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政府致力於整合第一、第二及第三部門的力量，透過分工、互補，促使民間的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共同承擔公共事務的責任。惟政府就可以從此消失不見，由私部門及第三部門所取代嗎？由於政府存在的最大目的除了追求效率、效能與經濟之外，更重要者就是發揮公平與正義，此以立法機關仍於管制性政策、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文化政策等面向上，大量授權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裁量權」以實踐個案正義，最為具體及明顯。本論文所關心者為在過去官尊民卑的時代中，基層行政人員行使行政裁量權，僅須實踐「依法行政」的角色，完成與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而在司法不予介入的範圍，行政機關擁有決定自由的領域。解嚴之後，人民自我意識抬頭，勇於追求自我的權益，人民與基層行政人員間的「權力-服從」關係已不如警察國家一般，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在行政裁量的灰色地帶，不斷透過各種方式以影響基層行政人員，而形成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困境。基於此，本論文致力於以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為研究焦點，針對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時，面臨裁量系絡中多元、衝突的價值觀困境進行探索性的研究。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有五： 第一、 整合有關行政裁量之相關文獻，試圖對形成當前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困境之原因有所瞭解。 第二、 綜合相關文獻確立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內涵，以提供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價值採擇之規範標準。 第三、 評析當前文獻中已存在之行政裁量行為，是否能有效地解決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面臨之困境。 第四、 由相關文獻中，嘗試以轉換型領導之觀點，建構型塑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理論基礎。 第五、 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以瞭解以轉換型領導之觀點，型塑我國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可行性。 本論文採取的研究方法除文獻探討法之外，主要是以質的研究當中的深度訪談法為研究方法。在研究對象方面，本論文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針對我國基層行政人員實施訪談，實際完成訪談者計十二人。 總結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發現可分別就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內容分析等兩方面予以說明。文獻探討的說明可對應於本論文所希望達成的第一項至第四項的研究目的。訪談內容分析則可對應於第五項的研究目的。謹將本論文之研究發現摘述如下： 第一、 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系絡環境包括：1. 基層行政人員個人因素。2. 服務機關。3. 上級機關。4. 主管。5. 同事。6. 法律或司法機關。7. 當事人或相關利害關係人。8. 媒體。9. 民意代表。10. 社會大眾或旁觀者。11. 其他變數。其各有不同的利益、期望與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包括：1. 個人價值。2. 專業價值。3. 法律要求。4. 組織之層級節制。5. 公務人員個人之私利。6. 民眾私利之要求。7. 公道。8. 公平。9. 效率。10. 為民服務。由於這些不同的價值觀，本質上就存在衝突性，且裁量的結果會對這些系絡環境的權益產生得、喪、變更。因此，各系絡環境莫不透過各種方式、管道或彼此的交互作用與互動，以影響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決定。由於不同的個案有著不同的系絡環境，而相同的個案，對不同的基層行政人員也會有不同的影響方式。故使得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決策的制定，充滿複雜性、衝突性與政治性。 第二、 本論文綜合論述國內外有關行政裁量的規範性理論與價值採擇之相關理論認為所謂「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係指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行為當以「誠信」為基礎，在「合法」的前提下，透過程序的參與機制，調合及妥適地反映系絡環境中的多元價值觀，並由科學、倫理及法制等途徑所追求裁量的正確、良善與起碼水準的品質中，使裁量系絡的參與者，對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行動或決定加以支持與滿意。 第三、 本論文綜合各家學者的相關文獻，歸納出六種行政裁量行為：1. 官僚人員模式（法規-制度型或由上而下模式）。2. 執行者與政策制定者模式（由下而上模式、整合模式；效能執行型）。3. 權力指揮者模式。4. 專家模式。5. 問題解決者模式。6. 政治行為者模式（個人-責任型）。每一種裁量行為皆有其之優點與缺點，且其對基層行政人員面臨的裁量困境的描述，皆有某種程度的相合，但也有無法涵括之處。 第四、 由於轉換型領導的目的之一在於解決、消弭與調合人們間各種價值觀歧異所引起的衝突，此與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價值採擇的內涵相迎合。而許多實證研究也發現轉換型領導的運用，對調合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衝突的價值觀有諸多助益。因此，轉換型領導觀點之行政裁量行為為有效地解決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面臨之困境的有用行為模式。本論文綜合論述與轉換型領導有關的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發現，基層行政人員運作轉換型領導的方式為：其一，基層行政人員運作轉換型領導的目標為在合法的前提下，調合多元、衝突的價值觀，以滿足各系絡環境的需求，並提升其之價值觀至更高的道德層次。其二，基層行政人員在轉換型領導中，所謂「部屬」係指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系絡中與基層行政人員互動的所有系絡環境。基層行政人員可奠基於其之專業及具有國家賦予其行使公權力的合法的權力，而能融合魅力領導者與交易型領導者之特質，進而成為裁量系絡中的轉換型領導者。其三，基層行政人員運作轉換型領導時，會採取一些策略並利用某些場域，使其與各裁量系絡環境產生互動，進而影響其之價值觀的改變與提升。 第五、 藉由本論文對訪談內容分析後，主要的研究發現可摘述如下： （一） 專業知識、遵守法律、民眾私人之利益或需求以及組織之層級節制為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經常面臨之價值環境，而組織之層級節制的價值觀，唯有在主管無法親臨行政裁量現場之情況，影響程度才較低。 （二） 同事、當事人、相關利害關係人、主管、旁觀者等為影響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之重要系絡環境，而民意代表、官員或其他有力人士、社會大眾、環保團體、專家及媒體，則在該裁量個案攸關社會大眾的權益時，影響程度才較大。這些系絡環境皆會採取不同的策略，或者透過彼此間的交互作用與互動，以影響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決定，這使得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系絡環境充滿政治性。 （三） 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面臨之九種價值觀，在服務對象的價值觀與其相衝突、科技發展迅速造成基層行政人員無法處理日新月異的價值觀問題、組織對基層行政人員在人力、物力、時間及資源的支援程度不足、組織之層級節制與個人對社會大眾價值變遷之認知進度不同，以及法令來不及修訂以跟上社會生活態樣變遷的速度等情況，會形成九種衝突態樣，而造成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困境。 （四） 基層行政人員在面臨行政裁量系絡中九種價值觀衝突的態樣困境時，其除皆能成功地扮演價值抉擇者、分配者角色，以符合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價值採擇的標準之外，也能以轉換型領導之觀點，在裁量系絡中成功地扮演平衡輪、分析者以及教育者的角色，以型塑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此外，深度訪談之結果顯示我國的基層行政人員會以下列的方式運作轉換型領導： 1.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之行政裁量種類方面，無論基層行政人員僅擁有「過程裁量」、「結果裁量」或者同時具有「過程裁量」及「結果裁量」者，其皆在面臨行政裁量之價值觀衝突時，表現為轉換型領導者。 2.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之權力基礎方面，基層行政人員大抵在其擁有的合法的及專業的權力基礎上運作轉換型領導。 3.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以與各系絡環境產生交互作用的場域方面，基層行政人員會在行政程序中之陳述意見、處理裁量個案的現場、聯繫會議、校務會議、會客室、協調會、說明會、其他相關座談會或會議等場域運作轉換型領導。 4.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以與各系絡環境產生交互作用的策略方面，基層行政人員會牽引下列四種策略以與各系絡環境產生交互作用與互動： （1） 基層行政人員會隨機應變為整個行政裁量過程配速，將裁量系絡中衝突的價值觀加以調整，並控制各方衝突者的情緒在可忍受的範圍內而不躁進。 （2） 設身處地試著從服務對象或價值衝突者的觀點，看待行政裁量個案的問題。 （3） 鼓勵服務對象或價值衝突者一起面對面溝通，參與找出問題的真相與事實。 （4） 巧妙地運用策略，以提高基層行政人員與裁量系絡之各系絡環境彼此之信任關係。 然而，為使基層行政人員在實際個案中，成為真正的轉換型領導者。本論文建議基層行政人員及其之服務機關與主管，當應在組織內部的人力資源管理的人員招募、訓練與績效評估制度上有許多配套措施，以培養基層行政人員發揮專業及合法的影響力，使其成為裁量系絡中有效能的轉換型領導者。 最後，鑑於本論文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的取樣等方面造成許多未盡及推論上的限制之處。故本論文提議下列的議題，以待未來繼續研究： （一） 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研究之多重資料來源。 （二） 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長期性之研究。 （三） 擴大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研究廣度之研究。

「中年轉換」係指發生於個體40歲至60歲之間內在與外在的轉變，中年轉換期帶給中年女性的種種轉變是危機還是轉機，中年轉換對女性的意義為何，以及中年女性的自我構成如何與個人經驗、生活事件與外在環境相互型塑，尚待本土研究釐清。研究者帶著對「中年女性」的好奇，開始一段認識中年女性的旅程，並在此呈現兩位中年女性的生命史。 研究者發現，在「中年」這個面向，兩位受訪者的「中年」可能是心理年齡、心理階段而非單純是生理成熟驅動的生理階段。其次，兩位受訪者並未將中年轉換視為中年危機或者中年轉機，而是將其視為生命事件的其中之一。 研究者也發現，在「自我」這個面向，社會與文化脈絡有其重要性，兩位受訪者的自我構成無論偏向獨立我或者相依我，其跟生活環境、關係緊密度與生命主題而有相當的關連，因此從「關係」的角度看自我的發展對女性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其次，研究者發現，中年的自我統整不一定是統整為單一整體，中年的自我統整可以是個體對多元自我的一統整性認識，「我」可能是單數，可能是複數，也可能持續不斷生成。 除了呈現兩位女性的故事，本研究也呈現年輕研究者對於「研究」本身的省思，並誠實記錄研究框架的建構與解構歷程。 / Mid-life transition means a series of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changes occurring during one’s middle age. How women make sense of it and how it intertwines with women's personal experiences, life occurrences and surroundings are the main interests of this research. After searching through the life stories of Ms. Chou and Ms. Kao, with regard to the mid-life subject, it's found that life occurrences, rather than merely physical changes, drive their life stages to transit. 2 interviewees both see mid-life transition as one of the many events among life occurrences instead of a crisis or a turning point. It's also unfolded that, with regard to the construct of self, discussion o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s evidently important. The self - "independent" or "interdependent" - actually intertwines with surroundings, relatedness and life themes. Secondly, it's also revealed that the integrated self at mid-life stage can be one integrated self, or an integrated acknowledgment of the fact that, one's self can involve many dimensions and the dimensions can still be growing. In addition to the life stories of Ms. Chou and Ms. Kao, this research also documents the introspection of a young researcher. This is also a truthful docum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a research framework.

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開放與金融商品的多元化，投資人所面對的投資機會增加，相對地也面臨更多金融市場波動的潛在風險。因此，為了規避金融資產價格的不利波動，股價指數期貨等相關金融期貨應運而生。然而，當投資者決定利用期貨市場進行避險交易時，隨即面臨該持有多少數量的期貨契約這一問題。針對此一個重要課題，學術界與實務界常透過估計最適避險比率，作為從事避險交易之參考。 由以往研究得知，現貨與期貨市場報酬率間存在結構轉變的動態特徵，故最適避險比率之估計應考慮市場不同狀態的波動性。有鑑於此，本文乃嘗試將結構轉換模型應用於最適避險比率之研究，並以1983年至2001年的S&P500指數現貨與指數期貨週報酬率為實證分析之標的。由實證結果發現，最適避險比率於不同的市場波動狀態呈現不對稱的現象，亦即，當市場屬於低波動狀態時，避險比率較高;市場為高波動狀態時，避險比率則較低。應用結構轉換模型除了可以獲得較有效的避險比率外，整體而言，就降低資產組合風險的角度衡量，金融市場參與者可藉由結構轉換模型之設定提高其所持有資產的避險效益。

主題-評論結構(topic-comment)在主題顯著(topic prominent)的語言(如中文)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描述第二語言學習者的中介語時特別重要．但是有關研究,對於中國學生在學習英文時產生的中介語,並沒有對主題-評論結構提供全面且確切的描述．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國學生學習英文時所產生的中介語之主題-評論結構, 運用三種測驗來引出中介語—文法判定測驗, 引導寫作測驗, 及翻譯測驗．受試者包含台灣區域位於台北的三所國中挑選的94位國二生,以國一期末考英文成績分為三組．此外,並於政大語視中心挑選14位以英語為母語的外籍生作為本研究的控制組．本研究探討的四種主題-評論結構是由中英文主題結構對比中所產生的, 分別為主題省略(topic drop), 主題移前(topicalization), 主題置左(left-dislocation), 及雙主詞結構(double-subject construction)．本研究所運用的中介語之理論架構是參考三種第二外語習得理論所發展出來的, 分別為第一語言影響(L1 influence), 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的存在, 以及附屬集合理論(the Subset Principle)． 研究結果顯示, 第一語言轉換(L1 transfer)在所有程度的學生的中介語當中都十分普遍, 但是普遍語法只有在程度最高的學生的中介語較為明顯．因此本研究推論中介語系統內部運作過程包含三階段, 開始為第一語言轉換, 接著是第一語言轉換及普遍語法並存, 最後階段為普遍語法． / The role that the topic-comment structure plays in a topic prominent language such as Chinese is very important when it comes to SLA learners’ interlanguage. However, the related research has not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in describing topic structure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interlanguag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topic structures in Chinese EFL learners’ interlanguage elicited by three tasks—the grammaticality judgment task, the guided writing task, and the translation task. The subjects include 94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hosen from three separate schools in Taipei, Taiwan,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proficiency levels. In addition, 14 native speakers from the language center of NCCU serv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four topic structures—topic drop, topicalization, left-dislocation, and double-subject construction—which were determined b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opic structures.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rlanguage operation is developed from three SLA perspectives—L1 influence, the existence of universal grammar (UG), and the subset principl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1 transfer was prevalent in all proficiency levels but UG was only obvious in the most advanced level. It was thus inferred that the internal operation of interlanguage system should include three stages—first L1 transfer, then L1 transfer and UG, and finally UG.

本研究嘗試不全以負面假設來看待配戴眼鏡對人臉辨識的影響。吾人將以邊緣偵測圖為基礎，以邊點強度的分析來建立一套定位眼鏡的偵測系統。同時用偵測出的鏡框位置，以邊緣點的強度、密度比較的方式，定位眼睛的位置；並以前述兩套偵測演算，採擷其過程的資訊，進一步地定位鼻子與嘴巴的位置。這些演算形成一個簡易的人臉特徵定位系統，其將可處理配戴眼鏡的人臉；吾人也將進一步地經由其處理過程與結果，分析眼鏡對區域人臉辨識的影響，進而引導出非自然物件可能對人臉辨識的阻礙或輔助。 論文也將以全域比對法中的PCA與ICA演算法作一連串的實驗，剖析眼鏡對於全域辨識的影響；此外，亦用相同的方法來測試非自然物(眼鏡)、光源亮度與人臉角度對於人臉辨識阻礙的程度，以探究是否系統值得花費更大的代價，來移除眼鏡這個被一致認定的人臉辨識障礙，並得以在辨識演算法上獲得更高的效能。 / The objective of this thesis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face recognition systems when the subjects are wearing glasses. We do not presume that non-facial features such as glasses are nuisances. Instead, we will study whether the inclusion of glasses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ace detection procedure and how it affects the feature extraction process. We will demonstrate how to use techniques based on local feature analysis to reduce the uncertainties in the matching result due to interferences around the eyes and nose caused by optical glasses. We have also conducted extensive experiment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glasses on face recognition systems based on global matching strategy. Specifically, we perform bo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 on face databases with different percentage of subjects wearing eye glasses. It is concluded that external objects such as glasses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face recognition using global analysis approaches. However, the adverse influences of illumination and pose are more conspicuous during the recognition process. Therefore, one should take caution when attempting to adapt the global matching scheme to handle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glasses.

企業為了避免公司價值的變動受到匯率及利率風險的影響，一般而言均會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行避險，而台灣企業在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逐漸成熟的這段期間中，也逐漸加入這股使用浪潮中，但是，究竟什麼才是決定企業是否避險的重要因素呢？什麼才是企業在取捨不同衍生性金融商品作為避險工具時的考量呢？ 在此一研究領域中，存在許多國內外文獻進行探討，由於國內文獻大多著重於研究公司是否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的重要決定因子，探討與何種理論相符，較少文獻針對公司在面臨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後，如何選擇衍生性金融商品作為避險工具的議題加以研究，有鑑於此，本文著重於研究期貨、選擇權、遠期外匯、交換等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與公司特徵間的關係，探討是否與公司所面臨的匯率風險或利率風險相關？此外，2001年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逐漸成為國內企業重要的融資工具，尤以上市電子公司最為重要，因此，本文的另一重點為探討「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對企業避險行為及避險工具選擇之影響，並以台灣上市電子公司為研究樣本。最後，本文研究期間為1995年第1季∼2002年第2季，藉以觀察1997年下半年發生的東亞金融風暴及2001年中央銀行連續調降利率政策對企業避險行為及避險工具選擇之影響。 實證結果發現公司規模、長期負債比率、內部人持股比率、流動比率及外銷比率為台灣上市電子業公司是否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的重要決定因素。在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之交易成本具經濟規模型態及涉外風險多樣化的推論下，實證結果發現公司規模及外銷比率與選擇權、遠期外匯、交換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呈顯著正相關。此外，實證結果顯示台灣上市電子公司為規避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伴隨的外匯及利率風險，將傾向使用適合不確定性交易的選擇權及交換這兩種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行避險。由於長期負債對利率的敏感度較短期負債為高，所以長期負債的比率越高時，公司將會使用利率交換作為管理利率風險的工具。 東亞金融風暴後，台灣上市電子公司決定是否從事避險時，除考量公司規模外，更注重長期負債比率，以降低因東亞外匯市場大幅波動提高的財務危機成本。此外，外銷比率和公司避險決策呈十分顯著的正向關係，而且根據實證結果，避險工具含括選擇權、遠期外匯及交換，意味著國際化程度越高的公司在東亞金融風暴發生後意識到同時控管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的重要。至於台灣上市電子公司規避外匯風險的工具，也因東亞金融風暴產生重要的衝擊，實證結果發現台灣上市電子公司在規避匯率風險時，將一部份從遠期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轉為選擇權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原因可能為在國內外情勢未明的情況下，國內上市電子公司貿然使用遠期外匯避險，反而可能使公司暴露於更大的匯率風險中，因此，公司將會使用較具彈性的選擇權作為避險工具。2001年中央銀行連續調降利率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和公司避險與否呈現顯著正相關，至於規避風險的種類，經由實證結果發現為利率風險。

隨著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及國際資本市場進一步地整合，國際融資工具如海外存託憑證及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近年來備受企業的喜愛，成為企業進行海外市場擴張的一大利器。尤其近二、三年來台灣更掀起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籌資風潮。本研究目的在了解此現象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及市場投資人相關的反應。 本文針對1993至2001年間台灣上市、上櫃公司成功發行的61檔國內可轉換公司債及35檔海外可轉換公司債進行實證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1. 宣告發行時的訊息效果方面，ECB發行公司不論是宣告發行前後一週或二週的股價累積異常報酬都顯著為正，但CB發行公司卻不然，前者優於後者。 2. 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及國內可轉換公債發行公司特性差異方面，不論是二獨立樣本T檢定、Mann-Whitney U 檢定及Logistic檢定，結論皆一致：公司規模愈大，轉換溢價幅度愈高、市場利率差愈高的公司愈易傾向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此外，二種發行公司發行前的營運績效並無顯著不同。 3. ECB和CB宣告發行時價格效果的不同，和「與國內籌資相比，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有較高的融資空間」的假設無關，融資空間假設不成立；但和「與國內籌資相比，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融資成本較低」的假設有關，融資成本假設成立。 4. 投資人對公司轉換溢價隱含的對未來股價成長的信心及未來資金成本的降低才是解釋宣告發行時價格效果的因子。 5. 投資人給予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相對較高的短期價格反應確實表現在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公司長期較佳的營運績效上。 / With Taiwan’s entrance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d further integra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tools, such as 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 (GDR) and European Convertible Bond (ECB) have become popular. For the past few years especially, companies in Taiwan have heavily used ECB as their leading financing tools.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investors in Taiwan response to the issue of ECB and CB. Using 61 CB and 35 ECB samples from Taiwan companies during 1993 and 2001, this study comes to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Companies that issue ECB have higher announcement effects than companies that issue CB. 2. Companies with larger size, higher conversion premiums, and higher interest spreads tend to issue ECB instead of CB.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issue performance between ECB and CB companies. 3. The hypothesis that “ECB companies have higher debt capacities than CB companies” is not verified. However, the hypothesis that “ECB companies have lower cost of capital than CB companies” is supported. 4. The conversion premium that signals companies’ confidence for the stock price and lower cost of capital in the future is the main factor to explain the announcement effects of ECB and CB. 5. In comparison to CB companies, ECB companies have better post-issue performance which can be supported by their better announcement effects.

控股公司為公司型態之一種，於實務上有眾多運用方法，或可能為租稅規劃之原因，或可能為建立國際企業集團所需等等，本文在決定討論方向時則試著從企業集團發展過程中之需求切入，以理解控股公司在集團企業中扮演的角色。因而認為控股公司於企業集團中有其特殊之功能，立於集團企業頂端，負責整個集團營運方向之決定，一般可以將其意義理解為「以控制他公司為目的而成立之公司，其任務主要為股份之持有與管理指揮」。而當公司規模持續擴大，漸漸形成企業集團之時，如欲靠單一企業體運籌整個企業集團，容易形成組織肥大化，減損經營效率，如此便有賴於企業體中成立控股公司，增進經營效率。 而在此時企業欲創設控股公司時，通常企業體已累積了相當之經營規模，故在創設方法上因而與單純基於租稅規劃、具有「空殼公司」性質之控股公司不同，相較之下顯得複雜，牽涉之利害關係人亦較廣泛，具體之創設手段上則涉及三角合併、公司分割、股份轉換等種種企業併購方法。加以近年來，隨著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企業併購法之制定，以及公司法之修正，公司可供利用之併購手段更為增加，企業間的併購環境因而較為健全多元，為創設控股公司提供了有利之法律環境。本文因而認為有必要就現行法制上，可資用以創設控股公司之方式加以整理，並進而檢討相關可能發生之爭議。 首先討論創設控股公司之方法。一般而言創設控股公司之模式可分成「既存公司轉化型」與「控股公司新設型」兩種典型，前者是指企業體中選擇某既存公司轉型為控股公司，專事企業集團營運方向之決定，具體事業之經營則移交給旗下子公司負責之模式，而後者則係指在原有企業集團上新設立控股公司之模式。在具體創設控股公司上，歸納現行法制上之規定，則有三角合併、公司分割、脫殼法、第三人股份現物出資、公開收購以及股份轉換等方法。 其中以三角合併成功創設控股公司之關鍵，在於允許以他公司股份作為合併之對價，此點在我國企業併購法第四條第三款合併定義中，將合併之對價包括「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後，在我國法之下已獲得可行性之基礎，但在程序上卻可能顯得繁瑣。而以第三人股份現物出資創設控股公司，雖然依公司法第二百七十二條及第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允許以公司所需財產為出資，以及經濟部六六○一一○商○○六號函之解釋，將股份包括在公司所需之財產中，使得第三人股份現物出資在現行法之下同樣獲得正當性之基礎，但因為無法強迫每個股東均進行出資，在創設百分之百控股公司架構上顯得較為不利，而此缺點也同樣見於以公開收購創設控股公司之方式上，因為無法期待被收購公司股東全數應賣，所以公開收購創設控股公司成功與否，亦有其無法事先評估之風險，此外，公開收購所需資金之壓力，也是此方式之困難點之一。 公司分割及脫殼法在法律構造上是相類似的創設方法，其差別在於公司分割無庸如脫殼法般就每筆財產權作成獨立之物權移轉行為，程序上較為便利，故在公司分割法制確立之後，以脫殼法創設控股公司之空間可能受到限縮，但脫殼法因為性質上僅屬於資產交易契約，且無如公司分割般連帶責任之設計，故在保留既存公司盈餘上較公司分割處於有利之地位。最後則為股份轉換方式，股份轉換由於僅需透過股東會之決議，即可使當事公司股份百分之百進行轉換，因而建立控股關係，為十分便利可行之制度，對此我國先於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六條中引進以股份轉換創設金融控股公司之方式，隨後在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九條亦規定了股份轉換制度，使得一般公司也可利用股份轉換來創設控股公司。 在創設控股公司之過程中，由於公司經過繁複歸併整合之過程，其組織可能已經發生了重大之變動。而在公司周遭之利害關係人，例如股東、債權人等之權益如何加以確保？應為重要之課題。特別是債權人，原則上債權人相對於股東而言屬於公司之外部人，在公司進行重大決策時沒有透過股東會意見之表達而參與公司政策形成之權利，在公司進行組織變動過程中應有特別加以保護之必要。 對此，本文從上述創設控股公司方法中，觀察各個當事公司所發生的組織變動，選定對於債權人保護有意義之種類，分成「發生物的組織變動者」及「發生人的組織變動者」兩種，分別進行債權人保護之討論。其中「發生物的組織變動者」包括脫殼法之原公司、公司分割中之被分割公司、三角合併中之被併購公司等；而「發生人的組織變動者」包括股份轉換之當事公司雙方、第三人股份現物出資之接受出資公司等等。另外公開收購中之收購公司如以股份作為收購對價時，則發生人的組織變動，以現金作為收購對價時，則發生物的組織變動。 基於上述分類，首先在人的組織動部分，本文以股份轉換作為討論之出發點，由於現行法下於股份轉換並未設有債權人保護程序，一般亦以為股份轉換過程中當事公司僅發生股東結構之變動，對於公司資產並無影響，故無須進行保護債權人之程序。惟若考量到股東組成亦可能為債權人決定貸放資金與公司之因素，在公司股東結構乃至於經營階層發生變動時，債權人當初對於公司之信賴可能已有更動，則將發生人的組織變動時保護債權人需求完全抹煞是有疑問的。且在股份轉換中，如子公司發行有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場合，此等公司債權人可能為日後公司之股東，若同樣抹煞了其參與公司組織變動之機會，影響所及，將來此等債權人陸續進行轉換或認股時，企業已建立的百分之百控股關係將受到影響。另外，在其他發生人的組織變動模式的場合，本文亦分別就當中涉及到之債權人保護問題，加以討論。 在物的組織變動方面，由於公司資產構成公司債權人唯一之擔保，故在公司發生物的組織變動時，當為債權人需要加以保護之典型情況，本文因此以較為詳盡的角度來探討當中所涉及之債權人保護問題。而由於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中對於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時，對於債權人應進行之保護程序已有明文規定，故本文乃先從相關規範之解釋論開始，檢討現行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所架構出來之債權人保護程序，期更能瞭解債權人在公司組織變動中所可享有之權利，以及公司因進行組織變動程序對於債權人所需負擔之義務，並兼論及簡易併購程序中債權人保護之問題，此部分構成了本文第五章最主要之部分。在瞭解了債權人保護程序之面貌後，本文再從創設控股公司之方式切入，基於「在經濟上有同一效果者，在法律上亦應有同一規制」之理解，檢討脫殼法中欠缺債權人保護程序之問題。同時也討論了其他創設控股公司方式中，物的組織變動債權人保護之問題。 從創設控股公司之方式到其過程中債權人之保護，不難發現我國在近年一連串公司法制之變動中，著重於提供企業健全充分的併購環境，期盼能促進經營之效率化。但應加以留意者，健全之企業併購環境中，不單是併購手段之多元，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之保護，毋寧也是整個企業併購法律環境之一環，並且可以成為檢驗制度公平性之標準。我們追求於企業規模擴大成長的同時，對於利害關係人之保障其實也不能偏廢，而一旦肯定法律之精神在於公平時，便更不能否定這點。從創設控股公司過程中債權人保護之討論，可以讓我們體認到，追求理想的企業併購法律環境，仍是現在進行式！

介質輔助雷射脫附離子化/飛行時間質譜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um, MALDI-TOF-MS)，是種屬於高維度的蛋白質質譜儀資料，主要是用來偵測蛋白質分子的表現，而這項技術的原理，是先將蛋白質與介質混合，再利用雷射將蛋白質分子打碎，分散出帶電荷的離子，接著運用離子飛行時間的偵測，最後掃描出質譜圖形，圖形上有兩個重要變數，分別為:質量電荷比(Mass to Charge Ratio, m/z)以及強度(Intensity)，我們希望利用這些質譜資料，研究出臨床上癌症病人以及正常人的質譜資料差異，藉由找出質譜資料的生物標記，來作為判斷是否為癌症患者的依據。但是由於MALDI的技術上的限制，導致掃描出來的質譜資料往往存在著雜訊以及誤差，這時候，事前處理(Preprocessing)步驟，就顯的格外重要。生物學家認為，蛋白質質譜資料，其表現異常的蛋白質，會顯現在質譜圖的峰上面，因此在維度如此龐大的質譜資料中，如果將分析重點著重在這些峰上面，可以簡化我們事後的分析，因此在分析質譜資料的流程中，事前處理步驟的峰偵測，便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環節。Du, Kibbe以及Lin在2006年的文獻中提到，使用連續型小波轉換(Continuous Wavelet Transform, CWT)的方法來進行峰偵測，可以改善我們使用傳統峰偵測方法所產生的誤差，因此本文將CWT峰偵測方法，與傳統峰偵測方法，對已知峰正確位置的MALDI質譜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不同訊號雜訊比(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下，CWT峰偵測方法的敏感度(Sensitivity)都比傳統峰偵測方法來的高，且誤判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也都較傳統峰偵測方法低，因此就本文所使用的模擬資料，CWT峰偵測確實是一個較佳的峰偵測方法。

讀書會(study circles)為一種志願團體，若立案為社團法人者，為非營利組織，回顧台灣讀書會自民國七十四年台北「媽媽充電會」及高雄「揚帆主婦社」成立發軔至今，隨著解嚴、社區主義及女性主義的抬頭，已有長足進展，依據民國九十年十月第五屆全國讀書會博覽會之統計，目前全國有案可稽之讀書會有1,912個。 表面數字雖值得欣慰，但這其中卻不乏中途倒會、進入冬眠或目標變質者，因此，讀書會泡沫式的現象非常值得觀察研究。大致說來，讀書會發展有四階段，即籌組期、發展期、倦怠期和成熟期，在發展過程中，如果無法渡過倦怠期危機，很容易就倒會，名存實亡。國內雖有讀書會暴起暴落，然而成立超過十年，成員超過五十人者（甚至超過二百人），也大有所在。因此，讀書會的領導與管理，攸關讀書會之成敗，是值得探討之主題。 借鏡於國外案例，美國的讀書會發展，據一九九七年統計，已有五十萬個讀書會；瑞典的讀書會據一九九六年統計，有三十五萬個讀書會在運作。以目前台灣約兩千三百萬人，約有兩千個讀書會，相較於美國及瑞典，台灣民眾參與讀書會比例，顯然偏低，值此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時代，讀書會尚有極大發展空間，值得政府及民問來共同推廣。 有鑑於此，本論文期經由文獻探討、深度訪談、比較研究及焦點團體座談，從讀書會不同發展階段、Yuk1的有效領導管理行為、易經啟示理念等不同理論，來建立不同面向之讀書會領導功能模型，並針對讀書會召集人領導功能、讀書會未來發展方向提出結論及建議，供讀書會及各相關單住參考。 本論文結論重點為：一、讀書會是否成立為法人、繳費多寡，和讀書會經營成敗無關，最重要是讀書會能給會員什麼收穫。二、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領導功能特色及重點，領導功能可概分為決策、影響力、建立關係、取給資訊和權變等五種面向，其中權變領導為核心。三、領導功能有智慧面及知識面，二者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四、讀書會可參與社區議題和公共政策，促進社群意識，建立公民社會。 建議重點為：一、讀書會會員應以「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ion learning)來參加讀書會，達成終身學習、豐裕心靈。二、讀書會召集人日久可能有倦怠現象，應培養接班人，使讀書會能薪火相傳，永續發展。三、讀書會應尋求市場區隔，結合社會資源，配合社會發展，尋找讀書會定位及舞台。四、讀書會可辦理新生訓練、發行出版品、辦理各種活動等方式，提昇會員社會化程度及組織凝聚力。五、召集人應加強領導管理智能及人文素養，有如領航人，帶領讀書會邁向新世代。六、轉換型領導、服務型領導是較適於讀書會召集人運用的領導類型。七、政府輔導讀書會政策應有一貫性，不要人去政息。入、政府應協助成立讀書會資源中心，整合各種資源經驗，促進讀書會發展。 關鍵詞：讀書會、召集人、自我導向學習、轉換型領導、服務型領導。 / Study Circles are voluntary groups until registered formally in which case they are call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aking a view backwar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y circles in Taiwan was triggered by“Mama chong diann hwei”in Taipei and“Yang farn juu fuh sheh”in Kaohsiung. Since the remoal the Martial law and the promotion of cormnunitarialism and feminism in Taiwan, study circles have progressed steadily until toda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printed by the 5th National Study Circles Fair in October 2001, the number of Study Circles in Taiwan has reached 1,912. Though the number is encouraging, we found that a great deal of study circles have disbanded, stopped activities or replaced their original goals. Though the bubble-phenomenon regarding study circles is worthy of research and observ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y circles has typically followed 4 stages: preparation, development, fatigue and matur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f particular study circles can't pass through the fatigue stage, they will usually dissolve very soon, normally not lasting for longer than half year. Though some study circles are like bubbles,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study circles that have existed more than 10 years, have more than 50 members (some more than 200 members), and continue to be more stable and reputable. It seems that the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of study circles' convener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organizations. This tendency has become the theme to be further researched by this study. In USA, there were 500,000 study circles in 1997. In Sweden, there were 350,000 study circles In 1996. Presently, there are 1,912 study circles in Taiwan with about 23 million population Compared to the USA and Sweden, the participation rate is quite low. During this“life-long” learning age, there is quite a bit of latitude in regar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y circles. This thesis used "documentary-type methods" ,"in depth interviews" , "comparative study" and "focus group" styles to try to establish various leadership models such as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 leadership model", "Yuki's valid leadership behavior model" and "Yin-and promote their respective study circles. The conclusion is 1.The member fees and official registration of study circles do not determine the success of a study circle versus what the study circle can give to the members. 2.Different stages need different leadership, leadership includes decision making, influence, relations, information and contingency. Contingency leadership is the center of all leadership. 3.Leadership has the dual dimensions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 those two help and engender each other. 4.Study circles can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issues and public policies to help establish a more civil society. The suggestions are 1.The members of the study circles should base themselves on "self-directional learning" to participate and target "life long" learning. 2. The conveners of the study circles have the phenomenon of exhaustion, the study circles should cultivate suitable members to take over the role of leaders to progress the study circles. 3.The study circles should choose their market segment,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find their own performing stage. 4.The study circles can organize new member training programs, publishing books and another activities to upgrade the cohesion of study circles. 5. The conveners of the study circles should improve their leadership and knowledge to lead the organization to walk into the new age. 6.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servant leadership are more appropriate style for study circles' conveners. 7.The government's policy of sponsoring the study circles should be maintained to help develop the study circles. S.The government should help to establish a study circle resource cent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study circles on a national front. Key words: study circles; conveners; self-direction learning;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ervant lead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