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2年5月底為止，台灣已有7家銀行在中國大陸設立分行營業，並將開辦人民幣業務，但是相較於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多年的佈局，台灣銀行業起步才剛開始。如何把握住中國大陸政府未來的政策方向，並把外資銀行的業務發展當成借鏡，來分析台灣銀行業登陸之後的業務方向和挑戰，實為值得探討的重要議題。 本研究先說明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以及目前的現況，接著藉由分析外資銀行和中資銀行的經營情況及收入結構，發現外資銀行比中資銀行有更多元的非利息收入來源，比重明顯比中資銀行高出許多，這點可以當成台灣銀行業業務方向的借鏡。此外，從《ECFA》的優惠條件、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的內容、中國大陸目前政策發展的方向並配合台灣銀行業本身的優勢，研究歸納出台灣銀行業的發展機會：1.從廣大的台商市場拓展相關業務；2.往中國大陸中西部及東北部設立據點；3.著重發展中小企業金融；4.將海西特區和天津濱海特區作為進軍中國大陸其他區域的跳板；5.配合中國大陸政策方向，在溫州的金融改革試驗區、浙江省麗水市的農村金融改革試點以及未來可能的改革試驗區和開放業務，尋找突破點。 台灣銀行業在既有的機會上，業務可以朝以下的方向發展：1.以台商市場當成圓心，拓展其他業務；2.根據本身的優勢以及未來發展目標決定登陸後的客源服務對象；3.不能只注重在利息收入的業務項目，對於非利息項目都要有所考量，才能立足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大陸市場。 台灣銀行業前進中國大陸雖然有發展的機會但也同時面臨許多挑戰，因此必須借鏡外資銀行的發展經驗，並善用目前中國大陸的政策導向，同時發揮本身之優勢，做好審慎的策略規劃，才能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大陸市場找到立足點。

一、冊數：一 二、字數：五萬字左右 三、章節：五章 四、扼要內容： 第一章：動機研究問題與假設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三章：研究方法 （一）對象：台北市大專學生共六○○人 （二）工具：（１）羅基區價值量表：１．目的價值，２．工具價值。 （２）生活型態問卷 （３）觀賞電影動機量表 （４）電影滿意程度問卷 （５）電影構面滿意問卷 （６）消息來源及人口變項問卷 （三）收集資料過程：至大專院校問卷調查 （四）分析方法：變異數分析 第四章：研究結果 （１）本研究發現：新電影，其他國片、西片，三者觀賞人在生活方式，人口變項， 價值觀，滿意程度等方面，是否不同。 （２）與過去研究結果之比較。 （３）觀賞動機，看國片之原因探討。 （４）假設之驗證。 第五章：論文、結論與建議。

中、韓兩國可利用之國土面積均狹小，人口密度顯著偏高。在持續性經濟發展及加速 工業化之過程中，都市人口密集，土地供需失調，乃為兩國所面臨之共同現象。 因此，如何管理、保護、開發並利用土地，以及對土地如何實施適度的使用管制及地 權限制等問題從而發生、本論文係針對當前中、韓兩國土地體制問題，以比較研究取 向為架構，蒐集相關資料，對土地行政管理、辦理機關、辦理程序等土地行政體制， 作綜合性的分析與檢討，以供兩國當局之參考。 全文一冊，共分五章十四節，約十三萬餘言： 第一章：緒論，首先界定土地行政體制間的互相關係，研究動機、方法，範圍架構。 第二章：中華民國土地行政體制分析。土地管理機關與組織，土地綜合開發計劃，土 地編定使用與使用管制、土地征收、公地放領、土地重劃（土地、耕地）、平均地權 、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土地稅等事項。 第三章：大韓民國土地行政體制分析。土地管理機關與其組織、國土計劃、地域地區 及區域管理、土地開發與供給、地價與地稅等事項。 第四章：比較。兩國土地行政體制之比較分析檢討相異點與共同點。 第五章：結論。包括總結、建議及未來的方向等三節。

本文研究的主旨係在探討官僚的病態行為。 最初產生這個概念是由研討「行政革新」而引起的。中間經過多次的揣摩，行政革新是由行政問題而來。而行政問題有那些？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上的，還是官吏的行為上的？一步一步的推演，最後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官吏的行為上面。因為是「問題研究」，祇看不好的一面，所以用「病態行為」，並將官吏改用「官僚」，與一般所稱的「官僚主義」、「官僚作風」甚為相似。 研究範圍既定為「官僚病態行為」，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自須採用。在蒐集材料的過程中，感到合於我國國情的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等專著並不多見。因之，不能多作比較取捨，筆者深知此中缺陷，唯期待來日能有修正補充的機會。 本論文分五章十八節，共約八萬字。第一章緒論，陳述本文研究的理論基礎與範圍，研究的方法與取材。第二章陳述官僚行為的形成因素，細分為文化環境、民族習性、社會心理以及機關組織的影響等等。第三章為本文的中心所在，析論官僚病態行為的特徵。由對人的關係到辦事的態度，縱橫交錯上下往還，為官僚作風描繪出種種面相。每一項目均以真實的材料作佐證，間以歷史故事、文學作品作補充，以求論證有據。說明病相之後，接著於第四章提出官僚病態的改革途徑。當本文蒐集材料期間，正逢蔣經國氏出長行政院，一連串的革新措施，使政治與社會風氣為之丕變，筆者採集了許多異常珍貴的偉言讜論，編入論文之中。官僚病態是由內外環境所形成的，在論及調整組織型態部分，筆者提出一些粗淺的意見，是否有當，敬祈批評指正。第五章為結論，為本文作一綜述，而以四點總結全文的要義。 本文得以完成，由衷感激張師明誠賜予的關注、鼓勵與指導。筆者在大學期間即蒙張師多方勗勉，從游十餘年，做人為學，獲益深厚，謹於此敬申最誠摯的謝意。 本文寫作期間，由於時間與精力所限，加以研究所涉及的範圍至為廣泛，常為一細小問題所困擾，而有力不從心之感，疏漏、錯誤之處定不在少，敬請諸位師長惠予指教為禱。

現代社會研究的各種領域中，沒有一個領域不受到行為研究法的影響。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固已被目為行為科學的核心學科，其他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行政學……也莫不逐漸採用了行為研究法。行為研究法的強調可以說是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定向的主流。自行政學接受行為研究法的影響以來，行政學的研究技術、概念製作、理論建構……各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及顯著的進步。本文的目的是：一方面在分析行為研究法的性質，另一方面在討論行為研究法對行政學的影響。 本文的撰寫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說明行為研究法的涵義、特性及其發展的背景。第二章討論行為研究法的分析單元及分析層次。第三章說明行為研究法中的觀察技術、實驗技術、測量技術及調查技術在行政學研究範圍裡的應用狀況。第四章探討行為研究法對官僚制度、行政管理、行政行為諸方面所發生的影響。第五章結論，乃是就行為研究法與傳統研究法作比較性的批評，並論及行為研究法在行政學研究中可能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

由於行為科學的興起，各種社會科學都深受其影響，而有新的演變，行政學自難例外。近年來，行政學受行為科學之滌艕盪衝擊，其內容更見波瀾壯闊。其中尤以行政決定研究法，在行政學方面遂蔚為時尚，成為主流。而傳統的制度研究法，反相顧失色，退居次位。行政決定研究法，在一般虛心求進的行政學者的看法，多認為雖不是行政學唯一及至善的方法，卻不失為一種進步的及合理的研究法，值得採擇運用。 我國對於行政學的研究較為落後，行政界對現代行政的基本觀念，也尚未普遍接受，對一般行政原理仍感陌生。基於「良好的方法孕育於健全的理論」的常例，筆者擬從行政行為途徑，試就行政決定之理論，作一初步之探討，以為他日進一步研究之基礎。 本論文共分為八章，約七萬言。各章新大要如下： 第一章「行政決定研究法—行政學的途徑」，首述行政決定研究法之源起及行政決定理論之概念；次就西蒙的行政決定理論系統作一概括介紹。 第二章「行政決定的基本觀念」，共分為六節：第一節「行政決定與行政程序」，敘述行政人員的重要功能，從行政行為觀點言，即在作行政決定。而整個行政程序的每一階段都有行政決定的存在，因此，行政程序也即決定的程序。老二節「行政決定的實際涵義」，說明決定乃是當時情況下作最佳的選擇，卻不一定就是最滿意的。第三節「行政決定的評價與資料的預測及選擇」，說明行政決定之作成，不祇需要資料和預測，也需要選擇最佳的目標及最適當的行動。第四節「行政決定的分類」，敘述行政決定可分為兩類：第一、程式決定，包括習慣性的例行決定和針對適應環境變化的修正決定；第二、非程式決定，乃是非習慣性的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五節「行政決定的起因與猶疑」，說明決定之源起乃由於上級之交待，下級之請示，或自發的；但由於組織的制度，或決策者的本性，常有不願作決定的情形，這可能導致沒有效率的行政，亦可能避免錯誤的決定，這是行政的藝術。第六節「決策者與行政決定之比重」，敘述行政決定的重要性應與組織層級成比例。即次要的問題都由下級人員決定，而重要的問題，應能有效到達高級人員而且由他們決定並解決。 第三章「行政決定的過程」，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決定型模」，乃是憑藉韋柏的擬型分析法，根據經驗上的可能及邏輯上的必然，假設一個決定狀態，以建立決定的模型，用以幫助瞭解決定作成的性質及其必須考慮的因素。第二節「價值判斷」、第三節「事實判斷」、第四節「後果判斷」，說明行政決定無論繁簡、難易，其選擇都脫離了同時作三種判斷的過程。 第四章「行政決定的理性及其限制」，共分二節；第一節說明行政決定的理性標準，乃是包括機械式古典型模、價值規範的型模、和行為的型模等三種型模在內，而與自然科學所用的機械式純理性不同。第二節說明行政決定的理性之限制，包括忽略、主觀偏見、缺乏情報、未預料到的後果、「沉澱成本」、和缺乏思索及計劃之能力等限制。 第五章「影響行政決定行為的要素」，共分三節：第一節「職權的範圍」，乃從組織結構觀察其影響行政決定的因素，包括特定的功能、權力關係、參與的基礎、和相互的期望等因素。第二節「溝通與消息」，首先說明溝通消息與行政決定之間有密切的關係—行政決定與消息溝通程序，兩者雖然不可混為一談，但彼此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實際上是分不開的。其次分別說明下行、上行、和側面的溝通。第三節「動機」，敘述動機是影響行政決定行為的基本要素之一，及構成動機的因素：人格、價值、知識、和態度的概念。 第六章「行政決定的技術」，共分二節：第一節「非計量的決定技術」，包括傳統的直覺法、事實法、經驗法、和判斷推理法等。第二節「計量的決定技術」，簡單說明現代新的決定技術，這是應用數學公式的描示，來提供決定上所需的資料，以達成良好的決定。本文列舉業務研究、線型計劃、模擬、競賽理論、與或然率等五種方法，分別作粗淺的介紹。 第七章「行政決定與電子計算機」，首述電子計算機對於政府行政的影響及其功用，次述電子計算機對於決定及非程式決定的效能和將來可能的發展。這是處於複雜緊張的工業社會的行政機關，用以節省時間，增進效率，改善緩慢而欠充實的決定之缺點的有效工具。 第八章為「結論」，總結前論。並指出工業社會的政府機關，職能日益擴大，其所需決定的問題，在量與質兩方面都激增，迅速作成合理而有效率的行政決定乃是普通的要求。行政學者應注意行政決定理論的探討與實務的改進。 本論文之撰寫，承蒙張老師彝鼎給予悉心指導，耳提面授，釋惑解疑，筆者受益良多；又蒙張老師明誠的關切與鼓勵，使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謹此一併致謝。 張昭雄 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廿日於木柵

本論文包括3篇有關「銀行脆弱性」及「銀行失敗」議題之研究。編輯安排如下：第一篇為「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跨國比較」、第二篇為「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和之後的銀行財務結構，能提供哪些訊息？」、第三篇為「預測銀行失敗—採用個體與總體資料」，而結語與未來展望則置於此三篇論文之後。 第一篇「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跨國比較」的研究動機與結論為：全球資本流入在國際整合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性與日聚增，而且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健全性的影響，又成為關鍵議題。然而，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有正面及負面的影響(The World Bank，1997)，就正面而言，資本流入可為銀行體系挹注資本，藉此強化銀行體質。但相反地，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將導致銀行放款劇增，即所謂的「信用擴張」，放款快速增加的同時，由於業績壓力往往無法慎選客戶，因而使放款品質低落，將增加銀行部門的脆弱性。 僅管，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脆弱性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但過去學術上的研究卻極少討論這兩者的關連。而個別的討論卻非常多，例如，文獻上討論資本流入時，偏向於資本流入對總體經濟面的影響，例如，資本流入對匯率及股價之影響，(Calvo et al.，1993；Dooley，1996；Obsfeld，1998； Eichengreen et al.，1998及Wang and Shen，1999)，或是資本流入的成因(如Calvo, Sahay and Vegh，1995；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1994及1996；Gavin and Hausmann (1996)；Fernandez -Arias and Montiel，1996等研究)。同樣地，文獻上研究銀行危機時，多偏向研究銀行危機發生的原因，這包括個別銀行失敗的原因(如Thomson，1991；Gonález-Hermosllo，1999)。或總體經濟變數分析(如Caprio and Klingebiel，1996 及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1998a 提供銀行危機發生的期間，後續研究如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Hardy and Pazarbaşioğlu，1998及Glickand Hutchison，1999 皆以上述銀行危機發生的特定期間，分析標的國的總體經濟特性)。但是同時探討資本流入與銀行脆弱性的文獻卻不常見，除了Calvo et al. (1994) 、Goldfajn and Valdes (1997) 、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a)。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 (1994,1996)、Calvo (1996)及Gavin andHausmann (1996)指出，資本流入之後，常伴隨著實質匯率升值、外匯存底增加，使總體經濟環境暢旺， 因而推升資產價格，使得抵押品價值增加，更促使國內金融機構樂意提供廠商、及家計部門投資或消費的資金需求，造成銀行過度放款，埋下了銀行脆弱性的隱憂，故資本流入予人印象往往是造就過度擴張或銀行脆弱性之同義詞。Goldfajn and Valdes (1997) 及Detragiache (1999)也強調，資本流入透過金融機構的傳遞過程， 將使國際收支危機， 增加銀行脆弱性， 甚至演變為銀行危機。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a)以金融自由化角度，認為金融自由化程度愈高，則資本流入程度愈高，以此探討對銀行脆弱性的影響，他們以53個國家為樣本，研究期間為1980-1995，他們發現金融自由化將增加銀行危機發生的機率，但Demirgû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b)就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 (1994) 所提出的假說進行實證研究，但卻未發現顯著性的結果支持上述假說。 本文的主旨即是研究資本流入是否對「銀行脆弱性」有不利的影響。如果有，資本流入是如何影響銀行體系呢？這是個實證的問題。 本文以1993-1998年資料為樣本，研究30個新興市場/國家，發現在「總體環境不健全」之下，資本流入確實會對銀行體系構成威脅，而且有不對稱效果存在，支持我們的假說，例如，外人證券投資在「經常帳過度惡化」、在「經常帳過度惡化」、「過度投資」的總體脆弱性之下，資本流入對銀行體系構成威脅的程度增加。但在「總體健全區」則未有一致的結論。而其它資本流入，如FDI，FOI及FA在「過度消費」的總體脆弱性之下，對銀行體系有不利影響。 第二篇「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和之後的銀行財務結構，能提供哪些訊息？」的研究動機則為： 儘管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許多研究紛紛就總體面，探討其成因與金融風暴發生之前與之後的比較，但是就個體面，研究亞洲國家銀行的財務比率，在金融風暴之前與之後變化的討論卻非常少。大部分的文獻均討論金融風暴前的金融體系變化。例如，Karim (2001)和Laeven (1999)分別以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及資料包絡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衡量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韓國等國之銀行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的效率性；Bongini et al. (2000)及Reynolds et al. (2000) 也以上述國家為標的，分別以Logit 與 OLS 迴歸模型檢視亞洲國家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銀行的財務結構的表現。Bongini et al. (2000)、 Karim (2001)andLaeven (1999)更以所有權區分樣本，分為公營 (state owned)、民營(private owned)、家族銀行 (family owned)及外國銀行(foreign owned)，他們發現民營銀行比公營銀行更具成本效率性，外國銀行是民營銀行中表現最佳的，而家族銀行發生倒閉的風險較高；而資產規模愈大的銀行愈享有規模經濟。 Bongini et al. (2000) 與Laeven (1999)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協助之下，更進一步地依亞洲五國之銀行在金融風暴之後，經金融重建委員會處理的情況，分成失敗、準失敗及非失敗銀行，所謂的失敗銀行是被勒令關閉的銀行，而準失敗銀行就是銀行被要求增資或是營運暫時被凍結的銀行，這樣的區隔再結合上述所有權的分類， Bongini et al. (2000) 與Laeven (1999)發現外國人持股比率愈高的銀行發生失敗的機率愈小；相對地，家族性銀行發生受創的機率相較其他的分類上更高。就資產規模大小上，愈大的銀行愈容易受創，但卻不容易倒閉，使得「太大以致於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的說法得到驗證。而且，Bongini et al. (2000)更發現CAMEL制度的指標，如「備抵呆帳佔資本比率」、「放款成長率」、「淨利息所得佔總收入比率」、「資產報酬比率」等指標，能事先提供預警的功能。 Reynolds et al. (2000)由另一個角度切入，他們探討亞洲金融機構在金融風暴之前銀行財務結構與財務表現之關聯性，以此討論銀行監理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角色。銀行財務結構變數包括銀行資產規模、淨收入、行政費用、及時間等結構性變數；獲性性變數包括資本適足率、流動性及放款比率。Reynolds et al. (2000) 研究發現銀行的獲利性與銀行資產規模大小成正比，然而資本適足率卻與資產規模成反比。而且泰國、韓國及印尼銀行的放款比率較高，但獲利性反而偏低，這也許就是引發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兆。 雖然這些研究從不同構面對金融風暴之前的銀行財務結構面，提供相當程度、且清楚地闡述，但他們均著重於金融風暴之前銀行的財務結構面或效率性，而同時討論事前、事後的研究卻非常少見，因此亞洲國家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與之後，金融體系之財務結構的變化究竟為何？研究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金融風暴的本質。 本文試圖回答下列三個問題： 比較亞洲五國失敗銀行與非失敗銀行的財務比率，是否有顯著的變化，這可幫助我們瞭解亞洲這些國家，對失敗銀行作出緊急處理的金融改革依循標準為何？非失敗銀行的財務狀況是否優於失敗銀行？Bongini et al. (2000)發現一有趣現象，只要資產規模較大、家族銀行之資產品質較脆弱，應該是容易失敗，但反而是民營銀行發生失敗的機率較高。 亞洲金融風暴之前與之後，所有權屬於哪一類的銀行財務表現最佳與最差？Bongini et al. (2000)、 Karim (2001)和Laeven (1999)只就亞洲金融風暴之前進行研究，發現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民營銀行的表現最佳、公營銀行的表現則最差。而金融風暴之後的情況尚未被回答。 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哪一類的銀行愈能屹立不搖呢？ 而第三篇「預測銀行失敗—採用個體與總體資料」(Prediction of Bank Failures Using Combined Micro and Macro Data) 的研究動機則為： 在過去二十年，許多國家的金融部門曾嚴重地受創，而亞洲金融風暴無預警地爆發，引發學者及政府部門對現有金融預警系統提出質疑，如果現存預警模型有效，為何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沒有一些蛛絲馬跡？傳統上，預測銀行脆弱性有兩套預警系統。第一類是個體方法 (Micro Approach)，係以一個國家的個別銀行財務報表的資料，解釋銀行失敗的原因，研究者所選擇的資料，是根據CAMEL的指標，以預測銀行失敗。 第二類係以總體方法 (Macro Approach)，採用許多國家的總體資料(如GDP成長率、利率等)，來預測銀行危機發生的機率。Demirgüç-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為第一篇從事系統性跨國的研究，以65個工業及開發中國家為研究樣本，討論總體經濟面與機構變數(institutional variables)在銀行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發現：總體經濟的失衡(經濟成長衰退、信用過度擴張)、市場紀律不夠充分 (不恰當的存款保險、過速的金融自由化)，將導致銀行危機的風險增加。因為總體資料相對地較容易取得，故採用總體方法的研究最為常見，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提供相當完整的文獻整理，而且明確地指出有必要區分出「穩健指標」 (robust indicators) 及「脆弱指標」(fragile indicators)，前者是在其他條件改變之下，指標仍能提供金融預警；而後者則在某些情況之下，例如不同模型的設定，方能提供金融預警的功能。他們研究發現「穩健指標」包括「國內信用」快速地成長、「銀行負債佔準備的高比率」與存款利率的控制；而「脆弱指標」則為「匯率制度」、「金融自由化」及「存款保險」。 分別使用個體資料或總體資料針對銀行危機預警，可能僅解釋部分事實。例如，只使用個體資料不能解釋：在不同總體環境之下，為何有些銀行會失敗？但有些銀行卻仍能活存？反之，使用總體資料方式，也有類似的困境，例如，無法解釋為何在相同的總體經濟環境衝擊之下，有些銀行會倒閉，但有些銀行卻能屹立不搖？所以，單獨考慮個體方法或總體方法，可能都只是了解事情真相的一面。 儘管政策制定者和學者逐漸相信：銀行危機應該同時受個體因素及總體環境所影響。但是卻少有研究同時就個體因素與總體環境，探討銀行失敗的原因， González- Hermosllo (1999)首先指出這一點，其研究以美國本土的三個州及墨西哥、哥倫比亞為樣本。造成這少有同時研究個體方法和總體方法的原因，可能是欠缺每一國家銀行失敗的資訊。例如，由個體面分析的文章，往往針對自己國家銀行失敗進行研究，而較少討論不同國家銀行失敗的原因，這原因即可能在於，研究者對自己國家的銀行的失敗例子非常熟悉，相對地，對於其他國家的銀行失敗的個案並不了解，這是因為銀行失敗的資訊並不是完全公開的資訊，或者是公開卻不是有系統地紀錄，除非是「在地人」，否則不易獲得這方面資訊。故在現實上，同時採用兩種方法並不容易。 本篇的研究目的即嘗試同時考慮個體方法論與總體方法論，藉以研究亞洲五國銀行失敗的原因，這亞洲五國包括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在同時考慮這二種方法論時，我們同樣地遇到上述的「資訊缺口」，故如何克服這「資訊缺口」，成為本文最大挑戰。首先，為降低上述這「資訊缺口」，我們限定討論的範圍為亞洲地區的國家，更由於跨國個體銀行資料的限制，故研究期間設定為1993-2000年。其次，銀行失敗或重整的名單對所有的學者而言，都是一大挑戰。世界各國對自己國家銀行的失敗都傾向秘而不宣，以降低系統性風險，所以除了當地人，外界很難完全知道一國哪些銀行發生失敗。本文以Laeven (1999) 及Bongini, Claessens, and Ferri (2001)，探討亞洲國家的失敗銀行的研究為基礎，先有了這些國家失敗銀行名單，再配合相關的網站的資訊，找出此五國其他可能遺漏的失敗及重整的銀行名稱，如此我們可說有相當完整的失敗銀行名單。而找出這些銀行的屬性是另一個挑戰。判斷銀行是隸屬於政府、財團、或是家族等所有權結構，不是一個容易得到的資訊。我們仍是由Laeven (1999) 及Bongini et al. (2000)為基礎，再由BankScope的 Special Issue股權結構判斷，得到這部份銀行的資料，再與文獻上進行比較。最後，本文找出個體與總體之「穩健指標」及「脆弱指標」，就如同Eichengreen and Arteta (2000)所建議的研究方向。

隨著經濟發展進步，國民生活水準提高，消費型態由重視機能、價格轉變成為重視感性、流行以及個性化，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也變成少量、多樣，多次購買的現象；加上企業經營環境面臨外資加入挑戰人事、土地成本提高等多項壓力。對於這些變化，相對的行銷通路也需要做調整適應。 本研究以直效行銷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模式為研究主題，在章節部份區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介紹研究背景、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並簡介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流程；第二章是相關文獻的探討，分為行銷通路的理論及相關發展，其次為直效行銷的介紹及演化過程，再則為直效行銷工具各項描述以及規劃發展的步驟和流程；第三章為本研究所提出的直效行銷體系建立及發展的觀念性架構模式，以建立及發展時程和管理構面來區分說明；第四章為個案研究，首先是說明個案選擇構面及標準，其次為實証訪談個案背景及實作說明，再則為對各個案就第三章的架構模式做彙總比較；第五章則為以第三章所提的觀念性架構和第四章實証結果提出相關命題及釋例；第六章為研究結論及建議與後續研究的方向，包括本研究的貢獻及所發現的結果，以及這些發現所代表的策略涵義，並對本研究未盡事宜及限制提出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本研究以演譯法展開事先建立之架構，繼而以架構進行個案之探討，再以個案進行訪談發展命題。最後再提出研究發現，做為結論及建議。對於所提的架構模式則以建立及發展時程區分為策略、方案、執行、評核四個階段，並分成通路策略規劃、計劃擬定與策略選擇、活動展開與管理、資訊電腦化管理、行政支援管理、績效評核與改善等六個構面，後續再依各構面列出十九工作要項逐一探討說明。 本研究所提的架構模式，是以企業建立通路體系的立場出發，從整個企業活動的角度為經緯，是行銷與後勤結合而成的完整體系。而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做為企業建立直效行銷體系時的參考手冊。因此在十九項工作項目中儘可能以實務角度撰寫及提供流程或圖表，對於不同企業因為商品性質及媒體工具採用的差異，在執行時只要將步驟與作法稍加調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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