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為蘆溝橋事變後，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所合併之聯合大學，校址設於昆明。其中為數不少的任教者除了具有學者身分外，同時也是文化界知名人士，本文以「西南聯大文人群」稱之，並將其所處時空的生活文化，分為學校背景、自我空間、學院空間和文學空間四個部分加以探討。進行學校背景研究時，歸結出聯大文人群自戰爭爆發到正式開學期間，曾共同歷經錯愕、奮起、抉擇、沉潛等心理階段，教授們由多種人生規劃中選擇加入聯大，成為群體組成份子的先天同質性，而清華在人數和制度上的優勢，也為聯大帶來穩定的基礎。聯大校風充分展現「自由」精神的可貴，使得文人群在戰亂的時代，仍能忠於自我，保有無愧於心的氣度。第三章從飲食和居住著手，探討昆明料理對聯大師生的意義、包飯制的實行方式、居住的衛生條件和地理位置分佈等情形；休閒娛樂方面，看竹（打麻將）、玩撲克牌、偕伴踏青出遊、散步閒談、蒐集手工藝品、欣賞昆曲或話劇表演、看電影、種花與養寵物，皆屬文人群經常從事的活動；跑警報也是生活中的一環，透過資料分析，整理出其形式、規模、路線和校方遭受的損失及因應方式。自我空間的另一個重點是探討收入與開銷，藉由薪俸表、物價指數和最低生活費的計算，了解文人群生活困難程度，以及各自開發副業之苦。第四章將學院空間分為行政、教學、研究、社會責任等四個層面。聯大延續「教授治校」的管理方式，文人群有充分參與校務的機會，經常擔任起草聯合宣言、紀念碑文、制訂校歌校訓等工作，為「西南聯大」樹立傳頌後世的品牌形象。教學方面，藉由新舊文學於課程和教材中的消長，以及大學中文系重新分組和中外文系合併的爭議，可觀察文人群的文學教育理念與實踐。學術方面，其研究動機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關：戰爭背景成為哲學研究的動力，語言學則把握身在「語言學的黃金地」的地理優勢，開展西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和漢越語關係研究。社會責任方面，集中探討「一二‧一運動」（昆明慘案）之前因後果，觀察文人群在此事件中的立場、觀點和作為。第五章探討文學空間，西南聯大的文學活動蓬勃，各類文體創作均有突破性的發展。聯大文人群的文學創作歸納出五點特色，各小節則依序就新詩、小說、雜文三種文體，分別選擇馮至《十四行集》、沈從文《長河》和聞一多、朱自清、王力的作品為代表，從中可觀察時代環境對作家的啟迪，以及作家對歐美思潮、民族生存、現代文化等層面的反思與回應。末章總結各章重點和本文之得失，期望有助於學界進行相關研究。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3268号 / 人博第983号 / 新制||人||232(附属図書館) / 2020||人博||983(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人間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武田 宙也, 教授 道坂 昭廣, 教授 桒山 智成, 教授 谷口 匡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要緊扣記者其人，重現他們在新聞史上應有的地位與歷史意義。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各報刊對該詞的使用來觀察，「記者」概為報刊主筆自謂之詞，所以幾乎都是出現在評論文章之中。再者，在「記者」一詞逐漸被廣泛使用的同時，「訪員」、「主筆」等詞的使用在各報刊上也常司空見慣。當時，沒有一個新聞從業者對這種現象有過疑問，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好強調的「必也正名乎」，似乎在這個業界毫無發展空間。新聞從業者開始日趨專業化後，「訪員」「主筆」與「編輯」也隱然發生變化。逐漸的「記者」一詞彷如磁鐵一般，將上述各詞一一吸納其中，「記者」始成為新聞從業者的泛稱。隨著新聞工作範圍擴大，職業分工愈細的結果，「記者」一詞反定位於一尊，然而與國家之間的衝突、矛盾始終不斷。從近代中國新聞相關從業的精彩故事，也可展現近代中國多重變遷的一個側面。 記者的專業建立勢必與國家管控新聞的作法產生扞格，這就產生了國家與記者間的極度緊張。記者不似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一樣，需接受一套完整嚴密且極其深奧的專業知識培育。記者也不需要通過國家考試系統的測試，來取得一個專業執照。因此，新聞從業所需要的職業技能相對醫師、律師、會計師而言，門檻相當的低，這也就難免容易讓人質疑其專業所謂其何了。特別是在十九、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性報紙的生產方式如實反映了新聞業者的專業低落現象。加之有些素行不良的記者，以新聞報導為其個人發橫財的工具，極盡歪曲捏造之能事，全然喪失新聞實務（追求報導的客觀公正）和記者素質（職業的倫理道德）。 本文擬另闢蹊徑，對記者在歷史脈絡中如何出現，及其扮演的角色，進行比較詳細的研究。從刻工、印刷業務的襄助到主筆編輯工作的擔負，甚至一躍為出資報人，最後到民國新聞記者的出現，這其中的內裡變化，包括新聞報道、報社文化、記者社群、公眾輿論的形塑、社會影響等等，都有著極鮮明的文化融合與再造的歷史意涵。透過這些觀察希望對於記者在新聞史上的地位及其在現代中國文化變遷場景的作用，有較為深入的了解。

在中國戲曲史上，明雜劇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它不僅上承元代的北曲雜劇，而且創造性的變出了「南雜劇」，下開清人雜劇的新路。由研究資料可知，明雜劇的作品數量超過了元代雜劇和南戲的總和。 由此可知雜劇入明後並未消沉，而是繼續沿著自己的道路向前發展。徐子方先生指出雜劇入明後經歷了兩次根本性的轉變，即由平民化而貴族化、由貴族化而文人化，這就形成了明雜劇歷來兩種分期之說：明初的宮廷北雜劇與明中後期的文人南雜劇。 在眾多的晚明雜劇作品中，有一人創作了十二本雜劇，而且這十二本雜劇都是由凌濛初所著的《二拍》話本小說改編的，但歷來卻鮮少為人注意，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和評論，此人是傅一臣。傅一臣，字青眉，號無技，別署西泠野史。浙江杭縣人。他的雜劇作品共十二種，總題曰「蘇門嘯」。《蘇門嘯》十二本劇作均由話本小說改編，中國古代的小說和戲曲是有著親密血緣關係的兩大文類，它們在題材內容、文體形態、敘事技巧與審美特徵等方面，都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係。在題材內容方面，一方面，戲曲靠小說為其劇本提供敘事內容，另一方面，小說除了坊間刻書出售，其內容絕大多數是通過戲曲和說唱得以傳播，所以二者可說是關係密切；在文體型態方面，小說使用的是書面文字，書面文字告訴人們的是意義，讀者的思考通過這些文字概念而轉化為所能理解的事物意義，但小說中冗長的描繪在戲曲藝術中則轉換為演員的直觀展示，這就帶出小說與戲曲藝術型態最大的不同在於：戲曲具有「劇場性」。 不同的文體型態進一步造就了二者各自的敘事技巧和審美特徵，即使是相同的題材，在小說家和劇作家的筆下，將可能引出兩種完全不同的讀者感受和文學傳播效應。 綜上所述，《蘇門嘯》的創作態度是感於現實而抒發心志的，這比起單純娛樂觀眾而創作的戲曲作品，又轉出了另一層次，但歷來卻無人注意，故筆者希望能對《蘇門嘯》劇作進行研究。再者，傅一臣的《蘇門嘯》劇作皆是從凌濛初《拍案驚奇》初二刻中抽取十二則故事敷演而出，當戲曲意圖改編自同題材的話本小說時，帶給讀者的文學感受想必與閱讀話本小說不同，筆者希冀將更動後的戲曲作品作為研究主體，藉以觀察《蘇門嘯》在戲曲藝術上的獨特性。

本研究主要從三個面向來討論晚明的月令書，包括晚明月令書的編纂時代背景與獨特性、晚明月令書由「月」向「日」轉變的動力以及晚明月令書的逐日記內容，透過以上三個角度，應有助於我們更了解晚明月令書的特色。 第一部分首先以明代的月令書寫為討論對象，包括月令書在明代以前的淵源與演變，尤其是在目錄書籍中的位置，以建構明代以前月令書流變的圖像。再者論及明代月令書盛行的時代背景──晚明社會，針對政治、經濟、文化因素作一概括的說明，以突顯晚明月令書大增的特殊意義。接著論述晚明月令書在明代編目書籍的知識分類與內容特色，並比較晚明的月令書與歷代月令書在圖書分類上的差異。最後，就陳堦《日涉編》與李一楫《月令採奇》，進行寫作動機、出版性質，以及編纂體例、內容上的綜合比較與討論，以反映晚明月令書的獨特性。 第二部分討論名教古事、帝后壽誕與賢儒誕辰。名教古事一直為月令書所關注，其格式承襲了《月令》紀候的傳統，其內容則記述王事之本、群生之命和儒者濟世之仁壽之言。帝后壽誕、賢臣大儒之誕辰與忌日同樣關乎王政，與明代皇權、科舉制度關係密切。這些都是本文關注的課題。 第三部分探討民俗節日、諸神聖誕與身體攝養。民俗節日向來是過去月令書所記載的核心，所以本文會關注晚明月令書在民俗節日與過去月令書記載的差異，並在民俗節日的脈絡下，討論諸神聖誕日、飛昇日納入月令書的內容及其歷史意義，以及與明代宗教、信仰的關係。最後，本章將回到個人的身體攝養，探究士人在依時養生的傳統下，對於自身的修身、養生、禮儀之實踐。 本文以晚明月令書為題，希冀透過編纂者的記錄，微觀體察晚明生活，並引申其宏觀的社會文化意義，進而對晚明月令書提出深入的理解與認識。

清中葉居住在城市的文人前仆後繼地書寫、出版以筆記為體裁、青樓生活為內容的青樓筆記，顯見當時城市文人除了廣為人知的政治與學術生活外，娛樂亦是城市文人生活的重要面向。本文以清中葉清樓筆記為研究對象，觀察、探討是類作品之寫作與編輯方式，以及城市文人娛樂生活的物質空間、品味認同與情感活動等面向，共分為四章： 　　本文第一章自清中葉青樓筆記的序跋與題贈中觀察到，是類作品的讀者與作者在編寫、閱讀時，將之置於青樓筆記的文學系譜下觀看，使得作品在記錄對象與審美特色上有著相類似的傾向，這樣的書寫慣例也成為清中葉青樓筆記相互仿效、續作的準繩。本章並將清中葉青樓筆記與時人繫聯之文學系譜中之前代作品相互對照，發現青樓筆記在清中葉更著重於再現個人當下的娛樂與感官享樂經驗，以及記錄文人在招妓集會的社交場合中詩酒酣暢、相濡以沫的生活片段，致使所收錄詩歌的數量與篇幅大幅增加，亦顯示其集體性與社交性。 　　第二章自清中葉青樓的空間與物質二方面著眼，考察其特性以及文人在此活動之心態。由清中葉青樓筆記的記載可得知，當時江南地區的聲色產業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自然聚集於城市中商業繁華的區域，且其地理分布乃沿河發展，因此畫舫成為時人進行狹斜之遊的主要交通工具。人們抱持著休閒娛樂的心態進入此地遊覽，因此「休閒」是理解這類型作品重要的閱讀角度。「觀看」，是時人從事青樓活動重要的遊覽與審美方式，青樓的建築設計、重要節慶、開放與關閉，皆與視覺相關聯，建構青樓休閒生活的感官經驗與倫理規範。然而，在青樓中無論是休閒活動還是感官、物質享受，事實上皆須以財貨作為對價，青樓中從事不同職業、經濟能力不一的消費者，在爭奪女子的服務與所有權上，便形成相互競爭的關係。 　　第三章著眼與在社會階層界線相對模糊的城市當中，文人階層如何透過生活風格的塑造、展現文化資本等策略，凝聚階層自我認同感、與其在青樓場域的優勢地位。首先，清中葉文人利用模仿參照與相互譬喻等手段，支取前代（尤其是晚明）的青樓文化資產，以區異分別以文化與經濟資本優勢的文人與商人階層。文人偏好消費具有藝文素養的女子，並與青樓女子透過詩、畫等藝文活動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此消費偏好與藝文活動為文人於青樓之主要社交行為息息相關。清中葉青樓女子的容貌、體態、酒席間的應對進退、歌唱奏樂等悅人耳目的娛樂記憶，決定其在市場上的經濟價值，但文人則建構出以「性情」為主的價值系統，抗拒由經濟交換主導的主流價值觀。 　　第四章討論清中葉文人在青樓中的情感生活，文人在青樓中遵循一定的進程發展男女感情關係。文人更強調感情關係中的「浪漫愛」成分，遠勝於「激情愛」成分。然而，現實是殘酷的，青樓是文人與青樓女子發展浪漫愛情的特殊場所，當相愛的文人妓女離開青樓，走入士人家庭，時常遭遇許多經濟上的或是還自士人家庭的壓力，導致青樓場域的士妓愛情往往無疾而終。青樓中的愛情故事亦常被文人視為茶餘飯後閒談之姿，在同儕之間展演、確認自我的性別魅力。透過將女性視為書寫對象，文人亦透過命名、將女子符碼化等手段，將青樓女子至於文化脈絡之下進行審美活動。

王韜（1828-1897）一生經歷與著作豐沛多元，其《遯窟讕言》、《淞隱漫錄》與《淞濱瑣話》三部志怪小說，歸屬於小說史上《聊齋誌異》續書脈絡；然而相對於王韜在近代思想史、報刊史等領域研究成果之豐碩，其小說相關研究至今仍猶顯單薄。在思想領域上被認定為新式知識份子，且各式文類兼擅的王韜，為何在晚年陸續撰寫、出版志怪小說集；其寫作動因為何、特質為何，如何回應志怪書寫譜系及自身學思經歷、時代變化，誠為本論文最初發想之問題意識。是故，第二章先自王韜志怪小說書寫動因進行探論，針對其自詡為「聊齋替人」之特徵，就蒲松齡、王韜生命歷程的同與異，及王韜對蒲松齡的承續與新衍進行討論。承此，第三、四章則分別自王韜小說的題材交織與人物圖景兩大面向論述，觀察王韜在志怪體裁的承續下，如何轉擬時事、經歷，賦予其小說書寫個人化特質；在人物群像的勾勒上，續衍書寫之特質又將如何呈現，如何衍異。第五章則以前行數章觀察為基礎，探討王韜於志怪小說書寫中自我形象的逐次建構，以及三部作品間書寫動因、內容與意旨的微型流變。第六章則總結本論文之研究成果作一回顧與結論。

台海兩岸的文武關係發展，呈現了不同的發展方式，主要原因在於兩岸的政治體制即意識型態上便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台灣地區是一個從軍事統治地去邁向一個民主化的社會；然而中共自建國以來一直都是遵奉馬列主義，實行社會主義國家，在文武關係的發展上自然不可能與台灣相同。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及行政中立是台灣文武關係發展的重要原則，然而對於中共方面來說，以黨領軍是其文武關係發展及政治發展的核心原則，自始至終未曾改變。 本文將要藉由兩岸因為政治體制、意識型態上的差異來探討文武關係產生的若干差異，並藉此分析文武關係發展對於兩岸關係、未來和平發展將會產生何種影響。文中將藉由兩岸間文武關係互動，來探討對於兩岸和平所產生的影響，文中將利用文武關係發展、反分裂國家法及世界和平指數（GPI）來探討兩岸和平發展的展望。當中所引用來分析兩岸和平的指標最主要的影響都在於兩岸的文武關係，因此本文不僅將對兩岸文武關係發展的模式做一個比較分析，同時將藉文武關係來展望台海兩岸的和平發展。 關鍵字：文武關係，以黨領軍，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民主化

本論文研究論題主要在建構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系譜，就時間而言，論述範疇為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領臺灣開始，到1895年乙未割臺為止；就研究對象而言，主要是以臺灣文人為主，觀察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本土文人，其詩歌知識是如何開始，又如何生成。當清代臺灣文人的詩歌知識，落實到具體的書寫實踐時，其創作態度與審美傾向，又呈現怎樣的面貌。立基於此，本論文從「詩歌知識論」的角度出發，藉由審視清代臺灣文人如何認識詩、如何寫詩、如何評賞詩，從詩歌的本質、功用、創作、審美等面向，考察清代臺灣詩歌知識的生成歷程，以建構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系譜。換言之，在清帝國有秩序地推動文教建設下，臺灣文人是如何將來自中國的文學知識轉化成自我的範疇，並安置在臺灣古典詩歌的知識系統中，以呈顯屬於臺灣的詩歌知識系譜，均是觀察重點。循此脈絡，本論文開展出「詩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詩歌體用論」、「詩歌創作論」、「詩歌審美論」等四個章節。透過這四個章節的論述，可以看見清代臺灣古典詩歌的生成歷程中，有幾個文學現象與美學特質值得關注，而在這當中，臺灣古典詩的獨特性、連續性與發展性也因之顯現。 就「詩歌知識的移植與傳播」而言，首先觀察到的是詩歌典律的形成。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人領臺後開始將漢文化有系統地移植到臺灣來，詩歌知識也在同時經由各種管道進入臺灣。當學校教育的知識養成，與方志藝文志所形塑出的集體文學觀，以及宦遊詩歌入臺後所奠定的書寫模式，三方面相互交錯、辯證，而詩歌典律也就在此權力／知識的網絡中應運而生。 就「詩歌體用論」而言，從清代臺灣詩歌體用論來看，詩歌在「清代臺灣」，仍處於一個初步發展的起始階段。因為清代臺灣文人對詩歌本質的認識，有許多矛盾、模稜的空間。由此，不難看出清代的臺灣文人並非有意識地去揉和各家詩說，而是因為其詩歌本質認識模糊不清，所以才有這樣矛盾、模稜的現象出現。是以，本論文在詩歌體用論中，提出「模糊認識」之說。所謂「模糊認識」，並非是一種貶抑的說法，而是一個相對性的說法。不論是對照「清代中國」或是「日治臺灣」的詩歌發展，都能看出「清代臺灣」的詩歌還停留在原始的摸索階段。 就「詩歌創作論」而言，清代臺灣文人的創作觀基本上並沒有具體的詩法主張，依然採取不分派別、各家均好的創作態度。而這樣的創作觀，實與詩歌本質的模糊認識關係密切。 就「詩歌審美論」而言，探討的是清代臺灣古典詩中的四種詩歌美學觀。過去研究臺灣古典詩，向來著重「以詩證史」的實用價值，因此「審美論」的提出，是為了說明臺灣古典詩除了史料價值外，還有其他美學特質存在。美學觀的生成與詩歌美學的呈現，不僅對應出臺灣文人的美學理想，還延伸說明臺灣南北區域文學的特色何在，以及清代臺灣文人主體意識的覺醒。

回顧我國政治與軍隊發展，發現軍隊的角色隨著政治的發展而演變，民國76年解除戒嚴不僅是政治民主的重要里程，亦是文武關係類型變化的重大轉折。解嚴前，軍隊屬「職業革命軍」，主要特色在於文武之間權責與功能分野不大，在強人威權政治下，文武關係被界定為功能分工模式。解嚴後，軍隊已逐步向「專業軍」邁進，主要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影響，標榜法制化之文人統制已漸成規模，尤以伴隨首次政黨輪替、國防二法施行，文武關係更走入新紀元。在此一形勢下，由民主轉型以至民主鞏固深化的歷程，僅短短十餘載，然則，無論對國家安全、憲政發展與國力強化等，在文武關係的理論與實踐，此一演進過程及結果，均是本文嘗試理解和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本文採用社會、政治學常使用的文獻分析與歷史研究方法，從探索相關文獻與理論模型，描述我國解嚴後文武關係演進的影響，再觀察法制化下文武間互動現況與軍隊角色扮演等。在章節安排上，首以深入探究各國文武關係各類型理論，重點在於西方民主國家文人統制模型與專業軍人理論；其次，藉由我國文武關係的演變，檢證軍隊在解嚴前後之不同角色扮演，並闡明憲政體制法制化中文武關係的權責與運作情形；復次，就實務面向探討文武間互動的實況，在民主轉型期間以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的矛盾，特別是美國文武間的具體實踐為典範；在政黨輪替後的民主鞏固期間，以軍隊對政黨認同趨向，特別是國防二法實施後的軍隊為描述重點，最後，綜結本文研究心得、發現與興革建議。 因此，中華民國解嚴後的文武關係，就是在國家化、民主化、法制化、專業化的具體指標下，邁向先進民主國家「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之境界，這在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是一項成功的指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文武關係的互動正還處於磨合期，倘以目前的情況來衡量其功效，實言之過早，彼此間尚待適應與調整。西方民主國家的價值和制度未必值得完全移植適用，但是東西方在共同追求民主標的的過程和經驗不僅值得參考，且以文人至上為核心的文武關係，即是民主鞏固的指標，則其講求政治中立和文人統制以及軍事專業的基本原則，意義是極其深遠。本文為了能具體而周延說明相關議題，儘量將事實描述，俾利研究豐碩成果，然仍感多所欠缺，尚祈學界先進指正與補強。 關鍵字： 文武關係、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軍事專業、職業革命軍、專業軍、憲政體制、政黨輪替、民主鞏固、專業軍人理論、政治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