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0117号 / 文博第742号 / 新制||文||64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村 朋彦, 教授 中村 唯史, 准教授 川島 隆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共分六章，各章章旨及其內容如下： 第一章、 緒論 主要說明簡媜的散文在文壇及學術界所獲得的迴響，從整理別人的評論中，說明研究動機，以及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並整理前人對簡媜散文的研究成果，再來是對「自傳體散文」的定義做簡要的說明。 第二章、 簡媜的斷代史 作家的生長背景和創作內容、作品風格息息相關，了解作者的生命經驗有助於對文本的解讀。本章將簡媜的生活經歷分成「童年的歡樂與傷悲」、「求學的孤寂與愛戀」、「在文壇嶄露頭角」、「結婚生子的體悟與轉變」四部份，從中了解鄉土經驗對她的影響，也認識到文學如何伴她度過高中的孤寂歲月，種下她與「文」共舞的契機，還看到簡媜在台北盆地的見聞與歷練，發現她對創作的熱愛，對文學的執著，同時看到一個文壇才女在結婚生子後，如何兼顧創作事業與家庭生活，也看到結婚生子的體驗讓簡媜的人生觀有所轉變。 第三章、 簡媜的文學創作觀 鄭明娳說：「每個夠格的創作者都有他先驗的文學理論在，但他本身並不很清楚他的文學體系是怎麼樣，他有他的文學觀、人生觀及思想，這是作者創作的原點」 。簡媜每本散文專著的出版，都標示散文創作的里程碑，為散文開創新風貌。 簡媜為自己的每一本書寫序，在序文中說明本書的創作歷程和思想主題，也表示她對文學創作的觀點。此外，整理她在演講、座談或訪談中的內容，歸納她的文學理念。 本章擬分「文學高於一切」、「最自由的文體──散文」、「以『書』為單位的創作」和「求新求變的精神」四部份來詳加探討。 第四章、 簡媜自傳體散文的主題 「自傳體散文」是一種自我省思追尋的文體，所處理的重點不是生活點滴或事件本身，也不會完整記載作者的生活經驗，而且所呈現的內容未必都是寫實的，因此，讀者很難透過文本了解作者真實的生活面貌。但是，網集簡媜的作品，細尋她在文中經常表現的主題，可了解簡媜的生命基調和情感思想。本章以「懷鄉戀土」、「親人圖像」、「人間情緣」、「生活美學」和「幻滅與完成」等小節來分析簡媜自傳體散文的主題意識。 第五章、 簡媜自傳體散文的書寫策略 簡媜具有強烈的創作意志，她是個高度自覺的作者，依照擬定的創作計畫，一一完成她想建構的散文星圖。從《水問》到《天涯海角》，乃至近期在報章雜誌發表的散文，可窺得簡媜的書寫策略。她先以散文建構個人斷代史，再擴展到對女性集體命運的思索，然後再以女性的觀點詮釋先祖渡海墾拓的歷史、抗日史和近代台灣社會的變遷史。本章將簡媜的書寫策略分成「建構自己的斷代史」、「勾繪時代女性的圖像」和「介入歷史書寫」三部分來討論。 第六章、 結論 歸納本論文的研究成果，說明簡媜自傳體散文的特色與研究意義，並提出本論文的研究侷限。

自1960年代開始，女性的生涯發展議題開始受到重視，多位學者就女性的生涯發展提出看法與相關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雖然隨著婦女工作人數日益增加，婦女地位逐漸提高，但是社會規範對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要求與期望並未減少，繁重的家務及子女教養工作，大部分仍由婦女承擔，由於家庭的羈絆與社會的期待，使得女性學者往往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代價，才能換得學術上的成就，因此已婚女性教授在面對家庭與工作的平衡問題上，成為一重要且不容忽視的課題。希望藉由本研究探討已婚女性教授的生涯歷程來瞭解自我，對其處境覺知上有所助益，並提供未來欲進入大學任教之女性學者或是正面臨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女性學者一些正面的調適方法與幫助。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中的深度訪談之方式瞭解已婚女性教授的生涯歷程與工作－家庭的關係。研究發現歸納為七大主題，分別為「受內外部影響的生涯發展歷程」、「兼顧工作與家庭的雙軌生涯型態」、「性別角色對女性教授的影響」、「工作與家庭間的拉扯－多重角色的考驗」、「多元的滿足感與成就感」、「工作與家庭衝突的調適之道」與「天平或蹺蹺板」。

本論文研究與分析的對象是兩位客家作家，亦即吳濁流與王幼華，嘗試解釋多重認同概念與這兩位作家的關聯，進而再把視野延伸至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 本文的第一章先是由客委會推廣「多重認同」的概念談起，第二章則試著為多重認同的理論意涵進行釐清。於本文的第三章當中，本研究已然指出，《亞細亞的孤兒》裡面已經蘊含了多重認同的想法，而在本文的第四章裡面，吳濁流更提出了類似民主化的論點，期望不同的族群可以藉由認同台灣來解決認同歧異性的問題。就本文的第五章來說，解嚴後崛起的小說家王幼華，其實已經表明自身早已具備了多重認同的思維。而在第六章裡面，王氏的重要長篇小說《廣澤地》與《土地與靈魂》，都可說是一種多重認同概念的體現。循此，從吳濁流到王幼華，這兩位橫跨近百年台灣新文學發展史的客家作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與多重認同的觀念產生了關聯。 多重認同的概念，不論是吳濁流抑或是王幼華，都是他們的身分認同的真實處境。對吳濁流來說，族群認同的問題，不應該構成國家認同的障礙，大家應該秉持民主的精神，共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反過來說，不同族群之間的多重認同，應該也可以是促成台灣進一步民主深化的要素。就王幼華來說，由他對於多元文化發展的肯定就可以看出，倘若說多元文化會有助於台灣的民主深化，那麼，多重認同的概念也就會有助於民主化的進展。 / This thesis will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wo Hakka writers: Zhuoliu Wu and Youhua Wang. This thesis will also try to explain these two writers’ texts from the viewpoint of multiple identity, and then locate this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new-vernacular literature. Chapter One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spread by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and Chapter Two tries to define clearly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of this concept. Chapter Three suggests that the idea of multiple identity is already embedded in Orphan of Asia. In Chapter Four, Wu brings up an idea similar to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zation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can resolve the problem of diverse identities by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Taiwan. In Chapter Five, Wang, a writer of the generation after ended martial law, tells us that he has possessed the idea of multiple identity. And in Chapter Six, two important novels, Swampy ground and Land and Soul, represent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Accordingly, Wu and Wang relate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in his own way, and the writing course of these two Hakka writers almost stretches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new-vernacular literature. For both Wu and Wang,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could be viewed as their true situation. For Wu, the problem of ethnic identity should not be an obstacl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everyone should try hard to develop Taiwan. In other words, multiple identitie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ll contribute the further consolidation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For Wang, according to his confirma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we can understand that if multiculturalism h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will be conducive to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本論文之所以討論蘇偉貞小說與戰後台灣文學史建構的關係，是因為關於蘇偉貞小說的評論已經不少了，這證明蘇偉貞小說有其重要性。但是目前就筆者所見到的台灣文學史，如果有談到一九八○年代左右興起的女作家作品，對於蘇偉貞小說幾乎只以一個名字帶過，可以說是忽略她的存在。這樣的落差是很大的，於是本論文便想探討，文學史對一個重要女作家小說的忽略，其中的原因何在，並進一步探求如何為蘇偉貞小說在文學史上定位，給予適當的評價。 但是一九八○年代以後興起的女作家小說受到忽略的不止蘇偉貞小說，而本論文認為蘇偉貞小說之所以有討論的價值，有兩個原因：第一，蘇偉貞小說從一九七九年至今，多次獲得文學獎，創作品質得到肯定；第二，關於蘇偉貞小說的討論已經不少，並且在同一議題上，評論者常有對立的兩派意見，這就挑戰了文學史對作家作品的定位與評價。例如談到小說中的女性意識，有些評論者認為蘇偉貞小說中相當缺乏女性意識。可是也有論者在承認蘇偉貞小說中有父權思想的同時，認為她的小說並不是全然沒有女性意識的。此外，有些評論認為蘇偉貞小說表達出的特色是和鄉土文學不同的，它們是從新的角度來觀看社會現實。但是也有評論認為蘇偉貞小說不能反映現實，反而像在〈陪他一段〉的小說中，傳達了少女心靈的純潔性與理想性，這是現實所沒有的，是讓少女在面對現實時能擁有暫時的迷醉。 本文所採用的方法，首先是找出筆者所能見到的戰後台灣文學史，找出它們的史觀。這是因為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涉及作家作品會不會被納入文學史的問題，而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又與其建構文學史的史觀有關，因此找出史觀，就能找出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然後才能找出蘇偉貞小說被忽略的原因。經過分析，本論文認為這些文學史的文學史觀，幾乎就代表了史家的政治史觀，因而作家作品的選取及詮釋，同時也要能為史家的政治立場發聲。而史家賴以建立文學史觀的政治史觀，又是在男性社會下形成的，也可以稱之為男性史觀，因而在選取女性作家作品時，作家作品能不能為男性史觀所用，便成為文學史在納入女性作家作品時的考慮因素。因此本論文得到的結論是，戰後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往往有它的政治立場和性別立場。 在了解建構戰後台灣文學史的方式涉及史家的性別與政治立場之後，接下來便檢討蘇偉貞小說如何表達其性別與政治立場，以探討其與文學史之間的關係。 談到蘇偉貞小說如何表達其政治立場的部分，本論文認為小說表達了國族認同、土地認同和身分認同的態度。在國族認同方面，她出身眷村及曾為軍人，使她的小說中有軍人及其眷屬的出現，或以眷村為背景，甚至是帶有反共意識。而蘇偉貞與三三文學集團之所以發生關係，乃是他們站在認同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的立場，認同這樣的意識形態，往往也就意味著認同他們所塑造出來的國族認同意識。不過，張愛玲小說影響了蘇偉貞小說的細節敘事，這一點使小說將軍人的職業氣質表現在日常瑣事上，這種作法則使軍人做為鞏固國家領土之工具的英雄光環消解。此外，張愛玲反共小說從人性面來反共，也影響了蘇偉貞反共小說的寫法，而從人性面寫反共，便消解了國民政府反共所賦予的國家使命，因此，雖然蘇偉貞認同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但這些都無意間使反共懷鄉之想失去其為國族而戰的神話性，也使蘇偉貞小說之政治立場漸與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悖離。 而蘇偉貞身為一個眷村出身的作家，小說也表達了一個第二代眷村子弟對台灣土地的認同過程，從《有緣千里》到《離開同方》到〈老爸關雲短〉，小說是逐步表現出對台灣的土地認同，〈使者〉持續這樣的看法，但是對第一代眷村居民，之所以懷鄉的心態，則進一步產生理解和同情。 在身分認同方面，蘇偉貞小說一直相當肯定身為眷村子弟及軍人的角色。 再說到蘇偉貞小說的性別立場，原本，蘇偉貞小說在興起之初是服膺國民黨意識形態，也就是由男性主導的意識形態，雖然如此，性別意識原本不夠強烈的蘇偉貞小說，仍可說以其題材瑣碎、或大量以愛情為題材等被視為相當女性的特色，而在性別立場上與男性不同。然而它逐漸浮現的女性意識，仍使蘇偉貞小說在性別立場上漸漸與男性中心文學史觀衝突。在這一點上，本論文認為張愛玲仍然發揮了她的影響力。首先是使蘇偉貞小說中惡毒母親的形象重覆出現，並且使它們具細節敘事的色彩，這不但影響了蘇偉貞小說的政治立場，也影響其中女性意識的逐漸強烈。又因為女性意識的逐漸強烈，使小說後來對女性身體的關注漸漸多了起來。 綜合以上討論，本論文認為蘇偉貞小說在性別立場上是由服膺男性中心思考逐漸轉移到具女性意識，在政治立場上則由服膺國民黨反共意識到不再書寫反共懷鄉，並且認同台灣土地對一個眷村子弟的重要性。 已經完成的、男性中心文學史觀下的戰後台灣文學史，很明顯的和蘇偉貞小說所呈現的東西對立，然而目前尚為主流文學史觀的後殖民文學史觀，要如何面對已經發現的這個現象？如果蘇偉貞小說有其被討論的價值的話，那麼後殖民文學史觀該從那個角度去把握蘇偉貞小說的價值，並且仍站穩後殖民的立場？其實，後殖民文學史觀標榜的去中心權力的宰制，並且建立主體意識，是後殖民文學史觀在面對作家作品時可供來者借鑑之處，蘇偉貞小說的呈現以及轉變，也是其主體意識的展現。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對蘇偉貞小說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做同情的理解，文學史才能真正做到具後殖民的史觀。這也就是本論文在第四章所說的，要把握住文學史觀的後殖民立場，但是在思考作家作品的意義時，要有後結構的思考。 本論文認為後殖民史觀應當注意的是一個外省的、眷村的、軍人的、女性作家小說，如何在政治及性別立場上，呈現其從服膺殖民到具後殖民思考的歷程，這也是蘇偉貞小說的價值所在。特別是在今日，將蘇偉貞小說納入文學史的考慮，富有其時代意義。過去，劉心皇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和尹雪曼的《中國新文學史論》把戰後台灣文學視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文學的傳承，稱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枉顧本土發展出的台灣文學傳統。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和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便以對立於國民政府文藝政策的思考方式，加意強調台灣文學史的寫作，必須要有台灣意識。為了使台灣本土文學傳統不再受到壓抑，他們勢必要以這樣極端而對立的姿態來反抗。 如果能意識到，書寫台灣文學史時，以台灣意識對抗國民黨反共的中國意識是一種階段性任務，而現在台灣本土文學傳統因為這樣的努力也不再被漠視之後，文學史的下一步，除了繼續主體建立的過程，還應注意到主體內部不同構成因素的差異性。否則，文學史的建構仍然只是以一個中心取代另一個中心，甚至是以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這就是為後殖民文學史觀注入後結構思考的時代意義。我們檢視小說家如何在這樣多重邊緣的位置發聲，對她的政治與性別立場加以思考，以致其思考帶有後殖民的意味，這些相對於男性或本土意識論者是一個對照。而強調政治與性別立場的文學史觀，也可透過不同政治與性別意識形態的呈現，豐富文學史的內容。

第一章最主要敘述以鍾曉陽為研究對象的動機和目的，並敘述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及論文架構大綱。 第二章試圖從香港七○年代以來的文學環境、鍾曉陽的成長過程及其內在個性來探討對她的創作的影響，並且詳細說明她在多方位創作上的亮麗成績，包括她的作品表現及獲得的各項文學獎。從小說中的不同風格，將鍾曉陽的小說分為前、後期，使其風格轉變的脈絡更加清晰。而且由她身處香港的獨特環境、浸淫在中國的古典詩詞、師承張愛玲及不同文化的刺激四方面觀察她文學風格的形成。 第三章將討論鍾曉陽小說中最主要的愛情與婚姻題材，她擅於描寫愛情中的不對等與婚姻中感情的疏離，然而往往卻都因為命運安排的衝突使得感情流於悲劇收場。還要探討時時漂浮在小說中的那股腐朽和死亡的況味，以及人際關係之間自私自利、斤斤計較的人性黑暗面。最後則討論前期小說中流露出來對想像中國的嚮往，到後期小說中對於香港這個城市的認同。 第四章將介紹香港從七○年代後半期蓬勃發展的女性文學。概述她們的文學作品特色，以及女性主義運動在香港並不興盛的原因，進而指出香港評論家對香港女性主義寫作所尋求的路向。之後，便從鍾曉陽的文本中去探討其性別意識，性別倒置的敘述觀點是鍾曉陽寫作的一大特點，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來看，可以發現其中存在的歧異與矛盾。而小說中女性人物的形象類型則分別就前、後期小說來探討鍾曉陽在女性意識上的進程，最後由小說中所呈現出來的女性自覺進一步論述對於父權體制的省思。 第五章將探討鍾曉陽如何運用細節描寫來增強故事情節的真實感，或是對於細節有濫用之虞。她的小說往往利用人物性格的二元對立去塑造人物之外，也運用不同的視角去深度刻畫人物的思想層次及心理活動。鍾曉陽也善於利用各種感官意象，如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來烘托人物內在世界或作為某個情節的象徵。同時，她相當注重小說情境氛圍的營造，通過環境景物的描繪增加故事的感染力及藝術美感，這些藝術技巧表現上的特色是本章論述的重點。 第六章為結論。

八Ｏ年代中期之後，大陸學者因為種種政治、意識型態因素對三Ｏ年代文學單一化的解釋開始有鬆動的現象。非左聯的作家以及與三Ｏ年代文壇中心上海關係不是很密切的北方作家開始被關注。京派作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重新發掘。但綜觀目前的研究成果，側重的多是以文學史的觀點對京派作家、作品作個別的審美分析，其他問題則著墨不多。例如：京派何以在當時以及後人的眼中被視作同一個派別？除了作品之外，他們是否還具有其他共同的特質？這些特質、共識與時代環境的關係如何？他們如何凝聚共識？除了與左派相較之外，他們與其他派別作家相較下又是何種面貌？在類同的特質下京派作家是否也有內在差異？本論文試圖在前人的初步研究成果下，跳開左、右對立的觀點，對這些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更進一步了解京派作家在三Ｏ年代的種種面相。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序論。第六章為結論，其餘四章為：第二章〈三Ｏ年代京滬差異與京派海派的爭論〉，概述新文學在北京、上海兩大文化中心的發展和消長狀況，並帶出形成京派的那場「京派、海派」爭論，討論向來被視為三Ｏ年代文壇中心上海，在當時北方作家的眼中是何種面貌。第三章〈京派的主要文藝活動與發展狀況〉，探討京派作家的特色和由盛而衰的情況。從他們的活動和群體特質中，討論他們如何以實際的行動如：辦刊物、文藝聚會、在學院中對青年作家的影響力....凝聚共同意識，並展現有別於上海文壇那些令他們難以苟同的惡風氣。第四〈京派的創作理念與作品表現〉，以京派作家對創作理念的主張和作品特色為中心，討論京派作家在新詩、散文和小說三方面的共同風格，以及這些風格與其他派別作家的差異處，並了解他們對創作藝術的執著態度和作品中的關懷。第五章以周作人和沈從文兩位京派作家為分析的對象。周、沈二人在京派中均具有一定的地位、份量，他們在與其他派別作家相較時確實具有共同的特質，但如果兩相比較，卻會發現：兩人選擇認同京派政治立場模糊、厭惡參與文壇論爭等等理念的原由，其實是相當不同的。因此，本章透過對他們個別的經歷、創作心態的研究，以期更深入了解京派作家與大時代複雜的關係。第六章則為結論。

約自一九八六年中起，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開始在學院中興起；一九八七年台灣宣布解嚴，政治鬆綁；而台灣的婦女運動，歷經長時期的醞釀，一直到一九九○年以降被稱為「台灣婦運的成長、成熟期」。在社會風氣逐步開放、女性主義興起以及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之下，透過文學創作展現女性意識的作品數量漸多，女性作家對於婚姻或母職的思考，也漸漸擺脫了父權文化中的刻板觀點和傳統模式，因此，本論文將研究的時間點鎖定於解嚴之後、婦運漸趨成熟的九○年代，以「一九九○年以降台灣女作家散文中母職經驗」為研究主題。但一九九○年以後至今橫跨近二十年，散文創作繁多，故選擇較具代表性的作家為主要研究對象，計有李黎、廖玉蕙、龍應台、周芬伶、張讓、朱天心、簡媜、利格拉樂‧阿烏八位女作家。散文書寫貼身的個人經驗與生命實踐，相較於規格、制式化的專家育兒教養書來得親切和生動，再者，其深刻記錄與描繪從女性成為母親的心路歷程，也有不同於專業教養書籍的細膩思維和值得探討的議題。本論文計分五章： 第一章「緒論」：概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相關研究成果、論文架構等。 第二章「台灣女性散文母職經驗書寫概述」：首先整理五○年代至九○年代間台灣女性散文母職經驗書寫的脈絡，其次簡介李黎、廖玉蕙、龍應台、周芬伶、張讓、朱天心、簡媜、利格拉樂‧阿烏八位女作家及其書寫母職經驗的相關作品。 第三章「女作家母職經驗的歷程」：母職經驗的歷程包括妊娠與哺育為女性獨享的生命經驗，還有照護幼稚期的孩子、和青少年時期的孩子互動等，最後母親必須學會放手，讓孩子單飛。 第四章「女作家母職經驗的思索」：從母職經驗中思索婚姻的意義、自我與母職的掙扎如何平衡，又親子相處中可以觀照自我往昔的生命，亦即回顧自己童稚時期與母親的相處經驗，進而重新連結母女的生命。 第五章「母職經驗中對文化與社會的思考」：分析女作家散文母職經驗中與文化、社會相關的思考，如：荒涼的女性學、女性的生育醫療經驗、對女性與孩子不友善的大環境、男性的親職參與等等。至於原住民因其特殊的文化及其邊緣化的處境，使得原住民母親有別於一般母親的經驗與心聲，所以一併列入本章探討。 第六章「結論」：總結全文，並提出研究心得及日後可以繼續探索的方向。女作家身負母職，孕育生命長河，踏著母親後塵相繼鮭魚還鄉的艱難使命，前仆後繼，不可迴避的衝擊。走向婚姻、生育兒女，母職生涯無論長短，每一位母親的經驗都是獨一無二不能複製的基因工程，在DNA的驅動程式裡翻轉與擺蕩。我父、我夫、我子，相對也是女兒、妻子、母親，交錯在傳統母職與現代職業婦女的氛圍，企圖對生命有一帖說法，下個定論。

社群媒體創造了人們生活的新支點，也為文學發展注入新的元素，除了網路作家之外，對於傳統作家也悄悄帶來了影響。本研究目的有六：1.探討文學家經營社群網站的現況與動機。2.探討部落格與文學家的創作是否有關係及有何影響。3.探討Facebook與文學家的創作是否有關係及有何影響。4.探討文學家如何運用部落格、Facebook與讀者互動。5.探討文學家對於運用社群網站創作以及與讀者互動的看法。6.比較文學家部落格與Facebook之異同。 為瞭解資訊時代中部落格、Facebook等傳播媒體的變革是否為臺灣的文學家帶來創作上以及與讀者間互動的質變，本研究於經營部落格與Facebook的作家中各選取十位進行觀察並紀錄，紀錄表之項目主要由更新頻率、文章類型、文章內容題材、與讀者的互動、與文學社群的互動等五個面向延伸而來。 進行觀察後擬定訪談大綱，於部落格與Facebook中各邀請五名作家進行深度訪談，以獲取第一手資料。最後以觀察記錄與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根據研究結果，可獲得以下結論： 一、 文學家經營部落格的原因與動機與其作品有明顯關聯；經營Facebook的原因與動機與其作品則無關聯。 二、 文學家經營Facebook的現況明顯較部落格熱烈與積極。 三、 部落格與Facebook皆與文學家之作品有顯著關聯。 四、 Facebook對文學家創作的影響力明顯大於部落格。 五、 文學家的部落格文章與其出版作品之風格基本上一致；而Facebook的文章風格則與其出版作品之風格有一致也有分歧。 六、 文學家運用Facebook與讀者的互動明顯優於部落格。 七、 文學家對於Facebook上創作文字的出版多抱持正面態度。 八、 文學家認為在網路上與讀者互動利多於弊，且多樂在其中。 九、 文學家認為Facebook相對於部落格在文學上具備更多新的可能。 / Social media had made the new point of human life; meanwhile, they inject new elemen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Social media impact not only Internet writers but also traditional writers. There are six objectives of the research: 1.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the motivations of literature creators operating the social network sites. 2.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and the influences between blogs and literature creators’ writing. 3.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 and the influences between Facebook and literature creators’ writing. 4. To investigate how literature creators interact with readers on blogs and Facebook. 5. To investigate literature creators’ opinions of writing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 readers. 6. To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literature creators’ blogs to Facebook. In order to realize whether blogs and Facebook changed literature creators’ way of writing and the interactions with the readers,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ten writers each from blogs and Facebook to observe and record. Out of the 20 writers, there were five writers of blogs and five of Facebook interviewed under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Literature creators’ motivations and reasons of managing blog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works, whereas the motivations and reasons of managing Facebook are unrelated to the works. 2.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literature creators’ operation to Facebook are more active than blogs. 3. Both of blogs and Facebook are related to literature creators’ works. 4. Facebook’s influences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s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blogs. 5. The styles of literature creators’ posts on the blog are essenti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ublished works; however, the styles of literature creators’ posts on Facebook are partly consistent and partly divergent. 6. The interactions with readers through Facebook are much better than blogs. 7. Literature creators hol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publishing their works post on Facebook. 8. Literature creators think that the advantages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readers on the Internet outweigh the shortcomings, and most of them enjoy doing so. 9. Literature creators think that Facebook provides more literary possibilities than blogs.

本研究旨在探討998年和2006年單親就業父母工作與家庭衝突情形，以及瞭解是否有性別差異，並探究影響單親就業父母工作與家庭衝突的重要因素及轉變。研究工具為行政院主計處1998年和2006年「臺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訪問表-家庭生活」資料庫，並以1998年183位、2006年562位有工作、有未滿18歲未婚子女的單親父母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1998年和2006年工作-家庭衝突沒有差異；但家庭-工作衝突則2006年較1998年減緩。 二、1998年單親父親之工作-家庭衝突高於單親母親；家庭-工作衝突則無性別差異。2006年單親父親之工作-家庭衝突高於單親母親；單親母親之家庭-工作衝突部分高於單親父親。 三、1998年工作-家庭衝突影響因素為性別和工作身分，單親父親、雇主的工作-家庭衝突較高。家庭-工作衝突影響因素為個人年收入、工作身分、子女數和父母同住情形，自營作業者、有2名子女者，家庭-工作衝突較高，年收入80萬元以上、與母親同住或與父母雙方同住者，家庭-工作衝突較低。 四、2006年工作-家庭衝突影響因素為性別、年齡、單親成因、在家活動時間，單親父親、未婚、離婚或分居者，工作-家庭衝突較高，年齡20歲以上-30歲和40歲以上-50歲者、在家活動時間愈長者，其工作-家庭衝突較低。家庭-工作衝突影響因素為年齡、最小子女年齡和父母同住情形，最小子女年齡在6歲以下者，家庭-工作衝突較高，年齡20歲以上-30歲、與母親同住或與父母雙方同住者，家庭-工作衝突較低。 五、性別為兩年度相同的工作-家庭衝突影響因素，父母同住情形為兩年度相同的家庭-工作衝突影響因素，至於其他影響因素則可能隨著社會變遷、就業市場轉型與福利服務提供等原因而轉變。 最後，依研究發現嘗試對政府部門、企業和單親家庭服務機構提出建議，供未來單親家庭政策和實務參考。 關鍵詞：單親父母、就業、性別、工作-家庭衝突、家庭-工作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