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計一冊，約六萬言，全文共分五章十六節，主要在探討我國地價宜採行比例稅 率抑累進稅率及現行地價稅累進起點地價問題。茲將各章提要簡述如次： 第一章：緒論。本章說明本文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及一些名詞 定義。 第二章：地價稅之基本概念。本章說明地價之意義及種類，地價稅之理論依據，地價 稅之經濟功能及其特性。 第三章：我國地價稅沿革、問題分析與檢討。本章闡明我國課徵地價稅之由來，立法 及實施沿革，並就現行地價稅稅率問題加以分析與檢討。 第四章：我國理想之地價稅。本章從租稅理論，遺教，我國客觀環境等各方面分析我 國應採行之地價稅制，並根據分析結果探討我國地價稅應採行之稅率及現行地價稅累 進起點地價宜如何改進。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我國稅收不足，造成財政困難，政府的債務迅速攀升，嚴重影響了政府財經政策的有效運作。以下問題為本文研究重點：OECD國家與我國的租稅負擔及租稅結構變動趨勢如何？地方財政困難與地方租稅結構及地方財政自主性的關係如何？我國租稅結構的變動是否受到政治循環週期的干擾？我國的租稅有效稅率對於總體經濟活動的影響如何？應如何調整？ 文中首先以OECD國家稅收分類標準對我國稅收加以重新分類，並將我國開徵多年的勞工保險、農民保險、公教保險、全民健保等強制性保險歸類為社會安全捐，以便進行國際比較。 就國民租稅負擔來看，OECD國家全體稅收占GDP比率（含社會安全捐）逐年上升到2001年的36.9%。基本上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較佳，國民租稅負擔較重。我國的租稅負擔率則自1995年的高峰逐年遞減至2002年的15.8%（含社會安全捐），顯著低於先進國家水準。 在租稅結構方面，以OECD國家全體平均來說，2001年占總稅收比例依次為個人所得稅（26%）、社會安全捐（25%）與一般消費稅（18%）。隨著國民所得提高，各國愈來愈倚重社會安全捐作為社會福利支出的財源，實際上日、德、荷等國社會安全捐已是政府最大的財源；加值稅（VAT）在各國普遍的實施後，已成為政府收入的主要收入；相對的，特種消費稅（關稅、貨物稅等）的稅收比例（11.3%）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公司所得稅歷年變動幅度較小（9.4%）；財產稅的比例（5.4%）也逐漸下降。 2002年以前我國的租稅結構是以消費稅為主，所得稅次之。隨著國民所得提高、消費能力增強，綜合所得稅及營業稅稅收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成長。相對的，貨物稅、關稅及菸酒稅（原公賣利益）的比重則大幅下降。另外由於全民健保的實施，政府來自於強制性社會安全保險的收入也逐年遞增。 在地方政府的稅收結構及財政自治性方面。2001年OECD聯邦國家中，地方政府稅收占總稅收比例平均為26.6%，單一國家的地方政府稅收比重平均為13.1%。進一步依據稅率與稅基的決定權來區分地方政府的稅收自主程度，大多數OECD國家各層級的地方政府對於其地方稅收的稅率都有部份或全部的決定權。OECD國家地方政府的稅收主要來自於所得稅、財產稅以及消費稅。 由於營業稅已劃歸國稅，九十一年度我國地方政府的稅收（自徵）占總稅收的比例為17%，但地方政府稅課收入占歲入比例偏低，除台北市、高雄市外，其他各縣市平均僅約四成五。我國地方政府稅收以財產稅為主。由於土地與房屋的評價偏低，不符地方受益原則。地方政府對稅率有決定權的稅目僅有房屋稅及娛樂稅（法定最高與最低稅率間），且全國的徵收率趨於一致，因此幾無地方財政自主權可言。 利用修正Mondeza之公式計算出我國的資本所得、勞動所得與消費有效稅率，其中資本所得有效稅率變動幅度較大，且自1990年之後大幅下滑，2001年僅有17.72%，幾乎不到OECD國家平均水準的一半；勞動所得有效稅率近年在25%上下波動，消費稅有效稅率呈現逐年遞減的現象，2001年僅為9.26%。 本文利用Hymer and Pashigian 於1962年發展的動態指數來衡量租稅結構變動，發現我國租稅結構波動的程度遠較OECD個別國家為高，主要為受到股市波動，造成證券交易稅收大幅波動的影響。本文雖未發現我國租稅結構有明顯的政治循環週期，然而我國租稅政策愈接近重大選舉期間，愈顯得格外保守。 利用資本所得、勞動所得與消費有效稅率對我國相關總體經濟變數（所得分配狀況、勞動工時、私人投資、儲蓄率、經濟成長等）進行量化分析，實證結果認為對資本所得及勞動所得課稅並不利於所得分配、勞動供給、國民儲蓄及經濟成長，對消費課稅則相對較有利於所得分配、勞動供給及國民儲蓄，此與內生性成長理論大致相符，但並不符合A. C. Harberger的超中立性假說。因此在稅收維持中平的情況下，提高消費稅的比重，並降低資本所得及勞動所得的稅負，若能提高政府支出效益，對於所得分配、勞動供給及國民儲蓄都有正面的影響，並有利於經濟的成長。另外，租稅結構變動的大小對於經濟成長等總體變數，實證上並無顯著關係。 由於我國的國民租稅負擔率偏低，在當前政府支出無法大幅縮減之下，為兼顧公平、效率、簡化及平衡政府預算，政府應規劃一長期的租稅水準，以適度提升整體的國民租稅負擔率為目標；取消過多不合時宜的租稅獎勵，避免稅基的侵蝕；善用有限的資源，集中獎勵具有外部效果的創新與研發工作，以促進資本累積。 在所得稅方面，現階段應重於水平公平的調整，取消身分別、所得別（例如證券交易所得）的免稅優惠，長期應採屬人主義，以合乎租稅之公平正義。在消費稅方面，消費有效稅率的提高，對於相關的總體經濟變數有較為正面的影響，且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的名目稅率與先進國家差距較大，適合優先作為稅負調整的稅目。 改革當前土地與房屋稅基評價制度，使財產稅課稅能符合地方受益原則。由於有許多OECD國家的地方政府稅源來自於地方所得稅與地方消費稅，因此可審慎規劃實施地方所得稅與地方消費稅的可能性。對於地方政府新開徵的地方稅目應從寬審核，以提高地方財政的自主性。 為了減低政治面及利益團體的干擾因素，應將獲得多數共識之租稅改革法案，採包裹立法配套實施。

本研究主要以美國所規劃的單一稅率制為主要探討對象，包括了報稅格式、稅率、公司及個人所得稅申報方法及操作、細部規劃解析，並進一步歸納出單一稅率制之優缺點所在。 其中附帶論述學者對聯邦所得的批評與施行單一稅率制後可預期能獲得利益，並藉由各國的發展及實行的概況來驗證該稅制施行後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細部解析美國所規劃實施的單一稅率制方案中，首先從支出稅之概念討論起，並進而衍生出美國所規劃的稅制其實是對消費課徵的概念，稅基是國內生產毛額，為所得稅的型式，因其在投資時立即扣除所有的投資金額，投資金額從稅基中扣除，所以其基本精神是消費稅。 消費稅的合理之處在於其對儲蓄及投資的激勵作用，所得再投資是免稅的，所以消費稅鼓勵投資並抑制消費，從長期觀點來看，每一項投資行為都可以追溯到一項儲蓄行為，因此，將投資額從稅基中扣除等於對儲蓄免稅。 文中並介紹完整規劃的單一稅率制之稅制改革法案，再敍述其無法施行原因，並解析經多年發展出之累進稅率制其中心思想，最後指出美國稅制目前施行之癥結所在，並以討論何時該實施單一稅率制及何時該實施累進稅率制為結論。

有效稅率在各企業間及產業間的分佈狀況可以顯示一個社會租稅分配的情況是否有違背租稅公平原則。而各企業、產業間有效稅率差異常起因於企業受政府租稅優惠程度不同，故租稅研究者與租稅政策制定者，經常會以有效稅率作為探討租稅政策公平性的一項重要參考數據，而對於各種租稅優惠與企業有效稅率間的關係國內相關文獻著墨不多。 此外，國內外有效稅率研究使用之資料大多為上市與上櫃公司財務報表資料，而非取自公司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稅資料。而企業財務報表資料與稅務資料常因目的與方法的不同而產生差異，以公司財務報表資料作為計算有效稅率的替代衡量變數之合理性與適合度值得加以研究。 本文使用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將研究範圍擴及營利事業，以期有效稅率與影響因素間關係能涵蓋中小企業，增進有效稅率相關研究結論的外部效度。 本文實證結果顯示： 1.並非所有租稅優惠措施皆能降低企業之有效稅率；不同租稅優惠措施對企業有效稅率之影響程度並不同，例如公債利息所得負稅對有效稅率之影響並不顯著。 2.企業平均有效稅率分布會受企業組織、所處地區與會計師簽證影響。組織別屬股份有限公司、所處地區別屬北區、與經會計師簽證的企業有較高之有效稅率。 3.以往使用公司財務報表資料研究的文獻在有效稅率與研究發展支出及資本密集度間關係並不顯著，而本文以營利事業課稅資料的實證結果則支持有效稅率與這兩項企業特性間有顯著之關係。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公司有效稅率之相關因素，除了參考國外研究發現之因素，如企業規模、研究發展支出、固定資產淨額、舉債程度、獲利能力及產業別等，並考量我國租稅及商業環境之特色，如：證券及土地交易所得免稅之規定、集團企業因素之影響等，以對影響我國上市（櫃）公司有效稅率之因素做較完整而全面之分析。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自民國75年至86年，選擇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之股票上市公司，以及在櫃檯買賣中心之股票上櫃公司為研究樣本。 本研究經實證檢定後獲致以下結論： 1. 經由實證結果之驗證，可推論台灣上市（櫃）公司確實會透過證券、土地交易之安排來規避稅賦，藉以降低公司之有效稅率。 2. 集團之上市（櫃）公司，其有效稅率會比非集團之公司為低。並且，同一產業別中，集團之上市（櫃）公司，其有效稅率會比非集團化之公司為低。 3. 實證結果支持政治成本假說。亦即，當公司規模愈大，其政治能見度愈高，所受到的控制監督相對亦較大，其享用之社會資源相對亦較多，因此必須多付出一些政治成本，故有較高之有效稅率。 4. 公司融資舉債的稅盾利益效果相當顯著，故若考量了租稅成本後，公司應該選擇舉債融資而非股權融資，以達租稅最小化之目的。 5. 投資固定資產支出具有折舊及投資抵減的租稅優惠，但省稅效果並不顯著。在研究發展費用方面，實證結果並不如預期，可能係由於次級資料庫中的遺漏值過多，以致最後統計結果之扭曲。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ETRs) in Taiwan, including firm size, R&D expenses, net fixed assets, and leverage.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are from 1986-1997. Sample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public traded companies registered i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and OTC.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nies reduce their ETRs by engaging in securities and land transactions. 2. Conglomerates’ effective tax rates are lower than non-joint-venture companies. 3. The empirical result support the 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 The larger the firm sizes are, the greater degrees they are monitored, so they bear greater political costs. 4. The leverage effects and tax dodges benefits are also significant, and if considering tax benefits, companies should prefer debt to stocks in order to minimise their tax expenses.

加值稅(Value Added Tax) 自一九五四年法國開始採行以來迄今世界已逾五十個國家實施加值稅，已成為各國賦稅改制的一種趨勢。我國自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日開始實施營業加值稅。為降低本國產品之成本，進而增強其國際市場之競爭能力，採行加值稅的國家，對外銷及類似外銷適用零稅率。自民國七十六年至民國八十二年，零稅率銷售額佔營業稅總銷售額比率，均達18%以上，歷年應退稅額和應實繳稅額之比率，均逾25%，可知外銷零稅率制度在營業稅中地位之重要。 　　跨國交易課徵租稅的原則有目的地原則和宗主國原則之分。目的地原則下租稅課徵係以消費地或目的地為準，而宗主國原則係依據商品及勞務的生產地或來源地，由生產國課徵租稅。外銷適用零稅率即依據目的地原則而來。為探討我國外銷零稅率制度適用範圍之合理性，對其他國家零稅率制度之認識，可作為研討與改進我國制度之參考，本文就英國、荷蘭及韓國等國家，探討其零稅率適用範圍及對外銷之處理方法，並與我國之外銷零稅率制度作一比較與評估，以瞭解外銷零稅率制度發展的趨勢及我國外銷零稅制度之優劣，期能使我國營業稅外銷零稅率制度更符合本國實際需要和國際潮流。

本文整合文獻上影響外人投資的因素，利用中央銀行以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根據投資之來源別及行業別，探討租稅誘因、失業率、匯率、貿易量與勞動力教育程度等因素對於外人來台直接投資的影響。其中有關租稅誘因的部分，本研究以新古典資本使用者理論中決定企業投資誘因之有效邊際稅率表示。 針對有效邊際稅率與外人來台投資之關聯性，不論以央行或投審會資料進行迴歸分析，僅投審會資料之金融保險業結果為顯著，但和預期方向不符。因此在實證上，並未發現有效邊際稅率與外人來臺投資之關聯性。目前國外文獻，在探討外人投資之總金額、投資於房屋機器設備之資本形成以及投資的區位選擇等面向，幾乎支持租稅是影響外人投資的因素。國內部分，採用央行統計資料之文獻，證實政府採取的租稅優惠政策無顯著效果；採用投審會統計資料之文獻，有一部分支持租稅對特定投資來源國和行業別具統計顯著性之影響。 在租稅誘因以外的變數部分，就央行所統計之外人來台直接投資而言，迴歸模型對再投資收益有較高的解釋力，且失業率和勞動力教育程度達統計顯著性；對於總投資金額以及股本投資，僅發現勞動力教育程度具統計顯著性。就投審會所統計之對台投資而言，在不分業別以及分業之金融保險、製造以及批發零售業的對台投資迴歸結果也顯示勞動力教育程度是唯一具統計顯著性之解釋變數。此外，迴歸結果亦發現華僑對臺投資之解釋不易，鮮有解釋變數顯著。總結而言，雖然非租稅變數在不同行業別與來源別無法有完全一致的顯著結果，但是仍可以看出勞動力教育程度反而是影響FDI的因素。

本文擬建構一包含家計部門、能源供應商以及政府三部門之模型，以理論模型與模擬分析來探討最適能源稅率之訂定以及課徵能源稅對其他經濟變數之間的關聯性。 在模型設定上，本文有別於傳統文獻直接將能源消費放入效用函數中，而是以能源服務作為家計單位效用函數之影響變數，並透過家計單位之生產函數，結合能源與能源設備特徵，以生產能源服務，以此來建構家計單位之最適化模型。在政府決策方面，以享受能源服務之總成本最小，受限於政府預算平衡以及市場均衡之下，推導出最適能源稅率。 至於模擬分析部份，則是透過設計五種不同情境，除了基準情境不課徵能源稅外、另設計四種課徵能源稅的情境，並配合四種不同稅收用途，以內生求解方式，分別模擬出各情境下之最適能源稅率，以及其對能源、省能設備需求、二氧化碳排放及其他經濟變數的影響。再以不同之二氧化碳排放環境損害係數，作敏感度分析。 最後，透過不同政策優先之社會權數，就3E效果，包括能源、環境、經濟三方面影響，來比較各情境下所模擬出的總和結果，以加權計分方式，得出最適能源稅政策之配套措施，並配合我國現行能源相關稅費，歸納分析出政府未來開徵能源稅所應採行之政策工具及整合方向。 經過本文研究發現，訂定最適能源稅率之影響因素，除了傳統文獻所強調的環境損害成本應將之內部化以外，尚包括對能源服務支出的影響、對能源市場所產生的扭曲，以及對稅收的影響等。其中能源設備特徵需求之變動在訂定能源稅率時，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能源設備特徵需求之變動同時會影響能源服務單位成本與能源服務需求，為最適能源稅率之減項，甚至在環境損害成本中亦受到能源設備特徵變動，改變其設備之二氧化碳排放係數，使得環境損害成本降低，亦為最適能源稅率之減項。根據本模擬結果顯示，課能源稅使得能源價格上漲，能源設備特徵需求提高，勞動供給微幅增加，能源需求、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家計所得、社會總成本、總稅收增加。表示課徵能源稅對降低能源需求，鼓勵消費者多選購節能產品，有相當明顯之效果。此外，當環境損害係數愈高，二氧化碳排放係數愈高之能源，其能源稅率應愈高。最後，本文利用不同之社會權數組合，得出課徵能源稅同時降低勞動稅，並將稅收投入環保支出所產生之3E效果相較其他政策配套為佳。而在推動綠色租稅改革之際，除了能源稅率訂定之合理化外，仍應作相關整合，包括油氣類產品之貨物稅應廢止，以避免重複課稅；並在訂定能源稅率時，將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所產生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效果一併考慮。 / This thesis intends to construct a model which includes 3 sectors of household, energy supplier and government to derive the optimal energy tax rate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ergy tax and the economic variations. Households combine energy and energy equipment characteristics to generate the energy service. This research uses energy service as variables of household utility function and designs a energy service production function of household.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literature which use energy productions directly as variables of household utility functi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derives the optimal energy tax rate by minimize the cost for energy services subject to government budget balance and market equilibrium conditions. And five different scenarios including the base, tax added, green tax reform, tariff reduction, as well as total emission control, with four disposals of tax revenue are designed for the simulation to solve the energy tax rate and the other variables endogenously. In addition,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coefficient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s used for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Eventually, this study weighted the simulated results to devise the optimal policy package by the social weights of policy priorities. The social weights is given according to 3E effects including energy,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impact.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ed: (1)the factors for setting the optimal energy tax rate, in addition to the margin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s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emphasized and, it should also include the changes of the expenditures for energy services, distortion in energy markets, as well as the impacts to tax revenue including labor tax and tariff. (2)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ergy tax increases the energy price, demand of energy-saving products, labor supply, household income, total social costs, total tax revenues and decreases energy demand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3) The higher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coefficient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the energy tax rates should be higher. (4) Green tax reform with the disposal of the tax revenue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generate the best 3E results comparing with the other policy package. (5) The excise tax of oil and gas products should be abolished, in order to avoid double taxed; and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Fee resulting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termining the energy tax rate.

財務會計準則規範為因應企業間不同之特性，故允許公司在符合財務會計準則規範下，得選擇最能反映其企業實質之會計原則和方法加以記錄，因而導致不同之會計結果。故本研究旨在探討企業是否確實利用會計方法之可擇性來影響其有效稅率。 本研究係以美國Compustat資料庫中公司自1988年至2003年之財務報表資料，針對會計方法之選擇與其他相關企業特性因素對於有效稅率影響進行實證研究，進而探討美國租稅改革法案TRA 86在實行多年後是否較已達成租稅公平之目標。 經實證結果發現： 一、會計方法與公司有效稅率 採用後進先出法之公司，其公司有效稅率顯著低於採行其他評價方法之公司，而會計估計對於有效稅率之影響，研究中採用提列壞帳之比率及退休金費用兩變數來探討，但皆無法獲得實證證據之支持。 二、公司特性與有效稅率 實證結果發現公司特性之相關變數包括企業規模、投資政策、融資政策等皆與公司有效稅率間呈顯著相關。 三、有效稅率與租稅公平 不同投資政策與融資政策之企業特性在TRA 86後與公司有效稅率間仍存有顯著相關，顯示TRA 86之實施並未確實有效解決企業間差異所造成之問題。 / To account for specific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accounting standards allows corporations to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accounting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o reflect economic substance and then would result in different outcome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assess the extent of the effect of accounting choices on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ETRs). The sample is comprised of American companies in Compustat data bank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88 to 2003. The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 of different accounting methods and firm-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with effective tax rates. Moreover,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TRA86) whether it improved the fairness of taxation or not.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as follows: 1. Corporations adopted Last-in, First-out (LIFO) inventory evaluation method show lower ETRs, suggesting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Rs and LIFO; conversely, there is no empirical evidence finds that ratio of bad debt and pension expenses are correlated with ETRs. 2. The results show that ETR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ome firm-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irm size, financing decision, and investing decisions. 3. Because those firm-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re still correlated with effective tax rates after TRA 86,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RA86 does not fully and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fairness of taxation among corporations.

財產稅分成單一稅率財產稅制以及雙率財產稅制。財產稅稅基依賴的是評估價值，稅基通常沒有正確反應市價，雙率的財產稅制在有效稅率以及評估比率估算上皆較單一稅率稅制複雜；此外，房價居高不下之下，財產稅資本化效果的探討更有其必要性，因此本研究選取財產稅制度已實施雙率稅制數十年台灣的首都台北市，並且選取自用住宅為樣本，探討在雙率稅制下，衡量「1－評估比率」、財產稅有效稅率、以及探討財產稅資本化效果。 有效稅率以及評估比率方面，結論可以得知台北市及12個行政區之「自用住宅」財產稅有效稅率皆有極為偏低的現象，以及台北市以及每一個行政區的平均「1-評估比率」都至少有七成以上，這表示政府相關單位必須要將評估比率提高，提高財產稅有效稅率，才能有效降低稅基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偏離程度。此外，土地與房屋分離課稅，地價稅的稅基土地公告地價以及房屋稅稅基房屋評定現值由不同評價委員會估價之下，容易產生評估比率偏低狀況，因此建議將不動產評議委員會以及地價評議委員會合併成單一的委員會，在評估價值的誤差應該會有顯著的降低。 財產稅資本化效果方面，發現台北市自用住宅的財產稅稅賦負擔太輕，尤其是地價稅，因此無法透過提高財產稅的方式來抑制房價。此外，根據分量迴歸的結果發現，房屋稅支出愈高，低房價的房屋總價會降低，這結果表示在低房價房屋稅的租稅負擔是高於最適水準；然而高房價的房屋總價會因房屋稅支出愈高反而愈高，這結果表示在高房價房屋稅的租稅負擔是低於最適水準。因此透過這些發現，建議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應將高房價的房屋稅租稅負擔提高超過最適水準，藉由此才能有效的抑制房價的上漲。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ssessment ratio, effective property tax rate and property tax capitalization for owner-occupied residential houses in Taipei, which employs a split-rate property tax system.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effective property tax burden is lower in Taipei. Therefore, the tax authority should work to raise the effective property tax rates and minimize the biases in order to raise assessment ratios. Ideally, if the committees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 single committee, assessed value biases may be able to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property tax capitalization, we find that current property tax rate is smaller than the optimal one in Taipei. Current property tax burden especially from the land value tax is too light, so a higher property tax rate cannot be negatively capitalized into the house prices. Moreo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house tax capitalization only for the high value houses, but a negative house tax capitalization for low value houses.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Taipei authority has to raise the property tax burden especially for high value houses to be above the optimal level if it wants to effectively cool down the rising house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