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5年下半年開始雙卡債問題，幾乎成為台灣社會各階層最注重的一個議題，因為它影響的範圍既廣且深，其形成的原因也很相當綜錯複雜，相關部門也都儘全力提出各種解決方案與對策，希望問題可以儘快軟著陸；本研究嘗試以「市場經濟制度下，政府應發揮的職能」的角度，來探討雙卡債問題的根源、各相關單為因應對策的有效性，經歸納後得到以下結論； 卡債風暴發生主要根源有四： (一)、政府金融產業政策監理制度不全，且對問題的發生反應過慢。 (二)、發卡機構為求高利潤，過於衝刺雙卡業務。 (三)、持卡人過度消費。 (四)、代辦公司推波助瀾 其中政府肩負維持經濟社會穩定之責，有制定產業政策與市場遊戲規則之權，有它國之殷鑑在前，卻未能於防本國市場之患於後，因此應為本次卡債風暴負起最大責任。 對目前相關單位所提出解決雙卡債問題，方案與對策的有效性看法有三： (一)、在雙卡業務急速冷卻下，卡債問題應不會再擴大。 (二)、協商機制的成效仍有待觀查。 (三)、破產法的內容將決定本次卡債危機如何結束。 最後本研究，對如何解決與防止卡債問題再發生提出，以下七個建議 (一)、應通過能防止產生道德問題的「破產法」。 (二)、應制訂真正公平合理的「催收公平合理法」。 (三)、政府應主導成立「公益性協商平台」。 (四)、對於代辦業者的經營應制訂一套管理辦法。 (五)、對銀行開辦高風險業務應訂定門檻。 (六)、訂定更周延的額度給予管理制度，避免地下金融再度興起。 (七)、對於金融業衝刺中小企業放款應考量，是否有發生第三次金融風暴的 可能性？並訂定適當的監理措施！ 並提出四個後續相關研究的議題： (一)、雙卡利率是否真的存在資訊不對稱，造成市場失靈的問題？ (二)、兩次金融危機是否與「代理問題」有關？ (三)、新的破產法通過後對我國金融產業發展的影響！ (四)、我國銀行目前業務上幾乎均全力發展中小企業放款，是否有發生第三次金融風暴的可能？ / 這篇論文能夠如期付梓完成，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林基煌博士的耐心教導，同時也要感謝兩位口試委員：屠美亞教授與中華科技大學財管系徐政義主任的不吝指正，希望個人的一點研究成果，能為銀行業界與政府政策訂定帶來些許的貢獻。並感謝兩年來每一位老師平日的教誨，才能讓自己在實務界有機會去驗證學術理論的精義所在，可謂之受益良多。 論文的完成，意味著這一段又在求學歷程的暫告一段落，也可說是二年來在政治大學EMBA修習課程的總驗收，而在論文撰寫的過程當中，因為有發祥、定潔與賜寬三位同學一起努力，方得以排除萬難，順利完成，謝謝你們！ 從待完成擺渡到完成，皆需眾人的齊力圓滿，其中點滴，我始終緬懷在心，因為這兩年在我獲得了許多寶藏的同時，也交到了許多朋友旭輝、豔秋、森福、建興、宜蘭、乃立、碧琴、琦華、怡君、素華、志中、智明、秀鴻、士雅、俊男、高登、芬芬這些從宜蘭的課程開始一路走來，始終罩我的同學們真的謝謝大家。 最後要感謝的則是家人的鼓勵與支持，特別是內人宗倩在這段我繕寫論文又因故賦閒在家的半年多日子裡，不但在精神上不斷鼓舞我，又任勞任怨的協助我校稿、製圖與作表，每一字、每一表、每一圖皆是其辛苦結晶所致，沒有她的付出，肯定不會有今日的成果呈現。希望我倆一同攜手到老時，她能對於這段日子感到驕傲而沒有白費。

企業參與公益活動在台已日漸普及，形式上也趨於多元，如公益行銷便逐漸為實務界採用。企業在公益活動參與上有不同面貌之原因以及其決策過程，企業界及消費者對公益行銷之觀感等皆為本研究重點。 本研究分為兩部分，一為以企業訪談深入了解企業公益參與之決策過程；次為對明□電腦公司與兒童福利聯盟之公益行銷活動進行量化之消費者調查，以評估效果。 參考過去文獻後，本研究將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之動機區分為企業自利與社會責任，影響企業參與公益活動之因素分為組織因素與活動因素探討，過去參與經驗則全面影響企業決策過程；公益參與之行動決策分為活動類型、受益對象與參與形式三構面。本研究以質化方式進行，選取八家企業進行深度訪談，輔以次級資料收集補強。 於訪談後本研究將參與動機進一步區分為短期企業自利、長期企業自利與社會責任，並針對參與動機與行動決策之關係發展出五項命題：企業公益參與動機偏向長期企業自利時，傾向由公關部門負責且自行主辦公益活動、長期參與，其選擇參與之議題或參與形式較不考量與企業相關程度；企業公益參與動機偏向短期企業自利，傾向由行銷或業務部門負責，多選擇與企業相關性高之議題或形式參與；企業進行公益行銷時，參與動機較偏向短期企業自利。 根據訪談結果，將影響因素中之活動因素進一步區分為議題因素與非營利組織因素，針對影響因素與行動決策之關係發展六項命題：高階主管個人偏好或經驗，影響企業公益參與之議題選擇，且高階主管對公益參與越支持，公益參與之資源分配越充分，越有成立獨立部門專責之傾向，且部門層級與自主性皆較高；企業若隸屬某集團之一部份，母公司在公益活動參與之經驗，將影響集團內其他公司對企業參與公益之理念、態度、議題選擇以及負責部門。另外，研究發現在公益參與資源分配較少之企業中，傾向由業務或行銷部門兼職負責，且認為公益行銷為較討喜之參與方式，且採主辦方式。隨著參與經驗累積，專責部門有由行銷部門轉向公關部門之傾向。 本研究亦修正將公益活動進一步區分為議題與非營利組織兩者，研究發現議題因素對企業公益參與決策之影響主要為參與形式與負責部門：企業進行公益行銷時，極注重議題之社會顯著性及議題與企業之關連性；此外，議題之急迫性影響企業公益參與之形式與負責組織。 針對效果評估、過去經驗與參與決策之關係發展三項命題，概述如下：動機偏向長期自利之企業，效果評估以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情形為主；過去經驗對企業參與公益活動決策之影響主要為專責部門及效果評估能力。 公益行銷之量化研究顯示，該活動對明□電腦公司之企業形象確有提升效果，且在公益形象方面尤為顯著，但該活動對消費者之購買決策影響有限，綜合受訪者對該活動之感覺以及受訪者推測明□電腦公司舉辦該活動之原因大多傾向正面回答，且有參與活動之消費者又更為正面，顯示受訪者對於企業以公益行銷從事公益活動之模式並不排斥，且態度越正面者，參與可能性越高。 本研究最大貢獻在發展出較完整之企業參與公益決策模式，對公益行銷活動進行實證研究，亦較過去研究更能真實評估其成效。建議有心從事公益活動之企業，除公益行銷活動可由行銷或業務部門主導外，應成立專責單位負責，如此在公益參與較為專業有序；在公益行銷部分，建議企業應注重宣傳、突破窠臼且注意產品之適用性。

「公益揭發行為」係指將組織內部的不法資訊，透過內部通報機制、相關權責機關、媒體或其他訴諸社會大眾之管道來揭發其可疑之不當或違法行為。其相當類似於國外的「吹哨行為」概念。此等問題起因於近年來各國重大的企業舞弊頻傳，經由員工進行吹哨行為揭弊後，對社會公益具有高度貢獻，惟吹哨者揭弊後，卻往往換來公司無情的解雇或不利益對待，此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不合理現象，已逐漸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並亟欲調整。 我國近年來「爆料文化」盛行，尤其以立法委員收到線報後利用政論節目或記者會對外揭弊的景象最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為何背後真正的揭弊者總得躲躲藏藏採取間接爆料，不敢直接挺身而出？就此，不難體悟出我國似乎沒有一套令社會大眾「信服且得以親近」的公益揭發體制。勞動基準法第74條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第30條設有公益揭發保護之規定，惟其僅就勞動之相關事項做規範，保障顯然不足，其他與個人生命或身體、消費者之權益、環境之保護及其他公眾利益等相關之揭發保護，更是亟待立法保障之。 正因我國現行法欠缺相關規範，故本文將援引與我國鄰近且風俗民情較近似之日本法律政策與制度，加以觀察並討論公益揭發保護法制於我國之可行性，及其可能衍生之相關問題與對策。因此，本文將對日本公益通報者保護法作詳細探討，並於重要之處再輔以美、英兩國之公益揭發保護規範作附帶說明。 除此之外，本文亦會廣納我國其他相關之公益揭發事例，藉此一窺我國公益揭發之輪廓，甚且再進一步針對我國近年司法實務上幾個重大公益揭弊判決如新海瓦斯林子文案、陽信商銀陳政峰案、華航機師甘國秀案、年代新聞導播穆光中及盛奇玉案、中環公司曾建煥案等等作深度討論。最後，本文將對我國未來公益揭發之制度建立提出相關立法政策芻議。

自1995年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開辦後，國內醫療生態有了另番風貌，報紙醫藥保健版傳播內容與民眾健康息息相關的，也隨著關心程度的擴增而蓬勃發展。然而現行國內閱讀人數最多的自由時報、聯合報及中國時報三大報在醫藥保健版面上呈現的訊息，還有網路崛起、電視傳播的健康資訊氾濫，而傳播內涵是否對民眾來說是已足夠了呢？還是有其他管道且是民眾熱衷且有效，乃為本研究欲探求之主要問題。 本研究嘗試以活動問卷調查法，對2003年全台北中南區所舉辦的健康講座的訊息內容加以檢視、分析。本研究採系統隨機抽樣法，共取得682份的資料為本研究之分析樣本，依本研究建構之類目逐一編碼後，採用SPSS統計軟體進行各相關變項的資料分析。 從研究結果發現，現行健康傳播所呈現的訊息以「疾病介紹及診療」相關的主題最多，其次為養生保健，搭配食膳、運動等為主題，也在各報的醫療保健版中佔有一席之地。 至於健康傳播方面，本研究發現健康傳播績效三因子：顧客滿意度、參與意願度及企業形象認同度，不論是顧客滿意度及企業形象認同度都有顯著差異，但對於參與意願度比較不顯著，也就是說民眾對於演講內容、主講人、場地，以及主辦單位等比較有影響，而參與意願度並不會影響到滿意度及企業形象認同度等議題。且消息來源的所在區域有明顯偏重北部，而輕忽中部及南部之趨勢，但健康傳播績效的滿意度則以南部最佳。 本研究的結果反映出當前台灣主要醫藥保健活動之訊息取向，可供實際從事健康傳播工作者參考，同時，基於研究發現也建議實務界，未來健康傳播應亟思如何使訊息題材和消息來源更多元，並扭轉上以北部訊息佔絕大多數的失衡現象，讓更多、更正確的健康資訊可隨時提供給民眾。 /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1995, domestic med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changed. Medical and health section of newspapers, disseminating new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ublic health, have been vigorously growing since they a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Health related information appearing on medical and health section of those most popular newspapers, including Liberty Times, United Daily News, and China Times, together with those on Internet and television, has been overwhelming. However, is the content of this information adequate for the public? Or, is there other channel available, prevailing and also effective? The main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se further. By surveying with questionnaires, this study tried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ose health seminars held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during 2003. A total of 682 questionnair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via systematic randomization, coded sequentially based on a category system constructed for this study and subjected to analyses for related variates by SPSS. Results showed that information presented by current health communication was mostly about “introduction to diseases and treatments,” followed by health care, food collocation, and exercises, which all take a certain space on medial and health section of newspapers. As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enterprise image recognition,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That is, the public is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content of seminars, speakers, location and sponsors while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does not affect issues such as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enterprise image recognition. Furthermore, while it is significantly shown that mo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re located in northern Taiwan and less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however,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is found higher in southern Taiwan.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have reflected the major information approaches of 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on given in seminars in Taiwan and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 material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practitioners.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ed that information topics and resources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future should be more diversified. In addition, the information imbalance occurred where the northern Taiwan locates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shall be alleviate so as to allow more valid health information given to the public.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 health information, health seminar, cause-related marketing

著作權法基本上是一個立意良善的法律，與憲法權利保障及民主價值秩序並沒有本質的不相容之處。藉由法律擬制排他性，為作者創造經濟誘因，著作權法促進資訊生產及散布的功能，具有健全民主體制的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保障作者的經濟利益除了是著作權法的目的，也是一種手段。如果因為保障私益致有害文化的進步，或者不適當地侵害他人權利，私益應該有所退讓。此處涉及一個思考出發點的問題。如果衡量公、私益的出發點是認為，作品是作者所創造的財產，作者有享受百分百權利的道德正當性，那麼公益對於著作權的限制將很難站得住腳。但如果換個角度思考，認為作者所創造出的資訊是一種沒有消費敵對性的無體物，任何人的使用都不會減損作者本身的使用，反而法律將此資訊私有化的結果限制其他人本來可自由利用的權利，那麼，公益可以發揮的空間自然就比較寬廣。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前者是援用自然法的思想，後者則主要本於功效主義的思想。對於大陸法系國家而言，著作權受到憲法財產權的保障（另可能包括人格權），一定程度會傾向類似自然法的思考方式，較大程度限制了公益概念的發展空間。 在這種困境中，著作權法的公益思想只能運用財產權的社會義務概念、表意自由及民主原則的規範作用，勉力主張其正當性。本文區分四個部分，即第二章到第五章，論述著作權法公益思想的憲法基礎。第二章「著作權法的公益思想及其困境」是論文背景與架構的說明；第三、四章正式介紹著作權法公益思想的主要憲法基礎，主要以美國實務、學說為整理分析的基礎；第五章則係上述研究成果的應用，藉以分析我國著作權法合憲控制體系的可能架構。

財政部委託台灣銀行發行公益彩券，發行彩券固然會產生效益，但也會帶來成本，對整體社會而言，究竟是產生正面效果或負面效果，必須做更進一步地探討。本研究是基於整體社會立場研究彩券，希望藉此瞭解台灣地區彩券發行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比較發行彩券的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並對彩券之政策提供建議。 本研究根據國外文獻資料參考他們在計算彩券發行的效益及成本所採用的分類項目和計算方式，再依照我國現今的情況調整台灣地區發行彩券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所採用的分類項目和計算方式，由於台灣地區發行彩券目前正處於初期，大部分的社會成本尚未發生，本研究分成兩個階段來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第一階段是依照目前實際已發生的效益及成本來計算，此階段是指彩券發行前五期或一年之內，第二階段是對台灣目前尚未發生但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社會成本加以估計，此階段是指彩券發行一年之後，以確保能夠更精確計算彩券發行的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 本研究除了針對問卷調查結果做分析之外，對於有形的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項目，則直接向政府相關單位索取資料並加以計算，對於可量化的無形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項目，則利用模擬的方法加以估計，使其接近真實的情況，最後加以總合作成本效益分析。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及更進一步的探討，得到結論如下所列： 一、民眾視彩券為一種娛樂產品，以娛樂者的心態購買彩券，因此，民眾對於彩券的購買都是自願性的。 二、目前民眾均是使用零用錢或閒置的金錢去做消遣、娛樂性的花費，所以，購買彩券不致於會造成個人或家庭財務危機。 三、大多數民眾購買彩券不會影響或改變其生活，購買彩券目前造成工作生產力降低的結果較小，且不會造成工作天數的減少。 四、台灣地區彩券發行初期，由於沈溺賭博的現象幾乎不存在，所以，彩券發行初期為社會帶來的淨效益很大。 五、台灣地區彩券發行一段時日之後，即使問題賭博逐漸明顯，彩券發行仍然為社會帶來淨效益，對整體社會仍然產生正面效果。 台灣地區在彩券發行初期，甚至在彩券發行一段時日之後，發行彩券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均大於社會成本，對整體社會有正面的效果，所以，發行機構可以增加彩券發行量，不僅對社會福利措施有所幫助亦可以增加政府的稅收。

二十幾年來，台灣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等因著社會快速變遷與發展，社會問題隨之層出不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呈現出M型社會。很多非營利組織為因應各種社會需求而設立，以緩解或解決社會問題。為滿足需求與發展，非營利組織更需藉著營利組織之管理及行銷的觀念並善加運作，並以有效的策略規劃服務方案使能充分達成組織的使命，這已成為每個機構思考其生存發展、實務運作時的重要課題。 企業為求生存，也需要行銷，其為了回饋社會、公益形象、節稅、提高員工向心力或情感之連結等等因素而與非營利機構合作。基金會為了永續經營，需要募款，藉由與企業合作，進行募款活動的過程，推展提昇其知名度，也將其服務輸出。因此，透過活動產生有賬面價格、廣告效果、後續效應等等。此外企業在其考量與基金會合作時，會因其產品、目標消費者、行銷費之預算、組織內部因素如領導者會經理人之偏好等等因素作決策。而基金會也會因著其發展階段不同而有與企業採不同合作模式。 因著環境因素、企業經營競爭，加上非營利機構日益增多，企業選擇合作單位選擇性越高，對非營利機構更具挑戰。企業是將本身所生產的產品或所提供的勞務，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以賺取營收，而非營利組織則大部分需要依賴外界無償的捐助，以獲得營運所須之財力與物力。研究者在實務工作過程中，深覺有些值得探究之議題如：非營利組織如何獲取企業支持，以永續經營？在眾多非營利組織當中，企業選擇捐助對象，與非營利合作的標準為何？企業在進行公益贊助時，其組織之考慮因素是什麼？企業領導人在決定參與公益活動前，其所評估項目是什麼？這也可以幫助非營利機構在和企業對話時參考。此外，非營利組織在與企業合作募款時，如何能維持權力之平衡？在維持組織的使命、理念與風格與面對募款之壓力時，可以有多少妥協？ 本論文研究的目的是非營利組織如何在互利的基礎下與外界交換資源，「互利」的共識是在「談判」與「妥協」的過程，因此，如何建構一個機制、一個理論知識，以幫助非營利組織在進行資源取得時有所依循，特別是在與企業合作時，非營利組織應即時了解自己組織的生命階段，發展方向之外，對於組織之管理及策略議題、未來努力發展策略也充分準備，如此才能掌握機構生存的大環境的動脈。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深入分析研究者所在職場，探討多年來基金會與多家企業合作模式，並分析其中之異同，在脈絡中整理出對非營利組織以及企業在合作執行公益行銷時的建議。 非營利組織與企業公益行銷時，首要是需符合基金會宗旨之有效服務方案。因此，策略規劃應納入非營利組織一個持續的管理工作，不管主動找企業或是被動企業來尋求合作計畫，都能夠隨時示出機構之需求，並事實的影響或是吸引企業，提高其與基金會合作意願。此外，基金會若平常有所準備，就能及時與企業一同討論出公益行銷之模式。基金會在策略規劃循環當中，應採適當語言，以利於與企業溝通，如此才能借力使力，集結各方資源（如企業），以期不中斷的回應社會需求及自身使命達成之整體效能。

近年來，由於天災、人禍頻傳造成的傷害，致使民眾的痛苦指數呈現直線攀升，例如美國次貸風暴釀成全球經濟危機、日本大海嘯造成成千上萬的民眾陷入困境、洪水肆虐造成農業與經濟的衰退等。基此，公益活動的發起將有助於安穩民眾的情緒，進而恢復國家或企業的競爭力。 　　有鑑於此，本研究欲透過服務創新的應用，對公益活動所呈現的影響進行探討，故藉由量化及質化問卷調查蒐整資料，且輔以檢定、交叉分析、歸納分析、文獻探討等方法，據以瞭解服務創新之實質效益。研究結果發現有超過半數的隊員認為，扶輪自行車隊之公益活動的成效是值得發揚，且公益活動具有較深的影響程度，另從訪談中，可以體會扶輪自行車隊所參與的公益活動，所創造的成效是具有影響力，最後發現扶輪自行車隊的服務創新，不僅可以提昇扶輪形象外，更值得將此一文，引進企業組織中，藉以啟發更多人投入公益活動。

國內三大直銷商之一的雅芳於2008年二月至七月期間，以「明日基金」為主體，舉辦一系列公益公關與媒體活動宣揚「快樂新女人」概念，並藉以收集潛在會員資料做後續業務推展之用。 雅芳明日基金公益公關活動有四個主要階段：一、「十大快樂新女人」票選；二、與誠品書局合作舉辦「女人十大必讀好書」票選；三、邀請前述票選得主與作者以及雅芳企業內傑出直銷商代表，假誠品書店北、中、南三地舉辦「快樂新女人」系列講座；最後則是甄選出「最佳貢獻獎」、「關懷公益獎」、「最棒未來獎」三項「明日基金」得主，讓獲獎女性可以利用這筆基金，完成所提出的甄選計畫。 本公益公關活動分析，係透過「個案研究法」與「參與研究法」研究個案。研究分析後取得以下幾項結論： 一、大型企業之公關活動較易引起媒體關注﹔ 二、跨國性活動需因時因地制宜﹔ 三、涉及健康議題較易引起民眾關心﹔ 四、廣告與公關操作方式應交互使用長短互補。

彩券遊戲在全球掀起熱潮，截至2001年為止，全世界發行彩券的國家已多達91個，彩券年銷售金額亦高達1,150億美元。我國遷台之初，百廢待舉，亟需龐大的建設經費，是為早期為人熟知的愛國獎券之發行緣由，後雖因其所衍生的非法賭博遊戲─大家樂導致社會風氣變質而停止發行，然其彩券發行收入對於政府財政的助益，以及後期將發行收入轉而挹注到社會福利的作法，皆為我國日後的彩券發行開啟了一扇門，公益彩券亦為因應世界趨勢和民主思潮的立法背景於焉誕生。 公益彩券委由台北銀行發行迄今已屆滿三年，自民國91年1月至94年2月底止，其盈餘累計已超過新台幣806億元，在社會大眾熱烈討論鉅額獎金的同時，然其所具有的「公益性」為何？公益彩券盈餘的配置以及運用情形的集中程度等公益彩券議題中相對深入但卻較少被廣為討論的部分，則是本文欲探討的重心。首先，本文針對公益彩券盈餘的定義作一釐清，在確定其研究的重要性之後，即先後以公益彩券盈餘獲配至地方及地方實際運用至各福利項目的兩個彩券盈餘流程作集中分析。 本文研究顯示，就公益彩券盈餘分配至地方的流向而言，91和92二個年度皆呈現著彩券盈餘獲配數集中在低公益彩券銷售量、低公益彩券經銷商數、低需要總人次、低自有財源比率及低社會福利績效的縣(市)。由獲配盈餘數的集中分析觀察得到，公式中的平均分配因子將對某些縣(市)造成不容忽視的影響，亦為形成集中不均度的主因。而此集中的效果亦延續影響到地方的各項福利運用情形，故各縣(市)實際運用至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福利和社會救助六個項目也大致集中在低公益彩券銷售量、低自有財源比率和低社會福利績效的縣(市)。另外我們發現，公益彩券盈餘運用在身心障礙者福利和老人福利的比例顯著較高。且亦提醒彩券主管機關應特別留意，其他福利項目運用比例明顯偏高、盈餘執行率過低或待運用比率過高的地方政府之公益彩券盈餘運用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