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新興科技的演進有其發展軌跡，從一個主導性技術的產生、設計配置、技術體制結構、到技術典範的形塑，當新技術和舊有的科技典範產生斷裂的現象，主導性技術的演化與移轉將對廠商既有資源基礎的價值產生侵蝕性的影響，而由於技術存在於互補性資產更為廣泛的系統之中，因而支援性或是互補性資產的價值，亦隨之產生變化，並對廠商交易統轄結構產生結構性的影響。 本研究針試圖以行動通訊產業為樣本產業，透過不同價值組態的領導廠商個案研究，了解廠商在面對技術典範移轉的產業重大轉折時，如何立足於既有的資源基礎之上，選擇不同的交易統轄結構與機制，兼顧能耐維繫與降低交易成本，強化其競爭力、形塑新的產業形貌。易言之，本研究探索的主題有二：一是探討廠商資源基礎與交易特性對交易統轄機制選擇的影響；二是描繪廠商交易統轄機制選擇對產業價值鏈構形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垂直整合統轄結構有利技術典範移轉時技術與服務的創新，然而舊有的技術典範可能使得既有廠商產生組織或互補性資產的僵固性(stickiness)，不利廠商轉型。價值網絡型態之技術前沿廠商廠商藉由領先技術的專利權維繫其資源獨特性與專屬性，採取準垂直整合交易統轄模式，因而得以具備垂直整合的效率，同時維持組織與互補性資產的彈性。 價值鏈型態之技術前沿廠商採取雙邊支配模式，與上游關鍵性合作夥伴共同持續投入專質型資產，從價值創造、利潤最大化著眼，促成雙方穩定而長期的交易關係。而在既有的技術典範中，隨著技術成熟與產品介面標準化，環境不確定性降低，投資專屬資產營造保護的成本亦隨之下降，市場統轄模式通常較具有效率，並鼓勵外部廠商投資專質性資產與建立廠商間競爭機制，可有效降低廠商行為的不確定性所產生的交易成本。 技術跟隨型價值鏈型態廠商所銷售的產品多為市場主流，難以差異化，競爭關鍵在於效率最大化，垂直整合並不一定可以創造競爭優勢，反之，隨著專業分工廠商競爭力的提升，垂直分工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同時，技術跟隨型廠商資源外溢隔離機制的設計難度較高，因而採取核心價值活動內部化搭配市場支配並行之統轄機制。市場支配可降低標準產品的交易成本，以強化廠商的價格競爭力。 價值店型態廠商，解決顧客問題為其主要價值。技術前沿的價值店型態廠商為了促成新的技術典範的形塑，除了提供新的技術和配套的技術解決方案之外，並且關照新興價值鏈環節的缺口，運用其資源基礎延伸價值活動，提供中介平台，以三邊支配的統轄模式，降低廠商特用性資產的投入與環境不確定性，加速產業創新。 關鍵字：價值鏈、價值店、價值網絡、資源基礎觀點、交易成本理論

自國際間的競爭愈來愈烈的狀況下，許多企業至國外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以增加本身的競爭力，如何增加多國籍籍企業的競爭力以成為當今重要的議題之一。運用何種策略有助於企業的現行狀況，在策略的運用之下使企業得以發揮最大的功效。此策略對於未來的發展是否仍有功效，策略是否繼續延用，皆值得探討。 本研究方法為個案公司分析，閱讀其個案公司公開資料資料，主要包含公開資訊觀測站的公開資訊包含財務報表、公開說明書、年報、重大訊息等公開資訊，而相關的資料，包含產業資料、產業現況、產業發展等各項資料。透過個案具體列舉各項策略經營策略及對於個案對象之影響，以及可能衍生之各項議題，作為深入探討本研究主題之依據。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多國籍企業之運用策略，包含該個案公司的產業特性及同業比較品牌定位優勢，如何運用策略完成企業預期的目標。本論文分析該個案公司以市場區隔策略以藍海策略作為發展，不拘泥於興建市場的區域，為個案公司開創新契機，至低成本國家設立子公司，執行低成本策略，以穩定個案公司獲利，致力於製程上及新品上研究發展，施行專業化策略，以差異化策略完成公司預期的目標，使得個案公司持續穩定獲利及業績向上成長，以支持運用策略之奏效。

近年來台灣國人十大死因以慢性疾病為主，其中惡性腫瘤（俗稱之癌症）自1982年起已連續32年位居國人死因首位；而在台灣人民所罹患之惡性腫瘤中，女性乳癌為發生率最高之病症。本研究自國衛院全民健保資料庫所提供之2005承保抽樣歸人檔，使用承保資料檔（ID）、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細檔（DD）、住院醫療費用醫令清單明細檔（DO）、門診處方及治療明細檔（CD）、門診處方醫令明細檔（OO），對台灣女性乳癌患者進行病症相關分析，以國際疾病分類號的病症編號，挑選診斷代碼為174到1749，共10種類型之女性乳癌診斷結果之患者資料，藉由從2005年至2011年的資料，逐年分析其乳癌患者年齡分佈及患症趨勢、就醫後門診與住院所使用之相關診療方式、所花費之成本，進行資料彙整與分析，並分析乳房造影術及超音波兩種診療方式篩檢乳癌之成效，以及利用歷年資料推估未來一年的罹癌人數與死亡人數。 　　本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女性乳癌患者主要在40歲以上，好發年齡層為40～59歲之間，乳癌之盛行率逐年漸增，但死亡率卻無特別趨勢。門診部份，費用集中於用藥明細與診療明細點數，並以50～59歲為花費最高的年齡層；門診的診療方式主要以乳癌篩檢的項目為主。住院方面，費用集中在葯費、檢查費、病房費與手術費，各年齡層各年花費的波動很大，但主要以40歲以上的三組年齡層花費比例較高；而住院的診療方式則是以切除乳房的手術為主。乳房造影術與超音波在50～59及60歲以上兩組年齡層的篩檢率最高。在估計未來一年患病與死亡人數上，利用類似中央極限定理概念的CLT法以及無母數的拔靴法兩種方式來估計，其中以CLT法的估計方式對未來的人數估計較為準確。

全球化發展及產業結構轉型，造成都市計畫工業土地需求降低，導致工業土地閒置。再者，因都市地區快速發展，都會區住宅需求增加，房價高漲，致引發開發商對取得成本相對較低之都市計畫工業土地開發動機。土地開發過程中，自土地取得、規劃、興建等一連串交易行為所衍生之交易成本不容小覷。當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財產權得被清楚界定，故賦予財產權予任何人，資源分配結果均不會受影響，此時透過私下協商即可達最有效率之使用，無需政府干預。然在現實生活中，交易成本大於零，使得財產權界定困難度增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界定了土地財產權，致開發商為尋求更大租利，而藉由尋租行為改變土地使用管制環境，進而影響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決策與財產權結構。 　　本研究從交易成本理論探討開發商就都市計畫工業土地轉變使用開發架構選擇，藉由就新北市都市計畫工業土地轉變使用與交易成本分析，瞭解開發商就該等土地進行開發時，採取合法或違規轉變使用開發架構選擇及其交易成本暨交易特性。再自土地開發過程、財產權界定、尋租及交易成本理論等相關文獻回顧及所蒐集之新北市都市計畫工業土地轉變使用建案資料中，選取適當變數，建立Logistic迴歸模型。經實證測試結果，影響開發商就都市計畫工業土地轉變使用開發架構選擇因素為建案規模之戶數、總樓地板面積、交易特性中資產特殊性之開發時機及時間之存續時間。最後，依據本研究成果，提供政府機關於管制都市計畫工業土地轉變使用之參考。 /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e demand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decreased, leaving the industrial land unused. Moreover,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urban areas, the housing requirements in metropolis increased and the price rose highly, triggering off the motive for developers exploiting relatively low cost urban industrial l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land development, the transaction cost deriving from a series of trade behaviors including the acquisition of land, planning, construction is high. When the transaction cost turned zero, the property right should be defined obviously; therefore, the property right endued with anyone and the resource-allocation consequence won’t be influenced.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it can reach the most efficient using via private negotiation, without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However, the transaction cost is greater than zero in the real life, leading the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 too difficultly. Zoning defined the land property right.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benefits, the developers change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of land use by rent seeking and then affect the decision of zon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property righ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evelopers’ choices for converse structure of the urban industrial land based 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ccording to the New Taipei City conversing use of the urban industrial land and the transaction cost, we could analyzed the developers adopted legal or illegal choices for conversing the exploitative structure and its transaction cost of trade characteristic. Furthermore, the study selects the appropriate variables to establish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from the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s such as the process of land development, property right definition, rent seeking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the collected data of the New Taipei City. After actual proof, the factors influence developers’ choices for conversing the use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including the household scale of building project, total floor areas, the development timing and durations of asset specificity for trade characteristic. Lastly, this study will be a reference to provide government in controlling conversion the use of urban industrial land.

本文利用隨機控制理論，延續Chang et al. ( 2002 )，採用總和精算成本法，考慮提撥率風險( Haberman and Sung ( 1994 ) )極小的情況下，推導確定給付退休基金之最適提撥與資產配置策略封閉解，資產配置部分考慮股票市場投資組合、永續債券、現金三種部位。 套用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第四次精算報告之數據，透過Matlab重覆模擬1,000次，數值結果如下： 1.正常成本與提撥金額呈遞增趨勢，且兩數據差距甚小，符合風險評估函數所設定之提撥率風險極小化的要求。十年控制期間中，正常成本成長5.32倍，從1.03億增加至5.49億；提撥金額成長16.65倍，從0.33億增加至5.56億。275期以前正常成本大於提撥；275之後提撥大於正常成本。 2.初期提撥金額小於給付金額，且投資報酬不足以彌補其差額，因此造成基金規模縮小，但由於提撥金額成長速率大於給付支出，使得基金規模下降程度趨緩，隨後開始穩定成長。十年控制期間中，基金規模從起始的1,000億下降至840億，再上升至約1,314億。 3.股票與債券之持有或放空的部位越多，基金報酬率波動越大，基金規模越大時，可承擔風險的容量增加，因此傾向高風險投資；基金規模越小時，風險承受度變小，所以投資策略反而趨向保守。股票最多持有99.18%、放空90%；債券最多持有293.5%、放空140.14%。 / In this study, we continue using the model of Chang et al. ( 2002 ), which is based on stochastic control theory to study the dynamic funding policy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for 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s. The model includes three investable assets: stock market portfolio, consol bond, and cash. We apply “Aggregate Actuarial Cost Method,” so only the contribution rate risk proposed in Haberman and Sung ( 1994 ) is considered when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we analyzed the data from Taiwan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Tai-PERS)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contribution and asset allocation through the proposed model and arrived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1.The trend of increasing normal cost and contribution as well as the small disparity tal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minimum contribution risk as defined in the loss function. 2.In the beginning, 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and contribution are insufficient to cover the benefit payment, causing the fund level to shrink; but as the rate of contribution increases over time and surpasses the benefit payments, the fund level will cease to shrink, and start to grow gradually. 3.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und level and the risk of investment. In other words, the larger the size of the fund level,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of holding or short selling risky assets.

我國國立大學預算制度，從過去公務預算時期政府「全額補助」，到目前校務基金預算制度下政府「部分負擔」，歷經極大的變革。什麼樣的壓力導致這樣的變革？變革的結果如何？本研究嘗試利用制度經濟學財產權和交易成本的分析架構，分析台灣國立大學從公務預算制度到校務基金預算制度，制度變革的過程及其成果。 首先，經由探究政府遷台之後，高等教育法規的重要沿革及教育政策的演進，建構出形塑整個高等教育發展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從正式規則觀之，面臨外在環境的壓力，高等教育法規不斷地修正或制定；從非正式規則觀之，「經濟性的再製功能」與「意識型態方面的再製功能」，長久以來主導整個高等教育政策的演進。 對於整個外部環境脈絡有所瞭解之後，本研究進一步從「財產權」及「交易成本」的觀點切入。從財產權三要素（排他、可移轉、憲法的保證）觀之，公務預算制度下國立大學的經費特性均不符合，校務基金預算制度下則明顯較為契合，過去對於公務預算制度下經費使用的質疑，由此可得到新的詮釋觀點。從「交易成本」的角度觀之，本研究比較國立大學預算制度變革前後，國立大學運作成本（包括監督和管理成本）及制度變革成本（主要為設立成本及利益團體互動成本），發現採行校務基金預算制度之下，甚為可觀的交易成本在進行績效評估時，相當程度地被忽略了，這樣的忽視會造成在評估新制度的績效時的過度高估。 透過國立大學「財源結構」及「相關教育品質」的統計分析，證實在校務基金實施之後，國立大學的財源結構確實產生了顯著的改變，「多元、彈性、自主」的目標有所達成。然而這樣的成果付出怎樣的代價？相關的教育品質並不全然正面回應，也就是說，目標的達成很可能是以品質的犧牲為代價，本研究認為，這樣的後果相當程度是忽視交易成本所致。 本研究從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架構，檢視我國國立大學預算制度變革的過程及成果，雖然在分析中未能賦予交易成本一個「真正的數值」，藉由突顯交易成本的具體存在，彰顯在評估制度變革的成果時，交易成本扮演的重要性，以及忽視交易成本可能造成過度樂觀的後果。

晚近對於應否將金融服務納入消費稅基，及其稅率如何訂定的相關討論，大都從“金融服務為非最終消費”的角度出發，然而這樣觀點並不適用於所有種類之金融服務；將全部的金融服務視為一體來探討此一課題並不恰當，其結果也可能有所偏頗。 此外，以消費者的個人效用極大化問題來討論將金融服務納入消費稅基雖為正確作法，但卻忽略了政府在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消費者行為可能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影響。Rousslang（2002）認為，由於政府也是金融服務的使用者之一，而所面對的使用成本卻可能與消費者不同，在此種模型下，個人追求效用極大的行為會經由不同的租稅政策而產生不同的社會成本。 本文以Rousslang（2002）為基礎，將金融服務的性質分為最終消費與非最終消費兩種，研究發現，在金融課稅採總額型下，金融服務應否課稅及其稅率高低，與政府使用金融服務的成本，以及非最終消費性質之金融服務佔整體服務之比例息息相關。 此外，不同的課稅方式可能會對私人選擇及社會成本有不同的影響 ，進而影響最適租稅政策。吾人試圖將模型延伸，將金融課稅改為加值型，並與總額型之結果作一比較，結果發現：當政府與私人面對相同的金融服務使用成本時，兩者最適稅率之訂定相同，而當政府使用金融服務不需付費時，加值稅制下最適稅率之訂定會受金融機構本身生產成本及報酬的影響。

我國投信在93年底時共發行有466支基金，資產淨值達新台幣貳兆肆仟捌佰餘億元，已成為一般投資人主要的投資工具。 共同基金的報酬具有不確定性，費用卻需持續支付，對基金績效造成負面影響。 本研究利用超對數成本模型，對91年至93年均存在之238檔開放式股票型、平衡型及債券型基金的費用作實證分析，基金費用包括經理費、保管費及其他項費用。 研究結果顯示基金的費用存在規模經濟的效果，且經理費為主要的規模經濟來源。 研究結果同時顯示基金費用具學習曲線的效果，且隨投信公司同類型其他基金規模的增加而下降。 本研究因此建議投資人在選定投資之基金類型後，在該類型基金中挑選規模較大者，應是較有利的選擇。 同時建議基金公司應考慮對旗下同類型之基金加以合併，使基金規模擴大後費用率得以降低，以嘉惠投資人。

本文主要在探討政府如何透過各種不同的政策，來影響失業保險信託基金的調整機制，使失業保險信託基金於高失業率的經濟蕭條期不須向外借款。所得到的結果是，平均保費收入因為經驗費率制的採行，所以調整機制效果明顯。另外給付率水準亦具有調整機制，此點表示給付率水準的多寡決定於基金的餘額水準，且其效果也非常顯著；而失業給付期間則是不具有調整機制，其效果不是絶對顯著。另外每週實際領取失業給付人數占每週失業人數之比例以及攸關給付人數的行政行為變數，則都顯示州政府會預先訂定較嚴苛的給付條件和審慎行政行為來減少給付支出，而非隨著基金餘額大小來調整其給付條件和行政行為。除此之外，所在的區域位置以及政府的政黨屬性確實也都會對基金餘額多寡造成影響。整體而言，目前避免基金餘額過低、發生赤字而需要借款的機制，政府傾向由給付與收入兩面一起著手，而給付面主要是以資格的限制來減少支出。

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的產品提供，未來會往「硬體原件銷售」（Component Products）與「整體解決方案」（Solution Products）兩大方向去經營發展，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若想要推廣含有其硬體原件的「整體解決方案」時，面臨的一個『Make』（自製策略：硬體製造商專精硬體的研發，而SI和VAR專精於軟體知識與整合技術）與『Buy』（外包策略：即硬體製造商專注於硬體效能提升，軟體及整合部分交給SI、VAR和軟體廠商）之選擇。本研究即以此為出發點，以研華科技為個案研究的對象，使用邱志聖博士的四C架構，分析探討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的不同通路合作方案對其與通路商之間交易成本的影響。 本研究以探索性研究的方式，透過實際個案公司的人員訪談，輔以文獻佐 證，進行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自己直接接觸最終使用者（即自製策略，Make）或使用通路商去接觸最終使用者（即外包策略，Buy）的4C分析；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採取的通路策略對「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與通路商關係」交易成本之4C分析與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採取的通路策略對「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與最終使用者關係」交易成本之4C分析。此外，考量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面對的顧客是來自不同產業和不同國家，因此本研究把國家差異因素納入考量作一討論，發展了六項相關命題，並給予工業自動化硬體廠商對通路商採取的通路策略之建議。總結而言，未來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除了繼續加強硬體原件的性能，也可以與SI和VAR一起合作提供整體解決方案，並且針對不同種類的通路商，設計不同合作方案，給予不同的激勵制度；加強建立與SI、VAR之間的專屬資產，使專屬陷入成本提高；並且也要努力下降最終使用者的道德危機成本。此外工業自動化硬體製造商應該多舉辦可以同時與「通路商」與「最終使用者」建立關係的活動，最後，工業自動化製造商在進入國際市場時，也應多善用通路商來了解當地特色，選擇最適通路經營策略，獲取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