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TFT LCD產業在國內六家主要廠商的帶動下，由草創期邁向快速成長期，成為世界舞台上矚目的焦點。本研究以台灣TFT LCD產業為研究對象，一方面為台灣TFT LCD產業記錄略盡微薄之力，一方面藉著技術知識特質與內外部技術網路的探討，深入瞭解台灣TFT LCD產業組織知識流通以及能耐打造的情況。 本研究以個案訪談為主要研究方式，共訪問六家主要的TFT LCD廠商。本研究以「技術知識特質」、「外部技術網路」、「內部技術網路」探討其對台灣TFT LCD產業廠商「組織知識流通」的影響。本研究之研究發現如下： 壹、技術知識特質對外部技術網路之影響 一、本研究發現當組織技術知識路徑相依度不同時，與技術知識吸收來源關係緊密程度亦不相同。當組織技術知識路徑相依度愈高時，與技術知識吸收來源關係愈寬鬆。當組織技術知識路徑相依度愈低時，與技術知識吸收來源關係愈緊密。 二、本研究發現當組織技術知識路徑相依度不同時，組織在吸收供應商的技術知識上採取不同的模式。當台灣TFT LCD廠商技術知識路徑相依度愈高時，其在吸收技轉廠商的技術知識上採取共同開發模式。當台灣TFT LCD廠商技術知識路徑相依度愈低時，其在吸收設備供應商的技術知識上採取交付模式，且設備供應商會提供文件資料、派人駐廠協助。 貳、外部技術網路對組織知識流通之影響 一、本研究發現當組織與技術知識來源關係緊密程度不同時，組織在管理知識吸收上會採取不同的互動方式。當台灣TFT LCD廠商與技術知識來源關係緊密時，其在管理知識吸收上會採取持續互動的方式。當台灣TFT LCD廠商與技術知識來源關係寬鬆時，其在管理知識吸收上不會採取持續互動的方式。 參、內部技術網路對組織知識流通之影響 一、本研究發現知識經驗的分享有助於組織知識在轉換過程中創造與蓄積。知識經驗透過師徒制、在職訓練分享，有助於知識在共同化過程中蓄積與傳播。知識經驗透過文件資料撰寫，有助於知識在外化過程中蓄積與傳播。知識經驗透過面對面溝通分享，包括會議召開、空間設計，有助於知識在結合過程中創造。知識經驗透過內部網路分享，有助於知識在結合過程中蓄積與傳播。 二、本研究發現組織擁有知識創造型團員有助於組織知識的流通。台灣TFT LCD產業的知識操作員在知識共同化過程中，藉著親赴日本實地學習促進組織知識的吸收。台灣TFT LCD產業的知識操作員在知識外化過程中，藉著將受訓內容進行文件化記錄，促進組織知識的蓄積。台灣TFT LCD產業的知識主管屬於T型人，透過會議傳遞、溝通組織願景，有助於知識的創造。 三、本研究發現組織內研發部門與生產部門間的連結與轉移，有助於解決知識創造過程中的問題。台灣TFT LCD各家廠商皆藉著研發部門與生產部門間人員的互動來促成問題的解決。 肆、台灣TFT LCD產業創新特色 一、本研究發現台灣TFT LCD產業這兩年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廠商為了避免技術風險與市場風險，採取下列的作法：以共同開發、獨家授權、合資等模式，與獨有的日本技轉廠商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來降低技術風險；以產品銷售母公司、為技轉廠商進行代工等方式來降低市場風險。 二、本研究發現當母公司進行跨業投資台灣TFT LCD產業時，會透過集團協助組織知識流通，其中包括高階主管、生產人才的調任，以及技術知識、管理經驗的提供。 三、本研究發現在產品開發能力移轉上，台灣TFT LCD廠商成功邁向第二個層次—調適與零件本土化的能力移轉，並建構本身在實體系統、管理系統、技術與知識、價值觀各方面的核心能力。 四、本研究發現在台灣TFT LCD產業崛起過程中，工研院除了提供技術知識給廠商外，亦扮演人才提供的角色，協助台灣TFT LCD產業組織知識的流通。 五、本研究發現在台灣TFT LCD產業崛起過程中，創新的CEO透過容忍智慧型失敗、塑造關懷（Care）與學習的組織環境，協助組織內知識的流通。

本文基本上承襲 Weil(1991)的分析架構，以貨幣在效用函數模型(money-in-the utility model)來分析通貨替代的問題，也就是研究在一個整合的經濟體中，兩種通貨可替代時，高成長率通貨與低成長率通貨彼此競爭流通市場所可能產生的結果。本文改採不連續時間的模型，並引用 Fukuda(1997)的分析，分別以期末實質貨幣餘額及期初實質貨幣餘額放入效用函數中，比較其結果的差異。我們發現期初貨幣模型之各組恆定均衡解(steady state equilibrium)均可能出現多重收斂路徑，如此一來，Weil(1991)所提出的「劣幣逐良幣」現象未必會成為通貨競爭的必然結果。 除此之外，我們以兩個特定的效用函數為例(log-linear, CRRA)，以求進一步了解 Weil(1991)結論的模型適應性(robustness)。我們發現在線性對數效用函數的推導下，期初、期末貨幣模型所得到的結果並沒有明顯的分別，但 CRRA 模型的結果則顯示，期初貨幣模型的結論不同於 Weil(1991)。 / The study issue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is thesis follow Weil(1991). We apply the money-in-the-utility model (M.I.U. model) to analyze several issues in currency substitution. We want to investigate the monetary equilibria and their stability when there are two substitutable currencies in an integrated economy. Specifically, we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faster growing currency will drive the slower growing ones out of the market, or vise versa. Unlike Weil(1991), we base our model on a discrete-time basis Following the study of Fukuda(1997), we use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put the real money balances in the utility function. One is "end-of-the-period" M.I.U. model, and the other is "beginning-of-the-period" M.I.U. model. We make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 of the two alternative approaches. Furthermore, we contrast our outcomes against those of Weil(1991). Besides the analysis based upon the general utility form, we also provide analysis of two specific utility functions. Except for the log-linear utility function, we fi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lternatives timing framework. The "beginning-of-the-period" M.I.U. model shows that "Gresham's Law" would not necessarily be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economy with two perfectly substitutable currencies. Thus, it limits the validity of the conclusion of Weil(1991).

近年來隨著法規與市場逐漸的開放，使得券商可以發行衍生性商品的種類也逐漸增加，而在眾多結構型商品中，不少商品其連結標的包含了多資產與路徑相依條款，可以看成投資一藍子股票且具有多個觀察時間的商品，一方面若連結資產上漲投資人將可得到一定的報酬，另外一方面同時具有下方保護的條款可避免本金嚴重虧損。 而此類商品包含了多資產連結且有路徑相依條款，在評價方面是一個高維度的問題，若使用傳統的蒙地卡羅法來評價，因其收斂速度緩慢常需秏費大量的計算時間，使得蒙地卡羅法在應用上有此缺點，一般來說可以使用對立變數法或控制變數法來改進收斂的速度，另外也可以使用低差異性數列即所謂的準蒙地卡羅法來改進收斂速度，並且準蒙地卡羅法與布朗橋結構或主成份分析法相結合還可加快收斂速度。 本文主要提供二種不同報酬型態的商品，第一個商品為低維度上入局商品，其報酬型態與障礙型選擇類似，第二個商品為連結多資產且路徑相依商品，以此兩商品來探討各種不同方法在不同報酬型態下的收斂速度與準確性，最後文中模擬的結果顯示在所有方法中，使用準蒙地卡羅法結合主成份分析法皆可以得到不錯的收斂速度與準確性。

本文針對路徑相依選擇權(path dependent option)商品，提供一個一般化且有效率評價方法。由於路徑相依選擇權的種類很多，而大部分的美式路徑相依選擇權都沒有封閉解(closed-form)，或是封閉解的數學計算過於複雜，而造成評價的困難。此時，透過數值方法可以對路徑相依選擇權定出理論價值。但是選定一個有效率的數值方法是主要的困難，理論上，樹狀模型及蒙地卡羅的數值方法都可以評價路徑相依選擇權，而蒙地卡羅法在評價美式選擇權時較困難，相對而言，使用樹狀模型可以評價美式的選擇權的一個不錯的方法。 自從CRR(Cox, Ross and Rubinstein, 1979)發展二項樹模型(Binomial Tree model)來評價選擇權後，二項樹模型一直被廣泛的應用，此方法基本的概念假設股價的變動為間斷(Discrete)的，且股價呈現上漲或下跌兩種情形，這樣可以容易地來評價歐式及美式的選擇權。之後Boyle(1988)更發展三元樹模型(Trinomial Tree)，股價比CRR更多了持平的情形，這樣比CRR多考慮了一種股價行為的模式，實證得知三元樹在穩定性及收斂度上比二項樹表現較佳。 上述二項樹模型及三元樹模型受到節點重合(recombined)的特性，而路徑相依選擇權同一個節點若由不同歷史路徑所產生時，其報酬(payoff)是不同的，報酬可能因為歷史路徑的不同產生很多的情形，所以當路徑相依選擇權的條件越複雜時，要評價一個路徑相依選擇權有其困難性。 本文分別以二項樹模型及三元樹模型來評價路徑相依的選擇權，而為了解決節點可能存在之前的路徑問題，放鬆條件使得節點不再結合一起(non-recombined)，如此所有的節點將可以被紀錄，不會有不能評價路徑相依選擇權的問題，但在此情況下會產生另一個問題，節點數隨著切割期數的上昇呈指數成長，使得電腦計算較無效率。 針對路徑選擇權本文提出一個有效率的路徑相依選擇權方法，稱為動態樹狀法(Dynamic Tree Model, DTM)，此評價方法建構在風險中立定價(risk-neutral)的理論基礎上。在每一期時間點檢查是否有相同的路徑資訊和標的物現價，若發生路徑資訊和標的物的現價相同且有重複的節點時，可以預期的，這些節點未來長出的子股價樹也會相同，因此不必重複節點，浪費電腦記憶體空間及運算時間，而將此節點予以合併，以達到減少節點個數目的。若遇到不同的路徑資訊或不同標的物現價的節點時，則予以產生。 動態樹狀法將真正需要的節點加以產生，其目的能降低節點數目，改善計算效率，而將此方法廣泛地應用在其他不同的路徑相依選擇權上。而根據不同路徑相依選擇權，我們必須將有用的路徑資訊存在節點上。本文將提出一般化的模型，使用policy設計樣式，以二項樹及三元樹為例，並選擇不同的路徑相依選擇權產品－障礙選擇權、回顧選擇權、亞式選擇權為例，求其理論價值，而實務上通常是間斷(discrete)觀察，我們將討論間斷觀測的情形，比較其觀察點、效率、精確度、節點數目、允許誤差之探討，並提出建議，也能夠廣泛應用在其它路徑相依選擇權上。

本論文含蓋三篇文章，分別從評價、避險和風險控管三方面，分析上限型股權連結保本票券。 第一篇文章為上限型股權連結保本票券之設計、評價和比較。本文考量投資人保守的投資行為與設限型股權連結票券所存在的delta跳躍(delta jump)現象，延伸Brennan and Schwartz (1976)模型，提出一個能在股價波動之際，使發行的避險部位delta呈現平滑變動且兼具保本(protected principal)功用的一般化模型(general form)。相較於一般的設限型股權連結保本模型，本模型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加入股價成長率的調整因子(adjustable factor)，當景氣低靡，股價不停下跌時，正的調整因子可減緩股價下滑之勢，進而增加投資人在票券到期日時獲取更多資本利得(capital gain)的機會。同時，調整因子縮小了當期股價成長率與股價上限成長率(capped stock growth rate)之間的差距，繼而減緩delta 跳躍的幅度，降低發行者的避險成本。並且在HJM利率模型下，delta隨股價與股價波動度的變化更顯平滑(smooth)。第二，在保本率(protection rate)和參與率 (participation rate)不變之下，本模型的期初合理價格(fair price)較低，投資人能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同等的投資保障。第三，若將本票券的名目面額(notional principal)視作共同基金(mutual fund)的淨值(net value)，而該淨值與股價連動，則本模型即成為股權連結的保本型基金(principal-protected fund)。 第二篇文章是路徑依賴之上限型股權連結保本模型之評價和風險測量。該文是擴展Brennan and Schwartz (1976)模型發展一個路徑依賴之上限型股權連結保本模型，並且提出一個比二元數模型更精確的封閉解。此外，也對七個時間序列進行股價波動度之精確檢定，得知AR-ARCH(1)模型對上限型股權連結保本票券而言，較其它時間序列模型，更能有效估計股價之波動度。 第二篇文章是外國資產的風險管理。目前在國內金融市場上，國外金融商品很多，大都以外幣計價，因此匯率風險是投資人不可忽視的因子。本文拓展Kupiec(1999)模型，將匯率風險加入模型中，使投資人更有效進行風險管理。 / This thesis studies valuation, hedge and risk management of capped equity-linked and principal-protected notes by means of the following essays: (1) Design, 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of Capped Equity-linked and Principal-protected Notes (2) Valuation and Risk Measurement of Capped Equity-linked and Principal-protected Notes with Path Dependence (3) Risk Management of Foreign Assets Capped equity-linked and principal-protected notes are similar with barrier options. There exists delta jump as stock price or growth rate reaches the barrier. But previous studies about equity-linked and principal-protected notes with a restricted growth rate of stock price never explicitly discussed how the delta jump could be solved. In my first essay, I present a new design for capped equity-linked and principal-protected notes and add an adjustable factor to growth rate of stock price in such a way that the adjustable factor narrows the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stock growth rate and the capped stock growth rate and thus really reduces the magnitude of the delta jump and hence lowers the hedging cost for brokers. Recently, the focus of previous studies about principal-protected notes has been on either the restriction on the rate of stock return or the path dependence on the underlying asset, but not both in the same context. In my second essay, I develop a model on the capped, equity-linked and principal-protected notes with path dependence. There are two issues in this article. The first issue is valuation on the capped, equity-linked and principal-protected notes with path dependence. I find a closed-form approximation using the 2nd-order Taylor approximation and the method of Vorst (1992) that has higher accuracy than binomial tree model as maturity time or volatility becomes large. The second issue is risk measurement. I use VaR model to evaluate market risk of the principal-protected notes, and employ seven univariate time series models to forecast volatility and examine the accuracy. Additionally, investors may well encounter potential loss as the prices of financial products are reduced in the secondary market. The VaR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downside risk and becomes a standard measure of financial market risk that is increasingly used by investors. But if we want to apply 〝textbook〞formulation to risk management of foreign assets, there leaves exchange rate risk out of consideration. Therefore, I extend the work by Kupiec (1999) to present VaR formula with exchange rate risk for foreign assets and then to manage market risk usefully.

中國共產黨建政8年後，就宣布完成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1949-1956），實現了公有制與計畫經濟體制，取消了中國既有的混合經濟體制與私有財產制度。然而，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試圖搞活經濟的措施開啟了中國經濟制度變化的序幕，30年來，中國已經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轉變到今日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形態。 那些力量驅動了這場變化？那些變數與其交互作用影響，變化了經濟改革的方向？通過經濟制度變化的過程，那些成果帶來經濟制度走上不歸路的效用呢？這是筆者試圖解釋的課題。 事實上，中國經濟制度的變化，是一連串政權行動者「始料未及」的變化的結果，這場制度變遷─中國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重新回到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一開始並未有指引變革行動的藍圖，變革的方向亦是在變化的過程上才漸次浮現的，它受到制度的限制，也受到偶發事件的影響，當然也就不意味是整體領導層的共識結果，它是在特定歷史結構與制度交錯相互影響下的產物。換句話說，是歷史（時間序列上的事件與變化）、制度與行動者組構了這場變遷。同時，這也是一場動態的變遷過程，變遷的路徑有來自制度遺產的影響，它也存在著路徑依賴的現象。 不過，路徑因行動者與制度安排的激勵而強化，從而實現變遷，但也在行動者基於觀念（意識形態）或利益下予以限制，從而轉折到不同的方向上。筆者認為，在中國獨特的政經體制下，路徑自我強化的現象不是內部自我激勵造成的結果，而是來自外部的因素；在路徑依賴的背後，制度結構與行動者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筆者認為，改變中國經濟制度最重要的取徑，就是「雙軌制」。「雙軌制」是一項行動者非意圖的創造，它始自陳雲倡議「摸著石頭過河」，獲得鄧小平的贊同，從而形成「試點」模式，並作為該模式的指導原則。 此外，觀念的引進與衝突是這場變化過程的重要部份，像是在推動「經濟特區試點政策過程中尤為明顯；當政權領導人受外部引入的觀念的影響，產生經濟特區政策，而領導人內部也因觀念的分歧，形成足以阻滯特區試點政策的衝突；他們之間的衝突（正統派vs改革派）貫穿整個變遷過程，這也正好說明了觀念因素在中國改變經濟制度過程上的重要影響。 / 8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laimed that socialist reform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ducted. Public ownership and planned economy replaced mixed economy as well as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nd of 1970s, however, a series of economic reform challenged public ownership with planned economy, which leads China enter into a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that drive economic reform. Through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 which leads China’s economy into a no return road. In fact,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s an unexpected result by political regulators. Originally, it did not have a blueprint to lead the way. The direction from public ownership to mixed economy emerged throughout the reform, which is not a common consensus from the political leaders. Instead, it is dominated by history,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regulator in a dynamic way. This path dependency with institutional heritage character is the spot light of economic reform. The author claims the importance and direction of this reform is dominated by external factor. The most importance factor that change China’s economic is the launch of dual system. This system, with the slogan of “crossing the river by groping the stones along the way,” is proposed by CHEN Yun and approved by Deng Xiao-P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rough the reform, which can be seemed from the process during the promotio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When political regulators received outer concept and launched SEZs, internal diversity emerged that blocking the reform. Conflicts between orthodoxy and reformist can be seemed throughout reform period, influencing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