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二年起，政府為加強培育中級技術人才、提倡職業教育、配合經濟建設和緩和升學競爭起見，特別鼓勵并核準私立五年制專科學校的設立。三、四年來，五專如同雨後春筍，在「量」的發展上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只是，近一、二年，五專招生不能足額的嚴重情形，以及改進五專教育論著的屢見不鮮，這些五專學校在「質」的方面似乎有待重新評估和探討的必要。筆者為求確實瞭解關係五專品質的課程與教學實況，以為改進五專教育內容的依據，乃從事本項調查研究。 本調查研究報告共分五章：首章為緒論，敘述筆者本項調查研究的旨趣。次章為調查計劃與經過，分別說明本項調查研究的範圍、調查的內容、調查的方法以及調查的經過。第三章為本項調查研究的發現，是將調查所得的資料逐項加以整理的結果：為目前五專課程與教學實況的說明。第四章結論，即綜觀各五專學校課程與教學設施，分別估評其優劣，并綜合各校對於改進目前五專課程和教學各項措施的意見。末章為建議，係筆者針對目前五專課程與教學的實況，就其各項措施的缺點和困難問題，依個人的淺見，分別對教育行政機關和各五專學校等，提出若干建議，以供改進五專課程和教學的參考。 本調查研究報告，因囿於個人學養經驗淺陋，以及時間、人力、經費的不足，疏誤之處自所難免，敬祈諸位師長、先進，蕙賜指正為禱！ 本項調查研究之進行及報告之撰寫，均承呂俊甫老師懇切指導，謹誌由衷之謝忱。又教育部職教司唐司長若愚、榮正先生，高教司陳文章學長等對於筆者搜集資料或前往各校調查訪問，曾多方予以協助，并承各五專學校諸位先生之惠予指教或填答問卷，使研究工作得以如期完成，於此一併致誠之謝意。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幼稚園教師對於科學圖畫書的看法、科學圖畫書之導讀歷程、以及導讀對於幼兒科學圖畫書閱讀行為之影響。研究對象包括四名任教於國小附幼之合格教師，及十二名幼兒，乃是經由幼教系、幼保系教授推薦在科學活動或閱讀教學為人稱讚之幼教老師，從中徵求四位教師同意，成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並請該教師挑選該班3名五足歲幼兒(語言能力表達較佳者)成為教師導讀科學圖畫書之幼兒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訪談及觀察法，分三階段進行：(1)以自編「幼教老師對於科學圖畫書的看法及運用現況之調查問卷」為工具，蒐集教師對科學圖畫書的看法及運用科學圖畫書的情況，並以五本科學圖畫書為工具，請教師對科學圖畫書進行簡短評析，並訪談教師對科學圖畫書之教學目標及其他相關意見；(2)以《十顆種子》及《毛毛蟲會變漂亮嗎？》作為教師導讀的科學圖畫書，並實地進入幼教現場觀察和拍攝教師導讀的過程；(3)在教師導讀前和導讀後，均以一對一方式請幼兒閱讀故事，記錄幼兒導讀前後閱讀圖畫書之歷程，並詢問一些問題以了解對該圖畫書的詮釋與理解。 研究結果發現四位教師對於科學圖畫書之看法，包括定義、科學圖畫書的元素、導讀難易程度、選擇考量因素、教學目標和導讀困難等均十分相似，即使個人喜好不同，但仍能以幼兒需求為出發點，思考科學圖畫書應該具有的面貌。文中以《十顆種子》、《毛毛蟲會變漂亮嗎？》的導讀歷程為例，分析比較四位教師導讀歷程，以及四組幼兒在導讀前後之閱讀理解，以及影響導讀歷程之因素之探討。根據研究發現，本文最後提出若干建議供科學圖畫書作者、教師、以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1980年代在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引導下，科技產業興起，透過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使得台灣的產業結構戚功地升級，由傳統的勞力密集產業轉變為資本技術密集的高附加價值科技產業，並在全球經濟分工中佔有一席之地。在觀察國內外戚功的科學園區案例如矽谷、竹科中可發現，一個科學園區的成功，主要在於其產業空間的在地條件能夠與全球商品鏈接軌的結果，除了一般性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完備之外，在應和全球化經濟的浪潮之下，並需具備特有的策略性條件以吸引廠商的投入與資金的聚集，而在地條件的完備與否將關係到科學園區是否能威功達到吸引產業進駐及跨國性資金投入的重要關鍵。在全球產業競箏日益激烈的當下，台灣內部面臨了產業外移及外資減少的空洞化現象，而政府卻不斷地規劃科學園區期望再造竹科的成功。因此，如何透過在地條件的塑造，創造在地產業空間與全球經貿的接軌，來改善台灣內部投資環境、提升產業之全球競爭力，並提供科學園區規劃上之參考，為本研究主要之目的所在。 職是之故，本研究首先探討了全球化下的經濟結構變遷、空間以及競箏力的相關文獻，作為研究產業空間的時空背景，並蒐集科學園區的相關案例來歸納科學園區之戚功因素作為在地條件建構之參考。其次，透過台灣經濟發展與科學園區設置之探討，來瞭解科學園區在台灣經濟發展歷程中的角色意義，以及台灣現今在全球經貿中分工位階，並透過兩個回合的德爾菲專家問卷，來建構全球化競爭下科學園區所應具備之在地條件。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科學園區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連性方面，科學園區的設立為帶動我國經濟成長、引導產業升級之重要命脈，並為台灣產業空間與全球經貿接軌之連結點；在透過在地條件所建構之科學園區產業空間方面，經由德爾菲問卷之調查，具備奎球競爭力的科學園區產業空間，主要建立在以下三點之基礎上，1．提供機能健全的科學園區實體空間，2創造具備全球競爭力的產業群聚，3．發展在地產業空間與全球化經濟之接軌。未來科學園區產業空間之塑造與發展策略方面，在發展台灣成為綠色矽島的目標下，提出台灣內部科學園區網絡之規劃構想以引導台灣經濟發展，並透過形塑在地條件之發展策略與配套措施，期望發展台灣威為亞大地區之研發重鎮。 關鍵字：經濟全球化、科學園區、在地條件

對幼兒教師而言，「愛」是什麼？是一種讚美？還是一種框限？只能有一種樣態？還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是自然生成的能力？還是需要辯證與學習的？ 本研究採用行動科學的觀點，藉由在書寫中對話提問與反映回觀的過程，檢視研究者在身為一位幼兒教師的角色上對於「愛」的使用理論，釐清其中隱含的認知，爾後透過「權威」概念的釐清來解構與轉移既有視框，進而建立新的行動使用理論，統整原本具衝突性的幼兒教師角色知覺，並獲得自我在幼師角色上的專業認同。

過去對科學新聞的研究多把焦點放在個人因素上，認為記者或編輯的科學知識不足是造成科學新聞意義偏差的主要原因。但本研究認為知識從科學到新聞的差距不僅是個人因素造成，並與科學新聞產製的社會脈絡有關，而社會脈絡對科學新聞的影響更會藉由語言呈現反映在文本表現上。 　　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基因新聞做為分析對象，並以論述分析為研究取徑，分析「基因」概念從科學到新聞的意義轉變，以及社會脈絡下各項結構性因素如何影響科學新聞的意義生產，而這些影響如何透過語言表現。 　　研究結果發現，新聞使用隱喻來解釋「基因」的意涵，但除了與科學一樣使用「密碼」與「訊息」的隱喻說明基因在科學領域的運作模式，新聞中更常以「身分」、「利器」、「資源」等隱喻強調基因研究的實用價值，特別是由「身分」衍生的「指紋」隱喻常用來形容DNA比對判別身分的精確性，而「資源」衍生的「商品」隱喻則用來描述基因研究成果的經濟價值。本文認為造成科學與新聞使用隱喻的差別，原因在於科學新聞產製的社會脈絡。 　　本研究進一步指出實際的科學新聞運作受到社會脈絡的各項結構性因素影響，包括日常生活世界的實用動機主導新聞報導方向；新聞寫作以敘事、使用隱喻的方式，去除科學語言的專業化;科學新聞網絡中的各方利益決定了新聞呈現的觀點；科學新聞慣用的新聞價值與科學意義容易產生衝突；新聞專業的客觀性與確定性規範則限制了科學新聞的表達方式；新聞也會間接呈現社會機制對科學研究的干預。這些社會結構因素基於自身的特性影響科學新聞的意義生產，才是造成知識從科學到新聞的距離。

本研究是以1980年代以後的科學教育目標來分析我國國小自然科學教科書 之課本、教學指引及習作，探討教科書的內容、實驗活動及作業問題型態 ，並調查國小自然科教師對教科書的使用意見，了解現行教科書的優缺點 ，以供編撰教科書及學校、教師選擇教科書的參考。 為達上述之目的，本研究在內容分析部份採用的工具有科學知識本質年齡 層次分類表、ＳＴＳ科學教育目標、實驗活動發現開放層次分類法、科學 過程探究技能、教科書作業問題型態評估工具、以及 Bloom的目標分類法 ，在問卷調查方面採用國小自然科學教科書之意見調查表來蒐集和分析資 料。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一、國小自然科學教科書之課本內容在文字敘述上涉及科學知識本質的僅 佔0.084%，而這些文字敘述只提到科學知識是實證性的，雖如此，但其內 容仍含有科學知識本質之正面教學功能。 二、國小自然科學教科書的每個單元都提及個人需要及學術準備的科學教 育目標，而有25.53%的單元提及與科學有關的社會議題，但無提及有關生 涯職業教育的內容。 三、國小自然科學教科書的實驗活動無屬於層次０的單元，有55.32%的單 元屬於層次１，42.55%的單元屬於層次２，2.13% 的單元屬於層次３，是 屬相當不錯的實驗活動設計。 四、國小自然科學教科書習作的作業問題型態以及層次之分佈，有1.94% 的問題屬於非經驗性問題，98.06%的問題屬於經驗或實驗性問題；且屬於 高層次問題的比例較多，亦有一些價值性問題的設計，是相當重視學生高 層次問題解決的學習。以 Bloom目標分類來看，幾乎所有的作業問題都屬 於認知領域的問題，佔了99.72%，其中以理解和應用的問題為最多。 五、國小自然科教師對教科書的整體意見為滿意。可是教師對於教科書的 內容並不滿意但尚可接受；其他各項來說，教師對教科書的組織、閱讀層 次、圖表說明、課文中的實驗活動及習作、教學指引、教科書的容貌均呈 滿意的態度。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science textbooks used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wan in terms of goals for science education. The following five components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1)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2)the interac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3)openness and process/skills of laboratory activities, (4)type and level of questioning style, and(5)opinions of science teachers concerning science textbooks. For the purposes described above, seven methods were adopted for this study; that is,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desired state of science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 level of discovery/openness, science process or inquity skills, and textbook questioning strategies assessment instrument, Bloom's taxonomy classifies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nd science textbook rating system. The major findings include: 1.Only about 0.084% of the narrative page space is devoted to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 textbooks used in elementary school. Only empirical scientific knowledge was presented. 2.Every unit in the science textbooks used in elementary school is associated with the goals of personal needs and academic preparation. 25.53% of unit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goals of societal issues, but no unit associated with the goals of career education. 3.Most of the laboratory activities in the science textbooks used in elementary schools, which provided the problems and the procedures to student's performance, belong to level 1 or 2. 4.Most of the questions are experiential questions(98.06%). And almost of the questions are cognitive domain(99.72%), and most of them are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and application questions. 5.Mos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teachers are satisfied with the science textbooks used in elementary schools , and their satisfaction goes beyond the contents of the textbooks.

「倫理」(ethics)一詞，意指風俗，習俗或習慣。然而，倫理選擇的 標準並非只以合乎抽象倫理原則為基礎，必須視所處的特殊狀況而定。公 共政策倫理乃是為企求與實現合理的政府活動與公共生活目標所選擇衡量 的標準。依普遍的說法，公共政策倫理乃指支配一個組織的成員或其管理 業務之道德行為的規則或標準。更具體而言，其目的在於指出人類行為的 某些準則，不僅是學科研究的取向，更重要的是，意涵著對於公共生活的 一種關懷。自一八八七年以迄二次大戰前夕，一般均以 W. Wilson「行政 研究」作為美國公共行政一個象徵性的起點。此半個世紀的時期正是人類 思想史上「科學主義」(Scientism) 鼎盛時期，在科學實證主義影響下， 「效率」、「效能」、以及「經濟效益」成為倫理選擇的標準。但是，由 於無法契合公共事務的實際需要，也無法成為有效解決人類所面臨迫切需 要解決的公共問題之指導，因而形成對於社會學科基礎的一連串攻擊與激 烈的批判。公共政策的倫理選擇，本質上就是人本身的問題。倫理標準乃 隨著公共政策與整體社會互動過程而變遷，而人類本身對社會本質觀點的 改變、知識基礎、方法論的變遷，同樣形成不同倫理標準的選擇。新公共 行政非常注意規範理論、哲學,以及行動主義(Henry,1989) ，當是公共政 策倫理最傳神的描述。公共政策倫理不僅是倫理標準的選擇問題，同時也 是倫理的實踐問題。在這個理念之下，如何重建價值的思考，如何強調自 由、民主、平等的傳統倫理標準，乃成為當代自二次大戰以迄，公共政策 倫理之核心課題。

2002年胡錦濤接班迄今，在國防政治與建軍治軍理念已漸成系統論述，並藉實際用兵演練據以體現，而其「科學發展觀」指導「科技強軍」、「質量建軍」等建軍路線，並強調「加快建立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作戰力量體系」，顯示其軍事戰略思維已朝時間與空間、戰爭型態和作戰樣式、武器裝備、作戰目標、作戰實力評估、集中兵力、作戰保障、軍隊編成與運用、人民戰爭觀念等九大方向更新。中共認為未來爆發全面核戰可能性基本上可排除，發生全球性常規戰爭可能性越來越小，地區武裝衝突和局部戰爭的危險正取代世界大戰的恐怖，成為最嚴重的安全威脅，故除傳統軍事力量建置外，亦同步強化非傳統安全軍事力量之部署。傳統方面置重解決對台問題、南海主權及預防美國進逼三項戰略重點；非傳統方面，中共對安全環境之憂慮包括生存與發展、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國內與國際安全問題等，並認為恐怖主義、自然災害、經濟與資訊安全等危害在上升中，共軍必須針對經濟與社會轉型下可能發生的動盪不安進行應對。 2008年馬英九總統就職後，兩岸對立現象雖較以往緩和，然共軍高層仍不放棄使用武力，並沿襲2003年1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決議，確立對台各階段軍事整備目標，不可諱言，中共仍將是我國家安全最大威脅。中共隨著國力提升，在追求區域，乃至全球性強國之過程中，勢須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若一味以武力恫嚇台灣，只會增加台灣民眾的反感，製造兩岸敵對情勢。另一方面，中共如果過度迷信武力，並意圖以武力挑戰區域現狀，必將引發其他國家的不安，使中共成為亞太國家共同對抗的對象，兩岸若能和平相處，不僅能讓彼此互蒙其利，而且更將有助於亞太地區之和平穩定。 / Since Hu Jintao took over the government from 2002,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idea to direct military affairs have been systematized, and performed by the military trainings practically. In additio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Making armed forces powerful by science”, “Military build-up based on quality” directed by “The view of science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on “Establishing the military ability to fight a local war under high technology condition” revealed that China’s military strategic theory has been upgraded in “times and spaces”, “war type and modes of operations”, “weapons”, “military objective”, “war evaluations”, “centralized troops”, “military protections”, “military organizations and performances”, “civil war conceptions”.China thinks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nuclear war is extremely little, likewise, the possibility of global war is smaller. Besides, the terror of world war is replaced by local armed conflict and local war, becoming the most severe intimidation to security. As a result, China not only 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forces, but also intensifies its deployment of non-traditional military strengths.In the traditional aspect, China emphasize on the cross-strait issue, the Southern sea rights and the pre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the non-traditional aspect, the anxious of China includes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intimidati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problems. Besides, China thinks that the danger of terrorism, natural calamities,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are arising, the PLA has to do something with these turbulent situatio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ety. Although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 has become much moderate afte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President Ma in 2008, the policymaker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ill not give up to use military force, moreover, they followed the resolution reached in the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MC in December 2003, established the military objective of every stage of Taiwan affairs.It is obviously that China is the most intimidation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 as long as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a’s national power, China has to play the activ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the powerful nation worldwide. It will just increase the disaffection of Taiwan’s people and create the opposite situation of the cross strait if the China’s government do nothing but threats Taiwan with its military forces. On the other side, it will cause the discomforts of many countries if China had too much blind faith in its military force, and results in that China becomes the enemy of the Asia Pacific Zone. Furthermore, it will create the most benefit and contribute the most to the Asia Pacific Zone if the cross strait could reach the objective of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Taedok Science Town(TST) has long history. Almost twenty years had been spent from its planning on 1973 to completion of its physical form on 1992. By 1998, TST tenants are government-supported institutes, private industry research laboratories, government-invested institute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high educational institutes, total 63. However, contrary to its long history, only littl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ST has been introduced to outside of TST. It’s because TST was designed only for R&D without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also because in the initial stage, TST was purposed to support chaebols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ically, even the research results belonged to chaebols. Therefore, even within Korea TST was not studied by many entities, but mainly by policy makers. This unique situation of TST is very deeply related to Korea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other words, without understanding Korea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t’s meaningless to view TST alone. When Korean created record-breaking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60s, Korean government focused on technology but what Korea had was only human resources. Government as a center of its innovation system reared up strategic industries and intensively supported. Especially Korean government did it by fostering some chaebols, so Korean economy was built by them and also heavily depended on them. At that time, TST as designed for supporting those chaebols. Naturally, government-supported institutes in TST took pivotal role in R&D and in other peripheral activities . However, TST system was not static but dynamic. From 1980s, government started supporti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to catch up with the world economic changes, government promoted corporate researches to create synergy in TST. When KAIST moved to TST on 1990, it activated corporate researches with many institutes, and create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ulture in TST. Especially, in early 1990s, when Business Incubators introduced into Korea, TBI/TIC/HTVC programs were launched in KAIST under government’s intensive support. Even this BI program is expanding to nationwide. Many young technopreneurs are heading to TST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with expecting TS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Now TST in-town institutes are changed new way. Many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started their own technology-based businesses and creating new culture in TST. In many clubs they made they exchang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echnical know-how, etc. This new move creates new atmosphere in TST. However, close community of TST and in-town institutes’ networks is still pretty rare. That’s because the industries in community are not matured yet so that they are not ready to absorb technical pool in TST.

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人類自身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學科，它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和人自身發展的各種學科的總稱。社會科學學科相當廣泛，各學科學者間的資瞭使用行為也不相同。本研究旨在藉由引用文獻分析法觀察臺灣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資料引用情形，以及從引用文獻出現於文章中的位置來看出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引用特性，最後輔以內容分析法探討引用文獻類型與文章中位置之關係。本研究參考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TSSCI) 對社會科學期刊之分類，針對期刊文獻較具格式化的學科，從中選擇出具有重要性的代表期刊，以2010年文獻為主，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本研究結果如下：1.臺灣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特性概況：(1)社會科學學者引用資料類型以期刊與圖書為主，報紙與研究報告最少；(2)除期刊與圖書外，教育學偏重引用博碩士論文，政治學者使用電子資源頻率較高，經濟學著重研究報告的引用；(3)社會科學學者引用最多的語文為英文；(4)社會科學學者皆偏向引用近10年的文獻，引用文獻半衰期為10-11年。2.臺灣社會科學引用文獻位置與研究特性：(1)社會科學領域結構型文獻比率高；(2)社會科學學科屬性為實證型與非實證型並重；(3)社會科學學者對於引用文獻使用頻率以導論部分最多，結論最少。3.臺灣社會科學內容註與註中註使用情形：(1)社會科學各學科內容註現象使用頻繁，經濟學使用內容註數量最高；(2)註中註使用比例以政治學為最高；(3)內容註與註中註使用情形以導論、研究方法、結果為最高，結論部分最少使用。4.社會科學引用類型與引用位置之關係：(1)社會科學以"研究動機與問題設定"類型的引用文獻最多；(2)引用類型與引用位置之間關係密切。 本研究結果可應用於圖書館或相關研究單位之館藏規劃，了解社會科學學者的學術資訊需求與特性，界定重要的研究資料來源，以及評估館藏是否足以支援研究之參考，藉以提供研究人員完善的資訊服務。同時可將研究之分析應用於國內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之建置建議，提供社會科學學者撰寫註釋引用格式之相關資訊，作為資料庫建置人員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