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討日本航空自衛隊發展新型戰機，瞭解新型戰機應具備科技、日本航空科技發展/能力及最可能採購部署機型，同時觀察中共空軍發展及駐日美軍兵力部署，研判日本強化空中戰力對兩岸空軍可能產生之影響，並將研究發現做成建議供我空軍建軍備戰參考。 未來戰爭將超出傳統戰爭型態，但發展航太與制天權涉及範圍廣泛，需視科技發展而定難以推估，故爭取「空優」仍為作戰主軸並持續扮演主要制衡武力角色。由探討戰機科技發展狀況，綜合整理新型戰機應具備匿蹤、超音速巡航、指管及大量傳輸、精準打擊、向量推力、先進整合電子系統及材料科學等七項重要科技。且根據採購成本(100架)、取得可能性、服役期程、性能(７項科技)分析利弊，研判日本可能採購部署戰機依序為F-22A、心神(F-X)、F-15FX、F-35、F/A-18E/F及歐洲戰機，而未來日本航空戰力可能由F-22A或心神、F-15FX及F-2 戰機組成。惟日本未來仍可能要求美國出售F-35B型戰機，強化其戰力。 由日本已具備及發展中之航空科技，比較中、日與我空軍戰機服役期程，發現日本已具備自行研發第5代戰機能力，可能於2015~ 2017年發展出新型戰機，2015~2020年完成部署後將改變東亞航空戰力態勢。中共空軍有可能於2025年後部署第5代戰機，屆時相對於中共、日本，我空中戰力又將回歸1990年代初期最為薄弱階段，駐日美軍將持續扮演平衡戰力的角色；我國計劃採購之F-16C/D型機戰力將不足以對抗中共／或與日本可能發生之衝突。我應採計畫作為，有效區隔現役戰機除役期程，另積極爭取有利於我空防安全之F-35B戰機，並藉由與他國交流獲取最新作戰觀念、強化飛行人員訓練，並利用授權生產獲得技術轉移、落實工業基礎建設，最後學習美軍軍事事務轉型概念，從組織、文化上徹底改革，找出核心戰力、積極培訓人才、化科技為戰力、有效執行聯合作戰發揮總體戰力，讓敵人不敢輕視相對戰力較弱的我國。

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必須建立正當防衛的武力及恐嚇力量，而武力的建力除了必須有足夠的財力支援外，最重要的就是必須有適質、適量的兵員及相當的人力資源以組成軍隊，因此必須建立人力使用的制度，使國民公平合理的分擔兵役。兵役制度的健全與否，直接影響軍隊素質的高低和數量的多寡，間接影響戰爭的勝敗和國家的興亡。因此，古今中外的國家依據其國家的領土特性、人口狀況、經濟條件、敵國的威脅程度，以及研判未來戰爭的型態來決定兵役制度，在前述幾項條件改變時，如果不能及時修正或改變兵役制度，在戰場上面對敵人時，就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甚至亡國滅種的危險。 兵役制度隨著國家及其軍隊的形成而產生，又隨著國家的經濟狀況、政治制度和需要而發展變化。其作用在達成國家之安全目的，維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免除他國武裝侵略之可能，一如國之藩籬屏障，欲達成此一目的，自必當有強大精幹之國防武力。但如何維持強大之國防武力，且兼顧國家經濟發展與各項投資之平衡等種種要求，達到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之多重目標，則必須從制定完善之兵役制度處著手。兵役制度是所有軍事及國防體制中最為基礎者，其並非僅消極性地止於踐履憲法中所規定人民有服兵役之義務而已。反之。其積極性的目的，在於完成軍事制度之基本制度角色，使軍事制度奠定穩固不移的磐石，從而達成國家安全目的，此為研究兵役制度之神聖使命。 兵役制度的發展，為軍事人力資源管理的基石，自然也是變革中的一環。如何選擇適當兵役類型，俾兼顧公平、效益與質量原則，有效開發與運用軍事人力資源，乃是維持國防戰鬥力重要的因素。 我國近十餘年來，在兵役制度的改革方面，執行了二次重大的變勤，都是由國防部所主導的，一是86年至90年的國防精實案，二是90年至101年的一、二次國防精進案，就單純兵力而言，根據國防部所公佈的資料，我國於86年實施精實案之前，部隊總員額是45萬2千人，精實案完成後是38萬5千人。民國93年元月開始實施新一波的裁軍「精進案」，到94年6月，共裁掉了8萬9千餘人，剩下29萬6千人。而整個精進案將在2008年12月底完成初期的規劃，而國軍人數也預計降為27萬5千人。 我國當前軍事戰略的主軸，兵力結構的安排是律定志願役與義務役間的適當比例，從而兼顧戰力、效益、與公平等重要原則。其中以嚇阻與反應為目標的單位，其成員素質要求高，但數量少，顯然該以志願役人員為主；至於從事救援任務的單位，多半以後備部隊為宜，而具社會服務性質的兵役，自然以替代役為主，在二次國防精進案的初期，兵源大量縮滅之下，兵役制度的變革將不再只是人力方面的問題，因此，有關兵役制度的改革，似應朝那些方向來發展，才能真正符合我國的需要，也能夠符合全民的期待，更能滿足國防的要求，是本文所要尋找的最大目的。

資源委員會的特種礦產統制（1936-1949 ） 資源委員會是抗戰時期舉辦國防工業，充實抗戰力量最重要工作有二：一是舉辦工、 礦、電各業以應政府抗戰之需；一是運銷事宜。所謂的出口礦產即鎢、銻、錫、汞等 特種礦產。 抗戰期間，中國因為財政的匱乏，軍需的不足，亟需各前提的國際社會並不能真正伸 出援手。中國要以本國所特有國的借款。在中國所蘊藏的資料中，鎢、銻藏量高居世 界第一的藏量則較不重要，但因它們都是有關軍需工業的重要資料下，以換取中國所 需的軍火及各項工業產品。 中國戰時輸出特礦，一則提昇本身的抗戰力，一則幫助之虞。所以資源委員會特統制 特種礦產，自有其不可磨滅的 本文的討論，除前言，結論外，分為四章。 第一章，探討統制特種礦產的原因。先由中國既有的資源基礎，再由中國財政，運需 兩方面，分析統制特礦的主要觀念。 第二章，討論中國和各國借款的簽訂以及統制機關的確認特種礦產為抵押品的各國借 款；第二神職人員敘述中國為因應償還之歷史。 第三章，討論特礦統制工作的推展。以生產，運輸，推廣。 第四章，檢討資源委員會統制特種礦產的成效。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以庋藏於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以及國為主，其次為資源委員會出版 的月刊、季刊、公報。 第一節由統制法規之頒布與各地之反應談起，第二∼四節， 則以價格為討論之中心，分述資委會統制活動中產收，運輸，銷售三種業務的推展情 形及其所遭遇之困難。 第五章，檢討資委會統制特種礦產之成效，並探究影響資委會統制成效的最大的環境 因素。

政府存在的目的，在維持人民基本的生活水準，在促使民眾能在自由、安和、樂利的平等的社會環境，並透過與運用法律、道德所允許的公權力手段，以促進社會的繁榮為最高之宗旨；但在目前政府處理危機緊急應變機制計有國土安全會報、災害防救會報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此即政府三大緊急應變體系)等，並自2005年起推動合併運作迄今，在中央政府之作法，似已達實際聯合運作與資源整合之效益，然在實際運作情形因需涉及中央與地方間權責分工關係？各公民營事業機構等體系能否協同運作之勾聯？等問題，現有運作並非如此順暢，究其原因係政府在面對新型態的危機發生時，三大應變體系聯合運作所能回應與處理的緊急應變處置作為，不僅未能有效的解決危機與事件所引發的問題，甚者更成為危機處置的亂源與礙手礙腳始作俑者；實有再予檢視與探討空間，以期建立一個權責相符且明確的緊急應變機制。 本文試圖以運用跨域治理為出發點，謹就政府目前積極推動之國土安全、災害防救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此即政府三大緊急應變體系)上聯合運作既存的困境，究其緣由乃此三應變體系皆屬危機管理範疇，各體系內所包含之工作項目與所涉單位甚多，任務屬性與編組成員重疊度極高，甚者尚可包含公(私)營事業機構，故亦應屬跨域治理之特徵，此三者之間關係應緊密運作且具關聯性。然從自2005年起政府積極推動情形下，縱然掌握最大的緊急應變資源與能量，但從歷次處理各項災後或危機應變等工作，卻往往是成為社會與民眾所責難焦點，何以如此呢？實因在於政府的緊急應變處置的機制紛亂不一所致，況且今日台灣面臨全球化所造成的衝擊，環境的變遷導致複合式災害所形成的危機出現層出不窮、社會科技上多元技術的需求以及民眾普遍要求全面的危機管理與跨域治理，故本文主要乃是以「跨域治理」與「危機管理理論」作為基礎論點，藉由文獻探討、焦點座談及問卷調查等方式，檢視三大應變體系聯合運作政府與民間的豐沛資源，運用網際網絡之功能與跨域治理的模式，才能達到凝聚總體資源，群策群力共同處理危機。 /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government existence is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people's basic living standard, encouraging people to have freedom, peace, and equality. Furthermore, under the law and morality, by means of public power to promote social prosperity. Since 2005, the Taiwan government has amalgamated and promoted the joint operation of three urgent strain response systems which includes homeland security council, disaster council, and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council (these three are the urgent strain response systems of Taiwan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s approach seems to have reached the joint operation of resources integration of benefits. However,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the problems were emerged from the conflict involved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the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utilities, and how to implement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of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To trace the causes, the joint operation of three major urgent strain response systems is incapable to respond and handle emergency disposal when facing a new state crisis. Moreover, it might cause the crisis of the source of chaos and drag initiator. Definitely, there is a need for further review and assessment to establish a consistent and clear responsibilities among these three urgent strain response system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cross-domain governance as a starting point to assess the system. The government impetus the urgent strain of government presently, the three urgent strain response systems are the part of crisis management which includes lots of work an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majority organizations. Because the association constitutes various members base on the different tasks, some members may belong to different divisions. Even the enterprises which run by the local people are the members of the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which should be closely related each other. Since 2005, the government has actively promoting circumstances, even the government has enough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of handling emergency situation, this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still censured by the public. The reason is that the emergency structure of our government is out of frame and inconsistence. In addition, Taiwan is facing the high pressure of becoming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changes of the environment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compound disaster crises emerged, the needs of diverse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science and people generally demand comprehensive crisis management along with cross-domain administration, so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and “crisis management”,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s, seminars and workshops, questionnaires and surveys to assess the joint operation of three urgent strain systems of Taiwan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use of the vast resources, to apply the internet functions and cross-domain governance model, will be able to reach the overall resources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the common crisis management of Taiwan Government.

本論文旨在探討中共海洋戰略發展之相關條件、環境、具體措施，以及對周邊國家所產生的影響。後冷戰時期國際情勢緩和，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地區爭端和衝突反而浮現出來。因地緣政治環境的改變，台海、南海地區已成為區域衝突的引爆點。中共研析波灣戰爭之經驗，放棄「早打、大打、打核戰」時時臨戰之觀念，強調「質量建軍打贏高科技局部戰爭」之策略，故調整戰略方向由陸上走向海洋，以保障其國家利益、國防安全及完成統一中國之企圖。就整體國力言，中共自1978年實施經濟改革後．，經濟成長快速，國家競爭力上升，無庸置疑，已經成為亞太地區經濟大國。而蘇聯解體後，中共來自北方威脅降低，有利其海洋之發展。又因沿海海洋爭奪及領土紛爭問題亟待解決，更全力擴展其海軍武力。中共在 1998年就制定了「中國二十一世紀海洋議程」，提出中國海洋事業永續發展政策。同年中共國務院在國際海洋年會中提出《中國海洋事業發展白皮書》，其中明文主張「中國是發展中沿海大國」。中共大力發展海洋戰略，已為亞太地區安全投下一個變數，亞太各國均深感不安。加上區域內互信機制不夠健全，中共時時對台灣文攻武嚇，更增加地區衝突之危險性。故未來台海、南海問題最後是以和平方式或兵戎相見收場，中共的戰略作為就顯得十分重要。 關鍵字：亞太戰略；國家戰略；海洋戰略；海軍戰略；海軍現代化；海權；積極防禦；近海防禦；局部戰爭；太平洋島鏈；兵力展示，有生戰力；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遏制點阻滯；海洋經濟；指管通情系統；亞太經合會；東協區域論壇；東南亞國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