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權人在權利保護期間享有法律保障之排他性，而智慧財產權之制度設置，必須兼顧個人權利與社會公益，藉由保護權利人進而促進社會公益，但專利權制度中，專利權濫用之現象，對於專利發展中國家而言，尤其是外國專利強權企業利用專利奪取私益已達浮濫程度，造成私益與公益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因此專利公益訴訟是平衡兩者之利益的一個手段。而因專利要件審查難以完善，造成許多具有無效事由的專利被授予專利權，這些專利權的存在侵害公眾利益甚鉅，中國大陸的對策為：提起專利公益訴訟使瑕疵專利無效，鼓勵任意第三人對專利之有效性提出挑戰，請求專利管理機關重新進行專利有效性的審查，維護公眾的合法利益；本文比較我國目前具有瑕疵之專利權，仍由民間企業基於非公共利益之商業利益考量而提出專利舉發，分析兩岸的制度及案例，檢視我國專利公益訴訟提出之可能，期使舉發專利無效之制度得以更臻健全。 /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public interest with regards to patent litigation cases in China.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litig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Patentees have the exclusive right to prevent others from exploiting the invention without the patentees' consent dur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Howe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set up to protect not only rights of patentee but also that of social welfare. To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welfare,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of abuse of patents discussed in the patent systems and the merits of public interest in patent litigation. Furthermore, the study examines China public interest patent litigation to invalidate defected patent system and encourage any third party to challenge the validity of the patent. Under the comparative legal study approach, the study can provide different perspective for our legal system to improve more beneficially our Patent law system.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各國憲法基本權利章節大凡皆列有多項人民之基本權利與義務，而這些基本權利構成了近代民主國家人民生活之重心，但基本權利並非憲法上一紙明文即可落實，尚須有完善之法制度與國家權力對基本權利之尊重方能達成，且對於實現基本權利最重要者厥為「訴訟權」之落實，因其最主要之特性即為對於基本權利受侵害者提供救濟之途徑而促成基本權利之完整實現，故訴訟權可說是一程序權性質濃厚之基本權，所謂「有權利即有救濟」（Where there Is a right there Is a remedy）及「無救濟之權利，非權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a right），即在點明訴訟權與其他基本權之關係。 惟基本權利因憲法之抽象性，其本身之概念內涵通常並不清楚，作為基本權利一份子之訴訟權也不例外，而憲法本身具有規範所有國家權力作用行使之特性，做為憲法所明文保障之訴訟權亦受國家權力之遵守當無疑義，但當訴訟權之概念內涵並不清楚時，欲求國家權力確實遵守恐有其困難性，因此，建構訴訟權之概念對於國家權力之遵守訴訟權而落實所有基本權之保護有其重要性。而對於憲法基本權內涵之闡明，其任務於有違憲審查制度之國家即係交由其違憲審查機關作憲法內容具體化之工作，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日本之最高法院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而我國憲法有關訴訟權之規定，最明顯者即為憲法第十六條之「人民有訴訟之權」，另外如認為訴訟權即為有關司法權行使之一切規定來看，憲法第七章「司法」有關司法權建制之規定亦屬廣義訴訟權之概念。此外，憲法對於人身自由此項基本權之保障著墨甚多，且將其保障之位階提升至憲法保留之層次，限定於只有法院經由法定程序方能限制人身自由，而此項權限既然保留給法院方能行使，其程序事項亦為訴訟程序之一環，且多為刑事訴訟程序，是故本文於討論訴訟權時亦將之一併納入討論；至於憲法第九條，其條列於憲法第八條之後，通常認為其與憲法第八條為一有機之連結，屬於對軍刑事審判之規定，故本文亦將之納入。而以上所列之訴訟權及其程序事項之內涵皆未有一明確之概念，於理解上造成困擾，此時職司我國憲法解釋之大法官即負有闡釋訴訟權內涵之任務，而我國大法官於近年來本於保障人權之思想，對於有關訴訟權之爭議做出很多號之解釋，也做了不少的釐清並建立出有關訴訟權之原理原則。 本文即見大法官所做之多號解釋，因都係對於個案建立標準，即思加以整理，再參酌比較法及憲政史之演進，試圖建立一可供操作檢驗之體系以利對於訴訟權之理解。 憲法上訴訟權由於其係為求基本權之獲得救濟而設計出之程序上基本權，其可能為針對受救濟之權利之性質及訴訟之特性，或是因為特殊之歷史背景或法制思想而有許多不同的制度設計，例如審判權限的劃分、重視救濟制度之程序面或實體面、訴訟法上原則的不同等等，其體系內涵可謂保羅萬象，因此，欲討論憲法上訴訟權，將會是一涉及層面甚廣之問題，非本文所能一一論列。所以，本文才會將憲法上訴訟權討論之焦點限於我國大法官之解釋，亦即，本文僅對於大法官所做出之解釋作整理與分析，建立一可供操作檢驗之體系並對於大法官所引用外國法上之理論概念加以分析檢討，再以所建立之體系對於我國現有之訴訟法制作一分析，以檢證我大法官所揭諸之訴訟權之內含有無受到落實與遵守。 惟我國審判權限之劃分極為細緻，立法者喜針對各個不同之事件建立不同之訴訟救濟制度，因此，我國訴訟制度之實務面可謂非常龐大，如欲逐一檢討，恐非本文篇幅及作者之能力所能負荷，僅能檢選數項訴訟制度以為例證，而因民刑事訴訟為一典型而傳統之訴訟制度，其訴訟程序保障之強度已頗為堅強，故做有意識之放棄。而行政訴訟法制，我民國六十四年修正之行政訴訟法，其對訴訟權之保障或有未盡如人意之處，但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又做修正，將原本三十四條條文擴張至三百零八條，新制之特色為行政法院採二級二審、廢止再訴願、增加訴訟種類、創設暫時權利保護途徑及程序嚴格化及民事訴訟化等，因此，新制對於訴訟程序之保障強度已與民刑事訴訟程序不相上下，且於坊間教科書已多有討論 ，故亦不予討論。 所以本文擬以現正審議中之軍事審判法及我國大法官於釋字第三七八號解釋所創設之職業懲戒法院為檢證之例，理由為，因為前者其訴訟制度所涉及之憲法條文橫跨第八、九、十六條及第七章「司法」，具有憲法上訴訟制度之指標性作用，且因其現正於審議中，而大法官又對此著有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本文可對其草案以本文所建立之原則加以檢證；至於後者，因職業懲戒法院為我國傳統上所無之司法機關，釋字第三七八號之後，適逢公證法於八十八年四月間新修正，引進民間公證人制度，其懲戒程序即仿釋字第三七八號所建立之原則建立一懲戒委員會，使我國漸有走向職業懲戒法院之趨勢，而其懲戒所進行之程序又多屬於行政命令，其保障強度及設計是否有符合於憲法之要求，本文擬以此為例論述之。 第一章 序論 1 壹、 研究動機 1 貳、 研究之限制 2 參、 研究目的 3 肆、 研究方法 3 伍、 論文架構 4 第二章 訴訟基本權 6 第一節 基本權體系中之訴訟權 6 壹、 一般基本權 ６ 一、 性質 6 二、 功能 8 貳、 訴訟權之內涵 9 一、 就主觀權利之防禦權 9 二、 就主觀權利之給付功能 9 三、 就客觀價值規範體系 10 參、 核心理論 11 一、 緣起 11 二、 核心理論於我國實踐之可能性 11 （一） 學說見解 11 （二） 實務見解 12 （三） 小結 15 肆、 制度性保障 16 一、 概說 16 二、 制度之形成 16 （一） 概說 16 （二） 立法之裁量與界限 17 三、 於我國之實踐 19 （一） 概念之採認 19 （二） 評析 19 （三） 訴訟制度之保障 20 伍、小結 21 第二節 正當法律程序 23 壹、 概說 23 一、 前言 23 二、 美國法上之概念 23 三、 小結 25 貳、 我國之實踐 26 一、 緣起 26 二、 制度之引進 27 三、 實務見解 29 （一） 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 29 （二） 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 32 （三） 釋字第三九六號解釋 32 （四） 釋字第四一八號解釋 34 參、 結論 36 第三節 訴訟權於我國憲法之實踐 38 壹、 訴訟權 38 一、 概念 38 二、 實踐 38 （一） 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條款 39 （二） 憲法第九條之軍事審判制度 39 （三） 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權 40 （四） 憲法第二十四條之國家賠償責任 40 （五） 司法權專章 41 貳、 審判權限之劃分 43 一、 緣起 43 二、 實務現況 47 （一） 職業懲戒法庭 47 （二） 冤獄賠償法制 48 （三） 公證法 50 （四） 選舉訴訟50 （五） 軍事審判 52 （六） 交通違規案件 52 （七） 公務人員保險訴訟 53 （八） 海上捕獲法庭 54 三、 解決方案之建議 54 參、 小結兼代本章結論 55 第三章 我國訴訟權之憲法解釋 57 第一節 憲法解釋之整理 57 壹、 前言 57 貳、 整理 59 一、 憲法第八條 78 二、 憲法第十六條 78 （一） 就權利之賦予 79 （二） 行使之主體須為法院 79 （三） 訴訟程序法定主義 80 （四） 有效之權利救濟 80 三、 憲法第九條 81 四、 憲法第二十四條 81 參、 小結 82 第二節 評析 83 壹、 人身自由之保障 83 一、 基本原則 83 二、 緊急法制之例外 84 貳、 訴訟權之保障 85 參、 軍事審判 88 肆、 小結 89 第四章 從訴訟權之觀點看職業懲戒法院 90 壹、 前言 90 貳、 專技人員之懲戒 90 一、 會計師 91 二、 建築師 91 三、 技師 92 四、 醫師 92 參、 律師懲戒 93 一、 前言 93 二、 釋字第三七八號解釋 94 三、 分析 95 四、 小結 98 肆、 民間公證人懲戒制度 98 一、 概說 98 二、 分析 99 （一） 主體面 99 （二） 訴訟程序面 99 三、 小結 100 伍、結論 100 第五章 從訴訟權之觀點看軍事審判制度 102 第一節 憲法第九條 102 壹、 意義 102 貳、 憲法解釋 106 一、 釋字第二七二號解釋 106 二、 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 107 參、 小結 112 第二節 軍事審判草案評析114 壹、 草案特色 114 貳、草案評析 116 一、 關於軍、司法審判權限劃分之依據 116 二、 軍事審判機關隸屬於國防部之質疑 116 三、 關於以被告軍階定管轄法院之規定 117 四、 設定覆判審為法律審之質疑 118 參、小結 118 第六章 結論 120 壹、 總結 120 貳、研究心得 125

人類經濟活動重心之變革推動著產業競爭的樣貌，於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知識已成為經濟活動中最主要之價值驅力，與之相應的，產業中智慧財產層面的競爭也逐漸受到重視，發展至今，智慧財產已深入產業鏈且細化為各種以智慧財產運用為中心以創造獲利之企業。 半導體產業於台灣經濟發展之推進中佔有關鍵性之地位，隨著台灣廠商在全球產業鏈中扮演的角色重要性與日俱增，難以避免必須因應半導體產業中由智慧財產所造就的新興商業模式，其中，智慧財產研發公司拋棄舊有以生產製造為主之商業模式，開創以知識為本的競爭場域，並挾其智慧財產進行全球化的授權以及訴訟，扮演著遊戲規則的創造者，尤其記憶體產業之兩大智慧財產研發公司Rambus Inc.以及Tessera Technology Inc.，自2000年起不斷於全球提起專利訴訟，對整體產業乃至於台灣廠商帶來無法忽視之影響。 本研究試圖建立分析智慧財產研發公司之架構，亦即由該等公司之策略演進出發，宏觀的了解其於變動的競爭環境中如何發揮企業優勢；其次，以公司策略定位為基礎，進一步推動資源投入之分配，並形塑商業模式的產生；最後，本研究萃取智慧財產研發公司商業模式中較具特色且影響廣泛之訴訟階段，藉由記憶體產業中之個案分析比較之方式進行深入之實證研究，以管窺該等公司之專利運用模式，期能透過提升對於智慧財產研發公司策略定位、商業模式以及訴訟模式之了解，活化企業智慧財產之管理，並提供台灣廠商面對專利授權與訴訟時因應之基礎。 / The revol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has been the force behind the changing format of competition among industries. In the contemporary 21st century, knowledg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force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correspondently, the competition strate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so seized much attention. As of today,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s already been integrated in each and every industry chains and developed into various enterprises which earn profits by operating it.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aiwanese companies claim more crucial roles in the global industry chain, they are inevitably forced to deal with the new business model established by the cre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Among them,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companies have withdrawn from old business model of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and create a new competition field on the basis of intellectually propert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companies engage in global wide license and litigation, acting as the rule-maker within the new frame of competition. Rambus Inc. and Tessera Technology Inc. are the two lea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companies which brought lawsuits internationally since 2000, creating serious impacts on both the entire industry and Taiwanese compani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establish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observe intellectually property development companies, starting from the progress of strategy, try to understand how to exercise their advantages in the ever-changing competitive business world; furthermore, based on business strategies, this research look further into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creation of business models; lastly, this research closely examines the litigation phase of the business mod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companies by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in order to conclude the operation pattern of patents of such companies. With further exploration 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business model and litigation patter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compani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not only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the management of IPRs but also a framework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to cope with patent licenses and litigations.

隨著社會變遷，近一二十年來，我國醫療糾紛有大幅增加之現象，而經由媒體的報導，醫療糾紛在我國亦經常成為眾所矚目、備受爭議的社會焦點。由於醫療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直接侵害病人之身體權、健康權、甚至生命權，對於病人及其家屬生活所造成之影響，難謂非為鉅大，故醫療糾紛之妥善處理，實係吾人從事醫療法律之研究者，應予正視並深入探討之議題。 我國醫療糾紛之處理，向以刑事訴訟為主要之救濟途徑，惟晚近醫界、法界均已達成共識，認為醫療糾紛應回歸至以民事程序為主之處理模式。惟吾人若欲藉由民事法律關係妥善處理醫療糾紛，則須注意醫療民事訴訟之特殊性，亦即，因醫病雙方專業知識上之落差，導致雙方在民事程序上處於武器不平等之地位。為衡平此一武器不平等，我國實務上部分法官在審理醫療民事訴訟時，曾打破傳統民事過失歸責原則，將消費者保護法無過失責任與民法第191條之3一般危險責任之規定適用於醫療行為，惟自民國93年醫療法第82條第2項修正之後，該法既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邇近之實務判決遂多採醫療行為過失責任之見解，也多排除民法第191條之3之適用。我國醫療訴訟醫病爭執之重點，乃於近年由實體法之無過失責任之採擇與否，轉換至程序法之舉證責任分配。 於醫療訴訟等現代型訴訟事件中，被害人時常發生舉證上之困難，倘若依照僵化固定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則不免有失公平正義。因此，舉證責任分配於醫療訴訟上應如何操作方屬適當，實為醫療民事訴訟中值得觀察的重點所在。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共分為七章，其內容綱要如下： 第一章 緒論：闡釋說明研究動機，並指明目前民事醫療糾紛事件之問題重心在於「程序法」，特別係在「舉證責任之分配」。進而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 醫療糾紛之發生及其處理：本章由醫療糾紛之發生談起，進而說明醫療糾紛之法律關係，探討不同法領域下醫療提供者違反義務時之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等，並論證醫療糾紛實應回歸至以民事程序為主之處理模式。最後，介紹醫療糾紛發生後，國內外現今法制上之醫療糾紛處理機制，並分析其優缺點。 第三章 醫療糾紛之民事法律關係與醫療民事訴訟之特殊性：本章聚焦於醫療糾紛之民事法律關係，探討醫療提供者之契約責任、醫療無因管理與醫療提供者之侵權責任等。同時，討論醫療民事訴訟之特殊性，分析醫療民事訴訟被害人舉證困難之原因，並分析加重醫療提供者民事責任之法理基礎、以及過度加重醫療提供者民事責任所可能導致之反效果。 第四章 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學說：按我國關於民事舉證責任之立法明文，係規定於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學者乃認為，在我國法制下，所謂舉證責任分配法則係一總體概念，而可區分為「舉證責任分配一般原則」與「舉證責任分配減輕」二者，而以前者為原則，後者為例外。本章即由舉證責任之基礎觀念出發，藉由介紹國內外之學說，而分別處理「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與「舉證責任分配之減輕」等概念。 第五章 醫療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規則之具體適用：本章集中討論醫療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本章前半段介紹醫療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規則、以及比較法上(包括德國、美國與日本)醫療糾紛舉證責任減輕之具體規則，後半段則分析我國實務操作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本文一共歸納出實務判決於適用舉證責任分配時共六個問題，並分別找出判決加以闡釋。於本章末，則提出將醫療糾紛類型化，應有助於解決我國實務之問題。 第六章 醫療糾紛之類型化與舉證責任分配體系之建構：本章先試從「法學思維」、「醫學思維」、以及「綜合醫學思維與法學思維」出發，分別建立三套操作模組，以將醫療糾紛類型化，並建構其各別之舉證責任分配體系。關於純粹由「法學思維」或「醫學思維」所建立之操作模組，本文將分析其操作上之侷限，而針對本文所建議「綜合醫學思維與法學思維」之操作模組，亦將於各醫療糾紛分類，舉實務案例諸例實際操作之，以驗證本文所建議操作流程之可行性。章末則另提出法院於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時，其他與客觀舉證責任分配無直接相關，但應予考量之事項，以助於更正確地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規則。 第七章 結論、建議與展望：綜合前開章節討論，針對醫療民事爭訟程序中之舉證責任分類體系與操作模式，做出總結。並提出其他相關建議，以終極落實醫療需求者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 / The number of malpractice claims filed in Taiwan against physician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recent decades. Medical malpractice litig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huge gap in medical knowledge between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leading to an unequal status between both parties in the trials. To ensure that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arms is upheld in civil procedures, the courts applied the strict liability embodied in Article 7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and Article 191-3 of the Civil Code to malpractice cases. However, since the amendment and promulgation of Article 82 of the Medical Care Act, there has been a consensus that strict liability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in medical litigations, and negligence becomes an essential element for establishing the liability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addition to modifying liability rules, an alternative for achieving equality of arms is to relieve the plaintiffs from the burden of proof. However, the burden of proof should be adjusted with precaution, because an excessive shift might contribute to defensive medicin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aims to standardize the algorithm fo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by classifying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s. The thesis is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seven chapter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his chapter outlin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sent study,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litigations. Also delineated in this chapter are the objectives and methodology of the present study. Chapter 2 The occurrence and resolution of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s: In this chapter, the incidence of medical injury and medical malpractice is discussed first,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civil,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liabilitie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The plethora of resolutions for settling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s are summarized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 Chapter 3 Civil liabiliti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litigations: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the civil liabiliti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which arise from failure to undertake contractual duties or tort liabilit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litigations, such as the unequal status in arms between plaintiffs and defendant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concluding negligence or deciphering causation, are discuss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hapter. Chapter 4 Theories and rules in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Article 277 of the Taiw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A party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with regard to the facts which he/she alleges in his/her favor, except either where the law provides otherwise or where the circumstances render it manifestly unfair. Consequently, in principle, the burden of proof is allocated according to the “Normentheorie,” with specific rules applied to ease the plaintiff’s burden of proof under exceptional and unfair circumstances. Chapter 5 Rules fo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litigations: German, American, and Japanese rules for allocating or relieving plaintiffs from the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litigations are introduced.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applying these rules to medical litigations in Taiwan are inspected. The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relies on a precise classification of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s. Chapter 6 Establishing the algorithm fo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by classifying medical malpractice disputes: Three models fo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are created on the basis of thre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classification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classification from a medical perspective, and classification from a combined medical-and-legal perspective. A comparison of these three models reveals that the last might be the best algorithm. Specific tips for an accurate application of this algorithm are also provided. Chapter 7 Conclusions: This chapt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an appropriat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litigations, as well as the algorithm for alloca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establish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lso included are suggestions on how to ameliorate Taiwan’s medical litigation system in the future.

在德國，關於憲法與民事訴訟法間關連之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是故以憲法原則指導、審查民事訴訟法已經成為主流，憲法不僅在民事訴訟法之立法上扮演指導方針的角色，在實務上亦發揮重大的影響。然自德國之民事訴訟法發展以觀，此研究之主流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關注的焦點例如突襲性裁判之防止、合法聽審權之保障、武器平等原則之重視、比例原則之考量，以及其他個別憲法原則於民事訴訟法上之作用等。在我國，關於憲法原則與民事訴訟法發展間關係之研究，原非研究民事程序法學者所關心之學術領域，其成為研究標的者，乃始於一九七０年代末期，經過留日學者邱聯恭教授予以倡議，並經過民事訴訟法研究基金會諸多教授之研討及確認，此外，晚進學者如姜世明教授、沈冠伶教授，針對民事訴訟上之程序保障論、突襲性裁判之防止、公開心證、合法聽審權及武器平等原則等議題，亦有深入之研究與剖析。是故，以憲法原則指導民事訴訟法理論之發展，至今已成為多數學者及實務見解所肯認，應無疑義。 「武器平等原則」乃一憲法與程序法原則，其包含形式及實質上之意義：就前者而言，武器平等原則意謂當事人於法院或法官前之平等地位，任一當事人不論其為原告或被告，亦不論是否具有不同之身分、階級、地位，於法律前均一律平等；後者則強調當事人於法院前之實質性程序地位之平等性（等值性），其不僅強調於立法制度上當事人應獲有同等訴訟程序上之地位，且強調程序上之機會平等性，並認為法院除不得恣意對任一方為有利或不利之偏私訴訟指揮外，並應注意在程序法上法則之解釋適用、調整當事人事實上之不平等性。此一原則對於民事訴訟程序中相關制度之立法論或解釋論具有重要之指導功能。 本文欲以當事人武器平等原則之保障為中心，探討武器平等原則於民事訴訟法之作用，筆者認為其可分為「當事人平等接近法院之保障」、以及「訴訟中武器平等保障」兩方面探討：前者係指保障人民平等接近法院、利用法院之機會，排除當事人接近法院之路徑障礙，因此管轄制度、訴訟費用負擔、訴訟救助制度、法律扶助制度以及訴權擴大之團體訴訟，將是此議題所關注的焦點；後者則著重在賦予當事人於訴訟上具有實質平等之攻擊防禦地位，其涵蓋的範圍則相當廣泛，舉凡訴訟標的之特定、主觀預備合併之主張、訴之變更追加之主張、舉證責任、摸索證明、附帶上訴、具體化義務、真實義務、文書提出義務、事案解明義務、證明妨礙、違反訴訟促進義務之失權制裁、事實於法院已顯著者或職務上已知事實之審酌可能、法院職權調查證據、損害賠償數額之酌定、闡明制度等，皆為本文討論之範疇。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2008年9月發生美國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產事件，我國一般散戶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或受託買賣方式購買由該公司所保證、其荷蘭子公司所發行之連動債券，其金額約新臺幣433.83億元，投資人人數高達5萬餘人，損失相當慘重。投資固然有其風險，但若金融消費者損失係金融服務業銷售過程違失所致，則金融服務業應依法對金融消費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然而，金融服務業所提供之金融商品及服務型態日趨複雜，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服務業在財力、資訊及專業面實質不對等，一旦發生糾紛，循司法途徑救濟往往曠日費時，所耗費之成本不符經濟效益。而現行各種訴訟外可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之機制，或不具金融專業，或欠缺法律依據，且缺乏單一專責機構處理，無法滿足金融消費者需求。鑒於我國現行針對特定型態之爭議事件，已有制定專法設置訴訟外替代性紛爭解決機制之體例。因此，有必要提供訴訟外之金融消費紛爭處理機制，並予法制化，以迅速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 本文參考英國金融公評人（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Ltd.簡稱FOS）、新加坡金融業爭議調解中心（Financial Industry Disputes Resolution Centre Ltd.簡稱FIDReC）之運作規範及國內相關體例，提出我國未來制定專法建立訴訟外金融消費爭議處機制之法制建議。本文研究結論建議如下： 一、本機制宜定位為與其他法定紛爭解決機制並存之任意性訴訟外紛爭解決途徑，不剝奪當事人使用其他法定爭議處理途徑之權利。 二、設立財團法人組織型態之爭議處理機構，統合處理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服務業間所生各種領域及型態之金融消費爭議。 三、本機制適用對象宜限於弱勢之金融消費者，排除具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人。 四、爭議處理程序為金融消費者先向爭議所涉之金融服務業申訴，金融消費者不接受金融服務業處理結果或金融服務業逾期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一定期限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爭議處理機構並得於受理後先試行調處。 五、保障當事人使用本機制之程序選擇權及接受處理結果之處分權。調處依雙方當事人協商合意而成立，評議則由評議委員會審酌一切情狀依公平合理原則作成評議決定後，經雙方當事人表明接受而成立。但為適度合理平衡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服務業間之實質不對等，金融服務業於事前同意使用本爭議處理機制者，對於給付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 六、當事人不接受爭議處理結果者仍保有司法救濟權。當事人接受爭議理結果者則賦予爭議處理結果一定之法律上效力，並保留司法對爭議處理結果之最終審查權，包括經法院核可後始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及調處或評議決定有瑕疵時得提起撤銷之訴。

勞動訴訟制度，係指基於勞動關係之特殊性，鑒於勞動者與資方在地位上之懸殊，有必要在勞動法上給予特別保障，因此有便宜、迅速、妥適等特性之一套權利救濟程序。我國雖於勞資爭議處理法訂有勞工法庭之規定，但運作仍回歸民事訴訟法，特殊程序之規定仍付之闕如，以致各界迭有建立相關制度之呼籲。民事訴訟法雖自民國七十二年起，便成立「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而展開漫長的修法工作，有關財產法訴訟現已暫告段落。但司法改革雖然歷經十年餘之討論，亦有專業法庭設置之共識，但現實上似乎僅形式上之法庭存在，配合運作之規範與邏輯仍依照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一直不願正視勞動案件在一般民事訴訟法運作下所產生之不妥與不適。 　　既便特別法院之建立在我國有相當的困難與挑戰，但是否連一套針對勞動案件及勞動法特殊性所設計之特別訴訟程序都不在討論之列？本文先從統計數字出發，看見司法統計上雖然案件並無特別顯眼，但行政上之統計卻是正好相反。反應的正是勞動者當發生有權利受侵害之情事，不欲透過法院尋求救濟之偏好。而此偏好之原因，應可歸責於我國透過訴訟途徑成本高昂、程序繁瑣、時間過長無法即時得到救濟。 　　再從國外之立法例觀察，德國不但專門針對勞動案件訂有特別訴訟規定，甚至有專責單位（特別法院）之設置；而日本近代司法改革，亦針對勞動案件，建立起結合裁定與調解之勞動審判制度。兩者之特色皆在於強調迅速、便宜，並且導入職業團體代表參審制度，不但調和利益與法律上之平衡，亦使得結果得以更為接近社會現實與需求。 　　本文針對以上之發現，挑選幾項較為重要之議題，說明現行制度上不妥之處，並強調建立特別訴訟程序為較妥適之方式，並應已刻不容緩。 / The Labor Jurisdiction means to base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Employment, concerning the weakness of labor. It’s needed to correspond to the special needs of Labor Law. The distinguished characteristics of it are more cheap, simplicity of procedure, proper to reality of labor. Even the article 6 of The Settlement of Labor Disputes Law regulates that ‘For adjudicating rights disputes, the court shall set up a labor court when necessary.’ In Taiwan, the procedure is obeyed the rules of ‘Taiw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The related regulation is still lack. The public opinion is demand to construct the institution of special jurisdiction. As about twenty years gone by, The Judicial Yuan in Taiwan planed to reform the judiciary, and continually finished the revise of the law of civil proceeding, but the revised Taiw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still neglected the importance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Labor Jurisdiction. By discussing the situation of labor dispute and the rights disputes settled in civil courthouse, it appears that whether we need the courthouse of labor (labor tribunal) or not, the special proceeding is eager to construct. After introducing the institution of Germany and Japan,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Germany and Japan. The Labor Court of Germany (Arbeitsgericht) is absolutely independent from civil courthouse. Special procedures meet the need of The Labor Jurisdiction mentioned above. In Japan, special courthouse is violating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proceeding is obeyed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like Taiwan. But Japan recently constructed a special Labor Tribunal System, integrated the function of decision-making and mediation. The new approach was expect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ivil procedure, such as copious and long-term procedures. The different models have its owned features and merits, which one is the point for Taiwan to imitate? This article selected a few issue to discuss, and contented that to construct the special labor proceeding is the optimum approach to out of the predicament.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