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企業近年來先後赴海外投資，從南進到西進，其赴海外投資目的也不一，但歸納起來不外乎銷售市場的考量、生產成本的考量、租稅優惠的考量、國際租稅整體規劃及國際行銷策略佈局考量，而企業從成長到茁壯沒有資金的支援是無法完成的，從財務角度而言長、短期資金的籌募與運用與企業整體營運規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上市為企業籌集長期資金的最有效途徑之一。

隨著全球化的腳步不斷加快，臺商持續擴大其全球佈局，對海外投資的金額不停的增加，對資金的需求也日益殷切，由臺商的全球佈局可知道，臺商赴海外投資金額及件數以中國大陸最多，但臺商若要赴中國上市有諸多的問題和限制，而臺商若選擇在臺上市或返臺上市，則對大陸投資比例有淨值40％的限制，因此，在現行兩岸法令的限制下，臺商不得不尋求其他方式赴海外上市，以降低企業的資金成本，而鄰近中國的香港，是目前臺商赴海外上市家數最多的地區，亦是臺商選擇跨國上市的優先考量。而隨著新政府的上任，宣告許多兩岸政策的鬆綁，若政府解除或放寬對大陸投資的資金限制，那麼台商是否仍有赴香港上市的必要?究竟台灣上市或香港上市何者是臺商的最佳選擇? 本研究試圖就市場面、制度面、財務績效分析台商在臺灣上市與香港上市，得到的結果如下：臺商在港、臺上市之制度面比較，臺灣資本市場在國際化程度不若香港，香港在整體資本市場的環境，無論是在上市標準、上市流程、金融監理、租稅規劃、政治穩定度等績優於臺灣，唯香港上市的成本過高，不利於中小企業上市，因此，臺灣在上市成本方面，較香港佔優勢。臺商在港、臺上市之市場面比較，香港無論是在上市公司家數、市值占GDP比例、成交金額等，都勝過臺灣，而臺灣在本益比、流動性等，卻勝過香港。臺商在港、臺上市的績效表現，臺商在香港上市無論是在收益力、活動力、成長力均優於非臺商在香港上市及臺商在臺灣上市，唯有在安定力方面，臺商在臺灣上市較具有優勢。此研究結果可做為臺商企業將來選擇掛牌市場之依據，政府推動臺商回臺上市之參考。

本論文試圖探究多數具有宗教信仰的臺商，在管制宗教政策下的大陸移居地如何進行宗教活動、維持信仰需求；同時，在此處境下，宗教信仰是否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彼此間有何變化關係和意義。本論文根據2009年至2010年間在上海地區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蒐集34位受訪臺商的訪談記錄及相關文獻與資料，並運用美國認同心理學家Erikson的宗教認同理論，與相關研究案例比較、分析之後，可提出以下四個主要的研究結果：(1)臺商為因應大陸管制宗教政策之環境，衍生其因應策略，發展出以定期集體運用私人籌措宗教資源為主的幾個宗教運作模式。(2)宗教信仰對臺商在移居地的工作與生活仍有影響力，不僅運用為企業倫理，也發展為產業項目。(3)縱使身處管制宗教與無神論意識形態的環境，臺商仍有其宗教本質層面的需求而皈依或改宗。(4)臺商原有的宗教信仰對其影響越大，越能維持對原居地的認同；相對地，臺商若對移居地認同漸增時，也會對當地宗教事務產生認同感，進而又增進對移居地的認同。本研究可證明宗教信仰與臺商的身份認同及其變化之間具有相關性，可補充學界對於臺商、移民與宗教等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與範圍。

捷克從市場開放至今，是許多從事資訊電子業的臺商在歐洲投資首選地。學術界關於捷克經貿的研究甚多，但對於臺商實際於捷克營運的個案研究極少，因此本研究企圖著眼於臺商在捷克實際營運案例，說明臺商過往至今所面臨的問題挑戰及應對方法，提供有意至捷克投資企業的參考。 　　本研究分別針對公司的能力、地主國的環境、國際化的動機對臺商在捷克的經營方式有何影響，進行討論，進而提出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臺商在捷克的營運管理上，碰到最大的困難與挑戰為捷克的法規與文化。法規的部份，捷克的勞工法較臺灣嚴格，員工申訴的管道也相行暢通。文化方面，捷克勞工公私分明，不會願意為公司犧牲私人時間加班。故臺商後來多與越南的勞力仲介公司合作，並聘請一位捷克籍的人事經理，擔任勞資雙方的橋樑。不過總體來說，捷克籍的員工對於權威的服從性高，所以管理起來相對容易。 / Czech Republic, from its market opening until now, has become the primary investment target for many Taiwanese ICT firms. Lots of research has discussed the business trading in Czech. Nonetheless, few works mentio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s of Taiwan-based firms. This research aims at studying the cases of Taiwanese firms operating in Czech, and illustrat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s the reference for other firms who intend to invest in Czech in the near future. Research outcomes indicate that the biggest challenge Taiwanese firms face is the regulations and culture. From the aspect of regulations, Czech has a more restrictive code of conduct on labors. In addition, labors’ claims in Czech are much easier. From the aspect of culture, labors in Czech distinguish the company’s interests from their own by not sacrificing their private time for overtime. With above, Taiwanese firms then increasingly cooperate with Vietnamese manpower agenc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hire a Czech human resource manager as the bridge between the workforce and management. Generally speaking, Czech labors are more obedient to superior orders and thus are much easier on management.

本文之目的為研究臺商對大陸投資和外人直接投資對臺灣房地場市場的影響，以大臺北都會區、大臺中都會區、大高雄都會區為分析對象，資料取樣期間為1993年第一季至2005年第4季，實證發現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只對工商業發達的大臺北都會區與大高雄都會區有顯著的影響力。在中古屋市場，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皆為正面的衝擊，顯示外人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帶動房地產景氣的提升造成房價上揚，而且資金外移對於國內房地產市場投資不會出現排擠的現象；新屋市場上，臺商對大陸投資在各地區皆為負面影響，外人直接投資除了大臺北都會區為正面的衝擊外，臺灣地區、大臺中都會區、大高雄都會區都是負面的衝擊。由於中古屋市場與新屋市場之間具有替代性質，而且中古屋市場為主要的買賣市場，因此會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古屋市場的投資會排擠到對新屋市場的需求。

境外臺校依我國教育學制與宗旨辦學提供我國籍學生正規教育及臺灣文化傳承功能，協助臺商子女完成學業並銜接升學，並且成為「臺灣教育櫥窗」。臺商學校的發展深受許多環境條件影響，包含了兩岸關係、國內外法令限制與政經局勢，而辦學經費與資源、教育人力流動等更對臺商學校發展影響甚深。綜觀境外學校現況，臺商學校辦學與發展仍有許多未知因素，作為臺商學校教職人員是如何看待自身學校的環境不確定？而哪些關鍵因素影響學校的發展？臺商學校又該如何因應？ 本研究探討上海臺商學校，找出境外學校辦學時會面對哪些不確定性因素，並且影響境外學校成功的關鍵因素。其次，藉由建立多元情境，以新分析工具來思考外未來策略，並檢視未來未知預測，幫助臺商學校系統研討不確定性對選擇不同策略下的影響。在發展多元情境後，針對各個情境做出策略制定，供主管機關及海外學校參考。期待組織在面臨當下各模擬情境，亦保持其彈性，以應環境的不確定性，緩減環境波動所帶來的影響。 本研究所採用研究方法為質性研究法中的個案研究，個案選擇上海臺商子女學校經營營運中的重要歷程與執行細節進行深度訪談與討論，完成研究資料的收集。經過資料的整理與歸納，瞭解臺商學校將可能遭遇的環境不確定性因素，在這些不確定性因素下所發展的情境來模擬出一套因應策略。藉由整理專家意見與個案歸納，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總結為以下三點： 1. 上海臺校發展不確定性因素與關鍵因素 2. 關鍵不確定性因素所發展情境模擬 3. 根據多元情境中上海臺校的因應策略

自1979年以來，中共實施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吸收國外資金，希望藉此改善國內資金不足的問題；再加上大陸地區勞動力充沛，勞動成本低廉等誘因，中國大陸便成為外商海外投資的新選擇。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擁有豐沛的勞動力是外商企業紛紛赴大陸投資設廠的最主要考量因素，但是三資企業在勞動力招募方式與管道方面卻鮮少有相關文獻予以論述，再者一般工人數量上相當充裕，招募上不虞匱乏，但是管理幹部與技術人員在數量上則未必如此充足，二者間在企業內的招募方式勢必顯得大異其趣，因此外商企業赴大陸所採取的員工招募方式真相與一般員工和管理、技術人員在招募管道的差異，是我們亟欲了解的課題。大陸勞工受到中共長期以來實行「統包統配」制度的影響，工作態度較不積極，對企業的認同感以及對事物的價值觀均與其他國家勞工不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外商企業是如何管理大陸員工？員工在進入崗位前是否必須先接受一定的訓練課程，以激發工作潛能，改變工作態度？隨著臺商到大陸投資家數的不斷增加，我們實有必要針對企業內勞工管理及訓練問題做一深入探討。此外，外商企業初到大陸投資時，往往考慮到信賴程度和易於控制等因素，將管理及技術人員由臺灣派駐人員擔任，這固然可以作為一時的權宜政策，但是隨著投資年限的增長，我們除了有必要了解海外派遣人員之所以願意赴大陸開疆闢土的原因，也應針對海外派遣人員之選派與管理事項，進行了解；以使外商企業所遭遇之困擾降至最低。另一方面，臺商企業赴大陸投資設廠，早日推動管理幹部或技術人員本土化政策，是臺商企業必須予以正視之課題，本文也會針對臺商企業是否有具體的策略，來發掘當地幹部人選並加以培育？在推行過程中又會遭遇何種困難？這些都是我們希冀了解的問題。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即成為全球企業、資金競相湧入的地區。然而，大陸經濟快速的發展，除帶來經濟成長率，卻也造成分配不均、環境污染、區域發展失衡等社會矛盾。為了解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失衡，中共於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並以此作為「十一五」期間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產業轉型升級的論述基礎。本論文透過東莞「大麥客」和昆山「臺灣商品交易中心」的個案討論，分析因應大陸中央轉型升級的產業政策，地方政府如何建立一個跨界治理的系統來支援全球化脈絡下的跨界生產？華東昆山和華南東莞，又有什麼樣的不同？兩地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治理模式建立轉型升級的規範？臺商如何透過臺商協會，建立與政府之間的聯繫工作，並參與規範的建立？不同地區的治理模式是否有不同的差異？是地方政府較為強勢主導規範的建立？亦或是由臺商透過臺商協會的平臺影響政策，建立規範？ 本研究以跨界治理概念分析東莞、昆山兩地的產業轉型升級策略，可以得出幾點結論：第一，推動東莞、昆山跨界治理的驅力雖有其差異，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政治驅力／經濟驅力必然交互作用。換言之，無論跨界治理的驅力為何，都必須在不同行動體建構的社會網絡中才能使動(empowerment)，且這個治理的過程，由於不同行動體的利益，因此，將促使政治驅力／經濟驅力呈現一種辯證關係；第二，分析東莞、昆山跨界治理的過程中，透過「公私夥伴式」、「新葛蘭西式」這兩類型實現途徑的理論啟發，建構出東莞「強『社會』」、昆山「強政府」跨界治理模式的類型特徵。

雖著國內生產成本提高，1980年代起許多臺商製造業者紛紛前往中國投資設廠。然而製造業設廠必須使用土地，且由於土地的特性，使得業者在前往中國投資時，必須在當地取得土地，方能建廠進行生產。然而在中國的土地公有制度下，將可能使業者於經營過程中遭遇土地方面的問題。 製造業在跨界投資設廠時，往往在當地長時間經營，而早期當中國相關制度尚在建立時便進入投資的臺商，在中國的土地公有制度下，將可能在經營過程中遭遇土地方面的問題。製造業取得土地設廠後，其生產活動大多為長時間的經營，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與建物定著性，因此投入生產後縱使遭逢變化，也未必能夠立刻遷往他處；此狀況在臺商以中小企業為主、彼此協做生產的產業型態下，可能更為明顯。根據相關研究，臺商在中國遭遇的糾紛中，土地問題占大多數，可見此一環節對製造業者的重要性。 本研究主要利用訪談的方式，試圖以廠商的角度來探討土地制度變遷所造成的影響，並釐清與歸納出臺商在中國投資環境與政策變化快速的情況下，「土地」對製造業者所帶來的問題與因應方式。 訪談對象以廣東東莞的臺商業者為主，包含大型製造業集團與中小企業的負責人或財務資產管理部門主管。由於東莞是臺商最早前往投資的重要聚集地，且當地以集體土地為主的產權型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各鄉鎮集體已形成很強的自主性，制度變化的過程中牽動著與既有、環繞著集體產權體制的相關利益，以及國家機器與集體組織間的角力關係。面對這樣複雜的土地制度環境，東莞卻仍聚集大量的臺商，值得深入探究其因。 本研究歸納訪談結果後，認為在臺商前往中國投資過程中，特別是對東莞地區的製造業者而言，中國特殊的土地產權制度、以及快速變化的規範，皆是影響經營發展與策略的重要因素。本研究認為，由於中國的土地制度可說是具備「國有化」與「開發許可制」的特色，政府幾乎控制了土地產權與發展權的釋出管道，因此取得土地權證與否，將會是投資的重要考量。同時也因為土地不可移動與建物定著的特性，一旦取得土地使用上的保障、興建廠房後，業者在面對土地或其他經營上的問題時，可能傾向以更積極的態度克服。在中國注重「政商關係」的環境下，業者更往往透過協會組織的幫助，大型集團甚至可憑一幾之力，與政府進行溝通協商以保障在當地的產業發展。 / In 1980’s, the rise of production costs prompted Taiwanese enterprises to move to China, most of them are manufacture. The investment of manufacturing firms have to use land to build factories, and they can only acquire land at local, rather than bring it from Taiwan. However, because of land right institution in China was not set up completely when the “open door policy” began, foreign manufacturers could face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land under public ownership in years that followed. Especially for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that are mostly small- or medium-sized independent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cooperate with other firms, to form a production chain. In this research, we discuss the influences of transition of land right institution from manufactures’ view, through the interviews with a number of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in China.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were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in Dongguan, Guangdong. It is a city that Taiwanese firms tended to cluster in the early years. With development for over 20 years, each township in Dongguan enjoy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on leading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However, most of land in Dongguan are collective-owned, and a lot of profit would be involved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land right institution or ownership. Even so, there are still plenty of Taiwanese firms investing in Dongguan up to the present day. We conclude that the special land ownership institution in China and swiftly transformed environmen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hanging operation strategies. Both characters of “state-owned” and “planning permission” are embedded in Chinese land institution, and the rights of ownership and development are tightly controlled and can only be granted by government. In consequence, land use righ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cern over investment. Moreover, a firm already granted with land use right tends to be much active, or seek help from “Taiwa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it has faced during operation.

隨著兩岸三地臺商卓越的競爭能力與大中華經濟的迅速發展，海內外臺商發展為配合其長期追求成長之資金需求與其個別特定目的，尋求於最適地點上市籌資或再次籌資已是海內外臺商經營環境中極為重要之ㄧ環。有競爭力的臺商是亞洲各國極力爭取投資及招攬上市掛牌籌資的貴客，因其卓越的經營績效，敢於追求成長的努力，與勇於冒險創新發展的精神，是亞洲各國學習的對象，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吸引力。 為臺商提供了一個有效率而低成本的籌資平臺，同時提供投資人一個安全而有成長率的投資平臺，不但有利企業的後續發展，亦關乎產業發展之未來競爭力。 臺商雖然可以在全球證券市場上市掛牌，但在大中華經濟圈中大陸與香港素來是臺商企業投資之重要地域，隨著CEPA簽訂生效，更加連結香港與中國內地之經貿關係，在大批中國大陸具國際規模的國有企業往香港上市，香港證券市場更呈自1997回歸後，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加之中國大陸於股權分置改革執行初具成效後，於2006年初宣佈恢復新股上市，重啟上市申請機制。受此籌資環境變化影響，吸引了大批臺商擬選擇此兩地上市。 臺灣證券市場雖仍是多數海外臺商上市之「最佳解」，在人親土親的原則下可能會對臺商企業有諸多吸引力，但因招商政策之擬定與執行受到政治因素之影響而有所偏頗，限制對中國大陸投資上限及再籌資之資金不得投資中國大陸等障礙，臺商回臺上市面臨諸多壓力，回臺之路猶似近在眼前，卻遠如天邊，其路漫漫。故尋求在中國大陸或香港上市便成為臺商上市籌資之「較適解」選項。 如何突破目前法規架構下發展對臺灣經濟與產業發展競爭力之最為有利的方式是目前政府部門努力的方向之一。惟，反向思考，是否解開對大陸投資上限40%之障礙，臺商回臺上市必可迎刃而解呢?臺商赴港上市或赴大陸掛牌就一定是致命吸引力嗎? 藉由探討兩岸三地證券市場之發展現狀與特色﹔以及將臺商企業已在大陸上市、香港上市與回臺上市之營運面與證券交易面之表現，由該已上市臺資企業期後財務效益，檢視兩岸三地證券市場籌資之關聯性問題與上市決策之選擇關鍵，及群聚現象對產業發展之影響。 藉由深入分析兩岸三地資本市場之特徵與股市表現，試圖找尋可行途徑，以對臺商企業籌資及臺灣證券市場有所建言。 當全球交易所的合併收購蔚成風氣，紐約證交所(NYSE)於2006年6月以將近100億美元併購協議，以現金加計股票收購歐洲證交所(Euronext)，首次建立橫跨大西洋兩岸的證券交易市場。惟，上市籌資具本土化特性，現今大量中資企業以H股或紅籌股到香港掛牌，而臺資企業亦經過集團分拆或組織重組到香港掛牌，均存在跨境監理之問題，而兩岸三地證券管理制度存在一定差異，若能彼此合作組成「大中華區域證券市場」─雙邊掛牌機制甚或多邊掛牌，則臺灣企業集團在兩岸三地間上市籌資、資金運籌就不會受制於相關兩岸三地間的利益衝突問題；具國際競爭能力之中資企業亦能吸納更多國際資金；香港投資銀行及金融之優勢可以更加發揮，達到三贏之局面。 政治是短暫的，產業經濟競爭能力才是長久的。從曾傲人經濟表現的亞洲四小龍，到金磚四國的崛起，產業經濟競爭不斷在演進，臺商及兩岸三地證券主管機關如何利用兩岸三地證券市場之特性與互補而整合成「大中華區域證券市場」，或許可為此區域經濟創造三贏之利益。 關鍵詞：臺商; 籌資; 投資; 初次上市;再籌資; 掛牌; 資本市場; 股票市場; /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Greater China's economy of three places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of two sides, listing in the most suitable exchange to fund-raising by IPO and SPO are quite important for the Taiwan enterprises. An efficient fund-raising platform of the low cost and safe, not only benefit Taiwan enterprises in future competitiveness, but also offer investors safe and efficient invest environment. As CEPA signs coming into force, the trading tied closely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Furthermore, China’s reform of “equity right” is effective and reopens the IPO mechanism at the beginning of 2006. Taiwan enterprise, however, listed on Taiwan stock market has a regulation of 40% limited of equity value invest in China. Those incentives from Hong Kong and China, the limit of Taiwan stock market, have made Taiwan enterprises consider to choose these two places to be listed. In this research, we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characteristics among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stock markets. Surveying the performance of business operation and dealing of the Taiwan enterprises which have listed in China or Hong Kong or come back to list on Taiwan market. Analyze and fi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fund-raising among these three markets. Find the key points of listing decision and how the “cluster effect” influences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security market of Taiwan was listed by most overseas Taiwan traders ' solve bestly ', may have a great deal of appeal to Taiwan trader's enterpris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people kiss the principle kissed in land , but because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policy draft that biased to some extent with the influence of receiving the political factor of execution, limit the obstacle of can't invest in China's Mainland to investment upper limit and fund raising funds again of China's Mainlanding etc., the Taiwan trader goes back to the platform to list and face a great deal of pressures, the way to platform is still like near before eyes, but far like the remotest places, its way is endless. Is it is it become Taiwan trader list raise funds ' relatively right to solve ' to select to list on China's Mainland or Hong Kong to seek. How break through regula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Taiwan economy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competitiveness favorable way government department diligent direction at present most under the structure at present. Only, think backward whether untie 40% of the obstacles of upper limit of continent investment, is it be very easily solved that the Taiwan trader go back to the platform to list? The Taiwan trader be the deadly appeal when going to Hongkong and is listed or go to the mainland to list? By probing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place security markets of two sides; And has been listed on mainland Taiwan trader's enterprises , Hong Kong is listed and gone back the behavior the listing operation surface of the platform and securities trading , from should already listing Taiwan-owned enterprise financial benefit under issue, inspect two sides three place getting related question and listing choice key of decision that security market raise funds, and the influence on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clustering phenomenon. Behav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and stock market of analysing in depth three place capital markets of two sides, attempt to look for the feasible way, suggest to the fund-raising of Taiwan trader's enterprise and security market of Taiwan to some extent. Purchase and become atmosphere luxuriantly in amalgamation in the global exchange, the stock exchange of New York (NYSE ) has already decided an agreement, will add stocks and purchase the European stock exchange (Euronext ) with cash of nearly 10 billion dollars, set up and stretch over the securities trade market of the Atlantic Ocean firstly. Only, listing and raising funds has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 large amount of China-invested enterprises are gone to Hong Kong to list with the H-share or the red chips now, and the Taiwan-owned enterprise also passes the group and breaks or organizes and recombinates to Hong Kong and is listed , the question managed in border exists and steps but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ree place securities management systems of two sides, if can cooperate and form ' Greater China regional security market ' each other - Listed the mechanism bilaterally even listed, then the enterprise group of Taiwan is listed on three places of two sides the fund-raising , fund and drawn up plans and would not be situated in the interests conflict question among three places of relevant two sides; The China-invested enterprise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an also receive more Chinese fund ; Hong Kong investment bank and advantage of the finance can give play to the situation up to three wins further . ' politics is transient, industry's economic competitive power is permanent ', Chinese helps Chinese, earns the global money with Chinese's strength of assembling, accords with Chinese's common interests of three places of two sides, regard this as the suggestions of three place securities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wo sides correctly. Key Word : Taiwan enterprises; Fund-raising; IPO; SPO; Investment: Listing; Capital market; Stock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