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民間熱絡、官方冷漠」為吾人看到的兩岸互動圖像。然一般咸信，經貿層面的頻密交流，將促成政治層面的漸進整合，而兩岸間的關係，是否將循此途徑，走向統合的未來？兩岸的經貿互動，是否又將註定趨於大幅開放，終而產生莫之能禦的政治影響？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須追根究底的自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往所持立場之因素談起。即便兩岸政府間互動有限，民間交流卻逐漸擴張，日益衝擊兩岸關係的現狀，然此類經貿範疇的互動，即便發生於民間社會，而其幅度與方式雖仍受兩岸政府的節制，但在民間社會力量持續壯大的態勢下，台灣當局有關兩岸交流的政策，最終仍將決定於台灣的民意走向。 　　然而台灣民眾對兩岸交流所持立場為何？又受何種因素左右？學界對此似未進行更有系統的探究，本研究之目的便在彌補此項缺憾，作者透過「2006年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民意調查」所得民眾對於兩岸交流的態度，追蹤此類立場背後的決定因素。然為求前瞻未來，研究設計中將此類因素區分為可能變化的「理性層面」以及根深蒂固的「感性層面」藉此觀察台灣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立場的由來。換言之，吾人認為台灣民眾在面對兩岸交流議題時，存在一個「理性 vs. 感性」的二元空間，前者訴諸「自評利益」、「階級劃分」、「經濟區域」、「部門利害」以及「競爭能力」；後者則受「省籍認同」、「身份認同」、「政黨認同」以及「台灣意識」的影響。此外，「自評利益如何認知？」乃是啟人疑竇的，此看似理性但卻暗藏權力與情感糾葛的經濟收益認知，其背後所不為人知之處則將引人遐想。

環境影響評估法自實施以來已屆滿十二年，該制度首開國內將民眾參與納入制度中之先例，原本其立意是讓與環境切身相關的民眾得以參與公共政策，以減少衝突，然而，民眾不滿審查結果的相關爭議卻未曾停歇，據此，本研究認為應該找出開發案例特性、參與方式與審查結論之間的關係，以增進對我國環評實務的瞭解。本研究是以環境影響評估資料庫中的書件查詢系統為研究對象，主要目的在於瞭解1996年至2005年行政院環保署所累積之中央開發案例之趨勢，以期對於參與程序做實證評估促使評估機制獲得社會的公平與信賴，減少抗爭衝突之發生。 本論文首先透過文獻探討公民參與之意義與限制，並以理性選擇學派對於參與之詮釋，釐清參與可能遭受的挑戰與問題，其次檢閱目前與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相關的文獻，藉此找出本文之定位，並整理各類文獻，建構本研究對於參與情形之評估構面與操作化問題，並以之為內容分析法問卷之基礎。 實證資料蒐集時，以參與主體、資訊公開以及民意調查五大準則先進行資料內容之評估、分類與編碼，據此進行統計分析與比較，最後進行訪談。整體案例共有440件，彙整統計資料加以分析討論，輔以訪談內容，得出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之發現如下： 一、在整體趨勢上，以委員會年度而言，近半數之開發案例集中於90年至93年四年期間；開發單位方面，若將國營事業列入政府相關單位計算，則政府與民間企業的開發案件趨近一比一；在開發類別，顯示我國仍偏重交通之硬體建設之開發；在基地行政轄區，開發案例明顯集中於北部及南部兩大區域；在審查結論上，全部案例之中有八成開發案於第一階段通過審查。 二、法律規範參與方式之實際參與情形為，以公開說明會實行比例最高、環保團體之出席狀況偏低、民眾踴躍參與公開說明會，現場勘查參與情況不佳、政府人員與專家委員與民意代表參與習慣之差異。 三、民意調查之實行情形為，開發單位偏好實行民意調查更甚於其他參與程序、引導式問卷問題已逐漸改善，但問卷之效度仍須注意。 四、以440件案例中有舉辦民調之213件案例，探討民眾意見與專家結論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審查結果通過之案例其整體贊成開發民眾之比例，明顯大於審查結果為不通過之民眾比例。 / The law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12 years. EIA,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nflict by facilitating civil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is the first institution for civil participation in our country. However, people’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never ebb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evelopment cases, methods of civil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liberative result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IA in. Taiwan. The main purpose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trend of the deliberativ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cases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aiwan by means of assessing these cases, expecting to make the mechanism and its procedure trustworthy for society and reduce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flicts. The target of the study is 440 EIA cases from the electronic research system in the EIA database, from 1996 to 2005. To build evaluative items and check participatory pattern differences, the study is proposes three frames, including the participatory subject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five major criterion of public opinion polls, followed by content analysis and data coding. After carrying out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hrough the above framework, the officers were interviewed to verify and supply the previous results. After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 First, looking at the time period as a whole, nearly one half of the cases were held during a four year period (from 2001 to 2004); for organization of exploitation, the number of cases possessed by the government was as much as folk enterprise;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exploitation, the data showed that our country still str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hardwar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ffic; for the administrative areas of the exploitation base, obviously the cases polarize o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of the island; and the final conclusion of the examination show that 80% of the developing cases are being passed at the first stage of EIA. Seco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egal ways of participating is that public explanation meetings were held more frequently than other ways; the rate of attend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and scene inspection was low; people participated enthusiastically in public explanation meetings; and there was difference of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ng) behaviors between the committee members and governmental officials. Third, the situation of conducting polls is, exploitation organization prefer conducting poll far more than other methods; the situations of inductive questionnaire had been improved gradually already, still, researchers must pay attention to validly of questionnaire. Finally, there are 213 cases of conducting polls out of 440 cases, which obviously shows that in most cases a favorable result (“pass”) is given by the people rather than an unfavorable result (“fail”).

網路民意已經成為政府應該注意的重要民意來源，但近幾年，政府時常來不及在網路大量討論之前察覺公共議題並及時做出回應。網路輿情分析快速、大量撈取網路言論使政府可以及時得知正在形成的公共議題以及民意對現有政策的認知與態度，所以政府有相當誘因在公共政策使用網路輿情分析，然而其分析方法與特性對政策過程是助力或是阻力，仍尚待釐清。雖然部分研究文獻提到政府在使用網路輿情分析需要注意的議題與困難，但是導入網路輿情分析之後政府內部實際上如何處理與運用網路輿情分析結果，並未進一步探究。因此本研究以個別深入訪談為資料蒐集方法，訪談曾經使用過網路輿情分析的政策參與機關人員，以了解網路輿情分析對政策的影響，即網路輿情分析運用在政策上的情形與運用困難。 研究結果發現網路輿情分析結果在政策上的用途大致可分成新聞公關與政策業務。在新聞、公關上的用途主要為協助擬定輿情處理策略、用於輿情回應及預警上有困難；政策業務上運用在協助政策規劃與修正、政策推廣的決策支援與跨部門協調。行政機關單位的態度上多認為網路輿情分析可以運用在政策規劃與修正上，但需要先經判斷、過濾與抽檢，或搭配其他民調結果綜合參考，無法直接、單獨運用，雖然如此，網路輿論仍被視為不可忽略的民調資料。 網路輿情分析在政策上的運用亦有限制：因為網路言論雜亂跟網路輿情分析資料蒐集不具即時性，造成難以運用在需要即時性的機關業務上；網路言論雜亂跟網路輿情分析準確率難以控制及公務體系較少進行跨部門協調，造成網路輿情分析運用上需要付出比預期更高的人力、時間等資源，然而因為對政策規劃與修正來說，民調資料本就僅供參考，因此限制了網路輿情分析在政策業務上可以發揮的效益。 根據運用情形跟運用困難，本研究認為若網路輿情分析要作為政策民調運用在政策業務上，在分工上可以加入統籌、中介者參與，或是在資料撈取過程及運用分析結果時增加單位之間的跨部門協調；在運用情形上則視政策議題特性同時搭配其他民調或對網路輿情分析結果再分析過濾，以提升分析結果作為民調資料的可信度。另外，選擇網路輿情分析主題時應考慮政策議題是否適用網路輿情分析，與選擇範圍較廣的政策議題，以避免網路輿情分析資料撈取結果不佳。對於後續研究，本研究建議可以探討政府運用網路輿情分析的負面影響，以及政策議題特性對網路輿情分析運用情形的影響。

政治學所討論的中心問題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而中山先生提出的權能區分理論，可以說是他解決這個問題的主張。 政治學中以國家或政府為研究取向，並以此政治學研究範圍的，可推自十九世紀末葉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間，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的期間正是屬於此時期。而以政策作為政治學研究取向，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逐漸開始的。 公共政策乃政府施政的具體表現，因而從現代「政策」觀點來探討政治問題，較昔日以「政府」觀點來探討政治問題直接且具體。是故，本文主旨在從公共政策的觀點，探討人民與政府之互動關係，並藉此賦予中山先生之權能理論新的意義。 本文主要是採用文獻分析的方式。首先，以權能區分之理論背景為開端，論述民主政治的理論與運作，歸納中山先生權能區分理論之由來，闡述「權」、「能」概念之意涵及其互動關係，並進一步說明權能理論的制度設計。其次，回溯政治學研究取向的演進，且以現代政治學的研究取向重新詮釋中山先生之「權」、「能」概念，並說明其實質意義與運作。最後，將政策過程分成政策制訂、執行、及評估三個聯結環境，探討重新詮釋過的「權」、「能」概念－民意與政策－之互動關係。

最近，我國社會發生不少自力救濟運動，此現象無疑已對政府施政能力與形象造成困 擾。為了深入瞭解當前自力救濟的形成原因與解決之道，本文特以「鹿港反杜邦事件 」及「後勁反五輕」事件為個案，並從政治構通的角度分析研究，以發展新的理論架 構。 本文之提出，乃有感於國內自力救濟運動發生相當頻繁，且其與政府政策有相當之關 聯性，同時，自力救濟發展階段中，已經不是單純的社會事件，政府的因素影響也很 大。對於這個現象，本文嘗試取鹿港杜邦與後勁五輕事件為個案，並以「政治溝通」 的概念架構，分析其形成原因與發展過程，企冀達成以下之目的：（一）探討傳播、 民意與政策在自力救濟運動中之影響；（二）檢討政府之溝通結構，並嘗試提出一有 效溝通管道。 全篇論文主要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入訪問法」為研究方法。在文獻探討上，除參 閱有關「政治溝通」理論之外，並輔以政治與傳播之理論基礎；其次，本文更參考台 大學生製作之「杜邦事件綜合報告書」與輔大、成大學生對後勁的問卷調查報告，以 補足本文在經驗性資料上之不足。 本文內容共分五節十二節。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並界定「自立 救濟」之定義。第二章政治溝通之理論基礎，論及政治與溝通之意涵與關聯性，並說 明傳播、民意與政策三者之關係。第三章探討自力救濟個案之背景與始末，藉以充分 瞭解其發展過程。第四章是政治溝通對兩個案之解釋，從傳播、民意、政策三方面來 探討鹿港與後勁兩個案。第五章結論，提出一些建議，並檢討當前對自立救濟處理方 式之缺失。 經過所蒐集之資料及研究指出，自力救濟運動已成為國內甚受矚目之社會（政治）運 動，其形成原因，反映出政府決策與社會功能結構之不足，而在公權力屢屢被蔑視的 情形下，使得有關當局喪失許多民意的支持基礎，為徹底解決當前之問題，或可從開 放政策制定之政治參與、重建公權力與公信力，有效率地解決民眾切身之問題三方面 著手，對消弭民眾對政府與社會之不滿情緒，應屬可行。

兩岸關係無法有效的開展與台灣各主要政黨的大陸政策的停滯，可以說是與大陸堅持「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有關。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從民意的角度就台灣民眾希望的政治關係如何定位加以解析，而有別於其他研究是從兩岸政治精英的角度去探討兩岸問題；換言之，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研究，而非傳統的由上而下的探討。 本研究從民意長期資料中擷取「統獨態度」、「族群認同」、「一國兩制支持度」等三項資料，分析台灣民眾究竟希望兩岸關係如何定位，是「邦聯制」、「聯邦制」、「中程協議」或「歐盟模式」。從民意分析的結果，本研究認為民眾最希望的是先採行「邦聯制」，而在兩岸差距拉近以後，再思考如何進行整合工作，惟必須在不影響台灣2300萬民眾利益下才能接受，否則寧可「維持現狀」達到實質獨立或宣布台灣獨立。 另外，本研究利用系統論來解析民進黨政府在陳水扁總統第一任期及第二任期大陸政策的修正原因，並預測在第二任期中，大陸政策將逐漸往中間移動，亦即最多只維持實質獨立，而不再堅持「一邊一國」的論述，同樣的，泛藍陣營將會因為民意趨勢而與泛綠陣營的大陸政策趨同。 關鍵詞：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民意調查、統獨態度、族群認同、邦聯制

我國自1980年代以來，民主改革進程快速，程序性的的民主機制(procedural democracy)如公平的選舉與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已逐步建立，如何提昇民主品質已是朝野共同努力的續階任務。在不同的改革方向中，政策過程的公民參與以及民主審議已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與熱烈討論，不過目前學界主要仍停留在規範性的探討或實驗設計的階段，對於如何實踐審慎思辯式民主仍未有系統性的研究。為了落實公民審慎思辯的功能，James Fishkin提出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機制，希望有助於探求經過審慎思辯且具有代表性、值得聆聽的民意。為了探索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的操作過程以及參與者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態度是否發生轉變，本論文嘗試透過檢閱相關文獻，引介國外實施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的經驗外，並以「我國是否實施募兵制」之政策議題，對國立政治大學選修軍訓課的大學部學生進行審慎思辯式的民意調查。而本論文實驗結果發現，審慎思辯的過程不但使得參與者對議題認知更清楚，同時在資訊相對充分的情況下，部分參與者的政治偏好將與資訊較為缺乏的情況下有所不同，此結果無異強化對於民眾無知的悲觀主義者論點，也就是民眾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其真正偏好往往受到各種環境因素的扭曲，而無法適切的表達。 故本論文主張，現階段我國可以從大都會的社區進行審慎思辯式的民意調查，因為在這些地區資訊流通較為快速，比較能進行精緻的對話；同時，可結合超然的民間團體、學術單位以及媒體的力量，針對大家共同關切而具有爭議性的議題，舉辦審慎思辯式的民意調查；最後，可利用網路民主機制，作為審慎思辯式民意調查的另一種介面與途徑。總之，不論採用哪種方式蒐集民意，唯有確實履踐審慎思辯的精神，才能還給人民在民主政治下真正的聲音與力量。

政府機關委外執行民意調查已成為民主國家治理的趨勢之一；但民意調查的高度專業性和特殊性質，導致過程中有許多「看不見的黑手」介入的機會，故如何監督、控制民調的品質以確保信效度遂成為一項重要課題。全國各級政府機關中，以台北市在委外執行民調業務上的規定最為公開、完備，不僅訂有專法，更獨步全國成立「民意調查諮詢委員會」，協助各局處在委外執行民調過程中把關調查品質、解決問題。在這種「一個委託人（委託局處）、兩個代理人（執行廠商和民調諮詢委員）」的架構之下，本研究從交易成本理論出發，探討台北市的委託局處在這套委外與審查機制下必須付出的交易成本類型、背後的影響因素、與調查品質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深度訪談5位民調諮詢委員、5個委託局處、研考會和4家執行民調的廠商共17人次，輔以次級資料分析，發現各局處在委外執行民調過程中的作法、程序和重視程度皆不一，付出的交易成本類型眾多，其中的「事前審查成本」、「搜尋廠商成本」、「事後審查成本」、「控制成本」在邏輯關係上較能對應後續之民調品質，其多寡深受「委託局處的重視程度」、「廠商的執行能力」影響。此外，為提昇調查品質，委託局處若付出較多事前成本（包括：事前審查成本和搜尋廠商成本）後能先行把關委託局處的需求與調查規格，且規模比起事後成本（包括控制成本、事後審查成本）來說較為減少許多，對調查品質將有正面影響；若未付出事前審查成本，則需於決標後耗費更多時間、精力與資源才有辦法確保調查品質。 然而，研究結果卻顯示民調諮詢委員會不見得能達到提昇調查品質的目的，仍有執行能力不佳、圖謀不軌的廠商無法達到審查委員的要求而遭到解約。因此，本研究歸納「民調諮詢委員會」兩項主要的缺失，包括未能事前把關調查規格與執行預算之間的合理性，無法克服「逆向選擇」執行廠商的問題；加上定位不明，難以保證可以完全發揮把關之功能與職責，委託局處未必完全依照委員的意見來要求廠商修正，以致淪為無人負責的窘境。 最後，本研究提出主要的政策建議，包括研考會的角色應更加積極、強化，確立民調諮詢委員會的定位，嚴肅思考業界委員協助審查的必要性，民調諮詢委員協助審查調查案的預算編列和招標文件；委託局處需掌握整個流程和民調諮詢委員的功能，顧及調查規格和預算的合理性並不以預算為唯一考量，與民調諮詢委員、執行廠商和研考會保持密切關係。

全球上網人數不斷增加，沒有電腦、沒有網路的生活對現今的許多人，尤其是資訊相關產業的工作者來說，實在難以想像。就像以前的人應也很難想像現在電腦網路所帶來的便利，這樣巨大的改變已完全形成現代人生活上的改變。許多企業因此不得不E化，即使E化所能帶來的好處尚難以估計，為了不輸在起跑點，投注大筆資金E化的企業並不在少數。 民意代表雖屬非營利組織，但其表現需接受選民定期的檢驗，用投票來反應，不是零就是一百的績效衡量方式，比一般企業所面臨的損益來得殘酷。為了拉近與選民的距離，以網際網路做為媒介是個不錯的選擇。究竟民意代表經營網站能為其帶來多少支持的選民，甚而轉化為支持的選票，值得探討。上民意代表網站的瀏覽者行為特性如何，網站經營者可如何發揮以吸引瀏覽者，增加瀏覽人次？ 本研究以Howard的消費者決策模式(CDM)為基礎，配合本研究題目的特定範圍加以修正，利用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探討瀏覽者行為在數個構面上的影響關係，再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1-way ANOVA)界定各構面在年齡、職業及區域上的差異，最後形成策略意涵。 根據研究結果，做成以下建議：以長期來看，民意代表經營專屬網站有助於爭取更多支持的選民；爭取學生族群的認同；台北市南區的候選人，目前適合搭配專屬網站作為整體的競選文宣。 / Nowaday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going online. It’s unimaginable how people could live without Internet,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do their job using computer frequently through Internet. Just as we could not imagine what utilities Internet bring hundreds of years ago.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Internet has changed our lives. That’s why lots of business go online to be an E-business. Though the benefit brought by going on line can’t be clearly estimated, lots of corporate spend much money constructing their E-business because of avoiding lost in the beginning. Political websites are al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way their performances are evaluated is election. It’s cruel that you are a survivor or getting nothing but crash otherwise. The Candidates want to be more closer to ’customers’, so they choose to setup a website and provide service. But How can they be sure that they are more possible to win the final campaign? The answer is in this paper. It is going to find out the behavior of those who visit the websites and make some suggestion about th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websites. The structure of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CDM(Consumer Decision-Making) Model with some specific modification. The related dimensions are connected using Path Analysis, the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these dimensions are clear. Accompanied by 1-way ANOVA, we can fi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sitors’ on these dimensions, say age, occupation and where they live. According to the outcome, our suggestions are : it’s helpful for the candidates to win the campaign in the long run by providing services on websites ; ‘Student’ is apparently the group which is worth targeting when you want to promote yourself ; it’s now appropriate to concentrate on website if you are a candidate in the south area of Taipei.

台灣在解嚴以前，是個威權體制的國家，政府的統治透過龐大而嚴密的黨國機器，滲透並支配了大部分的公私領域，一般民眾鮮少有參與的機會，政策過程對於民眾而言，是個真正的大黑箱。在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社會特性，就是去政治化和公民資格的無能化，，各種意見能夠相互交流詰辯的「公共領域」sphere）無由產生，民眾的「公民意識」無法形成，「公民 社會」的理想更只是個空中樓閣。解嚴之後，民主、自由的呼聲高漲，舊有的體制與規範土崩瓦解，新的價值和規範卻未能及時建立，導致社會處於一種混亂失序的狀態。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仍舊是一種非對話的關係，政策制定仍崇尚科學技術的專業應用，獨尊專家的意見，所制定的公共政策重生產不重分配，且以犧牲部分階層利益來達成經濟成長 和升級的目標，致使追求效率與效能、經濟與管理的風潮，淹沒了昔日屬於人們社會生活與公共領域中較為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價值信念。在此同時，政策問題的本質也隨著科技與經濟的發展而產生變化：一方面由於各種科學技術的使用逐漸產生後遺症，，另一方面由於生活環境與生活品質的惡劣，使得不同類型的政策之間相互糾葛纏結，多元的利益互相競逐，這些型態的政策問題也因此在「公正」和「能力」兩個問題上，質疑了既存決策制度與決策程序的功能。而Habermas的公共領域和溝通理性的概念正好提供我們一個省思與解決的方向。本論文旨在探討公共領域在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的角色和重要性，並運用Habermas的公共領域概念及其溝通行動理論，尤其是他對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與生活世界的內在殖民化的分析，來澄清及探討形成前述政策困境的原因及癥結所在。其次透過溝通理性的彰顯，使公共性與公共利益得以具體呈現，確立公共哲學為公共領域中的核心哲學，及其在公共行政理論及實務中的重要性。進而以公共哲學為根基，探討重建公共領域之道，藉以形塑健全的公民社會，建構良性互動的國家與社會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