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我國現行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二條規定，該條例適用的期限將於本年十二月卅一日屆滿。在以往九年多的期間裡，讓條例曾經配合第三、四期暨第五期前二年經建計劃的實施，對於誘導投資與促進生產，發揮了相當的功能，使得我國經濟的成長，突飛猛進，而見重於國際，這是不容抹煞的事實。目前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正延聘國內外學者專家，共同研議，著手修訂現行獎勵投資條例，並邀請立法院財經兩委員會立法委員，以及從事工商業、金融、學術、新聞等各界人士舉行座談，交換意見，以便集思廣益，修訂現行獎勵投資條例，待其十年兩個月廿天施行期滿後繼續實施時，能更臻完善，更切合工商業之實際需要。本文之內容，以研究獎勵投資條例有關租稅減免的部份為主，其他方面則未予討論。

自動化科技對聯合報產業工人的影響，以及聯合報生產體制的性質是本論文的兩大研究主軸。本文整合了「勞動過程」與「家父長體制」的研究，試圖論證：聯合報的管理者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將生產過程轉換為自動化作業，主要是有賴於家父長生產體制的運作。 聯合報的生產體制主要受到四個因素的影響：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勞動力市場、勞動過程以及國家介入生產體制的方式。筆者於第三章指出，聯合報長期寡占報業市場所累積起來的盈餘，是社方日後推行職工福利的重要基礎，而早期報業欠缺技術工人的情形，更使聯合報建構起溫馨如家的工作環境，以降低人事流動。1982年所啟動的報業自動化列車—從電腦檢排、全頁組版到電腦製版，不過短短三十年的時間。自動化不僅造成生產組織重組，也威脅到勞動者的工作權益。但由於國家對勞動者的保護不足，包括工會法限制工人團結、欠缺就業安全體系以及未能提供去商品化的社會福利條件等等，都加強了勞動者對企業的依賴。這一些條件形成了聯合報得以施行家父長制的社會條件。 緊接著，筆者在第四章進一步描繪聯合報「家父長生產體制的特徵」，並根據市場條件、管理方式，以及勞資互動方式的差異，將聯合報的生產體制區分為三個階段：個人化的家父長制時期、制度化的家父長制時期以及轉型時期。 不過，家父長生產體制之下和諧的勞資關係並非意味著工人是完全順服或靜默無聲的。在第五章，筆者則討論自動化科技對報業工人的影響，並刻劃工人在勞動過程、經濟以及政治領域所掀起的反抗與鬥爭。

在經濟體系中，銀行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能讓資金有效率的配置到需要的地方，活絡經濟體系內資金的流通。因此，銀行業表現的好壞對於經濟體系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在衡量銀行的經營績效時，外在環境、營運狀態的差異，有可能影響到銀行管理者在生產過程中的決策以及對於投入的控制能力，進而影響了銀行真實的效率值，我們稱為管理效率（managerial efficiency）。此外，逾期放款是銀行生產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非意欲產出（undesirable output）在衡量時有必要將之列入考量。 我們採用四階段DEA分析方法以及Seiford（2002）的概念，將逾放比率視為非意欲產出。採取本國一般銀行民國八十八年至九十一年共四年的資料進行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各銀行間的經營表現，推究其無效率來源是因為純技術效率或是規模效率，並建議銀行是否應該擴大規模、維持或降低營業規模來增加經營效率。 2. 比較加入非意欲產出之後的效率值是否有顯著不同。 3. 推估各銀行的管理效率，探討銀行業的效率表現和管理效率之間的關係。 實證結果如下： 1. 台灣官股銀行無效率的主因為規模無效率。其他民營銀行無效率的主因為技術無效率。 2. 銀行產業的管理效率會受到景氣波動的影響。外生操作環境的不同在整個產業面對負向衝擊時，會有不同的表現。 3. 在景氣不佳時，銀行的管理效率會有被低估的現象；景氣活絡時則管理效率有被高估的情況。 4. 加入逾放比率為非意欲產出之後，整個銀行產業會受到經濟環境的波動影響。 5. 加入逾放比率與調整外生環境後，能夠更真實的表現出銀行的經營績效。

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國民所得提升，再加上政府政策的協助推廣，刺激了國內觀光旅遊市場之需求，造成業者競相投入此一產業。然而，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國際觀光旅館的需求卻未明顯地成長，呈現出供過於求的狀態。面對這種情形，為求國際觀光旅館之永續經營與成長，惟有追求生產力的不斷提升。因此，國際觀光旅館生產力變動的情形值得做進一步地探討。本文以1997-2002年台灣國際觀光旅館之整合資料，首先利用Malmquist生產力指數衡量歷年生產力變動之情形；然後，以Bootstrap信賴區間法加以檢定，藉以瞭解Malmquist生產力指數是否有顯著成長或衰退的現象發生。由Malmquist生產力指數評估結果發現：就整個研究期間而言，生產力及效率皆略為提升；但生產技術則呈現微幅下降。此外，若進一步將國際觀光旅館區分為不同經營型態時，其結果顯示：整體期間連鎖經營型態之國際觀光旅館，不論是在生產力、技術或效率變動，皆優於非連鎖經營型態之國際觀光旅館。由Bootstrap信賴區間法之檢定結果發現：在利用Bootstrap信賴區間法檢定Malmquist生產力指數後，其結果可能截然不同。因此，單憑一個Malmquist生產力指數就輕易斷言生產力提升、不變或衰退，可能會發生誤判的情形。

中國在世界貿易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人民幣的均衡水準成為十分熱門的議題。本文為貿易財與非貿易財部門的相對生產力找尋新的代理變數來檢視Balassa-Samuelson效果，以解決中國物價指數因受政府控制而難以反映實際生產力的問題。此外，亦將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引進實證模型中，以量化分析來探討人民幣是否具有自我實現的行為。本文實證結果顯示人民幣均衡匯率與相對生產力、貿易開放程度、熱錢數目間有長期關係。貿易財與非貿易財相對生產力與熱錢數目的上升可能帶動人民幣升值；貿易開放程度則與均衡匯率呈反向關係。 / As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research o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in China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This study chiefly contributes to adopt a more reliable prox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o capture the Balassa-Samuelson effect; in addition, we formerly introduce the expectation of Renminbi into the empirical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behavior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80 to 2005. Particularly, we provide a single-equation in an empirical framework which takes the specific fe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economy into accoun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openness, the volume of hot money, and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of traded to nontraded sectors are key factors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 in China. Both the increases in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and an anticipated appreciation i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eventually may lead to a real appreciation in the currency. In contrast, the influence for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economy is that the real exchange rate may depreciate.

中國大陸歷經近三十年的努力，經濟發展快速，經濟實力大為提升，成為世界經濟中不可忽視的力量。自2002年中國加入WTO後，與世界經貿關係更為密切，為因應全球經貿的趨勢，外資企業將擴大進軍中國。從微觀及宏觀經濟角度來看，外資的引進對中國國有企業來說，必定受到程度上的競爭衝擊，但外資對中國經濟的生產技術、產業提升發揮正面積極效果，既能夠刺激國有企業的變革、提昇產品品質、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本文利用2001-2005年中國30個省、市與直轄市的官方統計資料，運用隨機邊界法（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估計中國本資、港澳台資及外資企業的生產效率。 最主要的研究發現為，2001至2005年，投資於中國大陸的港澳台資與外資企業的投資績效均優於本資企業，且港澳台資與外資企業的投資效率值相近，而本資企業則遠低於港澳台資與外資企業。雖然本資企業的效率值在這五年間處於較低的狀態，但與港澳台資、外資企業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在規模報酬方面，本資、港澳台資與外資企業均處於規模報酬遞增階段。 在各省的效率值上，本資、港澳台資與外資企業分佈不盡相同。本資企業在海南、浙江、江蘇、廣東、上海的效率值最高，港澳台資在北京、上海、寧夏、江蘇、河北最高，外資企業則是在上海、北京、陜西、天津、廣東效率值最高。效率值較高的地區分部仍偏重東部沿海地帶。 在影響效率值的因素方面，經濟區位及資本勞動比是影響中國大陸投資效率高低的重點因素。

本論文嘗試從法國當代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生產場域」出發，期能為在地的小劇場研究提供一個全新的分析視野。鑑於「收編論」所引發的諸多爭議乃是小劇場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問題癥結之所在又涉及小劇場的「反體制」定位，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小劇場運動」的興起與轉型。本文章節的安排如下：第一章為導論，主要在指出一般收編論辯的盲點，以及「場域」分析的適切性，作為本文的起始點。第二章則探討Bourdieu的文化生產場域，並提出本文的中心問題與研究架構。第三章重新檢視「小劇場運動」(1986-1989) 的萌發，以及藝術中介機制如何挪用以型塑神聖的光環，而成為象徵暴力的來源。第四章探討九０年代小劇場可能性空間的轉型，這個轉型主要遭受文化生產場域內部兩個層級化原則的挑戰，以及文化正當性危機。我們並以一個空間圖式分析當前戲劇場域的結構。最後第五章，將回到收編論的主戰場(1994人間劇展)，並以此作為總結。由於媒體介入辦展的特性，因此討論的重心同時擴及劇展的媒體呈現與信念的生產。研究結果指出： (一)小劇場運動與反對力量的結盟，不過是政治發生危機時所產生的一種「誤認」。其間被挪用的利益則是新知青自我表徵的階級習癖、前衛藝術工作者的秀異色彩、以及文化中介者作為挑戰舊有建制的象徵籌碼。小劇場作為另類媒介的期許並未真正落實。 (二)自「反體制」光環中退出的小劇場，在重新汲取文化正當性的同時，反而受制於權力場域的遊戲規則－即本土化的大浪潮與市場取向的專業化迷思，卻少有察覺。 (三)關於收編論的談法僅將焦點限於小劇場與國家機器之間，恐有問錯問題之嫌。政策的開放不代表內在創作環境的自由，小劇場商品化的趨勢以及向中心移動的復權慾望，才是真正的癥結所在。

摩托羅拉於1987年開始推動六標準差改善計畫，但當時並未受到企業特別的重視，直到奇異公司於1995年重新啟動六標準差品質計畫，才使得這套成效卓著的改善工具受到企業的肯定。早在1991年，國內便有學者著書將六標準差知識體系介紹給國人（林秀雄，1993），到直到1999年以後，才開始有長榮航太、金寶電子、英業達、漢翔航空等國內企業陸續推行六標準差，並從中受益。如今，六標準差已是最高品質的代名詞，它不只是一系列的改善活動，更是企業追求卓越的經營模式。 本研究有鑒於六標準差品質改善手法對於國內企業競爭力助益匪淺，故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將國內某通訊產品業者首次應用六標準差改善流程（DMAIC）執行手機生產線改善的推動歷程，進行深入的報導，研究重點在於個案公司如何運用六標準差改善流程之界定、衡量、分析、改善、控制五個階段，提升生產線之生產力，減少浪費，最終滿足顧客的需求。 個案公司乃運用六標準差改善流程，找出影響生產力之關鍵影響因素，包括瓶頸工站工時、工時變異性程度、生產線平衡率，並結合生產線改善與平衡的手法，發展出具體可行之解決方案，達成專案初期所設定的目標，最終並發展有效的控制方式，使專案效益能夠持續。 另外，本研究試圖以系統化的歸納方式，整理出個案公司的成功經驗與遭遇問題，並說明個案公司所提之解決方案，希冀本論文之付梓對於有志推動六標準供之企業，能夠有借鏡學習之參考作用。

本研究以歐洲銀行業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嘗試運用以Malmquist生產力指數法考量IFRS的實施是否會對企業整體構面產生影響。研究結果發現，IFRS實施的確會使企業整體構面產生變動，而其變動的來源主要是因企業之實值衡量標準改變所致。此外，Chow Test檢定也說明歐洲銀行業者在IFRS實施之前後於投資決策產生結構性之變異，而其餘各構面：盈餘波動、資金成本、資訊揭露成本、教育訓練成本和審計公費，則無發生結構性之改變。 / In this article we try to apply Malmquist indices to analyze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FRS will have an influence on banking industry in Europe. The empirical tests reveal that implementation of IFRS does have an influence on banking industry as a whole. The influence can be referred to the change of substantial measuring standards on IFRS. In addition to Malmquist indices, the study also applies Chow Test to examine whether the structural changes have existed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IFRS. The test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banks have a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mplementation of IFRS. In the other hand, the earning volatility cost of capital, disclosure cost, educational cost and audit fees do not illustrate a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hange.

Michael Porter於1991年首先對於以往環保政策會傷害廠商營運的論點提出反對的觀點，Porter認為環保政策可以刺激廠商進行創新及研發，最終將使廠商的營運情況提升，變得更有競爭力。Porter hypothesis(PH)提出之後，許多學者便針對PH的主張進行實證研究，然而至今學者間對於PH的存在與否仍無明確的共識。然而PH的主張對於像是中國大陸等發展中的國家尤為重要，而中國近期的十二五計畫亦將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驗證PH是否成立以了解環保政策對於廠商及至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則有助於政策的制定。本研究以實證分析的方式研究PH的主張是否存在於廠商的生產效率之中，並試圖找出造成過去實證研究矛盾的可能因素。本研究使用中國大陸的面板資料，分析模型對環保政策及廠商生產效率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