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於1521年抵達菲律賓的宿霧島(Cebu)，在1565年在該島建立了他們在亞洲第一個殖民據點，由於無法與比他們早來到東方的葡萄牙人競爭，西人在第一任菲律賓總督黎牙實比(Miguel Lopez de Legazpi, 1565-1572)的率領下，於1571年將據點移往呂宋島的馬尼拉，此後全力發展與中國的貿易，再以中國貿易所得的絲綢等商品，與新西班牙進行著名的「大帆船貿易」，或者稱為太平洋貿易、太平洋絲路。西屬以前的菲律賓群島在東南亞地區中，發展較為遲緩，沒有可以支持貿易的商品，因此轉口貿易成為菲島西人的生命線，連接中國、菲律賓、美洲的中菲貿易與大帆船貿易是維持殖民地繁榮的必要條件。 William Lytle Schurz的名著The Manila Galleon一書中曾說：「馬尼拉不過是中國和墨西哥之間的中間站，此項貿易最巨額的主要商品絲綢在該地匯集，以便越過太平洋。」大部分有關中菲貿易的研究也都與此同調，認為馬尼拉是中國與美洲之間的中間站、轉口港，但身為中間站的西屬菲律賓殖民地，真的就只是「中間站」而已嗎？無疑地，對於經營大帆船貿易的西班牙商人，或者「中國─美洲」貿易而言，馬尼拉不過是一個中國貨物與美洲白銀的交換地點，或是中國絲綢越過太平洋之前的儲存地而已。但16、17世紀的馬尼拉貿易並不完全等同於大帆船貿易或者中美貿易，每年透過中菲貿易從中國出口到菲律賓的中國貨物，有相當一部分是提供菲律賓地區消費的，因此中菲貿易與馬尼拉市場，並非完全依賴大帆船貿易而存在，亦不等同於大帆船貿易的一部分。 菲律賓在地市場中的華貨消費者，有身為殖民者的西班牙人，有因為貿易前來的華人與日人，還有人數眾多的菲律賓土著。西人與日人在西屬菲律賓的人數有限，旅菲華人雖有一定規模，但華人人數的增減，並沒有影響華貨輸入的數量，故華人亦非菲島在地市場的主要華貨消費者。菲島在地市場中，外來群體的華貨消費量不大，因此菲律賓土著在華貨消費中，必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土著是在地市場中人數最多的群體，分布於群島各地，早在西班牙殖民前，土著與中國已有長期的貿易往來。西屬以前的中菲貿易，即土著與中國間的貿易，規模有限，而且土著每年消費的華貨數量不多。何以在西班牙統治之後，菲島土著的華貨消費能夠迅速增加，成為在地市場中重要的消費群體？究竟菲律賓土著市場在西班牙殖民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讓原本華貨消費量不大的土著，成為重要的購買者。菲律賓土著消費市場，在西屬初期的變化和重整，以及對華貨消費的增加是筆者在本文中希望討論的主題。同時希望藉這篇論文的寫作，闡述菲律賓在地市場的重要性和土著消費的角色，補充目前中菲貿易研究裡，較少受到重視的部分。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經濟發展為最著名的紀錄之一。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從貧困的農業社會進步到富足的工業國家間快速且持續的成長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級與公平的所得分配。另一方面，近幾年來，菲律賓穩定地成長為亞洲的一經濟力量。本文旨在探討台灣如何追求和實行「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所強調的能力建構，並將之與目前為菲律賓經濟藍圖的《2011-2016年發展計畫（Development Plan 2011-2016）》相比較。在美國外援下，為了戰後台灣農村的重建而成立農復會。在復甦農業的同時，農復會亦間接地促進人力資源的發展與大量資本在研究與創新方面的投入，使得台灣得以從農業國家轉型為工業國家。為更加了解這些計畫，本文訪談台灣與菲律賓相關組織中直接參與計畫的領域專家。在總統大選結果出爐後，菲律賓面臨新領導人上任後可能改變的施政優先順序；藉此機會，本文企盼能夠向已知為發展台灣重要因素的特定計畫與政策學習，以供未來可能應用於菲律賓的參考。 /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aiwan has experienced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recor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evolution from an impoverished agricultural society into a flourishing industrial country characterized by rapid and sustained growth brought about a strong middle class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has been noteworth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hilippines has steadily been making progress in becoming an economic force in Asia in the past years. This paper will look into how Taiwan pursued and underwent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s as highlighted in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omparison to the Philippines’ Development Plan 2011-2016 which is currently used as an economic blueprint for the country. Funded by foreign ai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CRR was established to focus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of post-war Taiwan. In the process of rehabilitating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t has also indirectly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human resources and poured substantial capital 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which enabled it to transform from an agricultural to an industrial country. Interviews of subject-matter expert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institutions driving these initiatives have also been conducte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itiatives. With the recently conclude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ountry is facing a new leadership with its own set of priorities to tackle. With this opportunity,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is paper to be able to learn specific initiatives and policies that have proven to be vit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for possible application to the Philippines.

本文主旨在研究菲律賓共和國自九四六年獨立後至一九八六年二月政治制度化的情形 ，不過重心偏重在馬可仕戒嚴時期的一個評述。全文共計八萬字，分六章。 首章敘述本文概念架構之形成。 次章則探討影響菲律賓政治制度化的各項主要因素：歷史背景、社會結構、政治文化 。 參章內容在敘述菲國獨立後至戒嚴前，政治制度運作的獨特形，並敘述菲國面臨改革 或革命的兩難。 肆章第一節重在敘述馬可隹長期執政的經過。第二節則重在艾奎諾事件發生後，菲國 政治型態的轉變。 伍章則評估菲國政治制度於馬可仕宣佈戒嚴後，所呈現的衰退現象，除了略述社會勢 力的過分突出外，則以杭廷頓所提用組織和程序兩個面向來評估其政治制度化程度偏 低的情形。 末章則分別以經濟發展和土地改革的角度來說明並探討菲國政治制度化的癥結所在， 並以結論為其借著代籌。

本論文共一冊，計約七萬字，分成五個章節。 首先分析政治反對之概念，分別就其意義、研究、本性、功能、條件、型式及困境加 以探討。其次，簡要的陳述菲律賓政治運作的歷史經驗，分成高壓剝削下的抗議運動 、一黨獨霸下的脆弱反對、兩黨爭逐下的寡頭民主三小節。然後根據前述的概念與歷 史經驗，進一步探討自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六年，菲律賓政治反對之運作發展，區分為 七小節如下： １．一九七八年臨時國民議會議員選舉。 ２．一九八０年地方選舉後皂反對運動。 ３．一九八一年的修憲複決與總統選舉。 ４．一九八二年反對黨的組織及其目標。 ５．一九八三年艾奎諾現象政治符號化。 ６．一九八四年正式國民議會議員選舉。 ７．一九八六年提早選舉與馬可仕垮台。

On 2000, the 25th year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Philippines-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Framework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was signed, which stipulates that both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new areas of cooperation among their law enforcement, judicial, security and defense agencie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serious threats posed by organized transnational crimes." The 30th anniversary on 09 June 2005 was depicted as a “Golden Age of Partnership." Severa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TS) were signed, such as: the coopera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and abuse of narcotic drugs and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crimes, etc..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Philippines-Chin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Relations based on a Filipino perspective with emphasis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Drug Trafficking; Maritime Security;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Health Security; and other Transnational Crimes. This will be done by identifying the major motivations for its conception; analyzing the details of its actual implementation; and underscoring its implications to the Philippines and to the emerging strategic developments in East Asia. Various significant events in world, regional, and Philippines-China domestic securities prompted both states to forge relations. This was further reinforced by reasons of geographic proximity;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claims; China’s assistance as being crucial in transnational crimes; and the need for the Philippines to have an East Asia-linked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ieu of this, the Philippines gained many benefits, however it also continues to face challenges, like: the RP-US Security Alliance;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the Taiwan Issue. NTS issues provid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to pursue their security relations and enhance bilateral ties. Said relations are deemed to prosper and offer mutual advantages but possibly would not be elevated into a defense alliance within the short to medium term. Although, this would serve as a very good avenue for confidence-build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972年9月21日深夜，菲律賓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E. Marcos)在衡量菲國的政經情勢後，斷然宣布《戒嚴法》(Martial Law)，藉以挽救當時已深受左、右派政治團體及回教叛軍、新人民軍夾攻，社會經濟秩序已瀕臨瓦解邊緣的菲律賓。《戒嚴法》的頒佈，對菲律賓社會政治各方面都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凱斯勒(Richard J. Kessler)就認為在馬可仕施行戒嚴法下其中一個不幸的影響，便是扭曲了菲律賓社會中對軍人角色的認知。其實從菲國武裝部隊(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AFP)創立開始，深受美國專業訓練的影響，不介入政治便是其軍事專業概念的基石，而文人至上的原則(the principal of civilian supremacy)更是AFP非政治(anti-politics)的方針之一。不過在馬可仕刻意的部署之下，大多數的菲國軍官都走進了政治圈中，部分政治化已久的軍官，也漸沾染到文人的習氣，貪污、奢侈之風常有所聞，這也促使日後「軍中改革運動」(Reform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Movement, RAM)的出現。一九八六年大選後，菲律賓情勢風雲變色，曾經獨霸一時的威權強人-馬可仕，在軍方倒戈與人民的力量顯現下踉蹌下台。靠軍方倒戈而上台的柯拉蓉總統(Corazon Cojuangco Aquino)，雖然帶著菲律賓人民重回民主，但民主化後的菲律賓卻仍處在一個風雨飄搖的局勢中。其中軍人政變與文武關係互動的問題，亦成為菲律賓後馬可仕時期政治的主要特徵。因此，本文即欲了解重回民主體制後的菲律賓，軍方為何會一再發動軍事政變挑戰政府權威？與此相關的子命題則為：這是否和軍方過去所扮演的角色有關？菲國軍隊何以會介入政治中？這些政變的發生有何特性與背後意義？以及又是什麼樣的原因，阻礙軍方策動成功政變的可能？

本論文約九萬字，共分六章，主要是採文獻研究法，希望透過對菲律賓的研究，了解 民主政治的社會、經濟、文化基礎。以下則簡述各章內容。 第一章緒論，包括研究動機、名詞界定、研究架構。主要是以道爾（Robert A．Dahl ）「多元政策－－參與與反對」一書中所提出的七個變項，為研究架構，來檢視菲國 為何會從民主政治，變成馬可仕一人的獨裁。 第二章菲國政體的變遷。從歷史的描述中，可以了解菲律賓基本上是符合道爾在「歷 史順序」中所說的自由化先於包容性，此是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然簡由於菲國曾 是西班牙與美國的殖民地，所以外力干涉程度便十分明顯，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在 經濟上。 第三章社會經濟環境，主要敘述西、美兩國對菲律賓的經濟政策，造成了菲國社會極 端的不平等及貧富差距過大，以及經濟上的依賴美國。其次在社會結構方面，則敘述 菲的家族制。 第四章政治文化與次文化分裂。在政治文化中，主要強調傳統文化對政治行為的影響 。另外在次文化的分裂上則說明，雖然菲國是一個多種族多語國的國家，但是並不因 此面造成大的分裂。 第五章官僚體制與政當。主要是從政黨的輸入面與官僚體制的輸出面來探討菲國政黨 的轉性與官僚甄補，貪污腐化的情形。 第六章結論。從社經環境、政治文化、官僚體制等方面來說明菲變成獨裁政治的原因 。

研究方法採取歷史研究法，研究目的在於增進國人對東南亞區域了解。 第一章內環境因素。包括社會結構、民族社義、民主與政治穩定共三節。第二章美國 與菲律賓─不平等但親密的夥伴。包括特殊關係的支配、經濟的利益、共同安全與軍 事防衛、基地問題共四節。第三章參與東南亞次體系的活動。包括沙巴要求權、亞洲 政策、區域組織與區域主義共三節。第四章衝突的國際範圍。包括韓戰、外交政策的 轉向、回教徙的叛亂與外交政策、越單共四節。最後結論，對菲律賓外交政策加以評 估。

本論文共一冊，計約七萬字，分成五個章節。 首先分析政治反對之概念，分別就其意義、研究、本性、功能、條件、型式及困境加 以探討。其次，簡要的陳述菲律賓政治運作的歷史經驗，分成高壓剝削下的抗議運動 、一黨獨霸下的脆弱反對、兩黨爭逐下的寡頭民主三小節。然後根據前述的概念與歷 史經驗，進一步探討自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六年，菲律賓政治反對之運作發展，區分為 七小節如下： １．一九七八年臨時國民議會議員選舉。 ２．一九八０年地方選舉後皂反對運動。 ３．一九八一年的修憲複決與總統選舉。 ４．一九八二年反對黨的組織及其目標。 ５．一九八三年艾奎諾現象政治符號化。 ６．一九八四年正式國民議會議員選舉。 ７．一九八六年提早選舉與馬可仕垮台。

東南亞諸國除泰國之外大都具有被殖民的歷史背景，自十六世紀起西班牙殖民時期傳教士將天主教傳入菲律賓島，經過了數百年的發展，使得天主教成為當地居民普遍信奉的宗教。自大航海時代開始之後，歐洲列強將勢力拓展進入東南亞，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統治及殖民，並同時引進了大量西方的文明思想及典章制度，其對於東南亞之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各項制度均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觀察現今東南亞各國，仍然能夠可以見到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遺產。但隨著歐洲列強而進來的基督教文明，在東南亞之影響程度各地均有別，例如印尼和馬來西亞仍維持伊斯蘭信仰，緬甸、寮國和柬埔寨仍維持佛教信仰。比較起同樣曾經淪為殖民地的美洲及非洲諸國，現今幾乎已完全成為基督教以及天主教的世界。基督教及天主教並未能成為東南亞各國普遍主要的信仰，但菲律賓卻是這其中少數的例外。 「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刀劍」的西班牙政權在近三百多年的統治領導之中，不僅使得菲律賓成為天主教的國家，其政教合一的傳統更成為菲律賓政治上的一大特色。在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時期曾經實行政教合一的殖民統治模式，雖然在隨後取而代之的美國殖民統治時期，這種模式有了大幅的轉變，轉而改行政教分離制度。而在戰後初期，成功爭取獨立的菲律賓政府也繼續繼承美國殖民時期所留下的傳統，天主教教會在戰後初期只是作為社會的精神力量，而廣泛的成為菲島人民的心靈寄託，對於政治方面採取不直接干預的立場，也不對政治立場表態：這樣的態度到了1960年代中期卻開始發生大幅度的改變，菲律賓天主教教會開始更多元的關懷社會的種種問題，當然也包括政治問題，從馬可仕執政開始，教會對於政治立場的介入有了大幅度的轉變，由不介入到介入支持，進而「批判性合作」，以致於到後來的全面反對獨裁政府，進而直接導致馬可仕政權的垮台，於此之後介入兩次「人民力量」革命，菲律賓天主教教會在戰後政治上的立場及影響有著相當大幅度的變化，這也是在研究戰後東亞各國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項課題，也是菲律賓在戰後政治發展的過程中，相當獨特的特色。 對於戰後菲律賓天主教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菲國在走向民主化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關鍵時刻所發揮的功能，以及在這其中角色的轉化過程，以及影響天主教會轉化及立場的主要原因，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