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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內政治的日趨民主化，民意調查已成為候選人瞭解民意、政府機構制訂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然而，民意調查結果的代表性一直受到質疑，有人懷疑它被有心人士操弄，也有人認為調查結果根本稱不上「反映民意」，因為總是有一群人寧願選擇靜默，對於任何問題，一概以「不知道」、「無意見」作答。 事實上，前人的研究已指出，這些「無反應」者可能會產生系統性的偏差，嚴重威脅調查結果的可信度。本研究為瞭解無反應者的人口學特徵，以及民意調查題目類型與無反應比率的關連，於是借用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於民國85年，所完成的調查結果，進行次級資料與內容分析。 研究發現，不同類型題目的無反應比率，確實有所差異。其中，無反應比率較高的題目內容多為硬性、抽象、敏感、和個人生活距離較遠的事務，如；選舉、政黨事務、兩岸關係、國際事務。相反的，無反應比率較低的題目，則多屬軟性、和個人生活距離近、民眾可親身感受的事務，如：民生育樂、教育、環保。 而在無反應者的人口學特徵方面，研究顯示，平均來說，男性的無反應比率是15.43，女性為23.83，女性約是男性的一倍半，且女性對政治成分較濃的題目，無反應比率明顯高於男性甚多，對教育類的軟性議題，則比男性顯得較有意見。 其次，在年齡部份，研究證實，隨著受訪者年齡的增加，無反應比率也跟著上揚，且各年齡群之間的差距有拉大的趨勢，六十歲以上者的無反應比率是33.08，幾乎是20到29歲者的三倍。有趣的是，年紀越輕者，對政府官員的聲望評估問題，有著越高的無反應比率，而年紀越長者，則對牽涉到國家發展的兩岸關係，國際事務議題，出現較多的「不知道」或「無意見」答案。 再看看題目類型與教育程度無反應的關連，本研究發現，大體而言，教育程度越高者，無反應比率越低，小學或以下受訪者的無反應比率為37.00，大學或以上者是8.27，前者為後者的四倍半左右。但須留意的是，專科和大學或以上者的無反應比率相當接近，僅差零點六個百分點。 不同教育程度者的無反應比率差異，同時表現在民調題目類型上。十分特別的是，學歷在高中以上者，對於首長聲望類的題目，有著較高比率的無反應，而小學或以下、大學或以上這兩個迥異的群體，卻同樣對環保議題有著較低的無反應比率。 此外，在籍貫方面，大陸籍受訪者的無反應比率最低，僅有13.50，遙遙領先閩南籍、客家籍與原住民，後三個族群的無反應比率則集中在20到24之間。其中，又以閩南籍與客家籍者，對各類民調題目的反應最為近似。 本研究還現了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唯獨在大陸籍受訪者當中，首長聲望類躍升為無反應比率較高的第二名題目，這在其他族群上未曾見到。 再談談政黨傾向部份，研究顯示，自認是無黨無派的「中立者」，無反應比率最高，依序才是傾向國民黨與民進黨者，而傾向新黨者的無反應比率最低。 同樣的，不同黨派立場的民眾，對於不同類型的題目，也有相異的無反應比率。再次以首長聲望類為例，傾向新黨與民進黨者對此類題目較為敏感，比起傾向國民黨者來說，無反應比率較高。換句話說，雖然新黨與民進黨的政治理念不同，但傾向這兩黨的受訪者，在題目類型和無反應比率差異的關連上，情況還挺類似。 至於在居住地與無反應的關連，研究發現，在調查的全省二十一個縣市中，台北市的無反應比率最低，僅有11.00，嘉義縣最高，為 35.29，其餘十九個縣市介於20到30之間。 最後，本研究還進行了互動效果分析，以瞭解各題目類型與人口學變項，以及居住地與其他人口學變項，是否是在無反應比率上產生交互作用，但結果顯示，並未有任何一項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因此沒有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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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兩岸的分治由於受到歷史不規則延續的影響，使得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問題愈來愈複雜，彼此之間的民族情感愈離愈遠。本文主要從民意調查的問卷題目以及官方陸委會的長期調查研究資料，來探討台灣民眾在1994∼2002年間統獨態度的變化情形及影響因素。並嘗試著從歷史文化淵源來認識台灣民眾的民族情結，從政治民主化過程來瞭解台灣民眾的追求目標，從國際利益角度來觀察台灣地位的處境變化，從個人成長背景來分析台灣民眾的思維表達。 台灣民眾統獨態度的結果會影響到國家認同的定位問題，「維持現狀」是大多數台灣民眾的選項，但現階段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在由上而下推動著「公民投票」制度，對於台灣民眾的統獨思維也會有相對性的影響；最後結果，不論是主張「中國統一」或是「台灣獨立」，只要是經由民主體制內完成的法制程序，都應該要給予同樣的尊重，只是此時也應該要將美國與中共的國際政治因素一併考量在內，而非單純由台灣的民粹情感來對抗中共的民族主義，以避免台海兩岸無謂的衝突。

當台灣一旦進行較大型的公職人員或民意代表選舉時，各個新聞媒體都會報導出其所獲得的民意調查結果，可見得媒體、民眾、政黨以及候選人，都會將民調當成很好的指標工具。 當我們獲知所公佈的民意調查資料時，都會看到報導幾乎抽樣樣本都在1000個左右，來說明其抽樣誤差約在3%。但是本文所探討的是，我們是否需要每次固定在1000個左右的樣本數，或許我們可以更快就可以看出結果，早一點讓決策者多一些時間做出決策，不但省下了多餘的時間，也可以節省相當多的金錢。 在本文中以民國八十七年的由全國意向民意調查中心所做的台北市長選舉意向調查為例，分別在五月和六月的兩次的訪問中，我們可以很清楚明顯的看出，當我們進行到六百個樣本數時，我們所訪問的資料已經出現相當穩定的結果，即使訪問更多的樣本數的樣本，對於結果的差異幾乎沒有影響，所以在此兩個例子中，我們可以在訪問過程中，就有足夠很好的證據去停止再抽樣訪問，可以和訪問完成一千多個樣本時才作決策時比較，我們可以省下三、四百個樣本數的訪問時間來思考做決策，也省下了三、四百個樣本數的成本來做其他的工作；若是並無法能夠獲得明確的結果，也是會做到原先設定的固定樣本數訪問法，一樣無法獲得相當好的結論，也是必須再繼續抽樣，才能夠看出更明顯的結果。 本文所探討的內容，並非每次訪問過程都是只要像例子中，只需六百個樣本左右即可，這是需視各個不同訪問的個案，也許訪問中各問項變動性太大，那麼就需要更多的樣本數來做觀測。

摘 要 隨著台灣民主化腳步越來越快，政治事務已變成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關心的話題。因為選舉結果關係到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所以選舉預測就成了候選人調整競選策略的依據，並且候選人也可以從選前訪問中獲得民意資訊，因此選舉預測在選舉期間就成了很重要的工作。 選舉預測主要是根據民意調查結果來施行，但是就歷次民意調查結果來看，往往有相當部分的受訪者甚至到選前三天仍然「尚未決定」或「不知道」支持哪一位候選人，其比例可能高達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因此這些「未回應」的受訪者投給哪一位候選人，會大大地影響到選舉預測結果，所以如何分配這些人將攸關選舉預測結果。在此次訪問中「未回應」的受訪者約佔全部受訪者的20％。 政治版圖模型是投票行為研究中的人文區位研究途徑（Ecological Approach）與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Socio-Pychological Approach）之組合；在「工具」方面混合使用選舉區域內的民意調查資料和整體資料，擷取兩種資料的優點。此模型較適用於不同政黨單一候選人競爭的選情單純縣市，但如果是同一政黨有多人參選，或者是各黨政治勢力會隨時間而有很大變化的地區，其預測效果可能就不太適用。一般而言，民意不可能是固守不變的，這些民意的改變可由民意調查中嗅出一些蛛絲馬跡，因此在做預測時加入現在的民意傾向作為分配未回應者的依據；並且，因為不同選情下應該會有不同投票率，因此在分配「未回應」受訪者時，除了加入民調的考量外，還有考慮到不同投票率的影響。

兩岸關係無法有效的開展與台灣各主要政黨的大陸政策的停滯，可以說是與大陸堅持「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有關。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民意的角度就台灣民眾希望的政治關係如何定位加以解析，而有別於其他研究是從兩岸政治精英的角度去探討兩岸問題；換言之，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研究，而非傳統的由上而下的探討。 本研究從民意長期資料中擷取「統獨態度」、「族群認同」、「一國兩制支持度」等三項資料，分析台灣民眾究竟希望兩岸關係如何定位，是「邦聯制」、「聯邦制」、「中程協議」或「歐盟模式」。從民意分析的結果，本研究認為民眾最希望的是先採行「邦聯制」，而在兩岸差距拉近以後，再思考如何進行整合工作，惟必須在不影響台灣2300萬民眾利益下才能接受，否則寧可「維持現狀」達到實質獨立或宣布台灣獨立。 另外，本研究利用系統論來解析民進黨政府在陳水扁總統第一任期及第二任期大陸政策的修正原因，並預測在第二任期中，大陸政策將逐漸往中間移動，亦即最多只維持實質獨立，而不再堅持「一邊一國」的論述，同樣的，泛藍陣營將會因為民意趨勢而與泛綠陣營的大陸政策趨同。 關鍵詞：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民意調查、統獨態度、族群認同、邦聯制

我國自1980年代以來，民主改革進程快速，程序性的的民主機制(procedural democracy)如公平的選舉與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已逐步建立，如何提昇民主品質已是朝野共同努力的續階任務。在不同的改革方向中，政策過程的公民參與以及民主審議已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與熱烈討論，不過目前學界主要仍停留在規範性的探討或實驗設計的階段，對於如何實踐審慎思辯式民主仍未有系統性的研究。為了落實公民審慎思辯的功能，James Fishkin提出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機制，希望有助於探求經過審慎思辯且具有代表性、值得聆聽的民意。為了探索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的操作過程以及參與者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態度是否發生轉變，本論文嘗試透過檢閱相關文獻，引介國外實施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的經驗外，並以「我國是否實施募兵制」之政策議題，對國立政治大學選修軍訓課的大學部學生進行審慎思辯式的民意調查。而本論文實驗結果發現，審慎思辯的過程不但使得參與者對議題認知更清楚，同時在資訊相對充分的情況下，部分參與者的政治偏好將與資訊較為缺乏的情況下有所不同，此結果無異強化對於民眾無知的悲觀主義者論點，也就是民眾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其真正偏好往往受到各種環境因素的扭曲，而無法適切的表達。 故本論文主張，現階段我國可以從大都會的社區進行審慎思辯式的民意調查，因為在這些地區資訊流通較為快速，比較能進行精緻的對話；同時，可結合超然的民間團體、學術單位以及媒體的力量，針對大家共同關切而具有爭議性的議題，舉辦審慎思辯式的民意調查；最後，可利用網路民主機制，作為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的另一種介面與途徑。總之，不論採用哪種方式蒐集民意，唯有確實履踐審慎思辯的精神，才能還給人民在民主政治下真正的聲音與力量。

政府機關委外執行民意調查已成為民主國家治理的趨勢之一；但民意調查的高度專業性和特殊性質，導致過程中有許多「看不見的黑手」介入的機會，故如何監督、控制民調的品質以確保信效度遂成為一項重要課題。全國各級政府機關中，以台北市在委外執行民調業務上的規定最為公開、完備，不僅訂有專法，更獨步全國成立「民意調查諮詢委員會」，協助各局處在委外執行民調過程中把關調查品質、解決問題。在這種「一個委託人（委託局處）、兩個代理人（執行廠商和民調諮詢委員）」的架構之下，本研究從交易成本理論出發，探討台北市的委託局處在這套委外與審查機制下必須付出的交易成本類型、背後的影響因素、與調查品質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深度訪談5位民調諮詢委員、5個委託局處、研考會和4家執行民調的廠商共17人次，輔以次級資料分析，發現各局處在委外執行民調過程中的作法、程序和重視程度皆不一，付出的交易成本類型眾多，其中的「事前審查成本」、「搜尋廠商成本」、「事後審查成本」、「控制成本」在邏輯關係上較能對應後續之民調品質，其多寡深受「委託局處的重視程度」、「廠商的執行能力」影響。此外，為提昇調查品質，委託局處若付出較多事前成本（包括：事前審查成本和搜尋廠商成本）後能先行把關委託局處的需求與調查規格，且規模比起事後成本（包括控制成本、事後審查成本）來說較為減少許多，對調查品質將有正面影響；若未付出事前審查成本，則需於決標後耗費更多時間、精力與資源才有辦法確保調查品質。 然而，研究結果卻顯示民調諮詢委員會不見得能達到提昇調查品質的目的，仍有執行能力不佳、圖謀不軌的廠商無法達到審查委員的要求而遭到解約。因此，本研究歸納「民調諮詢委員會」兩項主要的缺失，包括未能事前把關調查規格與執行預算之間的合理性，無法克服「逆向選擇」執行廠商的問題；加上定位不明，難以保證可以完全發揮把關之功能與職責，委託局處未必完全依照委員的意見來要求廠商修正，以致淪為無人負責的窘境。 最後，本研究提出主要的政策建議，包括研考會的角色應更加積極、強化，確立民調諮詢委員會的定位，嚴肅思考業界委員協助審查的必要性，民調諮詢委員協助審查調查案的預算編列和招標文件；委託局處需掌握整個流程和民調諮詢委員的功能，顧及調查規格和預算的合理性並不以預算為唯一考量，與民調諮詢委員、執行廠商和研考會保持密切關係。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電話調查方法的發展。 第三章: 電話訪問和造府訪問的比較。 第四章: 研究設計。其中包括七節: (一) 資源、 (二) 抽樣、( 三) 問卷、 (四) 訪問、 (五) 分析、 (六) 預算、 (七) 實例與理論的綜合比較。 第五章: 建議與未來展望。 第六章: 結論與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