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ider the credit channel operation under a small open economy by including the banking sector and money in a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 model.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the banking sector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and the impact of the degree of economic openness. In the steady state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banking sector’s efficiency and the degree of the openness of an economy will affect the equilibrium. The dynamic analyses show the exchange rate movement amplifies the responses of the economy to exogenous shocks.

數位網路環境創造了流通發達的數位傳輸，促進公眾使用資訊的便利，但相反的也大開不法侵害著作權的途徑，直接或間接影響著作人權益甚為鉅大。 近年來，著作權人為求自救，在著作權法還不及全面性修正前，只能嘗試利用科技的方式設置科技保護措施，防止其著作於數位網路環境下被不法接觸、重製與散布。然而科技中立性，各類型之科技保護措施卻因科技的進步，產生惡性之科技競賽，紛紛遭受破解與規避，根本無法達到著作權人實質保護著作之目的。著作權人所面臨之困境最終引起國際間的重視，各國紛紛在爭議中修法將科技保護措施納入著作權法的保護範圍。 然而從立法中可知，迫於著作輸出大國等壓力，各國之反規避條款似有越發過度保障著作權人利益之趨勢，繼而使憲法、著作權法所要保障公眾、使用人之權益萎縮至零，嚴重破壞著作權法之基本原則—利益平衡，不但對使用人之合理使用範圍產生影響，亦可能被利用作為限制競爭之工具，對自由競爭甚至產業創新產生影響，反而有害於文化、科技之傳延與發展。 本文針對科技保護措施之相關立法議題上著重在以利益平衡的焦點出發，站在法律經濟學之角度，以成本與效益分析方法論述應如何進行公益與私益間之平衡，並且探討影響數位科技時代著作權法演變及科技保護措施納入著作權法保護之成本與效益因素。並參酌諸多爭議，提出些許修改方向之建議，以期能平衡著作權人權益與促進文化科技發展，達到均贏局面。

政府機關委外執行民意調查已成為民主國家治理的趨勢之一；但民意調查的高度專業性和特殊性質，導致過程中有許多「看不見的黑手」介入的機會，故如何監督、控制民調的品質以確保信效度遂成為一項重要課題。全國各級政府機關中，以台北市在委外執行民調業務上的規定最為公開、完備，不僅訂有專法，更獨步全國成立「民意調查諮詢委員會」，協助各局處在委外執行民調過程中把關調查品質、解決問題。在這種「一個委託人（委託局處）、兩個代理人（執行廠商和民調諮詢委員）」的架構之下，本研究從交易成本理論出發，探討台北市的委託局處在這套委外與審查機制下必須付出的交易成本類型、背後的影響因素、與調查品質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深度訪談5位民調諮詢委員、5個委託局處、研考會和4家執行民調的廠商共17人次，輔以次級資料分析，發現各局處在委外執行民調過程中的作法、程序和重視程度皆不一，付出的交易成本類型眾多，其中的「事前審查成本」、「搜尋廠商成本」、「事後審查成本」、「控制成本」在邏輯關係上較能對應後續之民調品質，其多寡深受「委託局處的重視程度」、「廠商的執行能力」影響。此外，為提昇調查品質，委託局處若付出較多事前成本（包括：事前審查成本和搜尋廠商成本）後能先行把關委託局處的需求與調查規格，且規模比起事後成本（包括控制成本、事後審查成本）來說較為減少許多，對調查品質將有正面影響；若未付出事前審查成本，則需於決標後耗費更多時間、精力與資源才有辦法確保調查品質。 然而，研究結果卻顯示民調諮詢委員會不見得能達到提昇調查品質的目的，仍有執行能力不佳、圖謀不軌的廠商無法達到審查委員的要求而遭到解約。因此，本研究歸納「民調諮詢委員會」兩項主要的缺失，包括未能事前把關調查規格與執行預算之間的合理性，無法克服「逆向選擇」執行廠商的問題；加上定位不明，難以保證可以完全發揮把關之功能與職責，委託局處未必完全依照委員的意見來要求廠商修正，以致淪為無人負責的窘境。 最後，本研究提出主要的政策建議，包括研考會的角色應更加積極、強化，確立民調諮詢委員會的定位，嚴肅思考業界委員協助審查的必要性，民調諮詢委員協助審查調查案的預算編列和招標文件；委託局處需掌握整個流程和民調諮詢委員的功能，顧及調查規格和預算的合理性並不以預算為唯一考量，與民調諮詢委員、執行廠商和研考會保持密切關係。

當投資環境發生變化時, 某些企業便會出現移動現象, 尤其受到全球整體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 企業營運的快速因應更是重要。 中國自1979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歷經將近40年的發展，中國藉由低廉的勞動人力帶動經濟高度成長，吸引了全球各國目光，紛紛到中國投資。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不再，整體營運成本上升，政府要求企業產業轉型升級等，對台商在經營上產生很大的影響。而許多資料也指出，在面臨中國整體運營成本上升時，不少台商選擇到具備低廉勞動力成本和人口紅利優勢的東南亞國家進行投資設廠。 本研究結合企業成長理論、資源基礎理論，並配合區位選擇理論和生產力工資理論，探討台商在大陸經營成長過程中，面對中國投資環境改變，對於區位選擇的策略影響。期望藉由本研究提供未來台商在區位選擇上的參考。透過個案公司的深入訪談，本研究發現台灣中小企業受限於企業規模及營運資金規模，加上大環境是連動、相互影響的複雜動態系統，許多決策是多面向且多變的，因此台商在思考區位選擇時，除了首重關注勞動成本，也需考量目標市場及產業特性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 When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changes, some enterprises will experience a transformational phenomenon,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at business operations rapidly change in response to such influences. After nearly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Deng Xiaoping promoted an economic revolution in order to help the economy in 1979, now China become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as driven by low labor force an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all of the world and started to invest. After the advantage of labor cost gradually disappear, the overall operation cost increase, and the government ask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or enterprises, these factors brought a large burden on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y information also pointed out that many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hoose to invest and relocate the factory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ich have cheaper labor force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dvantage when they face the constrains in China. This study uses business growth, resource-based, location select and productivity wage as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iscuss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growth process in China, the impact of location select strategy when their fac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changes in China.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location selec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with case compan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re limited by the size of enterprise itself and the scale of operation capital, in addition, the environment is the complex dynamic system with linkage, complex and interaction. Many decisions ought to be made by cogitating in the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in addition, the labor cost is the priority when Taiwanese enterprises select the location, but also consider the target market,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factors.

近年來消費者對於咖啡品質要求逐漸提高,偏好也越來越多元化,廠商為 因應此趨勢,除了技術與產品的發展之外,更致力於瞭解買者的需求,推出符合 消費者喜好的產品。本研究以 Nespresso、Nescafé Dolce Gusto、UCC Coffee 三 家個案公司的膠囊咖啡產品為例,藉由觀察其行銷策略及筆者過去在業界的經驗, 分析策略行銷架構中的四個變數: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 成本,及專屬陷入成本,提供一個更完整的分析架構,來檢視影響消費者購買的 因素,進而思考廠商如何利用行銷傳達產品價值給顧客,並針對台灣膠囊咖啡市 場的未來走向給予建議。 台灣咖啡市場由便利商店、連鎖咖啡店等帶動帄價研磨咖啡風潮興起,促 進整體咖啡消費水準並使台灣的家戶外及家戶內的研磨咖啡市場大幅成長,使得 研磨咖啡為台灣咖啡市場最具規模的咖啡型式。膠囊咖啡(即單杯咖啡系統)在 近年來於台灣市場逐漸嶄露頭角,然而國內目前的研究,少有以膠囊咖啡相關的 研究及策略分析。故本研究以策略行銷分析,探討台灣膠囊咖啡市場之概況,並 針對目前市場上常見的三間個案公司為主要討論對象。 結果發現,三家個案公司在不同的交易成本上各有優劣,Nespresso 為市場 領導者,其在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資訊搜尋成本及道德危機成本顯著低於競爭者, 但由於屬封閉式系統之故,在專屬陷入成本上相對弱勢。因此其透過完善的咖啡 體驗服務增加消費者嘗詴的其產品的意願,並建立消費者對人員的專屬資產,進 而促進其 4C 的良性循環。然而各廠商膠囊咖啡產品的專利皆陸續到期,此研究 結果可幫助廠商及其他潛在競爭廠商思考如何建立專屬資產,促使消費者並非單 尌外顯單位效益成本來評估其產品需求,才能在未來開放競爭的膠囊咖啡市場上 持續邁進。

在資源有限，欲望無窮的情況下，分工合作與交易是人類為求生存必然採取的經濟活動。Buchanan(1975)認為若要達到交換的利益，即須有財產權(property right)的保障。新制度經濟學者認為，財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而政府基於其暴力潛能，在保護財產權方面，具有相對優勢，而成了保護財產權的組織。我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明白指出保障人民財產權是政府的必要任務之一。 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及第七百五十九條規定，正是政府界定財產權之後，於土地市場自行運作下，為執行保障財產權之輔助制度或正式規則。基於財產權保障之重要性，究竟土地登記制度如何保障不動產財產權？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在什麼情況下，財產權會受到侵害？土地登記制度應如何有效保障財產權？值得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以檢討現行土地登記制度保障財產權之功能，促使其能更有效保障財產權為研究目標，首先探討土地登記制度對財產權保障之基本理念，及該制度於財產權保障之執行機制及所發揮之功能，再藉由過去土地登記制度於財產權保障上之變遷，發掘財產權保障之課題，並輔以實務上所發生危害財產權之具體個案，分析危害財產權之原因，最後得到以下結論：登記要件主義、總登記、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及土地登記絕對效力等機制具有確定產權、維護及保障交易安全，減少耗租行為、提供投資誘因、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促成交易達成，進而提高經濟效益之積極功能。此外，限制登記、實質審查、異議案件列管、權利書狀之設置、更正登記、塗銷登記及損害賠償等機制能防免侵害財產權事件之發生或彌補因執行不力對權利人所造成之侵害，具有保障財產權之消極功能。 土地登記制度雖具有上述保障財產權之功能，但仍有未臻完善之空間，例如在正式規則方面，規定不明確或缺乏規定、缺乏協商機制及忽略解決問題所採用手段之交互性質(reciprocal nature)及未考量對整體經濟效益之影響，是對財產權保障不完全之主要因素。而在執行機制方面，登記審查人員自身效用函數、衡量及監督成本、其他制度之執行及與土地登記制度聯繫之緊密程度，則為影響執行機制對財產權保障之重要因素。故本研究建議在正式規則方面，應建立協商機制並注意交互性質問題及規定之明確性；在執行機制方面，建議運用代理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之誘因機制及採用電腦科技及網路聯結，以提升土地登記制度保障財產權之功能。以上建議，期能提供政府未來改進土地登記制度，增進其對不動產財產權保障功能之參考。

對晶圓代工產業而言：生產的彈性及穩定的高良率是競爭優勢之所在，為維持這兩項核心能力，企業必須持續改進製程以提高生產績效。Vadgama, Trybula (1996)曾對晶圓廠生產績效之改善提出建議方案：作者認為將模型工具與作業制成本制整合的管理方式，可辨認出對生產績效具有重大影響的生產區域，再以作業分析找出影響因素並提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進而達到持續改善的目標。 本研究擬以個案公司作業制成本制為分析的基礎資訊系統，以「作業」的資訊進行生產績效影響因素的分析，期能分析出生產績效的影響因子，並找出其與生產績效之關係，管理當局即可根據策略目標，藉由持續改善影響因素來達成企業的生產績效目標。 本研究係以實地(Field)及實地實證(Field Empirical)研究的方式進行，以國內某積體電路製造公司為研究對象。並透過實地對個案公司進行觀察、訪談及書面閱讀的方式，瞭解個案公司特色，以形成本研究的研究假說。 本研究將晶圓廠內影響生產績效的因素分為排程因素、派工因素及監控因素三大類。 （一）排程因素對生產績效之影響 就排程因素來看，生產需求影響生產計畫，因此產品複雜性、生產控制活動可能都是生產排程必須考量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亦可能進一步對生產績效造成影響。 （二）派工因素對生產績效之影響 就生產現場而言，原料投入時點、機台派工規則、機台運用狀況及批量大小等因素都會綜合影響生產效率與效果，因此若能有系統的將這些因素組織起來，再進一步探討其對生產績效的影響程度高低，將有助管理者決定改善的重點及資源的調配。 （三）監控因素對生產績效之影響 晶圓製造過程要求之精密度、潔淨度相當高，也使得製程中常有許多無法預期的變異發生，因此「檢查」、「重製」與「廢棄」可視為晶圓製造過程中的必要支出。 透過迴歸分析，本研究之結果如下： （一）排程因素對生產績效之影響 排程因素之代理變數包括：製程技術、光罩層數、製程優先順序與製程配方種類數。 就成本、生產週期時間與良率而言：緊急批量制度之採用確實能達到縮短生產週期時間的效果，但是卻會增加該批量之生產成本且降低其良率表現。 就成本因素而言：製程技術愈複雜、光罩層數愈多、製程配方筆數愈多，生產成本自然較高。 就生產週期時間而言︰顯示光罩層數每多一層，約需多耗費一個工作天；製程技術複雜性與製程配方筆數並不會影響生產週期時間，這樣的訊息對於交期的評估將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就良率而言︰愈新世代製程、製程配方筆數愈多，其良率表現愈差。 （二）派工因素對生產績效之影響 派工因素之代理變數包括：批量大小、批次待機時間、保養維護時間與當機時間。 就成本、生產週期時間與良率而言：保養維護時間愈短將可反應出較低的成本、較短的生產週期時間與較高的良率表現。 就成本而言︰批量愈接近滿批（25片），該批之總成本愈低，顯示控片、擋片等間接物料之支出，在ABC制度下獲得充分反應，相當值得生產單位進行併單、拆單時之參考︰「批次待機時間」之結論並不合理，經訪談廠方工程師後發現：樣本選取期間之產能利用率達100%，此時之待機時間相當短（每批次之平均值為0.98秒），此變數之具體影響必須進一步研究，才能得到驗證。 就良率而言︰愈接近滿批，良率表現愈佳，這應該也是控片、擋片制度採用之原因︰就「批次待機時間」而言，樣本期間之待機時間相當短，無法據以判斷對良率之影響︰而「當機時間」未達顯著水準，意味著無法解釋良率之變化。 （三）監控因素對生產績效之影響 監控因素之代理變數為晶圓重製片數。 晶圓重製決策將具體影響生產成本；晶圓重製與否無法據以解釋生產週期時間之長短；就良率而言︰重製與良率之間並未具有解釋關係。 根據實地實證研究結論，針對個案公司與後續研究者之建議如下所述： （一）對個案公司之建議 本研究所選定之影響變數可分為幾類，包括：產品特性相關，如製程技術複雜性與光罩層數；作業動因相關，如待機時間、保養維護時間、當機時間；生產管理相關：緊急批量、批量大小、機台設定次數、晶圓重製。 1.產品特性相關 若能以ABC為骨幹，結合作業分析與上述實證結果，在市場導向與目標成本概念下，組成跨功能之產品開發團隊，不僅能縮短開發時間，降低技術移轉造成之誤差，並在短期內提升新製程技術的生產績效，保有生產高複雜性產品組合所應具備之彈性。 就「獲利分析」而言，透過ABC成本資訊，依顧客獲利分析、產品獲利分析之結論，作為客戶篩選與產品技術組合比重之參考。 2.作業動因 在ABC系統下，應可建立作業動因分析的機制，據以評估待機時間、保養維護時間與當機時間之影響及效益，若能藉此導入品質成本之概念，將過去品質管理之相關措施，以預防性支出、鑑定性支出、內部失敗成本、外部失敗成本等方式將品質作業具體數字化，透過定期的覆核與檢視，不僅能評估品質保證暨可靠性政策之成本效益，亦能滿足管理者進行例外管理之需求。 3.生產管理制度 依此模式建立一套生產績效影響因素之分析模型，透過統計方法，分析各變數對績效表現之具體影響為何？並排定解決上述問題之優先順序，進行專案管理，若再加上ABC所提供之作業分析資訊，將能使問題的焦點明確至作業(Activity)層級，自然能兼具"Do The Right Things"及"Do The Things Right"之效。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依生產區域，進行影響因素之分析，研究結果將更具管理價值。 2.透過實證模型發展出一套綜合生產績效指標，以滿足績效管理之需求。 3.以品質成本之概念，配合作業制成本制之作業屬性，分析預防性支出、鑑定性支出、內部失敗成本與外部失敗成本對生產績效表現之影響。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實施兩稅合一制度後，稅額扣抵比率及未分配保留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在上市公司不同產業間的實行狀況，以及新稅制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及資金成本的影響，並評估這些結果是否有達成政府實施兩稅合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及創造有利於企業的投資環境。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兩稅合一實施前後，自民國85年至88年共四年度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之股票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稅額扣抵比率方面，由於電子業上市公司相對於非電子業上市公司享有較多的租稅優惠，故其稅額扣抵比率顯著地低於非電子業上市公司。此外，在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方面，民國88年度，我國被加徵未分配盈餘稅的上市公司中，大約有15%的公司民國87年度並無財務所得，但依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計算的未分配盈餘卻為正值，顯見現行以課稅所得為基礎計算的未分配盈餘與財務會計的處理結果有很大的差異。至於未分配盈餘加徵的稅額，我國電子業上市公司即約佔38%，且其加徵稅的平均值也遠高於全部樣本之平均值。 在兩稅合一實施前，舉債較高且租稅負擔較低的公司，兩稅合一實施後，因新稅制減少了企業對於融資決策的扭曲，故有助於財務風險較高的公司改善資本結構。此外，公司的稅額扣抵比率愈高，則其舉債比率愈低。再者，在兩稅合一實施前，舉債較少且租稅負擔較高的公司，兩稅合一實施後，資金成本的變動呈現上升趨勢，與本研究預期相反，但本文實證結果仍發現公司的稅額扣抵比率愈高，則其資金成本愈低。因此，兩稅合一對於企業資金成本的降低仍具有效益。

企業透明度高低對投資者與企業都有一定影響，對於透明度高企業，投資者比較不會因為資訊不對稱而遭受損失，且能夠有效監督管理者可能有的自利行為；而企業若是透明度較高，也能夠降低在市場募集資金的成本，因此本研究試圖找出對公司透明度能有一定反映程度的指標，藉此作為評價企業透明度參考依據，進一步對研究企業透明度與資金成本的關係有所助益；此外，以我國市場為研究對象，找出會影響本研究找出透明度衡量指標因素，探討可能影響我國企業透明度因素。 本研究以系統風險和一般股價評估模式推論認為系統風險應該對於企業透明度有一定解釋能力，因此本研究以系統風險做為透明度衡量指標，並探討可能影響其因素，可能影響因素則包括研究發展費用比率、公司規模、外資法人持股比率、營業費用比例以及家族企業等因素；由於過去文獻指出系統風險會受營運槓桿與財務槓桿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其做為控制變數，此外，股權集中度或許會影響股價的波動，進而影響系統風險，因此本研究也將此做為控制變數。 本研究採用迴歸分析方法研究，研究結果指出，研究發展費用比率以及家族企業對系統風險也就是公司透明度會有所影響，與預期相同，而營業費用比率則無相關，至於外資法人持股比率和公司規模則與預期方向相反，綜觀其原因或許是因為外資在台灣可能以短線進出為主，而規模較大公司又是外資青睞對象而使此兩個指標與預期相反。

The fact that people prefer to hold domestic equities than foreign ones is still a puzzle for most economists. Although many factors are seemed to be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two factors, non-traded goods and transaction costs,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main ones to explain the puzzle. In spite of their importance, the question of which factor has better ability of explaining the puzzle has been the central issue among economists for a long period. In this paper, we will not only try to clarify the issue by examining the role of each factor playing in the puzzle, but also attempt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of disagreements among economists. A modern intranational macroeconomics approach will also be adopted to verify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Without surprise, it seems that a model with transaction costs has better ability to explain the puzzle since it's more general in classifying the tradability of go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