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探索民意的公共性與公眾意涵，亦即從公共／眾的角度探討民意的概念。此外，本文也將進一步地剖析媒體再現民意公共／眾的問題，並實際檢驗報紙民調報導與電視談話性節目再現民意及其公共性的真正意涵。 為了有效瞭解媒體再現民意的問題，本論文建構了觀察民意公共性的指標，並以此作為觀察分析報紙民調報導與電視談話性節目的依據。在報紙民調報導方面，本文採用了論述分析的方式檢驗報紙民調新聞再現民意的表現，並以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三大報為分析對象。電視談話性節目方面則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並選擇TVBS「2100全民開講」為研究對象。至於研究時間則區分為選舉期間與非選舉期間。 本研究發現，不論是報紙民調新聞或是電視談話性節目，其所再現的民意公眾皆具有虛構／想像公眾、集體公眾、斷裂公眾的意涵。但民調報導則以統計數字建構了型式理性的公眾內涵，並以隱喻的論述方式轉喻了搖擺公眾成為民意公眾；談話性節目則利用公眾聲音建構了談話公眾的特色，而節目的內容型態也展現了非理性的情緒公眾意涵。民意公共場域方面，以上兩種媒體所呈現的公共領域皆具有政治領域的型態（民調報導議題與談話節目討論議題大部份皆以政治議題為主），而民意的批判公開性也轉變為媒體操縱公開性的意涵，甚至於談話性節目已成為代議政治政黨運作的公共場域，再次賦予了傳統代表公開性的重生機會。至於民意的批判與溝通意涵，報紙民調的固定量化報導型式並無法展現民意理性溝通與批判的精神；而談話性節目的談話論述充滿了二元對立、衝突以及戲劇化的效果，不但無法反映理性批判的本質，也使得溝通論證失去了民主論證的意涵。因此，本文認為現代民意經由媒體再現後，民意的公共/眾精神不再，只成為一種對實在主義的宣稱以及符號建構民意的概念。 關鍵詞：公共、公眾、民意、民意公共性、媒體再現、公開性、論證民主。

摘 要 清《刑科題本》目前收錄在中國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該檔案館共收有大清帝國內閣題本刑科命案類婚姻姦情專題微捲檔案(以下簡稱刑科婚姻姦情檔案)，其中乾隆元年到三十年有七萬餘件相關的檔案；另外乾隆三十年到六十年也有七萬餘件檔案是指清代罪犯經過地方衙門至中央三法司審判後，官員向皇帝奏題案情經過及會審結果，最後由皇帝硃批處斬或緩刑等。在這些奏摺中審訊犯案者的口供必須交代姓名、籍貫、已婚未婚、歲數、職業、家庭人口數等等。 《刑科題本》的這些案件足以讓我們瞭解清代法律在實際生活中的運作情形，而由於這些案件乃地方司法審判者上奏中央的判決文書，因此這些案件也可以提供我們許多清朝乾隆時期關於司法判決書的格式與其法律論證的相關資訊。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刑科題本的作用與在清律與法制史研究裡的地位為何？ 本文在章節規劃上分為六章，分別為緒說、《大清律例》下的司法文書態樣、《刑科題本》的範式、《刑科題本》的法理－案例解析、《刑科題本》的回首與前瞻、結論等六章。 而在案例分析的取樣方式，則是在空間上，以華南、華中、華北等三大地理區為緯；在時間上，以乾隆元年至陸拾年的時間為經，在《刑科題本》中上下縱論抽樣出六個案例來解析，進一步釐清其書寫的格式等的制度面問題與法律論證與法條解釋與適用等的法理面問題，在相關《刑科題本》的研究尚在發展階段之際，本文結合時間與空間、史學與法學的面向，對《刑科題本》提出初步的分析。

財產權之支配實是人格自由及發展顯現，而其保障與人格維護更具全體性關係。我國雖肯認土地徵收制度合憲性，惟該公權力之執行卻常將此全體性予以割裂及獨立處理﹔或將財產權損失填補視為人格權維護實現。近年土地徵收致生許多重大社會事件，該法規範實踐結果實與以保護人民權益為意旨之法目的有所差異，甚成對立，亦未因土地徵收條例之修訂有所消融。 針對土地徵收之法解釋論的範疇，我國大法官會議解釋已對相關法制問題、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以及損失補償基準及方法的問題為相當的詮釋，並於具體個案上，試圖針對土地徵收合法性要件公益性及必要性內容提出見解﹔相關司法實務、學說及比較法制之爰引，皆試圖建構對法制應有之理性認識及實踐之基準。該等先驗知識或爰以立法論範疇修訂法制，以法力拘束圖限縮差異為可能，惟從結果論後射觀察實仍未逮。故本文圖從土地徵收法規範可能涉及之問題範圍領域，併同考量其財產實體及人格自由等本質性的問題，以先驗反思為土地徵收法規範提出本文一點點看法 。 諾依曼(Ulfrid Neuman)之法律論證理論為法規範所涉問題域之探討，更指向邏輯分析、語言理論及商談理論等範疇。邏輯工具之核心雖是從普遍前提中演繹的結構，惟其並非自然主義因果關係必然性之絶對，傳統該當要件得到法律效果，不無是法規範之目的論之法學歸屬，藉由物化思維僅是觀察方式，現時與未來等量齊觀實不無是一種偶然性巧合，常具可謬性及被證偽﹔另法規範文本實涉至語言理論所涉之語義、語句及語用情境等範疇，文本內涵之詮釋實涉文化及價值背景的差異，難謂具有絶對性意涵，故土地徵收於既有憲法比例原則體系架構下，相關語義內涵究係所指﹔而所謂公益性內涵實涉土地異質性及不同之權利主體間之認知，雖實定法建構描述性內容，惟個案具體化尚待相關權利人、需用地人及核准機關等利用語用情境探究以限縮對公益性認知的差異﹔然為避免陷入極端之決斷論，本文認為藉由商談理論所重之平等原則，實是落實權利主體人格自由之表現。商談理論的係由哈伯瑪斯(Jürgen Harbermas)及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等所為發展，其於法學領域不無受有批評，且現時藉由專家學者所組成委員會之決議亦是商談之型式，惟本文認為未來重大性之公益實現實非線性思維，藉由所重之平等原則擴大權利主體參與層面實現其其人格自由，實具有限縮差異認知的可能，更是民主法治國的顯現。 法律論證理論實是傳統確定主義及決斷主義以外之第三條路，實就所涉之問題域範疇，提供更具說理性之理由並避免將人和物化，以呼應法規範對人性的關懷。

本論文是以曾引起臺灣社會輿論熱烈關注的玻璃娃娃案為研究起點，進而探究法律語言、法律論證與日常語言之間的關聯性。首先，分析玻璃娃娃案的四件民事判決，並聚焦在這些判決文內容的法律語言、法律論證與日常語言。其次，從玻璃娃娃案判決的相關新聞報導中，探討日常語言與法律語言。再者 ，檢視與評論民法學者對玻璃娃娃案的第一、第二審判決的個案分析，藉此探究法律語言、法律論證與日常語言之間的關聯性，緊接著運用民法請求權基礎的架構來重新檢視玻璃娃娃案之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例如契約、無因管理和侵權行為等。最後，藉由Robert Alexy的法律論證理論，檢驗玻璃娃娃案的民事第一、二、三審判決和民法學者對此案的案例分析之中的法律論證。 / This thesis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egal language, legal argumentation and daily language in the fatal accident case of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in Taiwan. First, we analyze legal language, legal argumentation and daily language used in the verdicts of four civil cases. We focus on the contents of verdicts. Second, from the newspaper reports of this case,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egal language and daily language. Third, the case studies by civil law researchers are investigated by the verdicts of trial of first and second instance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cases studies, we can obta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egal language, legal argumentation and daily language. Using the foundations of claims of civil law, we re-study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like contracts, torts and voluntary service among clients in the case of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Finally, we re-investigate the legal argumentations of the every verdicts of civil court and the case studies with Theory of Legal Argumentation proposed by Robert Alexy.

本論文以兩篇結論對立的社論為個案，藉由形式語義學設計出將論說性篇章刻畫成一階謂詞邏輯符號的論述分析程序，使自然語言中對真實宣稱或正當宣稱的爭論還原成真值語義和論證形式有效性的判斷，從而具體地挽救被歧見所破壞的溝通行動。設計過程初擬了處理語篇命題結構、複合語句成分、回指關係、量號轄域歧義、因果語句、隱性前提推論、和引述結構的實用方案。 / By the means of formal semantics, this thesis used two opposite editorials as cases to design a discourse analysis procedure which translates expository-argumentative texts into formulae of first-order predicate logic. The procedure reduces disputes in natual language about truth or rightness claims into judgements on truth values and validities of argument forms, thus the communicative actions disabled by quarrels can be practically redempted. The designing drafted feasible treatments for propositional structures of discourses, compound sentential constituents, anaphoras, quantifier scope ambiguities, cause-and-effect statements, inferences for absent premises, and quotation structures.

法律繼受是近代企求變法圖強國家的典型產物，繼受過程可能產生多元的面貌，然而在多元的面貌背後，往往是以新舊思維的競爭與掙扎為代價，付出難以估量的社會成本。由於繼受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持續性，進一步將問題複雜化，如何減少新的法律文化分娩的陣痛，是所有繼受法律體制應該思考的問題。 作為民初最高審判機關的大理院，在政局混沌、立法機制未能正常運作、民事法律不足的情勢下，成為一個重要的轉型期司法機制。大理院做為一個司法機關，卻積極透過判例體系的建構等具有實質立法傾向的方式，為不少民事規範的創設代庖，並不是常態的權力分立作法，但是卻形成了特殊的民事法律整合機制，而這正是法律繼受值得加以探討的課題。 除了大理院的組織、職能、人事素質等課題以外，本文將從實質與形式層面進行大理院民事判決的實證分析。西法東漸後，法律漸將倫理意義上的人格與法律意義上的人格區分開來，從強調身分秩序的差等性轉向近代平權立法。實質面上，本文將焦點內化到大理院的實際運作過程，討論平權理念如何在司法運作中獲得實現，大理院如何因應近代法律體制、憲政架構的要求，求取個人與家族倫理秩序的協調。在形式面上，不能僅將大理院對於近代法學方法與法律原則的引介，視為只是一種形式的操作，事實上這種西方式的司法程序、法律原則、法學方法的引介，往往改變舊有規範的適用情境，促成了平權理念實現。 本文認為法律繼受的核心是一個心理機制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研究法律繼受必須透過多層次的分析方法，繼受是長期社會變遷過程，除了對於被繼受法律進行法律辨識工作、從事體系化的立法行為以外，也必須設法對於法律繼受的作用機制加以釐清，才可能達成繼受的社會目的。第二個層次則是從法意識深化的角度加強繼受的實效，真正意義的繼受在於法律意識的「內化」，我們必須區分不同社會成員的不同法意識層次，相應的設計出不同的法意識深化管道。這個過程可以透過某些制度性設計加以催化，司法機制就是一種「議題化」的制度性設計；將爭點「議題化」之後，可以使規範或個案的實質合理性放在一個可檢證的場域中接受檢視，這個過程可能改變了規範的適用情境，且透過社群成員參與的可能性，促進法律意識的深化。 轉型期司法機制常被賦與有效導引社會變革的期待，但轉型期司法機制必須面對特殊的角色困境，某些變革也不一定適合由司法機關來主導，綜合前述的實證分析，本文將嘗試釐清由司法機制導引社會變革會不會淪為一種落空的期待。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功能界定上向來有「行政＝現代人」「立法＝未來人」「司法＝過去人」的說法。換言之，司法者如能將已發生的既存事實與爭議釐清其法律關係，任務即可算是達成。不過，隨著科技爆炸性進步，高品質生活背後卻代表了新型態的危害往往發生得又急又快，造成損害的規模或是嚴重性更鉅，回復也高度困難，避免危害的發生可能比事後追究責任歸屬更為重要。因此，不論行政、立法甚至司法者行使職權，將目光投射至「未來」恐怕皆無法避免。就此而言，司法者解釋與適用法令時取向於未來的後果，正是呼應上述主張，如此操作思維本文即稱為「結果取向」。 問題在於，目前對於結果取向方法的完整討論仍不算多，「結果取向」一詞在理解上十分模糊，如果界定為取向於「結果」的方法，那麼「結果」又是何指？具體操作步驟為何？與傳統法律解釋方法的關係為何？並且追根究底，取向於未來後果之司法裁判與政治部門的政策決定活動相似，司法者採取是種方法是否仍具有正當性？另外，如果把結果取向方法投入個別法律領域運用，特別在憲法領域，正當性議題以及具體操作上又有何應注意之處？ 循此，本文試著先劃定出結果取向方法較為清楚的輪廓並且探討正當性的議題；接著以憲法領域為核心，考量到憲法獨特的規範特性、規範結構以及大法官任務定位等因素，重新檢視結果取向觀點運用在憲法解釋與適用活動時之正當性以及操作上應所調整之處；最後再把焦點拉回我國大法官解釋實務，從過往釋憲實務中，試著找出幾號採取結果取向觀點的解釋，另外，若是大法官在往後要繼續採用結果取向觀點，本文從程序建制如何配套的面向上提出一些建議。

由於概括條款欠缺明確的構成要件，其適用方法即有異於其他規定，本文係在探討概括條款具體化時合適的法學方法，並且以信用卡定型化契約之內容控制為例加以說明。 司法判決曾有認為信用卡循環息約款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之誠信原則，但該判決經上訴後遭高院廢棄，現行司法實務見解在該問題上多與高院見解相同。事實上，該2判決結論的不同，起因於該2判決對相同事實有不同的評價，以及其分別使用不同的法學方法。是以引發幾項問題，包含該「評價」在法學方法中的意義為何？其所使用的法學方法有無學理之依據？ 法律適用過程必須對事實作出「評價」可以在「價值法學」中找到其意義，由此也彰顯了其與傳統法學方法的不同。雖然「評價」無法避免其主觀性，但「價值法學」仍要求評價應儘量求其客觀，所以發展一個有助於評價活動客觀化的法學方法有其必要性。本文嘗試在所舉的案例中操作Larenz的法學方法，發現其方法仍有不足之處，進而思考「法律論證」可以提供的助益。 依學理之觀察，「法律論證」有助於評價活動的客觀化。在主要幾種法律論證方法中，本文認為「論題學」（類觀點學）應該是最適合運用於本案的方法之一，其與傳統法學方法的根本差異在於其本質為「修辭式推理」及「問題導向論證」。學理也認為，在論題學的各種觀點中，「結果」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所以本文介紹了學理上關於「結果考量」（後果考量)之論述，並建議其得與論題學結合運用。 / The method of applying general claus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thod of applying other clauses due to general clauses are short of requisite elements. This Essay is discussing the methodology of materializing general clauses in jurisprudence and taking judicial review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credit card pre-formulated standard contracts for an example. There was a judicial judgment awarded the revolving interest clause in the credit card pre-formulated standard contracts violate good faith principle in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rticle 12, section 1. However, the judgment was abandoned by the High Court. Now, almost all the courts’ perspectives about the issue are the same as the High Court. In fact, the different outcomes of the two judgments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the case fact and the different legal methods used in the judgments. The observation inspire u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evaluation in the legal method? Is there any academic basis for the legal method used in the judgments? For “Jurisprudence of Evaluation”, evaluations are necessary when we applying provisions of the law.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legal method. Although evaluations cannot be objective purely, Jurisprudence of Evaluation still requires evaluations as objective as possible. That’s why it’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egal method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This essay also tries to use Larenz's legal method in the case mentioned before to figure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method and reflects on the advantage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According to academic research, Legal Argumentation is helpful to objective evaluations. In several method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this essay takes up the position that “Topic Argument” should at least be one of the best to the case mentioned before. The rad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opic Argument and traditional legal method is that the former's essential is “Rhetorical Inference” and “Problem-oriented Argument”. Besides, according to academic research, “consequence” is a quite important perspective when we use Topic Argument. Therefore, this essay introduces “Consequentialist Argument” and proposes it can be used with Topic Arg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