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4960号 / 文博第930号 / 新制||文||73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思想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出口 康夫, 准教授 大塚 淳 特定講師 五十嵐 涼介, 教授 久米 暁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在實質法治國裡，法益保護是刑法正當性的起點，法益侵害是實質犯罪概念之首位且必要元素。詳言之：刑法每個罪都可以分為行為規範與制裁規範兩部分，以這區分為基礎來觀察──形式上，法益是會受行為在因果關係上侵害的、因此被以行為規範保護的客體，而行為規範本身受到制裁規範的保護；實質上，憲法定義的法益，是社會和平生活中，人格自由發展的外在、真實（即可受因果侵害的）、基本條件。這個定義的功能不在於表列出特定的法益清單，因為人格發展的條件與時俱變，它的功能是供作憲法上的審查步驟與學術批判的施力點。正確認識憲法對各種基本自由的保護意旨，是正確建構法益理論的前提，而以法益理論為基礎的犯罪理論精緻化，提供法治國一個自我檢討、深化的契機。 / In a state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very beginning of legitimation of criminal law is protection of legal-good (in German: “Rechtsgut”). Infringing legally-protected-good constitutes the first and necessary element of substantial concept of crime. In detail: Every criminal article can be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behavior norm and sanction norm, and can be observed under this distinction. – Formally, legal-good is protected by behavior norm, because it is causal damageable by human conducts, whereas behavior norm itself is protected by sanction norm. Substantially, legal-good as a concept defined by the Constitution implicates the external, real (i.e. causally damageable) and basic requirements for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a peaceful social life. The function of this conceptual definition is not aim at listing a specific catalog of legal-good, because requirements for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change with time. Its very function is to serve as constitutional reviewing procedures of criminal law and pivot for academic criticism. Proper comprehension of the objective of constitutionally guaranteed fundamental freedoms is the premise of proper construction of legal-good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refinement of criminal doctrines based on legal-good theor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a state under the rule of law to self examine and thoughts deepen.

「公益勸募條例」自民國95年5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實施迄今六年，由於許多非營利組織對於條文解讀不同，因此實務上就產生「無所適從」、「有法無可管」的現象，社會各界對於修正勸募條例的聲音，亦時有所聞。100年日本311震災事件後，內政部召開「公益勸募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主要針對「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勸募修正條文內容，修正的條文草案版本實有許多值得研商探討的部分。本研究依據內政部「公益勸募條例」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會議通過版本，以及自律聯盟理事會通過版本，將兩個草案版本對照比較，且依勸募活動之時序歸納區分為：「勸募申請及許可」、「勸募期間規範」、「募得款使用規範」、「資訊揭露」等四大面向作為本研究探討主軸，並藉由紅十字會總會「重大災難」勸募之經驗，確認部分條文內容修正之適切性與可行性。 本研究發現公益勸募條例募款主體規範不夠周延；偏重事前程序審查，缺乏事後監督機制；轉捐行為、退款機制未作規範；國內重大災害勸募「救災執行能力」未加以規範；有關資訊揭露之法令缺乏；捐贈機構不同，扣抵稅額不一等問題。「公益勸募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內容尚欠完備，仍有許多值得檢討及研商修正部分，政府修法應廣納民間團體之意見，確認條文內容更為妥適可行，以確保有效管理勸募行為，達到「妥善運用資源，保障捐款人的權益」之立法旨意。

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2013年12月增訂借殼上市櫃監理新規範，借殼上市櫃監理規範之探討，須從借殼上市櫃者之動機、借殼上市櫃者之方法著手，同時對於一般上市櫃之標準及流程應有所了解，俾以比較其與借殼上市櫃監理規範之差別，以分析借殼上市對於借殼公司及被借殼公司之經營者、小股東有何利弊，並參酌外國之借殼上市監理規範，以歸納分析借殼上市櫃監理之法規範核心，從而檢驗外國及我國之借殼上市櫃監理規範是否充分達致法規範核心目的，作為提出我國借殼上市櫃監理規範之建議。 本文第二章先介紹借殼上市之定義，透過借殼者、被借殼之動機分析，始能清楚呈現借殼上市現象產生的原因；第三章簡介借殼上市各種案例類型，從這些案例中，使吾人更能全面而宏觀地了解借殼上市之可能發展，以期為後續法規範修定之妥適性提供依據；第四章將借殼上市對於各個關係人之利弊做一詳盡之分析，探討借殼上市監理規範的法規範核心為何；第五章分別介紹並且評析美國、英國、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之借殼上市監理規範，觀察各國對於借殼上市之監理方式之方法以及寬鬆程度，作為我國現行監理規範之參考；第六章介紹我國借殼上市櫃監理規範並分析之，再透過與其他各國之規範之比較，檢討我國現行規範是否有需要調整之處，作為將來修法之參考。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1482号 / 文博第787号 / 新制||文||669(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思想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出口 康夫, 教授 中畑 正志, 准教授 大塚 淳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在１９８７年１１月，AICPA 會員表決通過重新制訂「職業行為規範」，代表會計專 業界對會計環境急速變遷的正面反應，新規範同時也為擴充專業服務，及針對在聚變 的競爭環境中所面臨之專業上的變動，提供指引的架構。本論文探討美國「職業行為 規範」發展的經過、修訂的原因，以及新規範是否可供國內借鏡之處，另一方面探討 我國會計師公會會員和財務主管對職業行為規範認知上之差異，以及國內目前職業道 德修訂之必要性及可行性。 本研究包括文獻資料之蒐集與分析，並以會計師公會會員（１９８８年會員名錄）及 公司財務主管為問卷調查對象，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t 檢定進行分析。

論文題目：群體規範、認知、認同對產品態度與忠誠度的影響－以青少年之偶像崇拜行為為例 校所組別：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班國際企管行銷組 論文摘要別：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摘要 研究生：莊曼潔 指導教授：邱志聖博士 頁數：81 關鍵字：群體規範、認知、認同、態度、忠誠度、偶像崇拜 論文摘要內容： 東方群體主義的社會中，大多數人皆會在乎別人的眼光及看法，導致每個人在購買產品及使用行為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別人的影響。同儕團體、參考群體、文化的壓力會左右消費行為，因而在做採購決策時不是全憑個人的好惡，還參雜了相關他人的看法，社會影響力會左右每個人對產品的評價及選擇，特別是在購買外顯產品時這種現象尤其明顯。 本研究欲將以往探討滿意與忠誠度關係的架構加入社會影響力變數，探討在群體規範的壓力下或個人本身對於群體依附程度的不同，在認知與態度、認同與態度、態度與忠誠度、認同與忠誠度間之關係是否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記名問卷或是不記名問卷，認知對態度、群體規範對態度、認同對態度、認同對忠誠度、態度對忠誠度皆有顯著影響，亦即不論其知覺到之社會影響力多寡，對產品的態度不僅會受到本身對產品認知的影響，亦會受到群體規範和品牌認同因素的影響，而態度和品牌認同會進而創造品牌忠誠。 其中知覺到之社會影響力較低者，品牌忠誠主要是由其本身對品牌的高度認同而來，而知覺到之社會影響力較高者，品牌忠誠主要是透過認知影響態度，再由態度影響忠誠度而來。 在群體依附焦慮部分，「高群體依附焦慮者」及「低群體依附焦慮者」，兩者在架構上均顯著，但並無顯著差異。其可能的原因有：問卷並未對群體作特定化定義、受訪者已內化為自己的態度、受訪者未依照其真實情況回答。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討中國大陸證券市場的會計規範系統，並以中國大陸 新上市股票的股價行為為例，俾驗證中國大陸會計規範系統的有效性。所 謂證券市場的會計規範系統意指股票上市公司財務資訊公開揭露的規範， 其目的在於確定財務報表的品質與對投資大眾公開的程度。而在大陸資本 市場中，因為會計自律組織不彰，因此與自律組織有關的自律規範皆由官 方制定，亦即財務報表品質的確定與財務資訊對大眾公開的程度由官方決 定並制定為規則。於相關的文獻探討中得知，會計資訊與新上市股票上市 價差的關係相當密切。會計資訊品質越佳，上市價差越小。所以，利用上 市價差來評估會計規範體系的合理性與有效性係適當的方法。據此，本研 究以在上海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Ａ股及Ｂ股公司為研究樣本，分別進 行單變量分析及兩樣本t 檢定。從上市價差的衡量與統計分析中得知：1. 無論是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票之報酬率及超額報 酬率，均顯著地異於零，且皆異常性地高。2.在股價報酬如許異常高漲的 大陸股市，其會計資訊被使用於股價決策的效率一定極低；也或許會計資 訊被使用於股價決策中，較諸其他相關資訊的權數低許多。3.中國大陸證 券市場會計規範系統並不具有效程度，亦即會計資訊的有用性低，所以股 價才顯現出如此異常行為。

新自由主義興起帶動全球市場自由化及勞動市場彈性化，各國企業為降低成本，紛紛由國外引進廉價勞動力，而亞洲國家採取之外勞遷移規範皆為限制嚴格的差別排除模式，惟面對將來大量移工可能回流亞洲，外勞在亞洲長期遭受歧視及違背人權的管理模式是否能夠改善受到國際關注。 我國為了因應國際趨勢及改善不肖仲介業者仗著聘僱管道優勢剝削外勞，並減輕外勞及雇主在聘僱程序上之經濟負擔，於2007年成立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提供雇主另一引進聘僱外勞之管道，並將外籍勞工引進之手續簡化，引進時程縮短，達到雇主及外勞雙贏。惟調查顯示，僅有半數雇主知道直接聘僱制度，曾使用此制度之雇主比例最高也僅有兩成，根據本文訪談外勞雇主發現，雇主對於此制度尚不熟悉，也不清楚其目的及內涵、直接聘僱選工系統資訊少且配套不足、流程繁瑣、無後續管理服務等皆影響雇主使用直接聘僱制度。 對比與我國直接聘僱制度相似的南韓僱用許可制度，主要在於南韓將外勞仲介排除、政府有效限制外勞人數、外勞自身所需條件、後續管理之規定等皆有明顯不同。 透過文獻整理、訪談及比較南韓制度發現，我國直接聘僱制度仍宣傳不足，引進流程及後續管理皆有待改善，因此，建議我國直接聘僱制度應大量使用媒體、文宣進行宣傳、納入本文雇主建議事項、簡化外勞聘僱流程、讓外勞聘僱資訊更加透明化、建立外勞資訊整合服務平台並以南韓僱用許可制度為借鏡，使直接聘僱制度更為便利及人性化，並讓直接聘僱制度之使用率提升以達成制度建立之目的。

我國於2012年10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訂定暫行開放置入行銷與冠名贊助之規範，使電視公司得以在節目製播資源上正式獲得企業挹注，並能夠製播更好品質的電視節目。 本研究以NCC有條件放寬電視節目冠名贊助、置入行銷規範之基礎下，採用深度訪談法，邀請產業中擁有相關實務經驗之經理人與學界、政府機關共八位受訪者，探討產業置入行銷的業務推動、行銷策略、執行製作與相關態度四面相。 研究發現，今日台灣電視節目製播生態不如以往，因此相關商業置入行銷與冠名、贊助為產業雙向合作的共生關係，而非過去較多為企業方的行銷需求。在此一行銷模式中，節目收視率與節目收視群為企業考慮合作可能性的主要兩大因素，然而，節目收視率並非企業絕對的評估合作之可能性，若節目收視群吻合度非常高，企業也愈傾向與該電視節目合作；電視台重視企業的則是品牌連結度、品牌形象與品牌知名度。但在彼此選擇中，電視台方擁有較大主導權選擇合作對象。 此外，產、官、學之間因立場不同而產生一定的認知落差。研究者認為若電視台並無明顯違規，NCC仍以鼓勵業者自由製播為原則。NCC持續觀察產業之製播成效與發展，並適時與適當地放寬規範。最後，NCC應對於此一規範做內容限縮，而非在形式上過多限制，例如外購節目應不得接受冠名贊助，如此台灣電視產業競爭力才能實質提昇。NCC釋出更多的空間，也必須要適當地限縮才能夠有效扶植台灣電視製播產業。 / Since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NCC) began to ease restrictions on product placement and sponsorship permitted in television in October 2012, television corporations have been able to receive more investments officially from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grams. Under this context of partially relaxed restrictions on television programs, this research includes in-depth interviews to members of different relevant organizations, namely 4 senior executives from television corporations, 2 from advertising sponsors, 1 from the academia, and 1 from a government agency,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ir business motivation, marketing strategies, executive produc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topic. This study found that product placement and sponsorship permitted in television is a mutual cooperation between television corporations and enterprises. In this way of marketing, television ratings and television viewer group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enterprises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s far as television corporations are concerned, strength of relations, image, and awareness of enterprises are the issues they most care about. In addi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perception gap among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academia. However, NCC continues to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lift a ban on product placement and sponsorship in television properly at the right time. Finall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NCC should have restricted the policy on the content rather than on the form, for example, broadcasters should not be offering title sponsorship for imported television programs, so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truly foster the television industry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