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旨，係探討中國透過改革、開放政策，為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良好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以及未來20年，中國能否按照鄧小平制定的到2020年左右使國內經濟生產總值再翻兩番，達到人均國內生產毛額3,000美元的發展目標，建立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和平崛起。 本研究從中國改革開放、實現和平崛起的發展軌跡，探討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意涵，而其核心問題是中國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以及對台灣的影響。本研究先從文獻的探討中，理解了中國和平崛起論述的相關時代背景及其歷史意涵，並從中國所面對的國際政治環境、亞太安全環境、所處國際關係中的安全意涵及其崛起的「和」、「戰」抉擇等四個面向的研析，檢證了中國領導人所建構「與全球化相結合的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的戰略思維，確實看到了中國在與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共同挑戰、共同利益和合作機制，轉化為各類型戰略夥伴關係的基礎後，已進而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平台。藉由此一脈絡性的探討，再從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其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各領域所蓄積的能量，確實足以支撐其和平崛起。而中國在國際關係體系中，雖然瞭解現有國際格局是西方國家所建構的，但不認為需加以全盤否定，而是要積極融入改善之。面對區域安全，是要營造和平安全的外部環境，並提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方針，並積極化解其與主要大國的關係，建立中國在國際關係的重要地位，為其和平崛起帶來助力。 本研究觀察到崛起壯大後的中國，為實現其21世紀面臨的三大歷史任務，必堅決實現其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統一。因此，對台灣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層面均無所不用其極，以徹底圍堵與制約台灣在國際的生存空間。但也檢證了中國在未來20年，仍需面對內部結構與國際力量的挑戰，台灣身處美、中、台三邊關係中，仍有廣大的生存空間。因此，對推動兩岸經貿合作，解決台灣經濟困境；善用世貿組織平台，拓展兩岸直接三通；凝聚兩岸共識，推動和平發展；發展軟性國力，面對中國和平崛起等問題提出研究建議，期使政府各相關部門提出具體解決對策，以因應中國的和平崛起。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中共反和平演變之源由、策略、方法及評估其成效。主要內容如下：從九○年初東歐、蘇聯相繼變天的事實來看，代表著共產社會主義制度並不適合人類社會，尤其是當被中共稱之為社會主義祖國的蘇聯老大哥崩潰瓦解以後，更使中共面臨了強大壓力；究境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還是因為西為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固的成功？中共當局為了維護其一黨專政統治的合法性基礎，於是將原因歸結於是這些國家走偏離馬列主義之修正主義道路的結果，在內有修正主義作祟及政治反對派掣肘，外有西為國家推行「和平演變」的情形下，才會出現社會主義制度暫時的退卻。於是中共開始藉著「反和平演變」及深化經濟改革之方法。來抵禦西方「和平演變」的攻勢。本論文以六章十九節約十萬字來探討中共反和平演變之相關問題，其綱要如下：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B研究範圍、方法與限制。第二章，中共對「和平演變」戰略的認知。從中共的角度探討西為「和平演變」之形成、發展、策略、方法。第三章，探討中共「反和平演變」的由來、發展與理論依據。第四章，分別從加強黨的建設，加強意識型態控制，加強軍隊的政治建設及堅持改革開放等四大主題，探討中共「反和平演變」之具體策略與方法。第五章，就中共進行改革開放所衍生的諸多如貧富差距問題、農民問題、倡廉反腐問題、軍隊問題、民族精神教育問題、社會治安問題及黨的建設問題等，分別檢討評估中共「反和平演變」之成效。第六章，試著就中共未來可能走向做一般性的評估，以作為本論文的總結。

兩岸在10餘年前就曾倡議簽訂和平協議，當時中共的態度強硬，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95年並宣稱兩岸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正式就結束敵對狀態協商、達成協議。然而李登輝總統先是以兩岸可舉行預備性磋商為回應，最後卻推出「兩國論」，終結了兩岸最初的和平協議倡議。 民進黨接續執政後，陳水扁推動台灣公投制憲，中共則祭出反分裂國家法，兩岸對抗更加激烈。然而近10餘年來兩岸的情勢與發展卻有了不同對比，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台灣則因政治內耗、封閉鎖國而導致綜合實力下降。而這也迫使馬英九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將兩岸簽訂和平協議作為政見。也因為其獲得高票當選，就職演說中乃進一步宣布：未來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 由於簽訂和平協議對兩岸關係未來的開展具有重大影響，因此本文乃就兩岸和平協議的概念、性質，以及影響的環境因素、主客觀立場、戰略態度、學者的提議、化解方式、兩岸的努力等做一分析探討，以評估兩岸在時空背景改變之下，能否有所妥協、達成或接受何種性質的和平協議。 關鍵詞：和平協議、和平發展、和平統一、一個中國、結束敵對狀態 / Taiwan and Mainland had proposed to sign a peace agreement over 10 years ago. At that tim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eld a tough attitude, stressing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In 1995, the Mainland declared both sides could negotiate for reaching a peace agreement on officially ending the state of hostility under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The then-president Lee Teng-hui firstly made such a response that both sides could launch preparatory negotiations, but finally rolled out the “two states theory”, which ended up both sides’initial proposal for a peace agreement. Afte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successively held power, Chen Shui-bian pushed for Taiwan referendum to draw up a constitution, and immediately the CPC proclaimed the Anti-Secession Law, which brought both sides into more intense confrontation. However, in recent 10 years, th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across Taiwan Strait have appeared different changes: the Chinese Mainland is rising rapidly, while Taiwan’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s on the decline due to internal political friction and closed-door policy. This thus forced Ma Ying-jeou to take the signing for a peace agreement across Taiwan Strait as his political view during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After elected as president by a majority of votes, president Ma, in his inaugural speech, further announced: Taiwan would launch negotiations with the Mainland on the issues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and both sides’peace agreement. As the signing of peace agreement will caus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conducts analyses on the peace agreement’s concept and nature, as well as the influenc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tances, strategic attitudes, scholars’ proposals, methods to resolve conflicts and both sides’efforts, in order to evaluate what kind of peace agreenent can be compromised, reached or accepted by both sid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anged times. Keywords: peace agreement, peaceful development,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ne China, ending up hostility state

本篇論文，篇幅計乙冊，包括六章十八節，共約十萬字。 戰國時期（西元前四七五至二二一年）係一由秦、魏、韓、趙、楚、燕、齊等七個主 要成員組成之國際系統。終其二百五十五年間，各國固以遣使聘弔、結姻會盟方式和 平交好，割地、入質、重賄等亦為戢戰求和手段。當時，以國際社會發展時勢所趨， 各國通商交通日繁，社會流動漸廣，國際互動頻頻。各國雖彼此常年競強征戰，國力 互有消長，然大扺維持一般權力平衡系統成員間關係。此系統平衡穩定之維持要件， 主賴戰爭與同盟手段之靈活運用，做戰國國際活動之另一特色即為策士游走天下說盟 棄約，以及各國爭權攻戰。及至秦國國家權力目標改變，有併吞天下之心，遂以遠交 近攻戰略，於短短十年間（西元前二三○至二二一年），滅亡六國，一統天下。戰國 國際系統短期內由多元轉變為一元統治形態，突其因，部分固以秦國力積聚、權力運 用成功所致，但系統中社會、制度、思想、科技等因素之變化發展，亦為助成秦帝國 統一功業水到渠成之有利環境。

中共自1949 年建政以來，對台戰略的演進過程概可區分為「武力解放台灣」、「和平解放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三個階段。2003年胡錦濤接掌黨政軍領導要務以來，國際社會興起負面的「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共的快速成長，將威脅到其他國家安全與發展。為避免此一論調惡化中共發展的國際環境，故2003年11月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在「博熬亞洲論壇」提出「和平崛起」論，然該論述在如何面對美國制約等課題上受到挑戰，故中共高層於2004年3月底轉而以「和平發展」論代替「和平崛起」論。 2005年4月，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受中共邀請赴陸展開「和平之旅」，代表著國共「和解」之路，亦為鄭必堅「和平崛起」論述中的「對台和解」提供著力點，進而將「對外和平、對內和諧、對台和解」並列為當前「和平崛起」三足鼎立之國家戰略理論；其後胡錦濤根據中共國家發展總體要求，及台灣、兩岸與國際形勢變化，對台發表了系列重要講話與政策宣示，2007年10月胡錦濤更於「十七大」提出「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主張，形成以「和平發展」為標誌的對台戰略新思想。

第一章 維持和平、強制和平、調停、以及強制外交：概念與定義 這一章分成兩個主要的部分。第一節討論維護和平（peacekeeping）、強制和平執行（peace-enforcement）以及調和（peacemaking）的概念和定義；此外，這些概念和定義，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在賴比瑞亞發起的維持和平行動（peace keeping operation）之間的關連性。第二節首先解釋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模式，並且探討ECOWAS在賴比瑞亞進行維持和平行動時，雖然並非有意或故意地應用此模式，但是，根據作者的分析，ECOWAS在賴比瑞亞的行動，卻可明確地解釋為強制外交策略的運用。 　第二章　ECOWAS與賴比瑞亞危機 第二章著眼於賴比瑞亞內戰時，ECOWAS的危機處理。ECOWAS成立於1975年5月，是一個促進西非經濟發展的組織。十五年來，該組織均未悖離其成立宗旨。不過到了1990年，當這個次區域性組織決定介入賴比瑞亞內戰後，它的傳統有了改變。這一章區分成四個主要部分：第一節一窺ECOWAS的目標與發展。第二節重溯賴比瑞亞危機的源頭。第三節，從政治的角度切入，討論ECOWAS介入賴比瑞亞內戰的必要性及合法性。最後一節討論的是在這個次地域當中，存在於英語系國家（the Anglophones）和法語系國家（the Francophones）之間，對政治主導性永無休止的爭鬥，以及他們對維護賴比瑞亞和平的傷害。 第三章　賴比瑞亞境內的維持和平（peacekeeping），1990-1997：強制外交模式的解釋 本章嘗試重塑出ECOWAS在致力於維護賴比瑞亞和平的七年期間的危機處理，即是以「強制外交」的模式，進行其維持和平的努力。關於強制外交的普遍性認知，是恫嚇敵方一旦不服從就會受到處罰，而藉以達到支持某方對敵方行使命令權的目的，其威脅的程度大到足以說服敵方順從此命令。因此，強制外交的理論，是假設行使強制權一方和反動者兩者的完全理性。此研究中，作者採用強制外交一詞，來表示此策略的『防禦性』（defensive）意義，即盡力說服反動者停止並且╱或是取消已著手進行的行動。在賴比瑞亞和平維持行動的案例中，奈吉利亞，此一西非的『霸權』（hegemony）；是公認的『強制性威權』（coercive power）。而身為賴比瑞亞國家愛國陣線（NPFL）的領導人，查爾斯•泰勒則是被視作強制性行動的『反動者』（opponent）。這一章分為四個主要的部分：第一節著眼於奈吉利亞的強制性威權；第二節討論賴比瑞亞國家統一臨時政府（IGNU）的組成；第三節在討論賴比瑞亞國會議員以及賴比瑞亞國家過渡政府（LNTG）的組成；最後一節檢視自阿布查一世協定（Abuja I Accord）和阿布查二世協定（Abuja II Accord）之後，在賴比瑞亞的危機處理方面，賴國國會議員以及ECOWAS間的互動。 第四章 賴比瑞亞衝突的最終解決之道 成功的調停是是一種含容、誘導和修正的混合。調停者必須能夠阻止衝突的迫近或升高，並將衝突的雙方自敵對的觀念和行動中分開，並且有能力把他們引入一個較和諧的關係當中。調停者事實上也是個參與、運用強制性霸權的角色，能夠迫使頑強的一方妥協，並同意原先不願接受的解決方案。最好的情況下，調停者必須有足以威嚇衝突雙方的力量與權威，而使他們瞭解倘若解決之道沒有被採用的話，他們將面對無止盡的衝突；且即使解決之道獲得採用，也必須確實執行。這一章在探討賴比瑞亞內戰的最終解決之道。在這場維持和平的戲碼中，ECOWAS和聯合國駐賴比瑞亞觀察團（UNOMIL）是不可或缺的要角。這一章分成三個主要的部分。第一節討論在阿布查二世協定後，停戰以及終止動員的過程。作者對於停戰的定義是，在限期之內，鼓勵各個傾軋的派系交出武器的政治過程。而終止動員則是一種透過提供經濟誘因，使得原武裝士兵重新融入平民的過程。第二節探討在部分停戰以及停止徵用各式國民軍後，政治黨派的形成及隨之而來的歷史性選舉。最後一節則審視查爾斯•泰勒的崛起，而成為賴比瑞亞內戰後的民選總統。 第五章 ECOWAS與聯合國的合作 第五章探討由聯合國和ECOWAS所發起的合作行動，目的在為受戰爭蹂躪的賴比瑞亞謀求和平。這是聯合國破天荒第一遭可以和另一個組織—在此個案中，是一個次區域性組織—共同採取維持和平的行動。賴比瑞亞的個案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實證性基礎，去評估聯合國和區域性機構之間，彼此分工合作的觀念，亦即與非官方組織（NGO）的合作能夠符合「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三條的精神。這一章分為三節，試圖評估在賴比瑞亞的衝突時，ECOWAS和聯合國合作所採取的回應行動的成效如何。第一節探討合作的原因。第二節則是合作的本質。最後一節提出造成合作失敗的原因。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自1948年至今（2004），已經成立了五十九次行動。本文為這五十九次行動的內容作一分類，提出「維持和平」（Peace-keeping）、「製造和平」（Peace-making）、「重建和平」（Ppeace-building）三大類型。每一次的聯合國維和行動其任務內容有涵蓋一類者，也有同時或前後涵蓋兩類者，也有同時或前後涵蓋三類者，再進一步根據維和行動的成立背景、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與維和行動執行的實際內容，來歸納整理這三類型的維和行動。 本文除了序論與結論外，內容簡介如下： 第二章簡述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發展，從其起源到冷戰期間和後冷戰期間的轉變。 第三章回顧有關維和行動的相關類型定義。有關維和行動的類型定義多見於和平研究中，並且在後冷戰時期始多這方面的研究。本章並整理歸納各家的分類及其定義，以為「維持和平」、「製造和平」和「重建和平」下一個通盤的定義。 第四章至第六章則分別探討「維持和平」、「製造和平」和「重建和平」三種維和行動類型的內涵。每一類型再劃分其執行的次要類項，在每一個次要類項中逐一探討每一次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成立背景和經過、安理會的授權內容和實際上的運作情形。「維持和平」的次要類項包括監視停火/停戰/撤軍/脫離戰鬥協議、駐守緩衝區/安全區/非軍事區、監視警察的值勤、預防部署部隊；「製造和平」的次要類項包括提供安全維護/使用武力、監視自由公平的民主選舉、監視/協助國家行政單位的正常化、協助恢復法律與秩序、監視人權/建立保護人權能力、提供人道援助/清除地雷、解除武裝/復員/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會；「重建和平」的次要類項包括透過選舉成立民主新政府、臨時統治/行政機構、民事行政管理、協助建立現代化軍隊、協助建立民警部隊/司法體系、建立人權保障制度、基礎設施/經濟重建、資訊/宣傳 第七章則進一步探討影響維和行動內容演變的因素，分聯合國內、外因素來一一加以說明。最後並比較「維持和平」、「製造和平」和「重建和平」三種維和行動類型的演變過程。

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有二。其一為評估「民主和平論」是否依然有效地解釋「戰爭與和平」議題。若然，那麼同為自由主義的「貿易和平」是否相較之下之解釋力較佳。第二則是個案研究，聚焦於「南海爭端」用以進一步驗證本文的論述。本文認為以制度層面而言，貿易量事實上相較於政治體制是較能降低衝突帶來和平。 / This thesis has two purposes: the first one is to re-examine “Democratic Peace” and to testify “Trade Peace” with an eye to finding a more explainable solution on the issue of Conflict and Peace; and the second purpose is by providing a case study centering on the reg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remise of this thesis will further be evaluated. The premise in here is that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rade is the more efficient and less costly method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initiating armed conflicts than polities.

在近代社會科學的發展中，國際關係崛起較晚。早期傳統是偏向制度性、歷史性研究 ；二次大戰後，行為主義途徑為它注入新的研究動力，同時也引發研究方法的爭論。 然而，「解釋現象」是雙方所共同努力的目標。 「概念」是人類知識的基石，也是解釋現象的基礎。就近代行為科學研究者而言，概 念的界定與澄清更是決定其理論有意義和有用的關鍵。 作為人類互動的過程，衝突現象由來已久，早在現代民族國家崛起之前，思想家已思 索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然而，目前國際關係學界對衝突仍有莫衷一是的看法，這是解 釋現象過程的一大缺陷，也是經構經驗性理論的一大障礙。本文主要目的，即在嘗試 尋找或歸納出界定或澄清衝突概念的方法。 為了達成此目的，首先，本文回顧社會科學研究趨勢及概念本身界定與澄清的相關問 題。其次，衝突在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及國際關係，將分別作為本文的背景及資 料。最後，本文針對國際關係衝突作概念性分析。 吾人研究結果發現：對國際關係衝突，可採（１）間接界定：指出它和其他類似概念 的區別；（２）直接界定：針對概念本身作名相及運作性界定；其中以運作性界定最 受重視，具有很大潛力；同時，也是概念澄清的主要方法。對概念的澄清或度量，則 可採化成「若……則……」命題進行觀察；也可藉由分類，將概念本身化成數個觀察 部份或研究層面，再以具體的指標作觀察或度量。就國際關係衝突而言，這兩種方法 是相互為用、互補的。

「民主和平論」是一九七○、八○年代興起的理論，承續傳統自由國際主義學派強調國家的「民主體制」可以醫治國家間戰爭行為的理想。此學派以康德為起源，經過實證研究及理論的探索，發展出「民主國家之間互不打仗」的論點。康德最早提倡，共和自由體制的國家傾向愛好和平，應在國際社會建立共和國家聯盟，並加以擴展，使更多的國家成為共和國，以帶來國際和平。但是人類歷史紀錄卻顯示，民主國家其實與非民主國家一樣的好戰，歷史上許多戰爭民主國家皆有參與。如果「民主國家確實較愛好和平」是無法推翻的說法，就應進一步分析以了解，民主國家真的較愛好和平嗎？或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愛好和平？一九七○、八○年代行為學派學者紛紛以歷史文獻紀錄資料進行統計學之實證研究，並提出結論：和平確實存在於民主與民主國家間，但是不會溢出擴及非民主國。「民主和平論」迅速發展出「區隔性和平」等理論架構，並引來許多批評，發生論爭。「民主和平論」雖然興起時間甚晚，但在外交實務領域上受到極大重視，主要是因為它符合美國的理想主義精神。以民主立國的世界超強美國深信，這世界上民主國家愈多，安全的保障就愈大，除了在冷戰期間以軍事結盟的方式保衛民主國家安全之外，並在冷戰結束後提出「擴大戰略」以推廣民主。對於「民主和平論」我們有必要加以注意與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