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東南亞區域發展受限於美蘇軍事力量的影響而互有對峙。直至二十一世紀開始，隨著美蘇在東南亞地區部署的軍事力量逐漸撤出，加上中共經濟成長與綜合國力的提升；使中共在深化與東南亞周邊鄰國外交關係發展上創造出了有利條件。中共藉由經濟合作與軍事外交等手段執行其在東南亞地區的睦鄰政策，亦符合了中共在亞太地區和平崛起的戰略意涵。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透過文獻檢證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共在東南亞地區推動的軍事外交政策，研究東南亞地區在中共地緣戰略目標中的價值；並針對中共在東南亞地區推動軍事外交有關重大議題及軍事合作之立場實施分析。 研究發現中共解放軍已從過往單純由國家領導人意識主導的對外交往模式(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轉換躍進至改革開放後新軍事變革、加速國防現代化與對外軍事交流之務實行動(軍事人員交流、區域安全對話、聯外軍事演習、維和行動等)；顯示二十一世紀後中共在軍事外交的操作思考模式上將更趨近於務實、交往形式更為多元、執行內容更為複雜。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解放軍將隨著軍事交流形式的多樣化與參與深度，透過東南亞區域為跳板，在既有政治與經濟實力基礎支持下，擴大且加深對全世界各個區域的軍事交流；藉以獲得更多國家的認同與支持，最終目的不只是單純扮演維護亞太安全的負責任大國，而是具備挑戰美國世界霸權的企圖。

長久以來，民意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V.O. Key(1961)提出Opinion Dike理論，他認為民意應形成一個堤防，來導引政策的走向，並提供了議題辯論的基礎。在民主國家中，由於民眾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在做任何決策時應符合人民的期待。根據過去的民調數據顯示，兩岸問題在臺灣民眾心中是長期且穩定的重要議題，因此，決策者在制定兩岸政策時應了解臺灣民眾對於兩岸政策的態度為何。 馬英九總統在2012年競選連任時曾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議題，引起國內民眾與在野黨的高度關注，而馬英九總統也表示，兩岸是否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首要前提是國內具有高度的民意支持。和平協議的內容為何？學界上雖有眾多討論，但並沒有共識。因此，本文研究目的是期望透過民意調查資料，來了解2012年總統選舉過後，臺灣民眾對兩岸和平協議贊成與否的態度是受到何種評估面的影響，並得知臺灣民眾對和平協議的看法與內容為何。 本研究發現，贊成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民眾，在務實面上，認為臺灣不需要軍購且兩岸經貿往來對臺灣有利、在情感面上，認為中國大陸會遵守和平協議、更要在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後，能夠維護國家主權與主體性以及參與國際事務。其中，以中國大陸是否遵守和平協議的影響程度最大，顯示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府信心不足。因此，政府若欲推動與中國大陸商簽兩岸和平協議，應增進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府的信任程度，改善兩岸互信，未來才有簽署和平協議的可能性。藉此研究，期望政府在做決策時，能回應民眾的需要，以為臺灣民眾謀求福祉。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成果舉世矚目，各種威脅論亦隨之在側。胡錦濤甫上任即昭告世界中國將和平的崛起，期以消弭不利中國發展的威脅輿論。國際社會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迷思，多偏向現實主義觀點，尤以中國的軍備發展對世界局勢影響為甚。本論文旨在研究胡錦濤時期中國崛起的內涵，及研究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態度，分析中國在各種不利發展輿論條件下，構建何種具中國特色的和平發展理論與外交戰略，期以達到和平的崛起，及與國際社會共創和諧世界，並藉中印雙邊關係發展來檢驗胡錦濤外交戰略成效。為聚焦研究範圍，研究重點以胡錦濤2003-2013年期間的外交戰略，廣蒐文獻以文獻分析法疏理、分析。研究發現胡錦濤的外交戰略為呼應中國發展需要、國際總體發展潮流、趨勢、以及應對國際社會反應所得，但經由中印關係發展檢證和平崛起實踐作為與成果，官方公開資料與民間問卷訪查結果迥異，官方囿於雙邊、多邊關係發展結果偏向樂觀、正向，較無法真實呈現；民間問卷訪查結果對中國的態度則趨於悲觀與厭惡，其關鍵在中國逐年加強軍備，恐破壞地區穩定與安全。因此，中國能否真的和平崛起，歸結在中國自身是否願意以和平的手段崛起，惟有中國願意，才能與國際社會和平的共創和諧世界。

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以來，一直遭受阿拉伯國家的敵視對待。她建國後的次日即被其周圍的阿拉伯國家所組成的聯軍攻擊，企圖剿滅這個新生國家，這是第一次中東戰爭。這場戰爭導致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為逃避戰火，只好遠離家園，紛紛流亡至鄰國如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等國，淪為難民。然而，這場戰爭卻是掀起長達超過半世紀的以阿(巴)衝突的序幕，因戰爭所衍生出的種種問題並沒有隨著時間流逝而得到真正的解決。 1990年代美蘇關係趨向和解，中東局勢隨之改變，在美蘇共識以及國際社會充斥著和平風氣的氛圍下，1991年的馬德里和會(中東和會)於是順利召開，為以巴和平進程開啟一個新契機。緊接著於1993年美國力促以巴雙方和談而最終簽訂《奧斯陸協議》，依據此協議，巴勒斯坦自治當局成立，以色列軍隊部分從占領土地撤出，以巴和平看似指日可待。然而，以巴雙方內部的強硬派皆反對該協議，以色列總理拉賓甚至被暗殺身亡，使以巴和平進程嚴重停滯。雖繼《奧斯陸協議》之後，以巴雙方仍陸續簽訂相關和談協議，但落實程度極為有限。 2003年美國、俄羅斯、歐盟及聯合國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出《路線圖》計畫，期盼能夠重啟以巴和平進程。可惜效果不彰，雖然以巴雙方表達接受該計畫，以色列以十四點保留意見做為回應，而巴勒斯坦內部的激進派則堅決拒絕。 本論文旨在藉由回顧過往以阿之間的戰爭，嘗試了解兩個民族的衝突背景。然後透過探討《奧斯陸協議》和《路線圖》這兩份以巴和平計畫並加以比較，研究其對促進以巴和平是否有實質性的幫助。 本研究發現，《奧斯陸協議》雖未被完成，但對於以巴和平進程是有實質貢獻的，至少透過以巴雙方實質履行各自的義務，程度上雖未盡善盡美，畢竟也未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路線圖》則對於以巴和平進程沒有實質貢獻，以色列透過十四點保留意見已表達不會朝向「最終地位談判」的路線發展。不論是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都沒有從該計畫中取得實質和平進展。 關鍵字：以巴衝突、以巴和平、奧斯陸協議、路線圖

中國的改革開放促使中國積極在外交政策上有所變革，更逐步引導中國形成大國外交的基本架構；而北京奧運則使奧林匹克精神在全中國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並以「新北京，新奧運」為口號，以「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為主題，北京讓世界親身體驗到一個全新的中國正在形成。 而本文試圖探討北京奧運的舉辦對中國大國外交的影響，並探討以下各個觀點：中國向世界傳達了這個新興經濟大國希望和平、和諧的訊息；大國政要雲集北京，中國「奧運外交」以及中國「後奧運外交」的轉捩點；中國藉由奧運圓夢，徹底改觀世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中國藉由奧運與與國際接軌，中國的對外政策未來必將更加開放，北京奧運的落幕為中國大國崛起的象徵意義。 因此本文企求能透過探討北京奧運結束後是否能帶給中國與世界更同渴望的理想結果，並評析各國對中國舉辦奧運之後觀點的改變與否，故在決定論文題目的同時，選擇了研究在舉辦北京奧運之後對中國與大國外交上所帶來的影響。

針對外界流傳已久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於2003年底開始推出「和平崛起」論述，主張中國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並且旨在維護和平、以和平為目的。除了基於國際環境給予的動力與壓力之外，中國決策者對中國崛起的自信，以及期望建立一套新的國家發展論述促使和平崛起戰略的出台。中國建立了以和平崛起為目標的國家發展戰略，其中對外建構了一套和平崛起外交戰略，具體落實在大國外交、睦鄰外交、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及多邊外交上。本研究自中國崛起的背景著手，從國際環境、國家實力與決策者認知理解中國提出和平崛起的原因、目的與特色，並觀察中國相應而生的具體外交作為。最後，本研究指出和平崛起外交戰略面臨到中美權力競逐與矛盾問題、中日安全困境與衝突利益問題、領海與資源爭議以及台灣問題的嚴格考驗。 /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peaceful rise” argument brought by China in the end of 2003. By contending that China will rise by peace, for peace, and peacefully, the so-called “peaceful rise” argument tried to counter “China threat” argument, which distributed for a long time. The making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national strategy is motivated and for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n top of that, the confidence of Chinese decision-makers for a rising China provides power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strategy as well as the expectation for a new national development discourse. Following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aims at a peacefully rising China, the “peaceful rise” diplomatic strategy was built by a series of concrete foreign policies, including “Big-power diplomacy,” “Good-neighboring diplomacy,”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Multi-lateral diplomacy”. This dissertation starts from the background of a rising China, comprehends the reason, goal and character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b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national power, and decision-maker’s cognitive approaches. Moreover, concrete foreign policies accompanying its national strategy are analyzed. Finally,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eaceful rise diplomatic strategy needs to deal with certain challenges such as Sino-U.S. power struggle with conflicting issues, Sino-Japan security dilemma with conflicting issues, peripheral territorial sea and land dispute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Taiwan problem.

外交戰略屬於總體戰略下的一項分類戰略，而周邊外交戰略則構成外交戰略中的一環。當前中國的周邊外交戰略，是採「以鄰為伴，為鄰為善」為精神的「睦鄰外交」，屬於周邊外交戰略模型中「有所作為」的型態。睦鄰外交的內涵已由早期單純強調政治層面的「睦鄰」，擴充為今天同時兼顧經濟層面的「富鄰」及安全層面的「安鄰」，其特點包括了尋求與周邊國家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廣泛參與區域性多邊外交機制、以談判手段解決領土紛爭、加深與周邊國家的經貿聯繫、降低周邊國家對中國軍事威脅的疑慮等。影響周邊外交戰略形成的因素可分為內在的思維及外在的環境兩部分。中國周邊外交的戰略思維歷經了「和平共處」、「革命輸出」、「和平發展」、「和諧世界」四個階段，當前的周邊外交戰略思維，即是在這些概念下一脈相承的產物。中國周邊包括了東北亞、東南亞、中南及南亞四個次區域，而每個區域中的地緣政治因素、區域整合因素、以及美國的因素等，構成了影響周邊外交戰略的外在環境因素。在這些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了今天的周邊外交戰略。透過中日的「暖春之旅」、中緬的新經濟合作關係、中俄的「和平使命」聯合軍演三個案例的印證，可幫助我們觀察及評估睦鄰外交戰略在政治、經濟、安全三個領域的發揮及成效。

和平與安全是人類衷心想望的目標。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集體安全是 值得努力的制度。唯其需要參與者對組織和其他成員全然的信任和委託才 得以成功地實現。在國際組織的歷史中，國聯與聯合國均以集體安全為手 段，節制衝突、積極合作，期達成和平和安全的理想世界。 冷戰時期 ，美蘇之間的互不信任造成在各方面競爭，企圖尋求優勢以獲安全。安理 會在此種爭奪下，深受內部不和諧、功能不彰之苦，於維持和平的方法上 作因應變化和發展。在戈巴契夫新思維倡導下，冷戰和緩以迄結束，美蘇 由敵對關係轉變成伙伴關係。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攜手共同維持國際和平 ，安理會維持和平的功能乃日漸提昇。 波斯灣危機中，安理會的運作 乃是部分回歸憲章的集體安全制度。此種經驗雖重燃起國際社會對實施集 體安全的信心和盼望，然其實施卻仍依賴強權國之政治支持意願而定。至 於和平與安全的根本問題則是在人心人性的深處，而少數傑出政治家所能 獨力為之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蘇聯入侵阿富汗都是一件意義非比 尋常的事件。這是蘇聯首次派軍入侵非華沙公約國家，而且也是與第三世界的國家 發生軍事衝突。蘇聯的入侵行動不僅遭受到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譴責，同時也加 深了西方國家對蘇聯的戒慎態度，使得七○年代的和解局勢急轉直下，東西方關係 又進入緊張狀態。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蘇聯簽署日內瓦和平協定，決心從阿富汗撤軍的舉動標示著 蘇聯軍事行為的澈底失敗。為探討蘇聯撤軍的背景及原因，本文不僅回顧蘇聯入侵 阿富汗的經過，更著重分析蘇聯撤軍的國內外因素。筆者以為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 挫折為撤軍的主要原因，而美國及巴基斯坦堅定且持續地援助阿富汗反抗軍的義舉 ，亦為蘇聯撤軍不可或缺的動力。

面對無休止的區域衝突，和平維持成爲聯合國最關心的問題。在國際衝突頻繁的今天，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十分引人矚目。因此，筆者希望能從研究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中，發現其中所可能存在的問題或相似處，做為將來研究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參考資料。 由於世界上仍存在著各種衝突及複雜的利益糾葛，因此，維持和平行動已經成為聯合國維護國際職能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手段，以使國際關係正常化。為此，其行動已從傳統的監督停火、居中斡旋，擴大到開展預防性外交、維持和平與重建和平，相關的行動也為之擴大，更引人注意的對於和平維持觀念的修正。如擴大的維持和平部隊及第三類的維持和平行動，同區域組織的維持和平部隊合作，監督和平協定的執行；維持和平衝突後的「締造和平」；而維持和平行動所執行的任務範圍，除了傳統的軍事觀察任務外，更大幅擴張了。 國際社會只相信實力，這種調整在國際上有其行事模式，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和國際社會的需要而有所改變。維持和平行動的任務增加，目的改變，進而執行和平協議，強制恢復或重建和平秩序，已成為聯合國維持和平的新趨勢，但無論聯合國維持和平如何變遷與發展，它還是需要依靠各會員國支持的。 我們了解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演變過程，有利於準確把握維持和平行動的走向。由於，聯合國宗旨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爲此目的：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爲或其他和平之破壞；因此，應規定聯合國與區域組織的合作應在《憲章》的框架內解決，聯合國應發展出屬於聯合國自己的「固定模式」與反應，以維持國際的安全與和平。 然自波士尼亞內戰爆發後，聯合國必須在大國一致下作成決議；必需靠調解、談判的進行及協議來達成目標；維持和平與調解應該是同步進行和平解決衝突的；但是，波士尼亞危機還是變成戰爭了，這顯示主要問題出在調解、談判及協議的進行，而不是維持和平行動失敗。 以本論文波士尼亞個案而言，聯合國介入波士尼亞問題的過程中，制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這些因素之所以會發揮作用，主要還在於美國缺乏足夠的意願去協助解決紛爭。事實上，這些制約因素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國際環境的變化及聯合國內外在因素的變化，無疑會使一些制約因素變的不再重要。但是，一些重要因素在今後仍然存在；所以，從整體上考察美國外交政策，對美國維持和平政策的研究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