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Walzer美國當代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一位出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哲學思想與政治理念均有其獨到之處，而其中Walzer特別強調社會才是作為個人權利與自由實踐的場所，而擺脫了傳統自由主義理論下，只存在國家與個人的關係。而其最著名的正義的諸領域(Spheres of Justice)，更是在研究近代關於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正義論的一本經典，而Walzer正義論中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其放棄像是John Rawls等正義理論的無知之幕，反而主張在討論正義的時候，應該以每個不同社會和社群之間的文化與歷史的發展為基礎，因此Walzer的正義理論強調各種不同的特殊性，而維護正義是國家所必須要出面來作的一件事情，但如何維護多元、自由的社會諸領域中的不同正義原則，Walzer提出一套「複雜平等概念」的哲學思考模式，以及從「公眾利益」為出發點的利益衡量原則。 因此結合Walzer的複雜平等概念與公眾利益的衡量原則，本文提出一套「權利實踐理論」，在這個理論架構之下將會注意到其實法律上所謂的權利僅是作為一種象徵法律權威的意義而已，真正個人想要落實權利實踐必須要集合足夠的政治權力才能夠獲得一個社會實踐的空間與可能性，而這往往與個人在詮釋法律的方式與態度有關，也就是說只有個人提供一個好的詮釋之理由，才能夠獲得足夠的政治權力的協助來個人權利的實踐。 但是法律中往往存在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這是為了在特殊的情況時，來能夠實踐個別正義的設計，而法官所負擔的工作，就是透過詮釋，在個案中確立法律概念與原則，有時候會發覺法官並沒有再進行法律的詮釋工作，而也許只是單純的「依法判決」重新確認權利人行使權利之資格而以，但為何有時卻會有限縮或是擴張解釋法律的情況出現，而這背後的判斷標準和原則到底又是什麼，法官這樣做是否合法？是否由於法官是詮釋行為中的最高權威，就代表法官擁有自由的詮釋法律的空間？ 但從Walzer的思考脈絡中，我們可以知道最高的權威者，還是有一定的責任與必須遵守地義務，但其同時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主決定的空間，依照Walzer的說法，國家也就是站在是最高權威者角色上，維護個人和社會自主性是其必須地義務，並且要防範任何形式的暴力破壞個人和社會的自主性，包含國家自身，而這時候衡量與判斷的標準往往就是所謂地「公共利益」或是「公眾利益」因此公眾利益是判斷國家行為合法性的依據。 而本文就嘗試以美國著作權法中，合理使用原則的公眾利益衡量標準，觀察法官是如何「公共利益」型塑某些原則的重要性，而且也同時還能保留有一定的開放性空間，以處理個案中截然不同地主張與原則的空間。

This is paper is an argument analysis of citizenship and its allocation us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Linda Bosniaks theory of Divided Citizenship.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he absence of a thorough or exhaustive legal definition of citizenship and legal binding and enforceable citizenship allocation laws with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Referring primarily to the absence of principals of social justice and global ethics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In total this leads to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ethical problems.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for researching and evaluating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and principles concerning citizenship and its allocation beyond the most common ones.The research material of this paper consists of chapters from two books Spheres of Justice by Michael Walzer and Scales of Justice by Nancy Frase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ll subjected-principle” and “the membership-principle” are best suited to the demands that a wide definition of citizenship poses. Citizenship and its allocation are today less and less dependent on the state itself and can today easily be supplemented by other institutions depending on geographic and political needs, while still us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erefore, it is desirable to link the allocation of citizenship to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participatory pari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of all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ll other forms of citizenships and rights are necessary preconditions for people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protect all equal value of all people. The denial of citizenship is always the first in a long train of abuses.

平均地權之四大實施辦法中，漲價歸公為最重要的手段與精神，其實施之成果係決定平均地權成敗之關鍵。為求社會共享土地自然增值，必須徹底實行漲價歸公，因為土地價值增漲如能徵收歸公，地利共享之正義理想即可實現。惟回顧過去國內文獻有關漲價歸公之研究，缺乏哲學觀念上之探討，亦缺乏從漲價歸公所注重社會正義及分配正義之概念來研究漲價歸公。 　　基此，本文希望藉由探討西方哲學有關正義學說之觀點與內涵，尋找適合檢視我國漲價歸公之西方正義概念，並進而從西方正義哲學觀點來研究我國漲價歸公理論。另外，藉由對孫中山先生相關言論與評論的探討，針對漲價歸公精神進行真意探究與觀念釐清，冀圖化解國人對漲價歸公之誤解。本文亦希望透過研究漲價歸公理論探求強調社會互助的正義概念，以供我國未來實施漲價歸公相關政策作為參考。 　　經由本文研究可歸納出以下結論：一、漲價歸公深具以全民利益為依歸的思想、社會互助的關懷及社會群體正義之「義務論」特質。二、談論漲價歸公之分配正義時，對土地增值利益進行分派，也必須對土地增值利益的「物品性質」進行「定義」（土地增值的定義，為特殊的土地增值利益亦或一般資本利得），才能夠進行後續的資源「分配」（如藉由課稅來進行資源的分配）。三、土地增值稅減半、永久調降所造成的不正義的最大原因，並非一般人所認為的「壟斷」，而是對土地增值利益物品定義的「支配」。四、國家和政治權力除非有重大及正當的理由，否則必須盡可能地避免干涉各社群或是領域內的分配行為(如漲價歸公的方式)。五、土地增值利益係就非屬私人改良的部分應予歸公，因其具有「社會互助」、「社會正義」與「分配正義」的精神，故漲價歸公之分配領域中，要以「需要原則」之分配型態來處理土地增值利益。六、漲價歸公之土地增值利益要如何區分公、私產權，在理論上可達到，但在實務上卻是相當難以實現，因為我們絕對不知道在哪裡建立一種區分是合適的、是客觀的，因為它沒有一個天生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