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的迅速成長和改變，以致與個人的發展失去平衡，而產生很大的差距，因此如何彌補二者之間的距離，促使個人的發展與技術的改良同時並進，才是管理的真正使命，這個使命能夠完全達成祇有經由管理原則的發展與應用。十八世紀以來，管理的方法都停留在科學管理階段□，其最大特色就是重視生產的任務，共最終目的在於獲致最高利潤。從今日的眼光來看，科學管理只是整體管理的一部份，因為現代的管理趨向於整體觀念，信持個人與組織平衡的理論，個人要適應組織的需要，組織亦有重視個人的利益，也就是個人的需要與滿足必須和組織的需要融合，在此需求下，目標管理的觀念與方法應運而產生。 我國的政治經濟建設正在蓬勃發展中，新觀念與新技術的研用，是非常需要的。適時，目標管理盛行於美國先進企企業，產生良好的效果，筆者有鑑於此，乃觸發研究的動機。本文試以心理的與社會的研究法對目標管理的理論與做法，做有系統的論列，惟限於研究方法上的實際困難，只能以行為科學家們在心理學上或管理學上的發現，做為理論的依據和佐證。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闡述目標管理的意義和演進。第二章目標管理的思想體系。從行為科學的發現說明目標管理的理論。第三章目標管理的實施方法，目標管理本來是一種管理觀念，如何使這種觀念制度化，本章提出具體的方法。第四章實例研究，目標管理是種有效的管理方法，可以適用於任何組織。本章以東元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和交通部實施後的良好效果，證明目標管理之有效可行。並且，不但可以適用於企業機構，而且也可以適用於行政機關。第五章結論，說明我國政治經濟發展中，產生許多大組織的弊端，目標管理是這些弊端的針對良藥。同時提出我國推行目標管理的困難所在，以謀對策。 本文於撰寫過程中，承蒙徐師立德於百忙之中給予墾切指導與校正；張師明誠的關切與鼓勵；中華企業管理發展中心李董事長裕昆的協助，免費參加「行為科學與目標管理特別講座」，並且提供寶貴的資料，使本文得以順利完成。交通部推行目標管理工作小組負責人王教授金義提示寶貴的意見，使本內容更為充實，感激之餘，於此謹致謝忱。筆者撰寫本文雖竭心智，惟資料有限內容愧憾未能盡如理想，其間謬誤難免，盼諸位師長，先進多予指正。

目前的出版市場中，一種科普書流行的現象儼然成形。科普書是普及科學的管道之一，但科普書流行是否表示科學普及了！本研究從科學傳播的角度，試圖了解讀者如何閱讀、購買科普書，以及對於科普書的看法。另外，由於形塑這個科普書現象的環節還有科學專家以及出版社，本研究也針對這兩種身份進行研究。本研究是國內科學傳播中第一次探討科普書的研究，將有助於未來科學普及工作。 本研究採用多重方法進行研究。多重方法的優點在於避兔單一方法所帶來的單一立場、觀點，以了解同一現象的不同立場。本研究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進行讀者問卷調查，調查時間從民國87年6月24日至7月20日，有效樣本共135份。第二階段則是以深度訪談獲取資料，深度訪談分為三部分，其中讀者深度訪談從民國87年7月28日至9月4日進行，科學專家深度訪談從民國87年10月21日至11月5日進行，而出版社深度訪談從民國87年10月12日至11月2日進行。 至於資料分析方面，在讀者問卷資料上，主要是了解各項資料的分配情形，以及了解各變項間的關聯性，而讀者、專家與出版社的深度訪談資料分析，則根據紮根理論中的登錄方式進行分析並詮釋之。 研究結果發現，科普書讀者以男性居多，年齡以二十一歲到三十歲的學生為主，而這些人真正是科學專長的仍是少數。另外，也從收入、開銷以及自認為的社會階層中．，發現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是社經地位較高者。至於科普書讀者的閱讀與購買科普書的習慣並不固定，大多數的讀者只對主題有興趣，或是經由親友推薦才會去閱讀購買。讀者閱讀與購買科普書的原因多是為了增加新知、滿足好奇心等等。至於閱讀與購買的種類，則以軟性科普書為主，而較少閱讀、購買硬性科普書。 另外，具有科學背景與不具有科學背景的讀者也有所差別。科學背景的讀者對科學知識比較有興趣，因而傾向閱讀硬科普書，也比較容易理解科普書中的科學知識。反觀非科學背景的讀者（人文背景）則因不易理解科普書中的科學知識，所以對科普書中的非科學部分較感興趣，因而閱讀軟性科普書。 針對目前的科普書市場，在與出版社深度訪談中發現，不同時期創立的科普出版社有相當迥異的看法與出版作法。普遍來說，早期的科普出版杜比較注重傳播科普書中的科學知識，而近期的科普出版社則認為科普書可以多元化的發展。不過，出版社多是以推廣科學，或是看到現行教育體制的缺失，因此興起出版科普書的念頭。 在專家的訪談中發現，專家普遍抱持樂觀的態度面對現今的科普書出版市場，而對於目前科普書的看法，專家認為應注重翻譯科普書所產生的問題，例如正確性、文字通順等等。另外，專家也針對科普出版環境、推廣科學環境以及寫作等面向，提出不同的看法。至於對普及科學的作法，專家認為基本上並沒有適合所有人的同一種方法。如果真要找出一種可以放諸四海的方法，就是內容儘量要與讀者相關否則就是根據不同學科的特性而用不同的方式普及給大眾。 讀者、專家與出版杜也提出對未來科普書以及科學普及工作的幾點建議。首先，出版社應培養特色，避兔炒作，多出版一些講述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的書籍或是注重內容簡單明瞭、容易理解，尤其應注意一本書應只介紹一個重點，避免過多的重點而變得複雜。另外，由於現在出版市場中大多為翻譯科普書，應注意翻譯中的正確性、文字問題。從翻譯引伸出應重視本土性科普創作，培養本土科學寫作人才，對本土科學教育才會有幫助。至於寫作上，應注意寫作方式與生活結合，避兔過於理論。除了以上幾點外，有讀者特別表示，應在內容中呈現研究結果。 至於專家特別著重在科普書應培養新的科學觀念、政府或民間應自發地成立科普協會等面向上。另外針對讀者的部分，專家也提供讀者在閱讀科普書時一些建議，譬如讀者應該常做功課，比較不同科普書的內容，才能了解書中傳達的科學知識的正確性。 除了上述研究的結果外，筆者認為，現今整個科普書出版市場還是有盲點存在，而非讀者、出版商以及科學專家所稱科普書只要改進了某些要素，就能讓讀者接受，甚至達到科學普及的目標。從問卷調查申發現，讀者大致能接受現在出版的科普書，但從讀者訪談中發現，讀者仍未能徹底理解科普書中的科學知識，更難以何況從中體驗並應用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現今科普出版社似乎忽略了這個問題，也不認為科普書應該達到怎樣的科學普及，反而相當看好台灣科學普及的前景。推究出版商這樣的出版方向，可能又與專家之間的共生關係有關。因為許多科學專家在整個出版市場中，扮演審定者的角色，因此，他們的看法將會影響出版社的方針，如果有特用獨斷的專家掌控出版社，則會主導整個出版市場，而嚴重影響讀者獲取科學知識。這是現今專家與出版社共生關係中，尤其應該注意的。

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已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式生效 。這一部規範 人類開發海洋資源､利用海洋空間､進行海洋科學研究､ 保護海洋環境等活動的「海洋 憲法」總共有三百二十條條文，其中就有 一百條是關於海洋研究的進行，並對海洋技術 移轉有著詳盡的規定，這 反映出在所有海洋利用及其資源開發活動上，海洋科學研究與 技術移轉 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本論文主要的重點在探討海洋科學研究與海洋技術移轉。因為海洋科 學研究與技術 移轉條文是一九八二年海洋法公約中最具創造性、革新性 ，最有活力的章節之一，同時 也是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在海洋法論 壇上最具爭議的焦點。本論文研究之目的在闡 釋海洋法公約下，海洋科 學研究與技術移轉體制之發展、法制化及其效果。希望透過本 論文的研 究，增進國人對這部分的瞭解與注意。 本文研究方法係以文獻內容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及法律規範的解釋為 主。在章節的 安排上，含第一章導論，共分六章。第二章首先界定科學 研究與技術移轉的意義，繼而 簡述海洋科學研究之法制沿革與其重要性 。第三章探討一九五八年與一九八二年海洋法 公約中科學研究所涉及之 法律問題並加以分析比較。第四章從技術是否為「人類共同資 產」的一 部分角度切入探討海洋技術移轉觀念之由來及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中 之相關規定。第五章探討在「和平使用」原則下進行海洋科學研究 與技術移轉的法律限 制。第六章結論中討論海洋科學研究與技術移轉體 制的成就及困難，並簡述一九八二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開放簽署後之發 展。關於一九九四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之「有關執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 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第十一部份之協定」中所建立的深海床礦採制度，包括 技術移轉制度，與一九八二 年海洋法公約所建立的制度有很大的改變與 修正，然不在本論文的討論之列。本研究雖 有其侷限性，然誠望於海洋法 研究範疇中貢獻棉薄。

本研究應用科學計量學方法分析1999年至2008年間，《Science》與《Nature》 期刊文獻之特性，研究樣本取自WOS資料庫，分別計有26,512與27,581篇書目資 料。對內容書目紀錄進行文獻量、年代、出版國別、出版機構、主題類型與關鍵 字、作者數及通訊作者等要項分析。期望本研究結果能提供欲投稿《Science》 與《Nature》研究學者參考，並精準掌握《Science》與《Nature》之發展方向。 / 本研究結果歸納如下：(1)《Science》與《Nature》文獻呈穩定成長，1999 年後其累積成長曲線符合線性成長。(2) 英文為《Science》與《Nature》文獻最 主要之寫作語文。(3) 《Science》與《Nature》主題類型近十年第一名皆為生物 化學與分子生物學，未來研究趨勢可能朝向動物學、環境科學與生態與微生物 學。(4) 《Science》與《Nature》關鍵字第一名皆為表達(Expression)，蛋白質、 進化論、基因與活化作用則在二至五名。(5) 《Science》與《Nature》之參考文 獻數，評述論文平均為62篇及82篇、研究型文章皆為26篇；被引用次數中， 《Science》與《Nature》評述論文平均數分別為212及270次、研究型文章平均為 114及112次。(6) 《Science》與《Nature》研究型文章主要以兩位以上作者為主， 分別佔97%、92%；新聞報導單一作者皆佔了97%，顯示不同性質文獻其合作事 實不同。(7) 《Science》與《Nature》作者機構國別以美國為主，日本為亞洲第 一；台灣則分別排名第31及32名。(8) 大學校院為主導科學學術傳播之重要機 構，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柏克萊大學等均名列前茅；台灣地區最具生產力之 研究機構為中央研究院，其次為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9) 《Science》 與《Nature》文獻通訊作者主要以第一作者為主，通訊作者與作者排名呈依次減 少之現象。 / 本研究最後依據研究發現之結果，提出以下建議：(1)欲投稿《Science》與 《Nature》期刊之研究人員，應具備英語能力。(2)應改善國內研究環境，提升研 究水準。(3)資料庫製作之精確性有待提升。(4)定期對《Science》與《Nature》 文獻進行分析(5)未來可針對台灣地區之相關文獻進行進一步分析探討。 / This study applies Scientometric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ournal literature in “Science” and “Nature” during the period 1999-2008. The 26,512 and 27,581 bibliographic records separately retrieved from WOS database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s of literature, publication year, publication country, publishing agencies, subject area and key word, authors, and the reprint author, etc. This study attempts to be the resource for researchers who want to submit papers to “Science" and “Nature” to refer to, and accurately maste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Nature.” / The results are as follwing: (1) The growth of literature in “Science” and “Nature” is stable, and the cumulated growth curve during 1999-2008 fits linear growth. (2) Most literature in “Science” and “Nature” is written in English. (3) Among this decade,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are the major subject areas in both “Science” and “Nature.” In the future, Zoo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cology, and Microbiology may become the research trend. (4) The most used one of keywords in “Science” and “Nature” is “Expression.” “Protein,” “evolution,” and “gene activation” are ranked within second and fifth. (5) Regarding the numbers of references in “Science" and “Nature,” averagely there are 62 and 82 references individually in review articles, and 26 in research articles. About the numbers of citedness, review articles in “Science” and “Nature" are averagely cited 212 and 270 times individually, and research articles in each journal are cited 114 and 112 times averagely. (6) The research articles in “Science” and “Nature” are mainly completed by two or more authors, 97% and 92% respectively. However, 97% of news reports are written by single author. It indicates that the cooperation situation is different in literature with distinct nature. (7) Both in “Science" and “Nature,” the country of author's affiliation is chiefly America, and Japan occupies number one in Asia. The rank of Taiwan is 31 in “Science” and 32 in “Nature.” (8) University predominates th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such as Harvard University, Stanfo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etc., all among the best. In Taiwan, the most productive institution is Academia Sinica, and followed b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9) The reprint author is mostly the first auth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int author and the order of authors is corresponding. /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re are five suggestions: (1) To submit papers to “Science” and “Nature,” researchers should have English proficiency. (2) Improve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 in Taiwan to enhance research performance. (3) Upgrade the exactness of the production of databases. (4) Analyze the literature in III “Science” and “Nature” regularly. (5) Further examine and explore the relative literature in Taiwan in the future.

在過去幾十年間，科學素養備受國內外學者重視，提升國民的科學素養程度不但被多國政府納入國家重點施政方針，相關調查與具體的教育措施亦成為研究者的關注焦點。大眾媒體向來是一般閱聽眾接觸科學資訊最常見的管道，因此如何讓科學知識能普及於一般民眾，甚至讓非專業人士也能對科學有正面評價並支持科學發展，便成為科學工作者傳遞科學資訊的挑戰。針對民眾科學知識與科學素養的相關研究，近十多年來在國外幾乎不曾間斷。然若回顧台灣本地文獻，大規模的科學素養或科學態度調查則較少出現。為彌補此一研究缺漏，本文擬以全台灣地區的大學在學生為調查對象，透過科學問卷設計，進行全國大學生科學素養與科學態度調查，同時將媒介使用與人口變項納入分析之中，以期了解彼此間的相互關係。 本研究透過隨機抽樣，抽出十一所分別位於台灣北、中、南、東的大專院校，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間進行問卷調查與回收，最後共取得1838份有效問卷，以統計軟體SPSS中的t檢定與階層迴歸分析後，研究發現如下：一、在新聞媒介使用上，大學生接觸網路頻率最高，電視次之，報紙與雜誌殿後；二、在科學素養方面，男性、就讀理工組相關科系、念公立大學、在班上成績較佳的學生，有較好的科學素養程度；科學態度與科學素養則無顯著相關；三、除了電視新聞與電視科學內容接觸外，其他種類的媒介使用對科學素養並無顯著影響；四、本研究發現，收看電視的頻率越高，科學素養越低落，且無論新聞或科學節目皆然；五、在控制住所有可能的影響因素後，影響科學素養最有力的變項分別為「公私立大學」、「就讀科系」與「班上成績」，顯示學校教育與過去學習背景是影響台灣地區大學生科學素養程度的最主要因素。 / Over the past decades, a growing number of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tried to examine it. Public familiarity with basic scientif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has been proposed as essential for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both in personal daily life and national polic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tudies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have been conducted in many countries. Those studies have provided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o what extent that citizens may have understood important scientific concepts, and furthermore, into the ways in which they seek and us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how they think about science. There were only few science literacy related studies conducted in Taiwan. Up till now, no representative and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stimate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dia use,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the attitude toward scienc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national surve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One thousand eight-hundred and thirty-eigh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study from June 1, 2009 to June 22, 2009. As expected, male, public university students, majo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will have higher levels of scientific literacy. Scientific literacy is negative related to the frequency of watching television, whether news or scientific programs, which suggests TV programs in Taiwan do not provide quality science contents to audienc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a range of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it is found that public or private university, major,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ollege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educational variables affect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literacy of Taiwanese undergraduates the most.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究國小學生，在利用「知識論壇」 (Knowledge Forum)—一個以知識翻新(knowledge-building)教育思想為核心所建立的電腦輔助合作學習(CSCL)平台—進行教學之前與之後，在「科學學習歷程」與「科學合作概念」上的改變情形。研究對象為台北市某國小五年級學生。資料來源主要為課堂觀察、上課錄影資料、知識論壇平台上的活動記錄、以及集體訪談的前後測訪談稿。實驗共分二組：(1) 實驗組使用知識論壇平台進行知識翻新教學；(2) 控制組則以傳統講授與小組合作方式授課。 研究結果主要有以下四點：(1) 課堂觀察與錄影資料分析顯示，在傳統的課堂中(控制組)教師主導的活動佔據大部分上課時間，然而在進行知識翻新教學之課堂中(實驗組)，學生則使用更多的時間進行同儕間的互動與合作；(2) 知識論壇平台活動記錄分析結果發現，在論壇的輔助下進行知識翻新教學，有助於幫助學生跳脫分工合作的小組活動、進行更機遇式(opportunistic)的合作學習；(3) 平台中的發文內容分析顯示，經過18週的課程，學生有更多以合作為基礎的學習活動；(4) 訪談稿前測結果指出，學生對於科學知識本質的「暫時性」與「共構性」僅有初步瞭解。在合作方式上，多數學生認為科學家會合作，然而在合作的方式上則普遍強調以「分工」為基礎的科學合作，而非以「創新」知識為基礎的合作方式。訪談稿後測結果則指出，經過知識翻新課程後，受試國小學生已漸能形成以創新為基礎(而非任務為導向)的科學合作概念。 本研究主要的結論有四點：(1) 知識翻新教學有助於促進學生間的互動學習；(2) 在知識翻新教學後學生有更多以合作為基礎的探究活動；(3) 本研究中的小學生已普遍有合作的理念，但仍停留在分工合作的觀點；以及(4) 知識翻新教學可以有助於幫助學生形成以創新為主的合作觀。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building on fifth-grader’ scienc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ir views on collaboration. A software program called Knowledge Forum—which is designed based on knowledge-building theory—was employed to complement student learning. Participants were 53 fifth-graders from an urban school in Taipei. Data source mainly came from video-taping of classroom activities, class observation records, group interview, and the online activities automatically recorded in the Knowledge Forum platform. Th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or comparison: (1) the experiment group adopted knowledge building pedagogy; (2)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that combined both teacher lectures and student collaboration in group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as shown in the video and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 data, it was found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control) class, teacher-led activities took up the majority of class time; in contrast, in the knowledge building (experimental) class, students had more time for peer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2) as the online activity data showed, it was found that engaging in knowledge building helped students to move away from division of labor and to engage in more opportunistic collaboration ; (3)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on student online discussion,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progressively performed more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class; and (4) as evidenced in the pre-post interview data, it was found that students initially had a mor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s “tentative” and “co-constructive”. In addition, while they thought scientists work together, they tended to highlight the kind of teamwork based on division of labor, rather than the kind of teamwork aimed to create new knowledge. However, the post-interview data showed that after engaging in knowledge building for 18 weeks, students began to se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s more innovation-oriented, and less task-orient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made: (1) engaging students in knowledge building was helpful for promoting more interaction among students; (2) knowledge building progressively fostered more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that is based on collaboration; (3) before attending this study, students had already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on, and such concept is highly based on division of labor, but after engaging in knowledge building, they were able to gradually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view of collaboration.

長久以來，「觀察→假設→推論→命題→收集資料→實驗→檢証→結論→預測」這個過程便是科學的標準格式，任何想要從事科學活動，探求新知識，莫不以此為 集；如果有人想要挑戰這種說法，莫不被視為邪說、異端、離經叛道、因為這過程正是科學文明、器物發明，所賴以發展的金科玉律。 誠然，由於這種科學，學術界得以發現諸多現象與知識。但是，我們是否應將它視為唯一的律則？是否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引領我們進入知識的世界與真理的殿堂？實際上，對於「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 可以獲致真理」，已經有不少學者提出了質疑，不論在哲學、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與心理學界，都有不少學者了解到傳統的方法論的確有其不足與限制。因此，在這樣的反省中，遂產生了另一種研究取向––質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這就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 所謂「質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它所指涉的概念仍極為分歧，一般將個案研究、自然探究、紮根理論、田野研究、俗民誌、俗民方法學、詮釋的研究都包括在質的概念之下。雖然如此，它是涵蓋不同研究策略的名詞，而這些策略都共有如下特質 (Bogdan &Biklen,1982,p.2)： (1) 研究收集的資料，是人、地和會談等所謂「軟性」資料的豐富描述。 (2) 研究問題並非由操作定義後的變項來界定，而是在複雜的情境中形成。 (3) 研究焦點可在資料收集中發展而成，而非在一開始就設定待考驗的假說或待回答的問題。 (4) 了解行為必須由被研究者的內在觀點出發，外在因素僅居次要地位。 (5) 傾向於在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情境□，與被研究者做持久地接觸，以收集資料。 本研究的目的與計畫如下： 第一章：結論 探討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第二章：研究方法 分兩部份。其一，以文獻探討之方式，介紹質的研究取向。其二，以三十位國內心理學者進行「質的研究」之現況調查。 第三章：結果 整理並分析國內心理學者對質的研究的看法。 第四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有兩目的：第一，打破卡萊爾為智者預言家，與《衣服哲學》為美學整體之迷思；第二，重探卡萊爾在《衣服哲學》中呈現科學∕宗教與物質∕精神二元對立之迷思。 在傳統的研究中，卡萊爾一向代表智者預言家，反對科學與物質；而《衣服哲學》則代表美學整體，忠實地傳達卡萊爾的宗教與精神哲學。然而在過去的研究中，有兩個迷思逐漸固化，而需再次檢驗。首先，卡萊爾為預言哲學家之說誤將卡萊爾視為超越主義之起源，而美學整體之說則誤認《衣服哲學》為一完整美學領域，內涵特定中心與主旨。其次，過去學者一致認同的科學∕宗教與物質∕精神二元敵對之說，也令人質疑，因為根據在二十一世紀初之科學宗教歷史的新研究，直至十九世紀末，包括卡萊爾在創作其《衣服哲學》期間（1830-31），科學與宗教之間並非互有惡意的敵對關係，而是複雜而互惠的交互關係。 本論文包括四個章節，第一章旨在重探卡萊爾具有「作者神格」及《衣服哲學》內含美學整體之說，試圖破除卡萊爾為意義與文類創造者之迷思，以及質疑《衣服哲學》能忠實呈現其「作者父親」之智慧賢能，並代表現代聖經之假說。以傅科之考古的歷史學研究為基礎，本研究將呈現《衣服哲學》為一論述博物館，陳列英國於1820與1830年間，關於科學物質方面的思想，並探討交錯於此觀念下各類論述的演變、交錯、與興衰。 第二章則探討卡萊爾在「科學火炬」中所內涵的宗教意義。透過二十一世紀科學宗教歷史的新研究，以科學宗教的互為生產關係為基礎，本研究發現科學之於卡萊爾並非宗教信仰之破壞者，反而是服務宗教的神聖工具，其「火炬」功能，不僅能挖掘外在的物質世界，也能深掘內在的精神宇宙。《衣服哲學》於是並非旨於批判「科學火炬」，而在宣揚其教化功能，宣導科學的善用，並期以科學之火達到復興心靈及內在改革之目的。卡萊爾的真正批判標的，於是並非「科學火炬」本身，而是「科學火炬」的所處之境，也就是，世人的心靈因受實用主義與機械主義的支配，而造成對科學火炬之誤用。 根據卡萊爾同時期的自然神學，以精神∕物質及可見∕不可見之間互為生產的相互關係為基礎，第三章旨於重新檢驗卡萊爾的「自然超自然主義」。物質之於卡萊爾，實非無用而該摒棄之物，而是開啟精神之門的必要之鑰，因為精神與物質實為神的一體兩面，互惠與相互對應。實體之物，與無形之精神則同等重要。卡萊爾於是從未呼籲停用物質，拋棄衣物，他實則建議讀者應當張開其內心之眼，穿越物質之限制，真實看達上帝之真理。由外至裡，由實體至無形，此認知，才是真正對於神的「一體兩面」的完整認識。 第四章，根據卡萊爾的個人經驗、1820與1830年間科學家一職的發展、以及威維爾的科學與科學家哲學，本研究將重新定義戴歐吉尼斯‧托服思卓空為一早期理想科學家的原型，也就是孤獨地在黑暗中流浪與沈思的智者。此科學之智者一方面道德與精神崇高，一方面又篤信哲學與宗教；他對於科學的致力研究，旨在對抗機械主義與實用主義對當代文化精神的鯨吞蠶食。「戴歐吉尼斯‧托服思卓空」之名，於是不應簡單地只代表著「生於上帝之魔鬼污糞」。透過對於當代的理想科學家形象之探討，此名所深含之隱喻於是展現：上帝之真理，深藏於自然物質世界之所有情境，甚至是任何不起眼之角落；只有透過沈思的智者科學家，深悟其宗教的使命，才有辦法開啟上帝之真理。 卡萊爾於《衣服哲學》中以嘲諷口吻所批評之對象，並非科學與物質，而是卡萊爾對世人的失望，因為世人不再相信看不見的內在精神事物，反而任由其腦、心、與手受控於機械主義與實用主義。卡萊爾於是期待改革，期許沈思的科學哲人手持神聖的科學火炬，引領世人進行改革，復興傳統的信仰、道德、與精神。透過文本與社會文化的互文閱讀，本論文於是呈現，收藏在《衣服哲學》論述博物館之內，關於宗教∕科學、精神∕物質、與哲學人∕科學人等思想之交會、矛盾、相融、及衍生。 / There are two purposes of this study. First, to dispel the myth that regards Thomas Carlyle as a sage or prophet and Sartor as an aesthetic unity, and, second, to debunk the myth that assumes a conflict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matter and spirit, as well as between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in Thomas Carlyle’s Sartor Resartus. Carlyle was traditionally supposed to be a “sage-prophet” who rejects science and matter, and Sartor was regarded as an aesthetic unity to transmit the Carlyle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spirit. The two myths have been consolidated in many social,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udies and need reexamination. This dissertation comprises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eals with the demystification of Carlyle as an “Author-God” to generate new meanings and create a new genre. It also questions Sartor as an “aesthetic unity” to reflect the author’s sagacity and to stand for a modern bible. To be interpreted through Michael Foucault’s archaeological study, Sartor will be demonstrated as a discursive museum to exhibit the transitions and vicissitudes of thoughts in reference to science, matter, and scientists. Chapter Two treats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Carlyle’s “Torch of Science.” Through the theory of a mutually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is chapter will reveal the sacredness in the “Torch of Science.” Not a destroyer of faith, the “Torch of Science” serves as a religious vehicle to explore the exterior/material world and the interior/spiritual universe. Instead of criticizing the “Torch,” Carlyle encourages the proper use of science and expects spiritual reform from the “Torch.” The main target of Carlyle’s prod thus is not the “Torch of Science” per se but its status quo, i.e., the abuse of science dominated by utilitarianism and mechanism. In Chapter Three, based on his contemporary natural theology,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will be analyzed as Carlyle’s belief in the mutually productiv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spirit and matter as well as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Never thinking matter as “litter,” Carlyle deems the spiritual and the material as two sides of wholeness, corresponding to and supporting each other. Never questioning man’s use of matter, Carlyle advises his reader to open their inner eye with faith, to penetrate the material form with fantasy, and to see God’s truth in the “whole.” In Chapter Four, with the references to Carlyle’s personal experiences,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the 1820s and 1830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tist advocated by William Whewell, “Diogenes Teufelsdrockh” will be reanalyzed and reinterpreted as an ideal proto-scientist wandering and pondering solitarily in the dark. Moral, spiritual,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he scientific thinker purports to defeat the furtive invasions of mechanism and utilitarianism. Not simply “God-born Devil’s dung,” “Diogenes Teufelsdrockh” encapsulates the gist of Carlyle’s clothes philosophy: a wise speculative scientist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of God hidden in every corner of the natural world. Instead of criticizing science and matter, Carlyle in fact laments that man no longer trusts the invisible and the interior but has all his head, heart, and hand contaminated by mechanism and utilitarianism. For spiritual and moral reform, Carlyle places his hope on the scientist holding a Torch. Through the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Sartor, this study shows the interplay, conflict, concili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s in reference to Carlyle’s contemporary concept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matter and spirit, as well as scientists and philosophers.

本論文共計一冊，約十萬餘言，分為六章十八節，下再分若干小節。 論文內容主要是透過社會科學整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共移民邊疆政策之目的、演變 及執行狀況過程，進而探討其影響得失，並提供未來光復大陸後，政府移民實邊的參 考方向。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範圍與限制，並對邊疆及移民之界說、定 義、特質等加以解釋，同時對歷代移民實邊之概況，也扼要略述。 第二章對中共移民邊疆政策之目的，分政治文化、經濟、邊防、人口壓力與失業問題 四方面，加以探討。 第三章以「文化大革命」作為分期，分析中共移民邊疆政策之演變過程。 第四章分析中共移民邊疆工作之方針，與政策之執行，同時分區說明中共移民疆邊之 實況。 第五章剖析中共移民邊疆政策之影響，並檢討其利弊得失。 第六章結論，對全文作一總結，並提供未來光復大陸後，政府移民實邊的方向，以供 參考。

在科技整合的衝擊下，行為科學成為會計學者用以研究達成最佳資源分配的學科。本 文係就內部管理與外部使用者的觀點，分述行為科學在會計上的運用。全文共分六章 、二十一節，五萬餘字，茲將各章內容扼要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就研究背景及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範圍與限制，加以扼要 說明。 第二章旨在闡述會計的目的，及行為會計之演進。 第三章探討外部使用者與資訊處理之關係。 第四章由行為觀點說明責任會計之運用 第五章說明預算程序中，行因素之影響。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