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 This research examines Chinese spouses’ narratives regard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a Taiwanese organization and their experience and adaptation to a new life. Fourteen spouses, members of a Taiwanese organization calle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Relief and Ensuing Service (CARES), completed in-depth interviews. Qualitative analysis identified prominent themes in participants’ responses in relation to three main subjects: 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can be included in the category of 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Nevertheless semi-horizontal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were identified. This condition is reflected also in the process of spouses’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The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was reached only partially.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empowerment, which was achieved mainly at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The debate offered a list of possible factors which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partial development of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They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cultural, social, political, personal and gender factors. Suggestions which are based upon these findings of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are proposed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to Chinese spouses.

在漢賦「中心」與「四方」之書寫中，賦家反覆鋪寫「中心」與對「四方」，除了賦文體本身的頌美功能外，實有遠古以來的原始思維在其中作用著，並經由長期的積澱而成為集體的記憶。此集體記憶在漢賦中反覆不斷作用，並在不同賦家的反覆運用之下，成為一種漢賦空間書寫的敘述程式，更影響漢代之後的賦家書寫空間的敘述模式。本研究中以漢賦為文本，並結合空間理論以及人類學、神話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以考察賦文書寫方式及其文化意涵。思考在漢賦書寫中關於「中心」與「四方」方位之敘述與中國方位文化的關係。 而漢賦中的方位書寫，除人類空間意識的作用外，還有上古自先秦以來中國傳統方位觀念的傳承與漢代思想文化及其「天人合一」的特殊性在其中作用著。漢賦透過四方書寫建構一個苞括宇宙的空間世界，這個書寫的結構表現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展現，更是作者「心靈空間」的映照。作家對於空間的想像與誇飾，是因為受到感性思維所驅動的心靈空間圖式，該圖式也反映出人類對於空間世界的渴求與好奇。

本論文以曹氏文學集團的辭賦創作為研究對象，包括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徐幹、劉楨、陳琳、阮瑀、應瑒、繁欽、楊修、丁儀、丁廙、丁廙妻、崔琰、邯鄲淳、卞蘭、傅巽、吳質、潘勛等二十位作家，二百一十三首賦作。筆者對賦作的內容和形式進行全面的分析，並探討作家彼此間的關聯和集團性質對創作的影響。透過內容題材的解讀歸納，可呈現作家的思想及生活面貌；而句法、用典、偶對的分析，則有助於了解賦體形式的轉變及其他文體之間的關係。 本文以集團性質為主要的考察角度，進而釐清某些片面的看法和具有爭議的問題。

台灣的教育發展在特殊的升學主義與威權管理主義的長期宰制下，始終無法脫離僵化的惡性循環，而許多教育上的社會運動便是此長期打壓與不滿下的直接反擊，於是逐漸地有一群人們不滿意於如此的教育制度，開始了體制外的教育進行，提供了與體制學校相當不同的整體校園環境，實驗了較大幅度的教育改革方案；當中，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更是以體制內的改革之姿，從事所謂的自主學習，帶來了有別於傳統的學習模式。 　　本研究即是透過實驗班學生的眼睛，他（她）們的學習世界來探討此一學習歷程的變遷，並試圖瞭解與發現，在「自主學習」的教育情境中，學生自我賦權的展現之可能條件。並且藉由北市自主實驗計畫，而更近一地探討另類教育對台灣教育所具有的啟示。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是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資料採集的方式為F. Schutze的敘述訪談法，而資料分析則是採取Moustakas對於超驗現象學方法的應用。 　　我們發現，自我賦權是依據每個人的獨特性，具有著多元的可能面貌。亦即不同的賦權具備著不同的要素，其呈現方式是繽紛多樣的。我們必須去欣賞不同個體所表現的特殊性，而此特殊性的展現，則是需要相當與適當的環境來培養；如同另類教育所帶來的不同面貌一般，我們可以說另類教育，即是在尋找各種教育的可能性。 　　另類教育所具有的意義是強調「關係」的重要，不論是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皆是在彼此綿密的關係網絡中才有朝向更正確發展的可能，且重視關係亦是對於差異的認同，是擁抱多元並鼓勵參與，讓每個個體不僅發出聲音，並進一步地能為自身命名；當個體感受到受尊重，並且敢於發出自己的聲音，不怕異於他人時，民主的社群才有可能被突顯出來。如此，另類教育所扮演的積極角色，是對現今的傳統學校產生擾動與演化的壓力，提供教育多元的選擇，促進台灣教育朝向更豐富的面向開放。

隨著國際化、自由化腳步的加速進行，台灣的產業結構面臨之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挑戰，政府為了振興經濟，使得產業結構能夠順利升級，於1995年設置「台南科學園區」，在政府耗費龐大經費開發科技園區的同時，如果能夠找出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不僅可以促使科學園區的開發，更符合實際產業發展的方向，亦可提高科學園區用地的開發效率，進而加速經濟成長。而此，本研究將從「要素稟賦」的觀點，來探討台灣製造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競爭優勢，並且找出何者較具有產業競爭優勢，以做為未來台灣產業發展的參考方向。 本研究內容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第二部分：台灣產業結構變遷課題分析；第三部分：模型建立與實證結果分析，係利用Solow「幾何指數法」經濟成長模型，建立線性迴歸方程式，以「要素稟賦」的觀點，來實證製造業產業結構轉變的情況，在實證測試過程則是分成兩個部分進行：第一是利用製造業民國50年至民國86年的資料，將製造業劃分為1961-1969、1970-1979、1980-1988、1989-1997年等四個期間，進行實證測試；第二則是將製造業劃分為四個業別，其中包括民生工業、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業、資訊電子工業等，以民國69年至民國86年的資料來進行實證測試；第四部分：台灣產業競爭優勢分析，主要在探討台灣各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之競爭優勢分析與台灣產業未來的競爭優勢。第五部分：結論與建議。 經由本文實證結果，結論茲說明如下： 一、如以「要素稟賦」觀點來觀察的話，本研究發現：政府在扶植重點式產業發展效果，有明顯時間落差（Ting Lag）的存在，在前一期經濟發展階段所扶植的重點式產業的政策效果，均顯現在下一期的經濟發展階段中。 二、在台灣經濟發展歷程中，若就1961-1997年期間整體來看的話，以「勞力」與「生產技術」及是較具有競爭優勢的要素稟賦；若將台灣經濟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來觀察的話，則可以得知，1970-1979年期間的「勞力」、「資本」、「生產技術」乃是台灣經濟發展歷程中較具競爭優勢的要素稟賦，若以1989-1997年與1970-1979年兩期間加以比較的話，則可以發現：隨著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不斷的成長，台灣要素稟賦的競爭優勢，表現在1989-1997年期間「勞力」與「生產技術」的競爭優勢又高於1970-1979年期間，而「資本」比起前反較不具競爭優勢。 三、若以1980-1997年期間，將製造業劃分為四個業別來觀察的話，則本研究實證發現：1980-1997年階段前期，「勞力」乃是較具有競爭優勢的要素稟賦，但由製造業各業別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消長可以看出，在1980-1997年階段後期，「生產技術」與「資本」的競爭優勢正在不斷地提昇之中，而「勞力」的競爭優勢則在不斷的消退中。

我國財政狀況在1980年代初期尚稱穩健，然自1988年起，陸續進行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推動六年國建計畫及各種社會福利措施後，赤字急遽惡化，加以頻繁的減稅措施陸續推出，財政產生基本失衡。由於政府財政問題，基本上可區分為由於景氣循環、短期事件或結構性與制度性因素等所造成，世界主要國際組織，大多以剔除景氣循環因子及短期因子後之結構性財政餘額，做為評估政府財政狀況之指標，因此本文透過文獻整理，歸納出EU及OECD國家剖析結構性財政狀況之方法，並試圖運用該分析架構，欲探討我國近30年來財政赤字之根本問題。結果發現，我國在1981-2009年間，近半數年度之財政餘額，藉由景氣循環因子及短期因子之影響，掩飾了結構性財政赤字更為嚴重的事實，進一步排除利息支出之影響後，顯示我國超過6成以上年度之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亦為赤字。 再者，我國在1981-2009年間結構性賦稅收入占GDP比重減少5.79個百分點，進一步按Kremer et al.（2006）所提出之分析架構進行探討後，結果發現，結構性賦稅收入減少主要係為立法改變所造成，其影響所及，占GDP比重減少達7.78個百分點，可知造成我國租稅負擔率較世界主要國家明顯為低，財政赤字日漸擴大，而債務餘額持續攀升之主因，在於租稅減免法規繁多，造成稅基流失，而賦稅收入無法隨經濟成長增加所致。

本文主要從「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三方面，考察柳永詞與元祐詞壇的創作關係。在第一章緒論中，透過對古代詞評與今人研究的探討，推導出本文的論題，並闡述研究方法、研究範圍，以及史料的運用。在第二章中，主論「『詩化』、『賦化』、『雅、俗語』的意涵與區辨指標」，爬梳、考察與此四項概念相關的研究成果，辨析各家說法的異同，從中界定本文「詩化」、「賦化」、「雅語言」和「俗語言」的意涵，並在此基礎上，建構區辨指標。在「詩化」與「賦化」的部分，皆從「音調格律」、「題材情意」、「文體功能」、「表現手法」等層面，建立詞體「詩化」、「賦化」的指標。在「雅語言」、「俗語言」的部分，則從「遣詞用字」、「情感內容」兩方面，探究兩者的「相對差異」，以此建立兩者的區辨指標。在第三、四章中，乃由第二章所建立的各項指標進行研析，分別論述柳永詞與元祐詞作在「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三方面的表現特色，其中，「詩化」與「賦化」的作用對於詞體本色有所改造，遂使語言趨向「介乎雅俗」的狀態，因此，三者實存在著相互因依的關係。在第五章中，主論「元祐詞人群對柳詞『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書寫的接受與承繼」，在三、四章的基礎上，將柳永詞與元祐詞作進行比較，從同的面向，探討兩者的繼承關係；從異的面向，闡析元祐詞人對於柳詞主觀接受之處。在「詩化」方面，可見元祐詞人對柳詞在題材、意象上的開展，較少情意上的承繼。在「賦化」方面，可見元祐人在繼承柳詞之餘，多摻雜了關乎仕隱的政教情志，降低「賦化」的程度。在「語言介乎雅俗」方面，元祐詞人的此類作品雖有與「賦化」相關者，但更多的是與「詩化」相關的表現。因此，蘇軾等元祐詞人接受、繼承柳詞的意義，在於重塑柳詞的主要表現，擴大、深化柳詞中較為偏弱的「詩化」現象。最末於第六章結論中，總結前面各章的論述，並重申柳詞在詞學發展史上的意義。

我國土地徵收補償由過去以公告土地現值為補償基礎演變成今日以市價為補償基礎，然土地徵收補償爭議性仍存在，為釐清影響被徵收人對於補償價格合理之因素，本研究運用實證分析方法，以瞭解現行徵收補償制度可能遭遇之問題，期盼對於新制度之問題能獲得更深的瞭解。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以被徵收人為調查對象，針對現行土地徵收補償價格合理性等相關問題進行探討，運用實證分析方法，釐清各變數對於現行徵收補償價格影響之情形。實證結果有72.2%之受訪者認為徵收補償價格不合理，其中教育程度愈低、所得水準愈低之受訪者，認為徵收補償價格不合理，呈負相關；被徵收土地為繼承取得、不信任不動產估價師及地政人員評估、生活因徵收而受影響之受訪者，認為徵收補償價格不合理，呈正相關。本研究針對現行徵收補償制度進行初步探討，建議未來政府機關未來修訂土地徵收相關法規應逐案進行調查分析、徵收補償價格應有彈性調整空間及價格資訊應更透明，以建全土地徵收補償制度之發展。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分布式領導對教師賦權增能之影響。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抽取桃園縣內56所公立國民小學、656位正式教師為研究調查對象，有效問卷465份。問卷回收後以描述性統計分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發現歸納如下： 一、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分布式領導情況屬「中高程度」，以「分享責任」感受程度最高、「領導實踐」感受程度最低。 二、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教師賦權增能情況屬「中高程度」，以「自主性」感受程度最高、「參與決策」感受程度最低。 三、國民小學不同性別、年齡、任教年資、教育程度、現任職務及學校規模的教師所知覺的分布式領導有顯著差異，以男性、41-50歲、任教年資11-15年以上、研究所以上畢業、兼任行政職務、學校規模12班以下之教師感受程度較高。 四、國民小學不同性別、年齡、任教年資、教育程度及現任職務的教師所知覺的教師賦權增能有顯著差異，以男性、41-50歲、任教年資11-15年以上、研究所以上畢業、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感受程度較高。 五、國民小學分布式領導能有效預測教師賦權增能，其中又以「學校文化」此構面的解釋效果最佳。 最後根據上述研究結論，進一步提出相關建議，以提供學校教育人員、教育行政機關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on teachers’ empower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Using a questionnaire, this study conducts a survey on 656 teachers from 56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Among them, 465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teachers were compiled. The return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ing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t-test, one-way ANOVA,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ur main findings are concluded as follows: 1.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was above average, and “share responsibility ” was highest, and “leadership practice” was lowest. 2.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empowerment was above average, and “autonomy” was highest, and “decision making” was lowest. 3.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partly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given the consideration of teachers’ demographic variations: sex, age, administrative duties, qualification, service duration and school scale. 4.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partly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eachers’ empowerment, given the consideration of teachers’ demographic variations: sex, age, administrative duties, qualification, and service duration . 5.Among all dimensions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the best prediction to teachers’ empowerment is promoting “school culture”. Finally, based on those findings, the study suggests some implication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nd further studi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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