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目前在台灣統獨立場上佔據主流地位的維持現狀者，過去學界處理的方式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是認為「維持現狀」者過於「虛胖」，「維持現狀」並非他們真正屬意的選項，因此需要藉由一些方式加以拆解，才能瞭解真正偏向統一或獨立的民眾；第二種觀點則是認為多數臺灣民眾在統獨立場上選擇維持現狀的選項時，本身即有相當大的意義，並不只是單純統一和獨立的對立模式就可以理解，因此不應該把重心放在支持統一或支持獨立者，而忽略「維持現狀」這多數民意的偏好。這兩種觀點從不同角度清楚說明對於「維持現狀」在統獨立場中的價值性。 不過，由於上述兩者仍各有其問題尚待處理，因此，本文對於這群「維持現狀」者採取有別於上述兩種觀點的處理方式，先以質化訪談資料瞭解「維持現狀」內涵與選擇動機，接著用電訪資料探究「維持現狀」和統一、獨立的不同，以及與「維持現狀」類型的差別，如此一來既能深化維持現狀概念的意涵，並保持「維持現狀」的獨特性，也能細分「維持現狀」者的內部差異，卻不會影響「維持現狀」的完整性。 　 研究發現，對於「維持現狀」的民眾來講，統獨議題不是可以立即解決的問題，平常也不太會去談這些問題，統獨議題並非臺灣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民眾反而認為經濟議題才是目前最重要且最為實際的問題。在選擇「維持現狀」的動機上，民眾有可能是因為同時反對統一與獨立；或是可能視之後的條件與情況來決定走向統一或是獨立；抑或是特別反對某一方，卻對另一方不感興趣或是沒意見；又或者是對兩種國家選擇都沒有意見；甚至可能是看情形決定是否統一，但如果最後走向獨立也無所謂，反之，也可能是看情形決定是否獨立，但若最後走向統一也不反對。對於民眾來說，選擇維持現狀的動機不僅僅只有一個，是多重因素加總而成。另外，我們從訪談資料中發現，「維持現狀」不僅認為含有政治意涵，也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層面的意涵。「維持現狀」者對於中國大陸的印象雖然不好，但仍舊認為在中國經濟帶有誘因的情況下，與其密切交流是有利於己的，而這可看出「維持現狀」者略帶務實的一面。 對於這群臺灣主流民意的背景認識，絕對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本文對於學界較少關注的「維持現狀者」進行初探性研究，以期能勉為補足此一領域，在「維持現狀者」的成因、意涵、背景上加以深度瞭解。

當台灣一旦進行較大型的公職人員或民意代表選舉時，各個新聞媒體都會報導出其所獲得的民意調查結果，可見得媒體、民眾、政黨以及候選人，都會將民調當成很好的指標工具。 當我們獲知所公佈的民意調查資料時，都會看到報導幾乎抽樣樣本都在1000個左右，來說明其抽樣誤差約在3%。但是本文所探討的是，我們是否需要每次固定在1000個左右的樣本數，或許我們可以更快就可以看出結果，早一點讓決策者多一些時間做出決策，不但省下了多餘的時間，也可以節省相當多的金錢。 在本文中以民國八十七年的由全國意向民意調查中心所做的台北市長選舉意向調查為例，分別在五月和六月的兩次的訪問中，我們可以很清楚明顯的看出，當我們進行到六百個樣本數時，我們所訪問的資料已經出現相當穩定的結果，即使訪問更多的樣本數的樣本，對於結果的差異幾乎沒有影響，所以在此兩個例子中，我們可以在訪問過程中，就有足夠很好的證據去停止再抽樣訪問，可以和訪問完成一千多個樣本時才作決策時比較，我們可以省下三、四百個樣本數的訪問時間來思考做決策，也省下了三、四百個樣本數的成本來做其他的工作；若是並無法能夠獲得明確的結果，也是會做到原先設定的固定樣本數訪問法，一樣無法獲得相當好的結論，也是必須再繼續抽樣，才能夠看出更明顯的結果。 本文所探討的內容，並非每次訪問過程都是只要像例子中，只需六百個樣本左右即可，這是需視各個不同訪問的個案，也許訪問中各問項變動性太大，那麼就需要更多的樣本數來做觀測。

摘 要 隨著台灣民主化腳步越來越快，政治事務已變成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關心的話題。因為選舉結果關係到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所以選舉預測就成了候選人調整競選策略的依據，並且候選人也可以從選前訪問中獲得民意資訊，因此選舉預測在選舉期間就成了很重要的工作。 選舉預測主要是根據民意調查結果來施行，但是就歷次民意調查結果來看，往往有相當部分的受訪者甚至到選前三天仍然「尚未決定」或「不知道」支持哪一位候選人，其比例可能高達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因此這些「未回應」的受訪者投給哪一位候選人，會大大地影響到選舉預測結果，所以如何分配這些人將攸關選舉預測結果。在此次訪問中「未回應」的受訪者約佔全部受訪者的20％。 政治版圖模型是投票行為研究中的人文區位研究途徑（Ecological Approach）與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Socio-Pychological Approach）之組合；在「工具」方面混合使用選舉區域內的民意調查資料和整體資料，擷取兩種資料的優點。此模型較適用於不同政黨單一候選人競爭的選情單純縣市，但如果是同一政黨有多人參選，或者是各黨政治勢力會隨時間而有很大變化的地區，其預測效果可能就不太適用。一般而言，民意不可能是固守不變的，這些民意的改變可由民意調查中嗅出一些蛛絲馬跡，因此在做預測時加入現在的民意傾向作為分配未回應者的依據；並且，因為不同選情下應該會有不同投票率，因此在分配「未回應」受訪者時，除了加入民調的考量外，還有考慮到不同投票率的影響。

本文試圖找出台灣民眾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如何看待雙方「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台灣民眾的背景條件、政黨傾向以及身分認同等對兩岸的「政治」與「經濟」態度又可能有哪些影響；而本文研究問題意識在於觀察台灣民眾的人口學背景這些事實條件、內在的心理因素與政治經濟態度對自我國家認同有無影響，以期有助於釐清兩岸複雜的交往脈絡，並期望本文所呈現的研究結果，能在當前兩岸關係如此曲折的道路上有「截彎取直」之效，換言之，透過本文研究發現或許能將複雜的兩岸來往脈絡加以簡化，找出哪些是影響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主要因素。 因此，本研究的內容將分為五個章節。在本文的章節安排中，在本章先敘明研究動機、研究問題意識與目的後，第二章為文獻回顧，首先，對於何謂「認同」做出解釋以及「國家認同」的產生，接著對可能影響國家認同的因素進行理論的整理與爬梳，以及回顧兩岸關係發展至今的一些理論文獻，而主要理論基礎則是整合理論，再依序陳述整合理論中的「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與「聯邦主義」三種派別。第三章則將前兩章的研究問題意識以及兩岸關係文獻、整合理論等基礎形成一個整合性的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並建立起變項建構與測量。第四章進行資料的量化分析驗證研究假設，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進行資料分析，並說明本文研究發現。第五章整理歸納出本文的研究發現與結論，以及提出研究限制檢討改進，提出未來可能繼續研究探討的方向以供參考。

長久以來，民意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V.O. Key(1961)提出Opinion Dike理論，他認為民意應形成一個堤防，來導引政策的走向，並提供了議題辯論的基礎。在民主國家中，由於民眾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在做任何決策時應符合人民的期待。根據過去的民調數據顯示，兩岸問題在臺灣民眾心中是長期且穩定的重要議題，因此，決策者在制定兩岸政策時應了解臺灣民眾對於兩岸政策的態度為何。 馬英九總統在2012年競選連任時曾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議題，引起國內民眾與在野黨的高度關注，而馬英九總統也表示，兩岸是否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首要前提是國內具有高度的民意支持。和平協議的內容為何？學界上雖有眾多討論，但並沒有共識。因此，本文研究目的是期望透過民意調查資料，來了解2012年總統選舉過後，臺灣民眾對兩岸和平協議贊成與否的態度是受到何種評估面的影響，並得知臺灣民眾對和平協議的看法與內容為何。 本研究發現，贊成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民眾，在務實面上，認為臺灣不需要軍購且兩岸經貿往來對臺灣有利、在情感面上，認為中國大陸會遵守和平協議、更要在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後，能夠維護國家主權與主體性以及參與國際事務。其中，以中國大陸是否遵守和平協議的影響程度最大，顯示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府信心不足。因此，政府若欲推動與中國大陸商簽兩岸和平協議，應增進臺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府的信任程度，改善兩岸互信，未來才有簽署和平協議的可能性。藉此研究，期望政府在做決策時，能回應民眾的需要，以為臺灣民眾謀求福祉。

本文以名嘴現象為題，旨在探討名嘴在政論節目中，發表言論呈現的過程，希望從中描繪勾勒出名嘴與政論節目相互呈現的結果。本研究採取質化的研究方法，透過個案分析以及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包括以2100全民開講內容文本分析，以及各名嘴受訪的訪談資料。 研究發現：第一，政論節目產製過程，名嘴與政論節目的互動是密不可分相互連結。第二，名嘴透過蒐集資料、言論呈現模式來保持自己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名嘴為了保持在社會上言論的影響力，透過爆料、情緒性言詞、或是論理原則進行評論時事，透過這些表演模式吸引觀眾的注意，政論節目也因為名嘴各自的特性，考量收視率而邀約符合節目屬性的名嘴。第三，名嘴知名度高漲後，人際關係產生變化，政商關係變得複雜，政商透過飯局與名嘴打通關係，希望針對新聞事件對名嘴解釋澄清，甚至希望名嘴在電視上代為發言，名嘴也因此開始會訂出各自自我人際關係的界線規範。第四，名嘴能否影響民意？大部分名嘴皆認為只能代表某種程度民意，但名嘴更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言論來引導民意。

目前國內深入探討台灣民主轉型期民眾政策偏好的研究，其焦點大多放在國家認同、族群關係、政府體制、公民投票等重大政治議題上的衝突，但是現今的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加上媒體發達，教育水準提升，民眾接收與分析資訊的能力劇增，因此會開始思考怎樣的政策有利於自己與整個社會，而不像以往容易被空泛抽象的統獨或認同議題牽著走，反而會花較多的時間去關心與自身息息相關的民生議題，此時了解民眾對各項具體政策的偏好，就變得十分有意義。 因此本文主要目的在於觀察當前台灣民眾的政策偏好與政府政策產出的一致性程度，以及民眾的政策偏好除了透過選票的方式，是不是還有另外表達的管道？如何表達？民意是否可以順利進入決策的核心，實質影響政府的決策制定？如何進入？在哪一個階段進入？政府官員對於民意的想法以及採納的情況為何？ 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透過相關電話訪問民調資料先觀察當前台灣民眾政策偏好與政府政策一致性的程度，發現民眾政策偏好與政府政策間確實存在不小的落差。另外，透過訪談在縣市政府政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局處長與議員，發現民意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亦不高，也可以說決策者對於民意還是抱持較為負面的態度。總而言之，本研究透過民意調查與質化訪談的方式初步觀察了台灣民意與政策互動的概況，發現其間連繫的強度尚有待加強。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法学) / 乙第12909号 / 論法博第185号 / 新制||法||152(附属図書館) / 32119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政治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島田 幸典, 教授 唐渡 晃弘, 教授 奈良岡 聰智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民意代表在當選之後，他們的行為是否會受到其選區選民的控制 或影響。本文是以第四屆台北市議員作為研究的對象，而以他們在職中反應其選區選 民需求的個人行為，作為分析的單元。 筆者假設議員最主要的政治目標是競選連任；為了達到這項政治目標，他們需要採取 一些選區服務行為，來爭取選區選民對他個人的再度支持。筆者將議員的選區服務行 為三種：探取政策立場，促成肉桶法案，和個案服務。至於議員之間在這三種行為上 的差異，筆者假設，是受到其個人的支持者在所有的選區選民中所佔的比例影響。根 據這項假設，筆者嚐試著去建構選區選民影響力與議員角色行為的關係之因果模型。 本論文僅為一冊，約五萬字，其章節則如下所示： 第一章：緒論 壹、研究目的 貳、選區選民 參、現任議員的選舉優勢 肆、議員的選區服務行為 伍、論文結構 第二章：理論建構 壹、文獻檢閱 貳、研究架構 參、變項建構 肆、研究假設 第三章：因果模型一：票源區選民對議員角色行為之影響力 壹、前言 貳、核心選民的比例 參、議員的個案服務行為 肆、議員的肉桶立法行 為 伍、因果模型的建議 陸、結語 第四章：因果模型二：選舉區選民對議員角色行為之影響力 壹、前言 貳、核心選民的比例 參、選員的個案服務行為肆、議員的採取政策立場 行為 伍、因果模型的建構 陸、結語 第五章：結論 壹、本研究的特色 貳、本研究的發現 參、本研究的缺點

摘 要 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世局的變動而轉移，由立國之初的孤立主義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而今更躍居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因此美國外交政策的動向自為世人所關切。而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因素很多，如民意輿論、利益團體、政黨、行政部門、國會、大眾播媒體、總統聲望等等。在美國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家，大眾傳播媒體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更隨著資訊事業的蓬勃發展而加重其份量，大眾傳播媒體如何正確地向人民報導政府的外交政策，又如何將民意反映於外交政策上是一重要的工作責任。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中，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而使得民意在何種條件下，會支持或不支持行政當局的因素，在決策者做決策時倍受重視。 本研究認為，在美國未來的維持和平與人道干涉行動中，民意所扮演的角色是必要受到限制的。民意對於國際事件反應的主要來源，基本上消息是來自電視媒體，如果民眾持續對國際危機的反應，主要根據影像的傳送，則民眾的反應中只有純粹的情緒層次，而欠缺對於美國執行危機任務其中複雜與危險全盤的理性了解。在美國以民為本的民主社會中，民意對於外交決策佔有相當的影響力，政府中的決策人士亦重視民意與輿論，在民意不支持甚至反對行政當局的情況之下，容易造成美軍草率的撤軍，使任務失敗，例如此次的索馬利亞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e Hope），便可以由本論文印證。近年來，學術界有許多不同的論證探討了美國未來人道干涉的角色，但本研究著重在「探討民意與美國海外用兵兩者間的關係」，重點在研究索馬利亞個案（1992-1994）。且必須回顧美國先前的海外用兵經驗，其中最值得借鏡的是「越戰」與「波斯灣戰爭」。戰爭後期在國內輿論大力反戰的聲浪中結束的越戰，行政當局記取了在越戰的慘痛教訓，對未來美國處理海外用兵時的新聞媒體表現，予以管理，故在爾後的波斯灣戰爭中，便對當前影響民意最巨的新聞媒體，實行新聞檢查制度。 儘管美國涉入各個海外危機的理由各不相同，但行政當局與媒體和民意之間的關係，必須有良好的溝通，不但有利於軍事任務的成功達成，且可以成為一個可供日後處理海外危機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