七章 為如何改進我國會計師制度。第八章為結論。

本論文內容共一冊，約四萬餘言，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緒論 由於未來至公元二○○○年經濟成長對電力需求的需要，以目前發電能量，可否配合 的評估，即電力長期負載預測，至為重要，故本文擬以統計的預測方法，根據自民國 五十八年一月至七十四年九月各產業別（分二十五類）月份電力售電量及住宅電燈售 電量時間數列資料，以二元變量時間數列模式，預測未來公元二○○○年各產業別用 電需求，並透過學者專家，大用電戶對能源使用替代性，未來產業結構性變化，技術 進步的先驗知識以問卷方式加以分析，以調適純由資料預測結果所無法反應的前述先 驗知識。 第二章：首先探討一元變量（UNIVARIATE）自我迴歸，移動平均整合模式（ARZ MA） 。第一節：（１）自我迴歸模式（AR）的自我相關函數（ACF ），相關函數（PACF） 。（２）移動平均模式（MA）的ACF 及PACF。（３）自我迴歸移動平均（ARMA）的AC F 及PACF。第二節：當隨機時間數列非平穩型如何經由差分（DIFFERENCING）轉換（ TRANSFORMATION），形成一般化的自我迴歸，移動平均整合模式。第三節：說明要設 計一預測體系，便是要建立一統計模式，建立過程是反覆試行的，其中包括利用 ACF 及PACF確認模式，其次用（１）最大概似估計法（MIE ）（２）有條件最少平方法（ ３）無條件最少平方法（４）非線性估計法。估計模式節參數，再其次是模式的偵測 檢查，最後利用此模式預測未來的觀察值。 第三章：轉換函數分析（TRANSFER FUNCTION ANALYSIS）簡介二變量（LIVARIATE ） 隨機過程。 第一節二變量AR（PROCESS ）設定、估計、預測、轉換函數模式的探討。第二節利用 交叉共變異，相關係數函數確認轉換模式，並作估計偵測，第三節：預測方法的介紹 。 第四章：討論台灣地區各產業別未來至公元二○○○年的展望及未來用電需求成長， 第一節各產業別解釋變數（生產指數GDP ），回顧與預測結果分析。第二節各產業別 未來用電需求預測結果分析，和台電所作長期負載預測報告作比較。第三節用電需求 預測文獻回顧。第五章：結論與建議，並附產業預測結果和成長趨勢圖、問卷表。

一般在分析總體經濟政策時，所採用的模型皆為單一部門的模型，而有二部門分析的 分獻僅有少數二、三篇，然在幾篇文章中，所探討的只是短期效果，而沒有考慮長期 穩定狀態下的效果，同時在模型的設立中亦皆沒有將政府預算限制式納入考慮，此外 在這些文章中亦皆假設經濟體系為靜態的，而不將經濟成長納入考慮，而本文的目的 即在針對這些缺失，將政府預算限制式，經濟成長納入一充分就業之模型中，並利用 此一模型來探討政策的短期效果與長期穩定均衡狀態的效果，此外試圖對這些政策的 傳遞機能做一詳盡而合理的解釋，最後，將本文的結論與有關文獻做一適當的比較。

中文摘要 關鍵字：勞動條件、經濟成長、勞動基準法、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勞動保護 一國經濟力持續高度成長的充要條件，在於各項資源的配置與利用效率不斷改善，以促進總資源生產力不斷提高。在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效率持續提升的關鍵因素，在於市場機能能否靈活運作。 各國為提供自己的國家在國際上能有一個較為彈性的國際參與與轉型的選擇機會，在全球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趨勢下，都半以整體提升本身的競爭力與區域經濟互動關係來與國際經濟發展連結，換言之，即透過加強個別國家的經濟體質與競爭力，如轉化經濟體質（Agents Transformation），建立與國際間的互動結構（Structure Change）並採取「開放性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原則來與全球化接軌（Global Linkage）。 市場機能的強化，主要視經濟自由化、國際化與法制化的步伐而定。企業勞動運用的彈性大小攸關其生產資源調度的靈活支配，為因應全球化國家間的貿易互動頻繁，企業的強化重點即在市場機能的強化，即在貿易、服務、投資與勞務流動間提供更多的彈性以加強緊密的整合。 然而勞動法制對勞工與雇主的直接規範並不利於企業的彈性運用，是以世界各國與國內之企業代表有鬆綁法令的疾呼，故企業要能靈活運用勞動，必先瞭解勞動條件對企業經營間接所造成的影響性，方能有效的運用勞動力，靈活的調整生產資源的投入，以創造更多的利潤。 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物價及就業的穩定上，勞動條件的制定標準與企業能否彈性運用將是兼顧市場成長與穩定的關鍵。 本研究以21個國家為主體，選定勞動保護的二個構面（就業機會之保護、勞動基準之保護）做探討，以其主要或部分勞動條件保護內容做被解釋項，以影響總體經濟指標之失業率、經濟成長率及物價上漲年增率為解釋項，欲分析出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再依上項研究結果所發現之九項勞動條件，依其與經濟指標之相關性給予權數配分，分二部分對各國國家做出企業運用勞動自由度的評比，用以了解勞動條件對企業運作的重要影響性。第一部分取有關工時規定之勞動條件做出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之國際比較；第二部分則選定擁有獨立勞動法令之東南亞國家，進行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之國際比較。 本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研究結果發現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的表現具有重要的影響性。而以對工資、工時直接影響的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表現最具有明顯相關。而對工資、工時間接影響的勞動條件則較不具相關。在僱用童工最低年齡與經濟表現所得之發現結果有違於國際人權發展，故作者不建議企業運用此部分之研究。 二、從各國的經濟情勢比較，在工時方面，世界各國皆已有朝向縮短工時之趨勢發展，由本文研究得到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並非以提高工時來增加產能。 三、就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情勢分析，在整體的勞動標準上，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最高的國家是台灣、菲律賓及新加坡，而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最低的國家是印尼及泰國。 四、以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與總體經濟指標作圖，得到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愈大，失業率有上升的趨勢，顯示企業靈活運用勞動條件的彈性愈大，其勞動雇用量的調配彈性較佳，但會影響失業率的波動。運用的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愈大，其經營成本的調整彈性愈大，獲利空間也愈大，其經濟成長率也愈高；且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愈大者，並有助於降低消費者物價的上漲率。 本研究綜合，鬆綁法令、解除管制及增加管理彈性乃是吸引外資、增加企業競爭力及減少失業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勞動條件規範的良窳乃是其重要的成功關鍵。

本文探討人力資本及金融發展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設定使用translog生產函數，以世界73個國家作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為1980~2000年共計21年，建立平衡縱橫資料，採用最大概似法估計各項係數，分析要素投入與經濟成長間的關係，及經濟體系中成長狀況是否符合「收斂假說」。最後，利用估出之係數，計算各類相關生產力指標。 主要的實證結果為，(1)除了實質資本外，人力資本與代表金融發展之代理變數實質貨幣餘額，皆對經濟成長具顯著性的影響；(2)經濟體系呈現發散的情形，結果支持內生成長理論；(3)資本、貨幣與人力資本之產量彈性平均值皆為正值，其中以資本的產量彈性最高；(4)經濟體系有發生技術進步的現象，且逐漸接近其生產邊界；(5)總要素生產力平均每年成長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