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待儒學，跳脫以孟學為儒家唯一價值的衡量標準來看待荀子思想及荀學的流衍，是本文論述的基本態度。全文可分成兩部分論說。首先釐清荀子思想中最受矚目及爭議之議題，即：天人之分、人之性惡及法後王，作為論證清代思想的對照範式。整體而言，荀子思想所關懷的是人在具體經驗世界中的安頓問題，因而其追求的目標是「盡倫」、「盡制」的聖王，相對於孟子言盡心知性以知天的超越、內在性格，其理路有顯著不同。 其次論述清代的荀學。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清儒校釋《荀子》書的著作及荀子學說的評論。基本上，清人校釋《荀子》是在「以子證經」的前提下所衍生；同時，清儒在尊經及經典傳承的體系研究中肯定了荀子，使荀學得以擺脫「異端」之名而回復於儒家之列；且《荀子》書的整理，也使得荀學獲得重新被檢視的契機，具有一定的意義。清儒試圖對宋明以來非議荀子思想的議題提出新的解釋，包括性惡、非思孟、法後王等論題，然而，這些迴護荀子的論述卻受限於以孟學為學術唯一準則的意識型態所囿，往往只是在以孟學為主體的思考下調和孟、荀差異，在深究荀子思想體上的論述上則相對貧乏。因此，清人考校《荀子》書、評述荀學，雖具價值，但並不能全部概括清代荀學的內涵。 清代荀學的另一層面，是以顧炎武、戴震、焦循、淩廷堪、阮元為主軸的清儒，在「以氣為本」的基礎上所建立的心性論以及成德工夫論所呈現的荀學理路。清儒在「以氣為本」的立場下，肯定了人性中情、欲存在的正面意義，而理義即內在於欲、情之中；心知本具有思辨、擇取理義之能，人們透過以問學為主的修養工夫加以擴充培養之後，便能衡定人欲人情合宜的進退得失，由個人所欲所情推及至群體，能通達天下人之情，遂天下人之欲，使之無所差謬、不爽失，即是理義。在此理路下所呈顯的成德工夫，一方面重視經典及文獻史料之價值，強調由文字訓詁以明理義的問學；另一面，由於所論理義的內涵是群體生養之欲的滿足、情感過與不及的調節與疏通，故而講求人我間言行事為依據準則的禮學興起，清儒藉由禮制的考證、禮意的論辯重新核定社會禮儀秩序，作為修己治人之具。 分析了清儒的人性論及成德工夫論後，對照荀子所論人性的內涵及道德修養的主張，不難發現二者思想理路是一致的：包括以欲望情感及心知為人性本質，強調培養智識在成就道德上的重要性，倡議禮儀法度以調節人欲人情等，均呈現了強烈的荀學色彩。只是，清儒並沒有意識到其理路與荀學同途；批判宋明理學，卻認同理學家所建構以孟子為孔子思想正統繼承者的道統觀，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焦循作《孟子正義》，自詡為孟學真正傳人，欲取代宋明理學在儒家道統的傳承地位，但實際上闡揚的卻是荀子的理路。因此，本文將清代傾向荀子理路的人性論、工夫論稱之為「潛藏的荀學理路」。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抉發清人在義理思想上的荀學傾向，相較於清人肇因於經典考據而擴及《荀子》書校釋、荀學評價等層面的討論，無疑是更具意義的。至於二者的主從關係：如前所言，清人從事校釋《荀子》、評述荀學，從而提高了荀子的學術地位，而這個校釋、評述是源於經典考據的擴大而來，而考據學的興起是源於問學的成德工夫，而問學的成德工夫又是源於「潛藏的荀學理路」。可見，清代這個「潛藏的荀學轉向」在無形中促進了荀學的研究，荀子地位的提升，恰恰呼應了這個「潛藏的荀學轉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