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者對「經濟規模」之理論及實證研究不勝枚舉，然其研究之方法及對象僅止於 比較同業廠商之間利潤或投資報酬率，而逕得該產業廠商之「經濟規模」，並未對該 廠商背後之各項生產因素作個別分析，而後再加以整合，以求得「如何」達到「經濟 規模」，而獲得規模經濟。 本研究擬以產業特性較單純之液化石油氣分銷商產業為例，探討各項生產因素－－人 員、設備、土地－－之成本，及顧客到達頻率分佈情況，再利用等候線理論、存貨理 論加以分析，以求得在各種不同的顧客滿意水準之下，城市、市郊、鄉村各不同地區 之分銷商的「經濟規模」，及其各項生產因素之配置，以供分銷商之參考。

本論文合為一冊，計分六章十一節，約十萬五千字，目的在探討課徵個人所得稅所引 起之福利損失問題，傳統的理論以為，個人所得稅具有中立性，對資源配置不會產生 扭曲。這種說法曾廣為接受，直到一九五一年，I.M.D.Iittle始對之提出質疑；隨後 A.C.Harberger 更從事實際的估計。如今，已沒有人會再相信個人所得稅的課徵不會 制造福利損失了。雖然如此，如何估計是項福利損失？迄今仍是困難重重，有待開發 。本文除了從事估計方法的探討與建立外，並運用台灣的資料實際予以估算。結果顯 示，個人所得稅對勞動所得課稅所引起的福利損失固值重視，但各種優惠所得與設算 房租免稅所造成的福利損失，更數倍於前者，然而卻由於估計之困難而為學者們所忽 略。

高等教育學政策之釐定，因觀點之差異，而產生高低學費之爭議。實際上，高等教育 學費問題，應從學生家長負擔能力、政府或學校財政狀況以及教育成本與效益等方面 綜合研討。本文即搜集這方面統計資料加以實證分析，且依據教育經濟理論，以探究 學費水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為教育經濟理論之介紹，從公平面及 效率面論高等教育。第三章為高等教育學生家庭背景分析，從全國各公私立大學及專 科學校抽出二萬八千餘份樣本，以家長所得、家長職業及教育程度三變數，分析其家 庭背景。第四章為教育投資報酬率之衡量，先分析成本，包括大專生之單位成本，近 五年來之收費標準等，其次分析其效益，最後為報酬率之估計。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

本文係針對有關聯合成本及轉撥計價之各種重要分攤方法, 就其理論及行為面作一剖 析, 以期減少分攤問題在管理決策中導致的困擾, 全文約六萬餘言, 共分七章廿二節 , 茲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目的及方法, 並對本文結構及限制作簡明介紹。 第二章分攤問題之探討。說明分攤問題之根源及種類, 及在管理會計中扮演的角色。 其次簡介「行為一致」觀念, 以作為分攤方法比較之基準。 第三章聯合成本分攤方法之介紹。指出聯合成本之定義及必要的假設, 例舉邊際法、 淨變現值法及夏普利法等之應用, 對最近若干學者如勞德貝、莫瑞所建議之分攤方法 亦作介紹。 第四章聯合成本分攤之行為面分析。以「行為一致」基準評估各種聯合成本分攤方法 , 並作彙總比較。 第五章轉撥計價方法之介紹。敘述轉撥計價之重要性, 就經濟模式法、數學規劃法及 議價法等常用方法之理論及應用, 作一簡介。 第六章轉撥計價之行為面分析。針對前章所介紹之轉撥計價方法, 在維持部門自主權 、評估部門和經理人員績效以及其他可能的決策行為上所發生之問題, 詳加剖析。 第七章結論及建議。將本文各章之分析結果作一總結, 並提出建議事項。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討論商品貨幣制度與法定貨幣制度之原因及採用何種方法來 探討。 第二章：有關文獻的評介：區分二部門模型與北歐模型和商品貨幣與法定貨幣之有關 文獻加以簡略說明，並加以說明其缺陷。 第三章：商品貨幣模型：設立模型且加以解釋，並探討其性質，最後與有關文獻作一 比較。 第四章：法定貨幣模型：設立模型且加以解釋，並探討其性質，最後與有關文獻作一 比較。 第五章：結論：對商品貨幣和法定貨幣二模型之性質作一比較，並且依成本面、物價 穩定和所得分配三方面來討論那種貨幣制度比較優良。

本文以新經濟地理模型為研究架構，針對國際資本流動與經濟聚集現象進行探討。新經濟地理利用Dixit and Stiglitz (1977)模型技巧，假設消費者具有多樣化偏好、生產技術具有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與市場結構為Chamberlin式的獨占性競爭等特徵，應用在經濟活動的空間決策問題上，建構合乎理性行為模式的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延伸新經濟地理模型的假設；將生產函數分為互補與替代兩種型態，並將生產要素區分為可於國際間移動的國際要素，與不能於國際間移動的國內要素兩類，並考慮各國國內要素市場的供給情況、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相對調整速度、與生產技術中要素產出彈性等因素，對資本在國際間配置均衡與廠商在國際間生產區位選擇的影響。 利用數值方法本文研究結果發現：新經濟地理中降低國際間的貿易成本或區域間的運輸成本將促使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產生聚集的傳統命題，只是本文模型中的特例；唯有在生產要素彼此互補、各國國內要素市場供給彈性無窮大、且不引起要素價格上漲的條件下才能成立。當我們考慮更廣泛的各國國內要素市場供給條件時，國內要素供給條件將會對國際要素的移動產生制約、則上述命題不再成立。此外，我們發現國際經濟活動空間分佈上的聚集或分散，除了與各國國內要素的供給情況有關之外，尚關係到生產要素彼此之間的替代性或互補性、要素市場與商品市場彼此間的相對調整速度、與生產技術中要素產出彈性的相對大小等。因此，本文的研究指出貿易成本的高低只是影響經濟活動空間上聚集或分散的因素之一，經濟活動是否聚集或分散並無必然性，需考慮生產技術的型態、各國國內要素的供給條件、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相對調整速度、與各國市場規模的大小與分佈等因素，彼此之間交互影響的淨效果才能看出端倪。

本研究主要以個案公司為例，評析該公司在經營管理策略制定、營業預算編製、投資分析、經營流程再造、作業基礎成本制度及標竿學習等方面的各項作為，並說明其效益，以提供企業建立健全財務管理制度的參考。

由於我國對於土地資源的規劃係採取使用分區管制之精神，規範各類土地之使用強度，在產業結構變遷的環境下，透過土地變更使用以調劑土地資源的經濟供給量，已為不可避免之趨勢。在經濟法則之下，各類活動所需用之土地資源，大都經由收益能力相對較低之農業使用土地變更使用而來，即由於經濟發展及各項重大建設計畫之土地需求，農地變更使用之數量持續增加。為此，政府於民國八十四年「農地釋出方案」中提出農地釋出之政策，期以擴大土地使用供給量來平抑房地產價格。 然農地大量釋出政策之影響廣泛，若無法公平合理的管制並改善有關課題，恐將形成變更熱潮、滋生投機炒作及社會不公平等問題。政府為因應農業政策與土地變更回饋符合社會公平之議，對相關土地變更回饋法規作了幾番檢討與修正，但實施成效仍引發不少爭議，對於這種制度上的問題，由於立法政策的形成過程先於制度本身之良窳問題，吾人或許可以從立法形成過程去探究，並分析其對整個土地變更回饋制度變遷的影響。 因此本文擬從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觀點，先揭示土地變更回饋制度變遷過程之歷史背景，以探討土地變更回饋制度之立法決策過程及制度變遷的過程，俾了解政策及措施是如何決定的？以及影響政策措施良窳的因素為何？並藉以釐清當前土地變更回饋制度的問題，期能提供施政與立法方向之參考。 研究發現土地變更回饋制度在「變更負擔義務」與「變更增值利益回饋」兩個基本理念交錯發展作用下，雖已在國內相關法制中得到確立，惟卻不免造成法規紊亂，以及政府與業者之執行成本、衡量與蒐集訊息成本增加，致制度之運作成本甚高。政府部門在此結構壓力下，遂欲逐步將「變更增值利益回饋」理念下的法規區隔開並回歸土地增值稅制規範之，並配合「行政程序法」之頒布施行釐整法規紊亂情形。然而「農地」變更回饋制度卻因產業結構變動與政府財政結構惡化下等數種因素，形塑了農地變更回饋制度仍維持著「變更增值利益」回饋農業理念之制度路徑，相異於內政部主導之「變更負擔義務」理念的回饋制度政策方向，以致於整個土地變更回饋制度中仍存在著部分理念規範與土地增值稅內涵重疊之情形。最後，改善制度的建議，依理論觀點則宜從制度法制化與資訊透明化之強化，以及加強「充分反映」社會資源結構與「公共選擇程序」的改進等幾個方面來著手。

我國行政院之行政組織權，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三款的規定下，長期以來由立法院藉法律保留「持有」這項權力。直到民國八十六年第四次修憲，受到政府再造潮流之影響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四項規定由立法院針對行政組織權限相關事項，進行「準則性立法」。同時，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也規定，讓三、四級機關可不受法律保留原則的拘束。然而這項規定是否打破長期以來的均衡態勢，又或只是訓示規定，就成為本篇論文研究的焦點。 本文藉由憲法解釋先尋覓出符合憲法文本體制的行政組織權歸屬方式，以判斷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草案，不讓行政院轄下的各部會--亦即所謂的二級機關--脫離法律保留原則，這項規定是否合憲。再區分「二級機關法定化」與「二級機關去法定化」兩項方案，藉由統治成本判斷，以目前的憲政環境，究竟採取何種方案能夠達成修憲者所要求的政府效能。

本論文探討公司負債到期結構的實證決定因素。本研究首先選取台灣一般製造業104家樣本，使用複迴歸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此104家樣本公司市價對帳面價值比與實質稅率的係數估計值為負，證明高成長和高預期代理成本的公司，擁有長於三年到期結構負債的比率顯著的較低，驗證資訊不對稱程度較高的企業較不偏好長期負債的假說，並與理論的預測相同。對於負債到期結構之其他三項決定因素，即資產年限、變異性、與超額盈餘而言，結果和假說理論及國外實證研究結果不合，無法驗證資產與負債年限相配之假說，同時以負債到期結構與超額盈餘傳遞訊息假說之理論亦無法成立。由於此六項決定因素皆不具統計顯著性，故而再選取電子業31家樣本進行實證研究。此上市公司電子業31家的實證結果支持代理成本與負債到期結構之間具有負相關的假說，以及企業會配合公司資產年限和負債到期結構的相配假說；然而，實證結果無法驗證此31家電子產業的負債到期結構與企業規模呈現正相關，也無法驗證負債到期結構和公司價值的變異性、超額報酬具有負相關的假說。此外，研究結果並不支持稅負會影響負債到期結構的說法，以及企業會利用負債到期結構發佈訊息的假設。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by exploring the possib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firm’s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and six firm-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agency-related costs, size, signaling, asset maturity, taxes and variability. This is done by test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first using a cross-sectional data set of 104 non-financial Taiwan firms, and then using a data set of 31 Taiwan electronic firms.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on the 104 non-financial Taiwan firms shows that agency-costs, asset-maturity and taxes exert negative impacts on debt maturity, while size, variability and abcdrmal profit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debt maturity. However, none of these determinants are significant on the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decisions. As for the 31 Taiwan electronic firms, the evidence lends considerable support to the prediction that the impact of agency-costs on debt maturity is negative. The findings als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notion that these firms match the maturity of their debt to that of their assets. Though firm siz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ebt maturity, it is not a significant determina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provides no evidence that taxes and volatility of firm value affect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Final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not supportive of the signaling hypothesis that Taiwan electronic firms use their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to signal information to the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