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內部關係人在知曉管理當局本次自願性預測公告為壞消息時，是否會在公告前後申報轉讓持股？內部關係人申報轉讓持股數多寡與管理當局本次自願性盈餘預測、真假申報以及後續預測更新之間是否相關？本研究建立了三組應變數不同，但自變數相同的複迴歸模式，蒐集民國八十年至八十五年200多家上市公司之資料，進一步再將樣本依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之消息種類與測試期間(-30,+30)及(-30.-1)的不同加以分群，並分別進行迴歸實證分析。實證結果顯示： 1. 就整體樣本而言，實證結果似可支持內部關係人申報轉讓持股與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之負向修正具顯著關係。 2. 三個MODEL僅在好消息／測試期(-30,+30)之情況下，內部關係人申報轉讓持股後是否真實轉讓會顯著地影響自願性預測與內部關係人申報轉讓持股之關係。 3.在MODEL 1與MODEL 2之壞消息／測試期(-30,+30)以及MODEL 2之好消息／測試期(-30,+30)的情況下，自願性預測後續更新為正向或負向，會顯著地影響當次自願性預測與內部關係人申報轉讓持股之關係。

共六章，約五十∼八十頁。重點在於利率的預測。 第一章共三節，談負債管理的歷史、金剛 新、及其影響。 第二章共三節，談可轉讓定期存單的未來展望（美國）、台灣的現況及問題。 第三章共二節，銀行的 商理論、資產與負債管理的二面模型。 第四章共三節，文獻回顧，本文所使用的模型（理論部分）、模型估計。 第五章共三節，利率預測的重要、簡介本文所使用的四種方法、比較預測結果。 第六章摘要與建議（政策意含）。 附錄（表、圖、略字表）

我國政府於民國89年公布金融機構合併法，民國90年開始陸續公佈了企業併購相關法令，民國91年企業併購法頒佈施行，再加上公司法修法完成，一般企業併購與金融機構合併相關法制成形。 合併與收購，是企業達成企業目標或進入不同的產品市場快速成長之最佳方法，不論在時間或成本之花費皆優於企業內部之成長。再加上「全球化」一詞之出現更使得企業併購如火如荼地展開。 在企業併購時，員工常常會因為企業成本或是營運的考量而遭遇到工作條件上的改變或是裁員的可能，在集體勞動權益中，企業與工會的互動以及團體協約的效力關係到員工的權益，工會在併購過程中的權利以及角色，團體協約在併購後效力的延續以及繼承，再者團體協約因併購而可能造成當事人一方消滅，而使效力消滅，若要訂立新協約，有何規定是本研究所要研究的重點。在個別勞工權益中，新舊雇主商定留用、工作權保障與年資結算問題更與員工息息相關，而員工對於併購過程中之感受以及實際所獲補償，亦是本研究所要研究之重點。 本次藉由渣打銀行與新竹商銀併購案、荷蘭銀行與台東中小企銀併購案、星展銀行與寶華銀行併購案以及匯豐銀行與中華商銀併購案從勞動三權之團結權、集體協商權與爭議權角度來探討，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透過文獻分析、個案分析和深度訪談以得出研究結論。 依據工會法第42條規定，工會因應企業的併購必須做合併或分立。我國在相關法令上並沒有給予協商權以及資訊權的，僅讓雇主與個別勞工單獨商訂留用。除此之外就只有在大量解僱規定雇主必需與工會協商。而實務上我國的銀行併購案也因此工會要爭取資訊權就相當困難，而協商也在雇主被動的狀況下進行。現行團體協約14條以及第27條規定必需由新雇主概括承受團體協約，但是在分割上卻完全沒有規定。在我國關於工會資訊權以及協商權是需要加強的部份，其內容可以不涉及營業機密，僅對於勞工可能受到的影響以及員工之後的安置方案進行資訊的提供以及協商，這方面可以參考歐盟以及歐洲國家的規定，給予相關的資訊權；而協商不必全盤接受工會的意見，而是勞資進行協商，取得雙方的共識。而勞基法11條、第20條以及企業併購法第17條，對於企業轉讓可合法解僱員工以及新舊雇主有權商議留用勞工的部份，應可參考歐盟以及歐洲國家的規定，應該讓勞工於企業轉讓時擺脫如商品一樣買賣的弱勢地位。

股份自由轉讓原則為我國公司法上重要之原則。然而，在現行法律規範中，卻對股份自由轉讓設有相當多之限制，惟探究前揭諸多之轉讓限制之規範目的、違反時之法律效果後，卻發現其不無值得檢討之空間。本文除整理目前之法定限制外，將針對公司設立登記前之持股轉讓行為、發起人之持股轉讓行為與公司收回自己股份之行為進行省思。 現代民法肯認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公司章程、公司與股東或股東與股東間所訂立之契約，均為其展現。然而，我國採取股份自由轉讓原則，明文否准公司以章程禁止或限制股份之轉讓，此制度是否符合我國中小企業的閉鎖性需求，外國法例又是如何處理此商業需求值得觀察與借鏡。本文將介紹日本與美國之立法例，並探討「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節之法案內容，並對股份轉讓限制之條文應如何運用提出建議。 在限制股份轉讓自由之契約方面，近年來「創投合約」與「對賭條款」時常引起國內學者之討論，本文將介紹其內涵、態樣與合法性要件，並分析其與我國公司法制諸原則或司法實務見解上有無齟齬之處。另外，公司對於員工持股之限制，若係以契約之形式為之，在契約內容之控制上，應以何標準判定該契約之有效性，本文將提出個人之觀察與淺見。 / The freedom of transfer shares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f our Corporate Law. However, there are many restrictions on it in our law system. After analyzing the specification purposes and the legal effects,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defects we can improve. This essay will put emphasis on the behaviors of transfer before the incorporation registration of the company be done, of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wned by promoters, of a company redeem or buy back any of its outstanding shares. Nowadays, the modern Civil Law is willing to recognize the autonomy of private law and the freedom of contract.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bylaws, and agreements among shareholders externalize these core thinking. Nevertheless, because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Freedom of Transfer Shares, we could not limit the transferability of shares by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Is this system meets the needs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How to handle this business commercial demand worth watching and learn from foreign legislations. This essay will fouc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nactment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esides, the essay will discuss about the content of "Closed Corporations" special section of the Corporate Law and make recommodations to the provisions. In recent years, "Term Sheet" by venture capitalist and " 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 " often cause discussions by domestic scholars, the essay will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its content, elements and legitimacy and check whether these agreements conflict with our judicial practices and any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rporate Law in our country. Finally, if a company limitsthe transferability of the shares owned by employee in contract, what criterion could determine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the essay will propose the observation and opinion individually.

國民黨政府自從一九四九年遷台以後，對台灣實施了四十年的威權統治，直到近十多年來，才逐步開放民主化的腳步。對國民黨政權而言，在統治的過程中，首先會遇到的就是被統治者對其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質疑與挑戰。因此，如何增加其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使其統治型態與勢力能夠穩固，便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一方面，經由台灣化和本土化的過程，吸收台籍菁英人士；另一方面，藉由中央與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開放，獲得「由下而上」的正當性。 對執政黨而言，在開放選舉競爭後，還要盡力去維護選民對其政權的支持，而經濟層面的誘因將是影響選民支持的最佳方式。對於擁有龐大行政資源的國民黨而言，透過對股票市場的干預是獲取選民支持的最方便的管道。 從利多政策的性質，我們可以將利多政策分為兩類：貨幣性利多政策與財政性利多政策。貨幣性利多政策包含：調降存款準備率，調降重貼現率與調低利率。財政性利多政策包含：調降證券交易稅與證券交易所得稅，調整漲跌幅度限制，調整信用交易之融資成數與融券保證金比率。 在本文的分析中，我們發現貨幣性的利多政策較財政性的利多政策更常使用。此外，從不同的政策間，藉著比較對股市所產生的影響，我們發現：不論是利多的貨幣政策或利多的財政政策，其短期效果都非常有限，頂多只能發揮2、3天的效果而已，以調整存款準備率為最佳，其次是調整重貼現率與利率、調整證交稅與證所稅和調整信用交易比例，以調整單日漲跌幅限制為最差。 從過去學者們對歷次選舉政黨獲選因素的分析，選民在形成投票決定時，多以「候選人因素」作為最重要的考量，再輔以「政黨認同」、「議題因素」及其它的因素作為考慮。然而就本文探討的重心而言，「股票市場的利多政策」僅能算是「議題因素」中的「經濟性議題」，很顯然的，這不是這段期間內決定選民行為的主要因素。 從「國民黨利用利多政策，掩護出脫黨營事業持股，募集選舉資金」來進行檢驗，我們發現：國民黨申報持股轉讓的時間與股價高點時間高度契合，在考量「選舉年」的因素下，更為明顯。 從申報持股轉讓與選舉週期的時間關係來看，在選舉年的時候，國民黨的申報轉讓動作集中於選舉前的十個月到選舉前三個月的時間。另外，從申報持股轉讓與利多政策施放的時間關係來看，在利多政策出現後的三到六個月，是國民黨密集申報持股轉讓的時間。所以，我們聲稱「國民黨利用股票市場利多政策的施放，藉機籌措黨務經費和選舉資金」的命題是成立的。 從利多政策大多集中於選舉前三個月到選舉前五個月施放的時間點來看，再加上對股票價格的預期，我們可以說：選舉前三到五個月施放的利多政策，營造了選舉後三到六個月的股市行情。 換句話說，國民黨籌措選舉資金的模式就是：在選舉前六個月，逐漸施放利多政策，在刺激股市加權指數走高的同時，進行申報轉讓持股，將選前申報轉讓持股所得到的資進轉入選戰的工作所需；但是，由於大量的持股轉讓，必然會影響加權指數，所以在選舉前一個月時，再配合最後一波的利多政策施放，使加權指數維持比較好看的點數，也附帶加強選民對執政黨處理經濟事物能力的印象；在選舉過後的三到六個月期間，選舉前的利多政策發酵，對經濟成長產生正面的推動效果時，則進行另一次的選後持股申報轉讓。

企業為因應瞬息萬變的經營環境以及全球化下之國際競爭環境，以併購作為提升競爭力手段已蔚為風潮。我國政府為鼓勵企業併購，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之全球競爭，陸續修改相關法規，更制定「企業併購法」，提供企業多元併購機制，簡化了企業組織重整與結構調整程序。 企業併購伴隨而來之所有權、經營權之變動，將連帶使勞動關係產生變化，本研究針對企業併購勞動關係之處理，透過整理併購相關文獻、探討國外企業併購員工權益保障機制，並對勞動基準法及企業併購法等法規範做一整體之檢視，分析企業併購勞動關係處理方式，以及併購後組織型態變更所產生之勞動問題，最後藉由個案研究方式，瞭解企業實際作法及面臨的問題，從企業經營面及法令面分析我國企業併購員工權益保障不足和待改進之處。 整體而言，我國企業併購相關法制給人相當紊亂的感覺，且對於員工保護政策與先進國家概括承受法理相背，由於企業併購涉及層面甚廣，且型態多樣化，僅以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企業併購法第十五、十六、十七條規範個別勞動關係，不足以涵蓋各種併購型態對員工造成之影響，且企業併購集體勞動關係之處理相關規範亦欠缺完整性，本研究認為政府有必要就企業併購對員工、工會造成之實質影響，在權衡勞雇雙方利益下，重新檢討相關法令，明文規範企業併購新舊雇主相關權利義務，制定合宜法令以保障員工權益。 / Under the fast changing operation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us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M&A）as a way of enhancing business competitiveness. Due to the trend of M&A and the stress of global competition after join the WTO, the government has amended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successively, and made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Law, providing enterprises multiple choice of M&A and simplifying business re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cedure. However, following the change of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rights, M&A often leads to change of labor relation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labor rights consequence of M&A 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introducing foreign employment protection law regarding M&A, providing an overview of the Labor Standard Law and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Law, discussing the labor issues outcomes of reorganization after M&A, and using case stud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ctual effects of labor rights. As a whol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M&A in Taiwan are quite messy, and the policies of labor protection are different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Owing to M&A involves in a lot of aspects and has a wide variety of types, only Article 20 of the Labor Standard Law and Article 15, 16, 17 of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Law are not enough to contain various kinds of merger type and protect employee’s right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consider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make proper regulations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employees by balancing labor’s rights and business’s profits.

第一章: 序論。內容有: 跟單信用狀之功能及其延伸、擴大。 第二章: 可轉讓信用狀。內容有: 信用狀之可轉讓性、轉讓手緒、轉讓目的、種類及 信用狀轉讓之法律關係及諸問題之探討。 第三章: 付款請求權之讓與。內容有: 付款請求權讓與之意義、利用情形、讓與可能 性及關係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 第四章: 預支信用狀。內容有: 預支信用狀之意義、起源、利用情形、種類、匯率風 險之負擔及墊款銀行之地位。 第五章: 轉開信用狀。內容有: 轉開信用狀之意義、名稱、利用關係、法律性質、與 原信用狀之關係以及與三角貿易之關係。 第六章: 結論。信用狀再度使用在國際貿易中之重要性及其糾紛之預防。

本研究探討以記帳型態為貨物買賣付款方式下之應收帳款收買業 以應收 帳款收買業務本身所綜合具備的交易上之機能如出 保險、貨款收取等等 為出發， 與其它具有類似性質的工A 並以應收帳款收買交易的中心問題 ，即債權的轉讓問題暋D作一探討， 在最後並以 1990 年國際應收帳款收 買公i一步討論此一公約對於國際應收帳款收買業務的影響。

摘要 本文主要檢視中國大陸連續虧損公司面臨下市緩衝機制壓力時之盈餘管理行為。本文所謂的下市緩衝機制係指特別處理(簡稱ST)與特別轉讓(簡稱PT)的管制。具體而言，ST管制要求連續兩年虧損的公司，必須冠上ST標記，漲跌幅限制為5%(一般股票為10%)，中報需審計；PT管制要求連續三年虧損的公司，必須冠上PT標記，同樣有停板限制，僅允許週五交易。ST與PT管制設計原意係希望提高整體市場新陳代謝與營造理性投資的環境，但盈餘基礎的本質與保守的配套措施反而衍生盈餘管理與投機炒股。此下市緩衝機制實質之經濟後果為管制機關與投資大眾高度關注，但過去相關研究相當有限，本文希望藉由下列研究問題的探索以補充文獻缺口。 第一，中國大陸上市公司面臨下市緩衝機制漸進懲處時，管理當局如何進行盈餘管理以因應連續虧損門檻？第二，各群虧損公司次年扭虧次數與盈餘管理行為差異為何？第三，零損失的法規門檻如何引發盈餘分配的特殊型態；操控前盈餘與盈餘管理關係為何？ 依據1998年至2000年267家虧損公司樣本，實證結果簡要彙總如下：第一，虧損公司裁決性應計數字(營業外所得)顯著降低盈餘，特別在虧損第一個年度，此結果顯示管理當局意圖儲存盈餘以因應未來更嚴格制裁之緩衝。第二，ST股與PT股盈餘劇烈震盪，其盈餘型態分別呈現V字型與W字型。第三，1998與1999年連續三年虧損的公司次年扭虧百分比小於其他虧損公司；但2000年結果相反。主要理由乃中國證監會於2001年2月22日要求PT股在未來一年扭虧(過去為三年)，否則必須下市。第四，虧損公司次年盈餘分配集中於略高於零損失門檻的區間，隱含實質小虧的公司預支未來盈餘，實質大盈的公司儲存本期盈餘的可能性。第五，虧損公司次年扭虧時，操控前盈餘與盈餘管理呈現負向關係，且操控前盈餘越小的組別其盈餘管理越大。但持續虧損公司操控前盈餘與盈餘管理的關係並沒有系統性的結論。 本文實證結果顯示，中國大陸下市緩衝機制由於仰賴會計基礎管制，衍生相當普遍的盈餘管理行為。建議中國證監會應在下市決策中考量非盈餘資訊，投資大眾亦應關注盈餘以外的訊息以避免功能固著的迷失。 /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earnings management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subject to delisting buffer mechanism for reporting losses for consecutive years. The delisting buffer mechanism in China means Special Treatment (ST) and Particular Transfer (PT) regulations. Specifically, it requires that companies with two and three consecutive losses be labeled as ST shares and PT shares respectively. ST shares are subject to 5% price limits (one half of common shares) and their interim reports should be audited. PT shares are also subject to price limits and they are allowed be traded only on Friday. Although these regulations originally aim to maintain market’s metabolism and foster ration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eir earnings-based nature and conservative schemes are likely to induce pervasive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speculation. Their economic consequences are a source of concern by regulators and investors, but previous study is relatively limited. Thu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to fill this void. First, how do Chinese listed firms manage earnings in response to consecutive loss thresholds, while facing the progressive sanctions of the delisting buffer mechanism? Second, what differences in positive earnings frequenci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exist among different group of loss firms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ird, how does the zero-loss regulatory threshold induce specific types of earnings distribution, and what relationship can be found between pre-managed earning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a sample of 267 loss firms from 1998 to 2000,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brief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discretionary accruals (nonoperating income) of loss firms show significant earnings decreases, especially in the initial loss year,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managerial incentives to save earnings for future more severe regulations’ cushion. Second, ST shares and PT shares experience large earnings volatility, and the patterns of ST shares and PT shares’ earnings generally look like V and W respectively. Third, percentage of positive earnings of firms with 3-year losses in the following year is less than that of other loss firms in 1998 and 1999, but more than in 2000. The underlying reason is the Chinese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ttee requires PT shares have positive earnings within the next year rather than next three years after Feb 22, 2001, otherwise they are delisted. Fourth, earnings distribution of loss firms heavily clusters slightly above zero-loss threshold in the following year, which implies firms with small latent losses likely to borrow future earnings and firms with large latent earnings likely to save current earnings. Fifth, the pre-managed earning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for loss firms reporting profits in the following year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Furthermore, the smaller the pre-managed earnings are, the larger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is. However, the data reveal no syste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managed earning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for firms with persistent losses. Overall,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a’s delisting buffer mechanism, relying mainly on accounting-based regulation, induces pervasive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findings therefore suggest that the Chinese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ttee should consider non-earnings information into delisting decisions and investors look beyond bottom-line to avoid functional fixation.

「未設董事會公司」乃日本於二○○五年修法時參考美國法制引進之「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close corporation），並廢除原有之有限公司制度。修正後之公司法，賦予股份有限公司更彈性的機關設計，尤其在未公開募集資金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強制設置董事會；若資本額未逾五億日圓或負債合計額未逾二百億日圓，亦不強制設置監察人，提供原僅得成立有限公司之中小企業更多企業型態選擇模式。 日本於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之公司法中，參考美國LLC（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制度創設合同公司為新的公司類型，並與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合稱為「持份公司」。合同公司指出資者全部係有限責任股東，原則上以其出資價額為限，對公司之債務負間接、有限責任。合同公司乃獨立之法人，並以對內擁有高度之章程自治、構成員對外負有限責任為其特徵。該制度之旨趣在於促進著重股東個性之產業並同時活用人合之特質。 「未設置董事會公司」、「合同公司」之制度設計，均在創設更彈性之企業組織供中小企業選用。反觀我國現今預設為中小企業選用企業型態，僅有有限公司。然因股份有限公司籌資便利、企業形象及信用較佳等優點，使中小企業選用股份有限公司者亦不在少數。我國是否有必要如日本法廢除有限公司制度，引進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抑或應引進閉鎖性有限公司制度之同時，保留有限公司制度，並就現存之問題，修法加以解決，值得深加探究。 另外，未設置董事會公司及合同公司法雖參考美國法而來，但仍配合其國情而有相當之修正，為與美國法之用語加以區別，故本文直接以「未設置董事會公司」及「合同公司」為題，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