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國內學界，有關於平政院或其裁決案的研究極為少見。有者亦多屬負面評價，例如在少數早期的研究文獻中，陳顧遠氏謂：「平政院設於北平豐盛胡同，內分三庭，是一個清閒機構，每年所收的案子不到十件，各方對其地位都不重視．．．．平政院便有了一個眾人皆知的黑名----貧政院。」學者吳庚氏謂平政院：「此種不中不西的體制，其實際運用的情形，並不理想。」「此一制度在當時政治局勢及社會環境之下，未曾發揮功能，僅屬聊備一格而已。」有關平政院的運作或裁判事實為何，則不見有何深入探究。 另外一面，學者林紀東氏研究清末民初中國法制現代化，在比較民國初年新舊二行政訴訟法（民國三年七月二十日公布者與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者）後指出，現行的修正前行政訴訟法乃受到民國初年的行政訴訟法的影響。民國初年的行政訴訟法，就當時的情形而言，甚至有許多進步的規定。 為何會有上述二種不同見解？論者對於平政院負面的評價，推究其原因，應與平政院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本文以為，上述對平政院的疑問，應就其裁決案觀察，方得論斷。 《臨時約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宣示了中華民國應該是一個民主共和國，這也是清末革命派人士所企求建立的國家形態。本文試圖從平政院的裁決案出發，以「建立法治國」為主軸，對民初「民主共和國」實踐的情形進行分析。 本文就平政院裁決案予以類型化，分析平政院審理的實態。發現民國初年，在無法律規定下的行政，行政雖獲得較諸裁量、判斷餘地為大的自由。不過，在法律根本未有規定的情況下，是否即表示行政官署享有廣泛裁量權？從平政院有關行政裁量權的審理結果觀察，答案未必盡然。 平政院最大不足之處，乃在對命令、法律的合法性及合憲性審查之不足。依臨時大總統於元年三月十一日，下令宣告暫行援用前清法律云：「現在民國法律未經議定頒布，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牴觸各條應失效力外，餘均暫行援用，以資遵守。」此一大總統令，雖然使得法院取得審理依據。從本文第三、四章的分析顯示，平政院的審理法源依據，乃立基於一種假定，假定「法律乃主權者的命令」。準此，不難說明為何在裁決案裡，處處可見「呈准」、「成例」、「草案」、甚至是「省法規」作為審理的依據。惟自始而終，卻未見平政院反對見解。 行政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權力，行政權擁有其自身之任務、其獨立之正當 性，以及其自身之手段及程序，以履行其法定任務。若癱瘓行政權的結局產生，固有不妥，法治國家的原則中並不促成行政的癱瘓。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論，國家權力的控制亦是十分重要，權力控制可以改善國家的決定行為，透過司法審查，能促使權力控制的功能乃係依法令標準而行。民國初年，雖然基本法制、各家見解均肯定公益概念得為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但從本文分析顯示，透過一般法律原則概念的作用，平政院相當程度的發揮了權力控制的功能，至少難謂「駁回法院」。 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有悠久的歷史文化，要一旦改弦更張，來適應新法律所創造的一切，當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不論從歷史法學派或社會法學派，許多法律，不能發揮真正法的效力，就是因為沒有在人心上建立穩固的基礎。這種現象，不獨在中國存在，在其他國家亦在所難免，尤其在社會動蕩急劇之際，更不足為怪。以此而論平政院裁決案，其審理案件數量或裁決品質，容有不足。惟平政院的努力與成果，應得正視。 ● 關鍵詞： 平政院、法治國、行政裁量權、一般法律原則概念、裁決、民國初年、臨時約法、行政救濟、行政訴訟法、行政法院、平政院編制令

行政罰有關處罰法定主義之內涵，包括處罰構成要件、處罰對象與處罰種類等等。長期以來我國行政法學界與實務界對處罰對象此議題的探討卻相當零星，依現行法規及實務運作上，處罰對象並不限於自然人，甚至並非以自然人為主，還包括法人、行政機關、非法人團體及其他尚未定位之組織等等非自然人之部分，然而渠等是否得成為處罰對象，或為什麼可以成為處罰對象？其理由或要件如何判斷？卻付之闕如。特別是在行政罰法公布施行後，其第3條規範之行為人概念所指為何？其定義之內容與現行法之適用有否扞挌？及是否等同處罰對象，均有待究明。而代理人之行為如何評價，私法上之代理制度可否當然沿用？再者，自然人與私法人間處罰選擇的分擔與併罰，如何判斷？有無違反比例原則等問題。甚至複數處罰對象有無競合之問題，及競合時該如何處理？皆屬本論文研究之重點。從而，本論文試著從比較立法例、我國現行法規、學說、實務上之行政法院、行政機關等法律見解，來探究有關行政罰處罰對象的範圍及界定等爭議問題，並試著建構一套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提出研究結果及修法建議。

本論文從現代行政法學方法論所獲得之考察角度，以個別社會保障制度之給付型態及規律構造為基礎，分析給付主體（行政）與受給者（私人）間，不限於行政處分意義之「給付決定」與「私人權利」之關係，並考慮供給主體多元化之給付關係之狀況。分析順序，先從我國法社會保障給付作用之法律構造（實定法、裁判例）設定課題，次以日本法為比較法，整理日本行政法或行政法學對於所設定課題之回應。最後，從前揭行政領域之議論，發現、汲取構想現代給付行政法學方法論（以行為形式與法律關係為主軸）之線索，並展望對應給付行政法之特色，建立其法體系之可能。

「為利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發揮企業經營效率」為企業併購法之立法目的，因此，第三章訂有許多租稅措施，以排除企業併購之租稅障礙。然而，實務上稅捐稽徵機關常以各種理由否准認列企業併購商譽攤銷費用，即便納稅義務人提起行政救濟，行政法院法官多認同稽徵機關主張，作出不利於納稅義務人之判決。雖最高行政法院已於100年12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將相關爭議舉證責任的分配作出決議，此決議的合理性仍有探討空間。 本研究試圖以近三年企業併購商譽攤銷相關判決為研究範圍，首先，將實務爭議類型化，統計行政法院作出對納稅義務人不利判決之主要原因，並利用法令及財務會計準則相關規範，分析各類型判決；其次，探討前述最高行政法院100年決議內容是否合理；最後，以商譽的本質及企業併購經濟實質，提出個人建議，供後續研究及修法參考。 / “The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Law (the Law) is enacted to facilitate merger /consolidation and acquisition by a business for purposes of reorganization and optimal operation efficiency.” Therefore, there are some taxation measures which aim to get rid of obstacles in taxation during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 chapter 3 of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ct.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competent tax collection authorities usually use every argument to rejec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expense of goodwill amortization. Even that the tax-payers petition for administrative redresses, the result of judgments are often unfair to them. Although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rendered the resolu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the first joint meeting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judges in December, 2011,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esolution is open to question. This study takes judgments of goodwill on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from the past three years as examples, and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classify these controversies in practice into patterns. Besides, it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esolution in 2011. Last, to supply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es and the amendments on the law,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provides perspectives on the goodwill generated by busines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the essence of goodwill itself.

企業併購商譽產生係由「併購公司投資成本」與「被併購公司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產生差異所致，本文先由「併購商譽攤銷」之行政訴訟進行分析，進而研究我國稅捐稽徵機關是否應當發展公平價值評價審查制度以解決相關租稅爭議。另外由於在我國102年起上市櫃公司全面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的前提下，透由我國上市櫃公司於102年度之商譽減損測試執行狀況，將該分析結果與國際現況進行比較，試圖了解我國上市櫃公司之商譽會計政策是否隱藏併購公司高估商譽之風險，並進而探討公司負責人於併購時點所作之投資決策，是否有「經營判斷原則」之適用？在此混沌不明的過渡期間中，本文希望透過此研究而呼籲我國監理機關能盡早正視此一問題。 / M&A Goodwill arises from the difference of "M&A investment cost" and "the acquired company's identifiable net assets at fair valu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bout the " amortization of goodwill" at first. Further we study that whether the tax authority should develop the examination system of fair value evaluation to resolve disputes related to income tax. In addition , science Taiwan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 formally announced that all listed companies must appl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after year 2012, we summary the the Goodwill impairments during year 2013 evaluated by the listed companies and compar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listed companies`s accounting policy and weather the M&A Goodwill is without evaluation . At last, this study discuss when responsible person of the corporation high paying to the acquired company whether there is "business judgment rule" applicable? In this chaotic period, this study hopes that this research result could let FSC to notice this issue as soon as possible.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之後，社會上對於住宅地震保險之需求日增。社會輿論與學術界也呼籲政府應建構一套適宜我國國情之住宅地震保險制度。經過政府官員、學者以及產險業界等代表之討論、規劃，我國終於民國九十年四月一日實施住宅地震保險。此一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並非完全補償民眾所面臨之地震危險，其僅係提供一基本保障，使得民眾能降低其所面臨之地震風險並且讓政府財政不致因地震而造成沈重負擔。我國住宅地震保險制度實施至今已逾四年，其中住宅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相關法規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一日以及九十五年十二月廿九日有所修正。惟雖現行制度因前次修正而稍完善，然細究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相關法規內容，仍可見有所爭議之處。本文乃先予探述地震之成因、地震所致之災害類型以及透過保險制度分散地震風險可能面臨之問題，期能對地震風險有一概略之認識。此外，本文亦提出近期美國加州、日本以及紐西蘭等先進國家之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運作概況，期能就我國住宅地震保險制度有缺失時，能作為一參考依據並更新現行文獻未更新之處。而本文重點即係探究我國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相關之法律問題，期能為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完善盡棉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