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之間淵遠流長的歷史關係，以及一衣帶水的地緣關係，早就為彼此寫下密不可分的序曲。冷戰結束後，兩極體系也隨之走入歷史，蘇聯在東北亞遺留下來的權力真空狀態，也為這個區域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在經濟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進展，隨之而來的是整體綜合國力向上提升，速度之快也間接種下了「中國威脅論」的種子，於是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及胡錦濤，便開始進行消毒的動作，前者提出「新安全觀」，後者則以「和平崛起」作為開端，繼之而來的是「和平發展」，最後則進階到「和諧世界」，為的都是要強調中國崛起的「和平」本質。 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成為了其眼中的「非正常國家」，經濟實力與政治實力無法相提並論，在國際間也無法得到與其經濟力量相符的影響力。於是一股「正常國家」的呼聲隨之而起，從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國」首開先聲，到小澤一郎的「正常國家」，再到小泉純一郎以及安倍晉三的「美麗國家」，目的都是要讓日本能夠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更重要、與其經濟力量能相符的角色。雖然雙方都知道合作是最大的利益所在，但彼此仍存在許多爭議問題，包括歷史問題、能源問題、領土問題，一直到台灣問題等等。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探討這些備受爭議的問題，在受到中國崛起以及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雙重影響之下，是否會讓雙方更加對立，亦或是能夠在國家利益的驅使之下得到緩和，共創雙贏。

根據Joseph Nye的定義:軟實力是透過吸引和説服，而非以強迫或收買，使你得到想要的東西的能力。最近，為了推動他們的「和平崛起」，中國政府致力於軟實力的發展。其焦點是採用非威脅的、基於文化的方法以迎合世界其他國家，進而達到展現中國是新興超級強國的目的。 已知電影為強而有力的文化工具，而在二十一世紀美國好萊塢的電影產業一向穩占世界主導地位。但在世紀之交，中國把本土的電影業市場化，將此媒介從純粹的宣傳工具變成一個文化產業。根據胡錦濤二零零七年的敦促，中國需要進一步發展文化上的軟實力以因應國家快速的崛起。發展至今，固然中國電影業的軟實力尚未能與美國電影業相比擬，但它在過去十年的進步仍然令人難以置信。 若中國確實將電影業視為國家重要的軟實力資源之一，則仍然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 但所謂的障礙究竟是什麽？本論文將評論中國電影業的軟實力發展。我們將蒐集與評估現有的資料以研究其進化與現況。更將進一步分析， 在針對中國特定的軟實力目標上，該產業的成功與不足。 / According to Joseph Nye, “Soft power is the ability to get what you want through attraction rather than coercion or payments” (2004, 256). Recently, China has been making a soft power push to promote its “peaceful rise,” focusing on a non-threatening culture based approach, with the aim of ingratiating themselves as an emerging super power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Film remains a powerful cultural tool, one that the U.S. industry in Hollywood has dominated throughou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ut as China marketized its own film industr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medium there has moved away from being purely a propaganda apparatus to more of a cultural industry. Upon Hu Jintao’s urging in 2007, China must better develop its cultural soft power to accommodate its meteoric rise. While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s soft power development has not yet reached the ranks of the U.S.’s, it has made incredible stride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are still many hurdles for it to surpass if it truly intends to become a significant soft power resource for the country, but what are they? This thesis will evaluate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s soft power development by surveying existing material, data, and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by examining its evolution, by reviewing its current environment, and by analyzing its successes and its shortcomings against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specific soft power objectives.

冷戰後國際局勢變化至鉅，兩極體系瓦解、共產主義沒落、區域經濟整合加速、種族衝突增加、國際組織日趨活躍、跨國犯罪日漸猖獗等情勢發展，影響國際勢力平衡及各國國家安全政策。而安全議題不僅跨越國界，亦由國家層次提升至區域次級體系或全球體系；從另一方面來看向下延伸至社會、群體和個人層次。所涉範疇又從軍事領域擴展至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衛生、及人權等。 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多邊機制的運作，其中「上海合作組織」與「東南亞國協」被中共視為是新安全觀的具體成功實踐，在「十六大」召開之前提出系統的說明，並且明列於「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之中，顯然新安全觀已經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成為中共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 911事件後，中共旋即表態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並在反恐旗幟下，進行一系列的舉措。首先中共亟思利用當前國際反恐氛圍，企圖將境內「東突」組織與國際恐怖組織的關係連結在一起，藉以合理化其鎮壓疆獨的正當性。其次，中共冀望經由國際間之雙邊、多邊反恐合作，強調聯合國在反恐的主導地位，藉以提升其在亞太區域的霸權地位；另近來以「胡溫體制」為核心的第四代領導人，重視多邊外交，表明中國「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顯然新安全觀已經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成為中共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此均勢將影響與美國超強的關係。 而中共「十六大」後，權位雖已交接，但政策的傳承性將大於變革，對「穩定壓倒一切」的需求將更為迫切，因此，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利其國內的經濟發展，也將成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對中共而言，911事件是屬於國際環境中的新變數，其中關鍵在於美國的中國政策調整及中美反恐政策之競合。因此，在國內與國際環境雙雙出現變數的情況下，中共反恐政策走向將往何方向發展？對美外交一向是中共外交的重中之重，美國的戰略重點是構成中共制訂外交策略時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本論文研究重心，主在探討冷戰後，中共新安全觀與反恐戰略的關係，包括：美國反恐戰爭對國際格局與世界安全情勢的影響；中共多邊外交、新安全觀與和平崛起等論述與中共反恐戰略的因果關係；及中共在國際(上海合作組織、東南亞國協)反恐運作機制與戰略利益、及中美在反恐戰略之競合等。

自十九世紀中葉，猶太人第一次遷徙到巴勒斯坦，已經過一百五十餘年。猶太民族與世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原本還算和睦相處。惟隨著歐洲民族主義的復興，猶太人在受到歐洲人迫害後，亦隨之興起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思想。猶太復國主義崛起（Zionism），巴勒斯坦的歷史，從此展開了新頁。 猶太人自廿世紀第二次遷徙至巴勒斯坦後，採取激進的屯墾措施，以巧取豪奪的方法自巴人手中不斷取得土地，擴大版圖，排除在佃地世代務農的巴勒斯坦農民，改僱猶太人，造成佃農生活難以為繼，紛爭於是展開，難以平息，逐漸惡化成衝突，最後導至1936年巴人大規模反抗行動，以巴衝突正式展開，直至二十一世紀。 本論文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分析四方路徑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首先研究自1948至1990年來，在以色列佔領下，以巴衝突的特質（第二章）。其次研究自1991至2002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民起義後，奧斯陸原則宣言至美國大衛營談判破裂，以巴雙方在終止占領、建立自治政府、移轉權力、交還土地(包含屯墾區)等四方面的履行的情形，來觀察以色列在締結和平協定背後的戰略意圖（第三章）。再研究第二次巴勒斯坦人民起義後，由美國領導，歐盟、俄羅斯及聯合國四方共同參與的四方路徑圖，其所提出的兩國方案，是否可以消弭以巴衝突，從而建立雙方和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所採取的兩手策略：─面進行和平談判，一面準備單方隔離計畫。並對路徑圖未來可能的發展提出看法（第四章）。 最後的結論是四方路徑圖所提出的兩國方案似難解決以巴間長期衝突，而達成和平，將來可能的發展是一國方案（第五章）。 /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first wave (aliyah) of Jews started to immigrate to Palestine. Jewish immigrants and indigenous Palestinians were getting along peacefully in Palestine at the outset. But after a spate of nationalism rose in Europe, Jews became the persecuted. Political Zionism thrived among Jews, which initiated the idea of building their own state in Palestine.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Palestine was written. Jewish immigrants to Palestine since the second aliyah were much more progressive. They we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establishing a Jewish state and hoped to create Jewish settlements independently worked by Jewish farm laborers. This land buying policy led to tensions with Palestinian peasants, who were unable to find work among the new immigrant communities. Numerous land disputes deteriorated into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as more Palestinians were displaced by Jewish land buying policy. Unemployed Palestinians became increasingly hostile towards the Zionists. At last, the first Arab revolt burst out in 1936. From there,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began and has continued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thesis analyses the solutions of the Road Map to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It studies fir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flict from 1948 to 1990 (Chapter One). Then, it observes the past record of the peace process from 1991 to 2002 by the two sides through implementations of DOP, until the collapse of the Camp David Talks that caused the second intifada. By reviewing the past record of peace in contrast with its implementations regarding ending Israeli occupation, building a Palestinian self-government (PNA), transfer of powers and land (including Israeli settlements) to the PNA, one is able to realize the Israeli strategic intentions hidden behind those peace agreements (Chapter Three). Next, the thesis studies the two-state formula proposed by the US-led Quartet Road Map (the US, the EU, Russia and the UN), to understand its feasibility to solve the second intifada and build peac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srael took a two-handed strategy: preparing for a disengagement plan while negotiating for peace. An appraisal of the future prospect of the Road Map is included in this chapter (Chapter Four). The conclusion of the thesis is that the Quartet Road Map could not solve the prolonged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nd reach a sustained peace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lict may result in a one-state solution (Chapter Five).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戮力實施「經濟改革」以來，其在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綜合國力已有大幅提昇之勢，並獲得了世界各國的極度重視與憂慮，致使近期有關「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即將崩潰」等各式論點已充斥於國際社會之間。而且在東亞地區存有「台海衝突」、「北韓核武危機」和「南沙群島主權爭議」等三個危機引爆點，都與中共有著密不可分的直接關係。其中北韓在後冷戰時期所引發的核武議題，已成為區域威脅的主要來源，近年來北韓飛彈的試射更使得威脅的影響遍及全球。在東亞地區的危機中首推北韓核武問題最難掌握，且危險程度也最高。因此北韓發展核武對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無疑是一大挑戰，其目的就是要迫使美國進行雙邊會談，意圖藉此取得國際援助，以解決國內日益緊張的政治與經濟問題，並與美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解除因被稱為「邪惡軸心」而產生的潛在威脅。 現階段中共在對外關係上仍是標榜「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以靈活的外交策略，追求成為世界強權為目標。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要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努力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長期的、良好的國際環境，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因此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仍然是中共目前國際戰略的中心目標，而且經濟發展也是中共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中共建政以來的外交政策兼具了持續性與變革性，特別強調「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基本原則。 北韓核武危機是當前亞太地區安全局勢中的重點。在相關強權和國際社會皆主張透過談判解決之努力下，局勢將得到緩和。台灣應支持朝鮮半島非核化，支持和平對話解決。尤其在中共積極從事北韓核武危機協商工作之際，台灣應慎防中共藉機將兩岸問題納入協商範疇，以作為對美國或國際間談判的交換籌碼，而損及台灣應有的利益。兩岸協商已中斷多年，緊張情勢已日益嚴峻。當我們身處危機的熱點中，如果仍不以安全與穩定為施政之最終考量，展現外交工作的彈性與靈活，則將斷送數十年來勤奮建設的經貿成果。

核子武器是近代人類極具重要意義的發明之一。它的出現，提前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 戰，卻也為戰后的國際關系投注了更多的變數。核子武器可替代傳統武力，為國家推 行政策的工具；核能發電是石油以外主要的能源；核子科技能協助相關工業的發展， 因此許多國家視核子武器為國家防衛的后盾，核能為國家建設的動力。不過核武擴散 所形成核子戰爭的陰影，卻在人類心頭揮之不去。為了避免核子武器落入野心人士手 中，因此有更多國家投入禁止核武擴散的行列。本論文即在研究核武擴散的現象及國 際間禁止核武擴散的作為。 本論文的章節內容分配如下：第一章導論，說明研究動機、方法和架構；第二章介紹 核子武器擴散的概念，包括核武擴散的定義；核武、核能與國際防護的關系等；第三 章探討核武擴散的誘因和非誘因，并分析這些因素在一國發展核武決策中所占的地位 ；第四章分析第三世界中部分有潛力國家發展核武的情況，及對區域戰略關系的影響 ；第五章描述國際間為禁止核武擴散，加強核能和平用途所建構的國際體，其中兩大 重心為國際原子能總署和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第六章分析原能總署和禁止核武擴散條 約的成效。第七章結論。

本論文主要由大環境及中共策略運作兩個觀點來探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到一九 四九年大陸淪陷期間，中共以統一戰線運作，取得政權之經過。 第一章：筆者整理海峽兩岸政治人物、學界對統戰的看法，參考美國政治學者拉斯威 爾的加構，對“統一戰線”一詞提出個人觀點，並以此來進行本論文。 第二章：由共黨理論、領導人、中共領導人來討論統一戰線理論根源並藉以區別與一 般政治策略之異同。再分別由大環境、環境下的需求、共黨組織、多元化權力體系及 現代傳播科技等單元分析統戰應有之條件，最後由功能角度來探討統戰的功用並作為 檢驗標準。 第三章：由環境、需求、黨組織、權力體系、傳播科技等來解釋當時情況，藉以瞭解 中共為何順遂取得政權。 第四章：本章主要探討除了第三章所列舉客觀條件外，中共靈活的政治宣傳、數量眾 多的外圍單位及軍事力量等操之於中共的主觀因素，在其叛亂過程中，如何達成其目 的。 第五章：筆者提出共產黨意識型領導、被劃分階級的社會、統戰口號動員群眾、政治 行動催化群眾情緒、具體的階段性任務等特性來辨識中共統戰真面目，並由第二章中 提出檢驗統戰之標準來衡量中共在“和平民主統一戰線”時期的表現。

中亞位於歐亞大陸地理中心，自古以來即為歐亞絲路交匯樞紐及戰略要衝。中亞位置與中共、俄羅斯、歐洲等世界強權的版圖接壤，對這些強權國家而言，中亞不但是通往對方的要道，更是自身的屏障，因此一直是強權必爭之地。 為強化中共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及塔吉克四國的邊界安全和互信機制，1996年4月，五國元首聚集在上海舉行會晤，創建了「上海五國」會晤機制。而後，逐年會晤召開，2001年6月15日更將「上海五國」機制改為「上海合作組織」，並吸收烏茲別克為成員國。六國元首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和「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 隨著中共綜合國立持續增長，周邊國家以及世界主要大國對中共崛起可能帶來之威脅充滿疑慮，中共因而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之新安全觀，並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等機制付諸實踐。 中共試圖由結盟策略的運用來擠壓美國、日本兩大強國在東亞地區的既有勢力，進而達到區域強權的目標。中共雖一再強調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動，卻又同時強調反對霸權主義，指的即是美國。因此，中共在新安全觀理念成立下的對外多邊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便值得關注、探討。 冷戰後，中亞地區在全球地緣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國際強權為追求全球霸主的地位，使中亞地區成為國際強權爭奪的場域。911事件後美國正式取得駐軍中亞的機會，宣告美國的地緣政治勢力進駐中亞。 中亞國家作為強權競逐的場域，雖然加入俄羅斯和中共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卻也與美國進行各方面的合作，以謀求本身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面對美國在中亞地區的經略，中共和俄羅斯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的機制，來抗衡美國侵略中亞的壓力，一場以中亞地區為場景的「新的國際格局」就此展開。

印度為近代新興崛起的國家，在政治、經濟、資訊、科技與軍事上均有顯著的進步，其綜合國力的提升已不容忽視。尤其在經濟上的發展速度，更令世界各國所矚目，而現今世界公認的「金磚四國」中，印度則列居名單之內，其涵意代表著在未來國際權力地位追逐的過程當中，具有更深厚的競爭潛力。就地緣戰略的觀點而言，印度位於麻六甲海峽至波斯灣之間的交通樞紐，為非洲與中東地區能源及貿易物資輸往西太平洋的必經路線，而能源線的暢通與否，均牽動著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命脈。 冷戰結束後，兩極對抗的國際格局不再，印度新一代戰略菁英份子認為，印度應採取「以武力取代外交功能」的戰略觀。由於印、巴衝突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及中共的核武構成的威脅，使得印度方面必須藉由核武發展與整建軍力，來化解印度所面臨的威脅，卻也引了發核武競賽問題。1947年印度獨立後美國並未重視，僅視印度是一個阻止共產主義擴散的國家。當印度躋身進入核武國家行列之後，便開始發崛印度在南亞地緣戰略的重要性，正因為印度國力逐漸提升，使得美、印兩國建立「邁向21世紀戰略夥伴」關係，來面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所帶來的挑戰。 1979年12月24日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卡特政府體認到印度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視印度為防堵蘇聯共產勢力擴散的國家，於1980年再度恢復美、印核能合作計畫，提供有關核反應爐所需原料，藉此拉攏印度成為美國反共產主義的盟友。冷戰結束後，柯林頓政府提出了「交往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強調「安全、經濟、民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因而開始拓展與印度的合作範圍，加強經貿與軍事合作，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目標。 小布希總統上台，將中共定位為「戰略競爭者」的角色，視中國「和平崛起」對美國的威脅。「911」恐佈攻擊事件，美國雖與中共在反恐任務上共同合作，但仍不失其對中國的戒心，因此與印度共同結合成為「邁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以防止中國「和平崛起」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 中國「和平崛起」強調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維護世界和平，堅持開放與平等互利原則，與各國發展經貿，強調現在與未來不稱霸。美印戰略合作，將使得中共在海洋戰略發展受限，同時更影響了中、印兩國的經貿發展。中國為了防止美、印戰略關係所形成的衝擊，必須展現其大國外交作風，穩固與印度經貿上的合作，深化與歐盟實質關係，運用「上海合作組織」來強化其在區域大國的地位，以防範美國對其所實施的新圍堵策略。 / India, one of emerging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has had great progress in politics, econom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ilitary. India’s current social status and economic strength has drawn everyone’s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BRICs, i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erms of its geo-strategic prospects, India, locating between Strait of Malacca and Persia Gulf, is an essential commercial acces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new-generation elites think India should take the strategy of replacing democratic function with power. Because of the fear resulting from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s and the threat of nuclear power in China Communist, India must rebuild its military forces by developing nuclear power so that some threat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will be released. The problem about nuclear competition is getting worse. As a result, America and India start to set up “the relationships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ward 21st century” to face the challenge coming from “Peaceful Rise” in China. After Soviet invaded Afghanistan in December 24, 1979, the Cater Administration,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ia’s strategic status, regarded India as a defense stopping the communist from spreading and regained the nuclear cooperation plan between America and India to make India a member of the alliance of anti-china communis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ddressed the strategy of “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 emphasizing that safety, economics and democracy are three main parts in diplomatic policy in U.S.A. America started to cooperate with India in commerce and military to meet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 George, W. Bush considered China a “strategic competitor” and regarded “Peaceful Rise” as a threat to America. After 911 terror attack. America made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ward 21st century” with India and prevent China’s “Peaceful Rise” from challenging America’s powerful status. America and India’s cooperation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cean strategy and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refore, China tries hard to make use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o reinforce its status and guard against America’s “Geopolitics”.

自從「京都議定書」在2005年2月16日經160個國家簽署生效後，為兼顧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各國政府便開始鼓勵其國內能源產業發展生質燃料作為替代燃料，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然生質燃料產業起步階段，因技術與市場交易機制均未成熟，故有賴政府的補貼才能順利推廣。是以，目前生質燃料的補貼是否應受到WTO協定之規範仍是備受爭議，而實有討論與研究之必要。 本論文主要研究目的，遂在分析目前德國、美國、巴西等主要生質燃料生產國為鼓勵、推廣生質燃料產業之發展，其獎勵措施所涉及的補貼是否會對未受補貼的國內外競爭者形成不公平待遇，以及是否違反WTO補貼暨平衡稅措施協定及農業協定補貼規範的情形，以政策事實套法律要件的方式，深入討論現階段各國生質燃料補貼措施：市場保證、價格補貼、投資補貼、稅賦優惠四種措施態樣，在和平條款落日後，於生質燃料製程上游、中游、下游的協定管轄情形與適法性，以期對目前生質燃料補貼政策作一完整的評估與建議。 / Since the Kyoto Protocol was signed by 160 countries and entered into forced on 16 Feburauy 2005, the governments of above countries began encouraging their enery industries to develop biofuels as substitute to reduce green house gases in pursui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technologies and trading mechanisms of biofuel industries were immature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the prevalence of the biofuels will be dependent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Therefore, whether biofuels subsidi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of WTO Agreements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issue and needs to be discussed and studied.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analyze the domestic policies and incentives of those key biofuel-producuing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and find if such subsidizing measures constitute unfair treatments to foreign compeitiors and violate the SCM Agreement or Agriculture Agrmment under the WTO. In order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come up with feasible suggestions, the thesis will take the four main incentives, the so-called“Market Assurance”, “Price Support”, “Investment Support”and “Tax credit”as facts to conduct legal analysis as well as discuss the applicability of agreements when Peace Clause came to an end and analyze the legality of each incentive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 of the biofuel production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