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基因微陣列(DNA microarrays)的技術中，可同時得到數以千筆的資料，為了找出具有顯著差異的基因，一般會考慮控制整體誤差率(familywise error rate,FWE) 的多重比較方法(multiple comparison procedures,MCP)。但當基因數或假設檢定個數過多時，其檢定會產生不易拒絕虛無假設的結果，使得結論過於保守。為解決此一問題，Benjamini & Hochberg(1995)建議採用控制錯誤發現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的方法來替代整體誤差率FWE。且Tusher et al.(2001)在DNA微陣列顯著分析(significance analysis of microarrays,SAM)的文章中提出利用排列分佈(permutations)估計錯誤發現率FDR的方法。本篇論文將介紹Tusher et al.(2001)所提出的SAM估計錯誤發現率FDR的方法，且提出一修正SAM方法：SAMM。另外介紹兩種控制顯著水準的統計方法：SAME和SAMT(t檢定)。透過電腦模擬驗證四種方法其錯誤發現率FDR的表現。 / Abstract DNA microarray technology provides tools enable to simultaneously study thousands of genes. A conservative multiple comparison procedure (MCP) controlling the familywise type I error rate (FWE) is considered. However, the conservativeness of a MCP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vere as the number of comparisons (genes) increases. Instead of FWE, another error rate, the false discovery rate (FDR), is suggested. Tusher et al.(2001) proposed a statistical procedure, the Significance Analysis of Microarrays (SAM), to analyze a microarray data set. In which,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at a specific threshold and the false discovery rate (FDR) of the conclusion is estimated by permutations. In this paper, inspired by the SAM, three other methods are proposed. The performances of these methods are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through simulations.

中國大陸近幾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在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當下衍生出許多新的需求，諸如價格的制定權及避險的需求，期貨市場即成為非常重要的一環。然而在兩岸均加入WTO後要面對開放國際市場及廠商的競爭，如何能夠與國際性公司競爭而存活，對兩岸期貨業者均是重要考驗，對於主管機關而言，如何能構建一個公平、公正及公開的環境更是重要。 兩岸期貨市場的發展有各自的背景因素，基於歷史背景不同，經濟體制不同，是以彼此間的差異頗大，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比較兩岸期貨市場的環境及制度，可以了解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並針對其目前所遇到的問題給予建議，以提供期貨業者或從業人員或對兩岸事務有興趣者來參考。 本研究首先由兩岸期貨市場的歷史發展開始探討，再分別對兩岸期貨市場的現行體系、主管機關、期貨交易所、交易結算制度等做一分析，經過上述的探討後，將兩岸期貨市場的相關討論議題做一比較，從而發掘其問題，最後據以上的比較分析對兩岸期貨市場提出具體之結論及建議如下： 一、 結論 1、以職權功能來說，大陸的證監會較台灣金管會多了調查權及任免權，在現今智慧型犯罪愈來愈高明的情形下，賦予市場主管機關擁有主動出擊調查權力是值得肯定與期待的。 2、大陸三家商品期貨交易所仍採會員制，應可考慮朝公司制期貨 交易所型態發展。而兩岸也都各自面臨到市場成長所帶來的問題，尤其是期貨交易品種及市場參與者的問題，這些都須要從市場面或制度面去改善或調整。 3、台灣相關的投資人保護法規及機構已建立並實行多年，大陸則於2007年才發布相關法規，保護機構至今尚未成立。為使投資人得到應有的保障及申請訴願管道，宜儘速成立保護機構。 二、建議 1、對台灣期貨市場的建議 建議主管機關開放槓桿交易商、開發個股期貨合約、強化主管機關調查權以及積極培養風險控管人才、更開放的大陸政策。 2、對大陸期貨市場的建議 建議大陸主管機關儘速建立專業投資機構管理規範、擴大期貨市場參與者、加速開放期貨服務事業以及加速推出新品種期貨合約並加強人才培育及公司治理。

台灣進入歷史時代，自荷、西統治起算，歷經明鄭、清代、日本統治、戰後的中華民國，迄今約有四百年的歷史，因政權的更迭與先後移民的融合，使得「台灣人」的定義成為一個相當複雜的課題，研究台灣人的性格自然更易產生分歧。首先、需探討何謂「台灣人」？本文則從跨時空的角度，分別以1. 地理空間的移居、 2.心理的認同歸屬， 3.他者的相對稱呼， 4. 法律身分的意義等四個視角進行深入剖析，發現欲解決定義台灣人的困難性，唯有承認台灣是一移民社會，承認「台灣人」是不同時期不同來源的移民所共同累積的總名，方能合理看待與解釋台灣人性格的共性與殊性。 其次、如何研究「台灣人的性格」？本文所指的「性格」是「一個社群中多數人的心理和行為」，學界常以「眾趨性格」或「國民性」稱之。而「台灣人的性格」牽涉到台灣歷代社會變遷對島上住民的影響，因此本文採用歷史社會學 (Historical Sociology) 的歷史文獻比較途徑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pproach)，並配合文獻分析法，將不同時空文本對於台灣人性格的描述抽繹歸納，再進一步析論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不同來源對性格形成之可能影響。 根據本文從不同時空與視角的歷史文獻中，整理發現台灣人性格存在若干的共性與殊性，其可再歸類如以下四項： 1. 移民原鄉的複製：即好鬥、逐利(功利)、迷信的特質。 2. 不同族群的特殊性格，分別提及南島語族、閩南、粵東客家、以及島嶼制約的不同特質。 3. 族群交融下的共通性格：打拼、務實、急功近利；俗尚拼貼；唯新是鶩不易持久，大眾有一窩蜂盲從的特質。 4. 特殊政經環境下的扭曲：因過往歷史中的被出賣經驗、戰後國際政治操作的挫敗感，以及島內不同族群成長記憶的隔閡，造成台灣民眾產生某種價值認同的錯亂，容易出現如欠缺自信、不安、悲情意識等消極情緒的集體性格，。 關於各時代「台灣人」的組成，文獻中或多或少有”偏指特定對象的性格與行為特徵”的情形，統整歸納時無可避免會有”族群區隔”與”時間割裂”的窘境。一般研究以關鍵事件將時間劃分為若干個歷史階段，但事實上時間本是持續流動的自然狀態，先後融入台灣島嶼的不同族裔累積的台灣人性格是有機的生命延展，本文僅能針對文獻描述較顯露的特徵予以歸納，並總結研究過程發現的問題與建議。

中國自2009年起將實行消費型加值稅，本文就臺灣、中國改革前與改革後之稅基、稅率與稅收歸屬的差異進行深入比較。本文比較兩岸租稅制度設計的異同後，期望以此做為兩岸未來租稅協調的參考。 兩岸加值稅基的比較結果如下。中國自2009年起由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型增值稅，因此臺灣「消費型」之稅基即與中國「改制後消費型」之稅基相同。兩岸「納稅義務人」之項目相同。臺灣「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之項目大於中國「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之項目。臺灣「固定資產」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後「固定資產」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固定資產」之項目。臺灣「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小於中國「不得扣抵進項稅額」之項目。臺灣「進項扣抵」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後「進項扣抵」之項目，小於中國改制前「進項扣抵」之項目。 兩岸加值稅率的比較結果如下。臺灣採取低單一稅率、稅率低，符合租稅中立性，但稅收有限。中國採取複式稅率、稅率高，造成了租稅規劃的空間，違反租稅中立性，但得到了豐厚的稅收。臺灣對農林漁牧產品，全階段免徵加值稅，整體總稅負為零。中國對農林漁牧產品，最初階段免徵加值稅，實際負擔稅率為徵收率。兩岸對農林漁牧製成品為最初原料階段免稅，整體負擔稅率均為徵收率。臺灣對人民生活必需品為最初及中間批發階段免稅，實際負擔稅率為徵收率。中國對人民生活必需品未實施免稅。所以臺灣對人民生活必需品，實際負擔稅率，與中國未實施免稅相同。兩岸對銷售自己使用過的物品為零售階段免稅，整體負擔稅率均為徵收率的2倍。臺灣不分種類，出口貨物都為零稅率，為完全免稅，符合中性原則。中國不是理論的零稅率，為不完全免稅，違反中性原則。 兩岸稅收歸屬的比較結果如下。增值稅是中國的主要稅目，稅收比重大。中國增值稅收彈性大於1，具自動穩定機制，臺灣營業稅的稅收彈性小於1，不具自動穩定機制。中國為了減少加值稅比重，而實施租稅改革。臺灣以所得稅為主，消費稅不是主要稅目，但未來改善預算赤字仰賴消費稅。臺灣1999年以前加值稅為地方稅，稅收大部分歸屬地方。1999年以後加值稅改為國稅，稅收大部分歸屬中央。中國1994年以前加值稅為地方稅，稅收大部分歸屬地方。1994年以後加值稅為國稅，稅收大部分歸屬中央。

「什麼是企業贏的策略﹖怎樣才能提高競爭力呢﹖答案很簡單，就是不斷地降低成本或是提高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而提高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可以經由持續創新、高品質、高彈性、短而可信賴的交期，以及顧客滿意來達成。然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策略必須有所選擇。有效的製造策略是選擇那些能讓企業獲得可持久競爭優勢的競爭能力(Competitive Capability)，以及推動能培養該能力的製造實務。本研究參考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所發展的策略標竿問卷(Strategic Benchmarking Questionnaire)，配合兩岸的環境來設計問卷。調查台灣製造業與大陸製造業在成本、品質、交期、彈性、創新、服務六個構面下，所重視的競爭能力與製造實務，並進一步標竿比較其差異性，做競爭力分析，以尋求良好的生產管理作法與應用場合。本研究方法為專家意見法、問卷調查法，以及實地研究法。在問卷調查方面，選擇兩岸優良企業進行抽樣調查。台灣共寄出問卷200家，回收有效問卷60家，有效問卷回收率30%。大陸亦回收問卷60家。並透過近十餘家企業的實地研究，作調查結果的交叉驗證而得到以下結論﹕ 一、台灣本身條件來自品質、交期、彈性、服務的製造能力。大陸的競爭能力主要在生產要素的成本優勢。而由於台灣內需市場小，所以必須以全球市場為導向，提高全球化競爭力為目標。大陸雖然同時擁有廣大的內需市場和國際市場，但在國際市場上，非價格競爭如品質、交期、服務等仍處於不利的地位，所以必須以提高生產力，改善品質為目標。 二、台灣品質、交期、彈性、服務的能力，適合在高科技產業發展。未來必須提高創新、顧客化的價值，才能不被市場淘汰。大陸雖具有成本優勢、科研實力強，但商品化的能力不足，品質、交期、彈性、服務也未上軌道。相對過去已經有此能力但極須降低生產要素成本及積極尋求新市場的台灣製造業而言，無疑地提供了兩岸製造分工的挑戰與機會。 三、在科技進步、全球自由貿易、區域整合的一致呼聲下，全球運籌管理、國際分工已經成為製造策略的重要課題。兩岸製造業基於本身利益與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可參考本研究對兩岸製造策略－「競爭力的提升之道與兩岸分工方式」所做的策略建議，來做國際分工的安排。「價值／成本比」愈高的項目，正是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的來源。此舉將有助於投資時風險的規避，利潤的確保，以及全球競爭力的提升。

運作的自我（working self-concept）認為一個人的自我知識，就結構而 言，是多向度的；就其運作而言，常會因個體動機或情境的不同，而起動 不同的自我知識向度。在特定時刻被起動的自我知識即稱為運作的我作。 根據此概念，自我可以透過外在情境的引發而被起動。因此，本研究以操 弄指導語之方式，讓受試在實驗室中思考不同的自我知識向度，藉此引發 受試的自我知識。此外，受試並接受內向或外向的回饋，當受試起動的自 我知識向度與回饋相同時，稱為一致回饋；反之，則為不一致饋。回饋變 項之設計主要在了解剛被引發的自我知識，如何與外在提供的訊息產生相 互影響的作用。因此，本實驗為一個３（內向起動、外向起動、控制組） ╳２（內向回饋、外向回饋）設計。在依變項方面，本研究以受試之自我 評量、歸因及社會比較對象的選擇為主要依變項。參與的受試共有６４人 ，全部是政大之女學生，實驗採個別實驗法，以測驗的編修為表面目的， 邀請受試做自我評量及回答一份有關歸因及社會比較的問卷。 研究結果 發現：第一，在自我評量部份，基模起動與回饋都對受試的自我評量有影 響：內向起動者評量自己比控制組內向，內向回饋者評量自己比外向回饋 者內向；接受一致回饋之受試，自我評量有極化的現象。第二，在歸因方 面，接受一致回饋的受試心接受不一致的受試更傾向歸因於人格特質的因 素。第三，在社會比較方面，外向回饋組的受試傾向選擇外向參考資料為 第一選擇。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華民國台北市與韓國漢城市之國民小學之學校本位教學視導之實施現況、問題、以及改善方案，進而比較兩市之情形，以供台北與漢城兩市之國小學校本位教學視導實際運作參考。為達到上述目的，本研究採文獻分析、問卷調查、以及訪談等三種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以自編之「國民小學教學視導之比較研究─以台北市及漢城市為例」為研究工具，研究對象以立意抽樣方式抽取台北市的12所國小及漢城市的8所國小，台北市發出233份問卷，回收174份，回收率74.7%；漢城市發出191份，回收171，回收率89.5%。所得資料以百分比、次數、卡方考驗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至於訪談內容則以問卷題目無法深入探討之問題為範圍而成，根據該訪談內容，與台北及漢城兩市之三位教育人員進行訪談，以獲取更豐富的資訊。 　　根據問卷調查及訪談結果，獲致以下結論： 　　一、目前中、韓教育在強調鬆綁、權力下放及追求「學校本位」的趨勢下，兩國在教學視導方面皆推展學校本位教學視導。 　　二、在學校本位教學視導之實施現況方面，台北市與漢城市相較之下，台北市國小尚未正式規定實施之，漢城市國小則以具體且多樣方式實施學校本位教學視導。 　　三、台北與漢城兩市之國小教師均表示對教學視導理論有所瞭解，且認同教學視導之必要性。 　　四、台北與漢城兩市之國小教師參與教學視導之態度積極，尤其，漢城市國小之女性、資歷較淺、以及中小規模國小變項的教師，與台北市之相同變項教師相比之下，參與態度更為積極，可說此些變項的漢城市教師的自我成長動機較高。 　　五、教師接受視導時，準備教學視導的程度方面，台北市之國小教師較為消極，可能是因目前台灣教育制度尚無有關教師評鑑之法律規定，而教師對教學視導沒有很大壓力所致的。 　　六、漢城市受訪者對學校本位教學視導之成功與否表示肯定，但台北市受訪者則表示，因目前實際上沒有正式實施學校本位教學視導，而無法判斷其成功與否。 　　七、台北與漢城兩市教師皆認為，在學校本位教學視導之實施當中，最大的問題為教師迴避教學視導之現象，且兩市受訪者亦視教師排斥教學視導之現象為教學視導實施遭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 　　八、台北與漢城兩市教師皆偏好同儕視導與自我評估視導，且多數兩市教師認為教師個人進修活動對教學改善有幫助，亦即兩市教師迴避為評鑑而實施之視導，且偏好民主導向之視導方式。 　　九、台北與漢城兩市之國小教師皆認為改善教學方法之先決條件為減輕教師之非教學任務負擔及提高教師之教學改善意願為前提。且兩市受訪者皆強調，在學校本位教學視導之改善方面，校長及主任教師等學校裡教學視導專業人士之培育相當重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四分位數定義在國中、高中教材不同情形下，所可能衍生出來的差異情況，並統整有關四分位數之八組公式，以第一、第三四分位數及四分位距觀點來探討不同公式適用於何種資料型態。 本研究發現如下： 一、國中、高中在四分位數之計算結果的確有差異，尤其當原始資料之個數為N＝4k + 1(k為正整數)時，藉由高中版本的計算公式所算出來的Q1與Q3，與藉由國中版本所計算出來的25及75百分位數可能有所不同。其餘資料個數情況，似乎並不會發生不一致的現象。 二、假設原始資料分別來自五種右偏程度不一的分配，包括卡方分配 (〖" χ" 〗_"(1)﹐" ^"2" 〖 χ〗_"(5)﹐" ^2 χ_"(10)" ^2 )、指數分配(Exp"(" λ="10)" ﹐Exp"(" λ="15)" )以及平均數為100﹐ 標準差為10的常態分配這一種對稱的型式。在不同樣本數(N＝4k、4k+ 1、4k + 2、4k + 3)及不同資料分配的情況下，透過模擬實驗的方式，並依據四項評估指標（偏誤、標準差、均方根誤差、平均相對誤差百分比）來探討這八組公式的適用性。雖然各家公式的版本不盡相同，但大體上而言，在大樣本時的表現差不多，僅在小樣本時(N=40、41、42、43)呈現出明顯差異。卻因為在不同資料分配下，八組公式的表現不一，所以無法歸納出較具體的結論。相對而言，國中、高中公式的表現儘管稱不上是最好，不過就學生的學習而言，卻是清晰易懂。 關鍵詞：四分位數公式、模擬比較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quartiles taught in high schools. In addition, the two formulae are also compared with six others that are found popular in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ir performances under different distribution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Differences are found in the calculation of quartile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used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Specifically, when the data size is N=4k+1 (k is a positive integer), Q1 and Q3 calculated using the formula taught in senior high schools may not be same as the 25th and 75th percentiles, the way junior high students are taught to calculate Q1 and Q3. 2.Assuming that data come from five right-skewed distributions ( , , ), chi-squared distributions with degrees of freedom 1, 5, and 10, and Exp( ), Exp( ),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s with means 10 and 15, and a 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mean 100 and standard deviation 10), simulation studies are carried out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eight formulae in terms of bias, standard deviation, root mean square error and average relative error. Generally speaking, no differences are found when the sample sizes are large. Noticeable differences, on the other hand, are found under the situations of small sample sizes, particularly when N=40, 41, 42, and 43. However, since the performances varied dramatically, there appears no clear winner among the eight formulae. Although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two formulae taught in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scarcely perform as the “best”, they are easily understood, and clearly appropriate for use in teach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concept of quartiles. Key words: Quartiles, Simulation studies

「思想」屬於人類思維的領域,是人類以自身力量解決自身問題之起點,如無問題存在,自不會產生思想,政治思想亦然,它為政治問題之解決提供答案。所以研究政治思想史時,芋種政治思想至少必具有能說明現今政治行為的效果,並隨時必須要值得引證的準矕。 十四世紀起,朱子學在中國獲得尊崇的地位,朱子學家最關心的是「內聖外王」問題,他們認為「外王」必須本於「內聖」,所以「內聖」與「外王」猶如表□不可分。他們最高的理想是德治,而德治的出發點是尊重人民,也是對人生的信賴。 朱子學自十五世紀支配朝鮮朝(以下簡稱子朝)思想界,同時成為李朝的治國原理。它在李朝思想方面不難居於正統地位。在李朝五百餘年中,研究朱子學的韓儒輩,出而其中最具代表性之人物可說是李退溪(名滉,西元一五0一年-一五七0年)與李栗谷(名珥,西元一五三六年-一五八四年),他們對近代韓國學術思想界產生莫大影響。前者是主理派的代表,後者是主氣派的代表,形成主理與主氣兩大學派。欲瞭解近代韓國政治思想的來龍去脈,首應研究二李之思想,筆者來華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對上述問題常存關心,愛以「李退溪與李栗谷政治思想之比較研究」為題,撰寫本論文。

我國自民國89年8月開始實施庫藏股制度至今，庫藏股制度在國內資本市場發展雖時間不長，但已被企業普遍運用；而國內當初庫藏股制度是在東南亞金融風暴、股市低迷之際所通過，因此其護盤寓意明顯，且國內外庫藏股相關文獻都支持庫藏股的宣告確實有助於股價的表現；倘若以近一、二年言，國內企業發展因韓國及中國大陸的崛起，加上國內政府對大陸投資上限遲遲未鬆開，因此產業發展受限，但公司實施庫藏股家數卻呈現方興未艾的榮景，因此本研究進行以下的實證及結果： 一、在「庫藏股實施目的與股權結構及產業類股之關連性」方面： (一)支持公司董監事及大股東持股比率越高者，公司庫藏股採用目的三(維護股東權益，辦理減資)的比例越高。 (二)支持電子事業庫藏股採用目的一(為公司員工認股權證等之股票來源)的比率高過非電子事業。 二、在「實施庫藏股前後之經營績效比較」方面： (一)支持實施庫藏股公司於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實施前。 (二)支持實施庫藏股公司於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未實施之對照組公司。 (三)支持採用實施目的一(為公司員工認股權證等之股票來源)之公司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未實施之對照組公司。 (四)支持採用實施目的三(維護股東權益，辦理減資)之公司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未實施之對照組公司。 以上實證結果，國內庫藏股選擇實施目的之動機支持「經營者誘因假說」，而就實施前後經營績效實證結果並不支持「企業價值低估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