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委員為了回應選區利益，而對官僚體系提出要求和建議，等同於在行政權範圍內的事務上扮演了一個角色，介入了官僚行政之中。此一現象在台灣仍是有待開發的研究主題，對之進行研究不論在學術上或政治上都具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從國會議員和官僚之間的夥伴關係出發，結合立法行為、國會與官僚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來建構本研究的理論，接著利用深入訪談、調查研究以及對個案資料的統計分析，檢視在目前立法院的議事程序之下，立法委員與行政機關的互動情形，並以這三方面的資料來印證本研究的理論。 研究結果發現，多數立法委員主動與行政機關接觸是為了進行選區服務，而行政機關與立法委員接觸主要是為了爭取立法委員對法案和預算的支持，接觸的目的顯示出雙方夥伴關係的基礎，而此一夥伴關係又以委員會為核心。在立法委員為了選區服務而接觸行政機關時，對行政機關提出了要求和建議，此時便介入了行政運作之中，本研究發現，不論是行政執行類、管理及計畫類還是法案與政策類都有立法委員介入的痕跡。然而，立法委員介入行政運作並不能予取予求，而行政機關通常也不會直接拒絕立法委員，而是會酌情給予通融、協助委員與選民溝通或是加速行政流程，所以，立法委員介入行政運作的結果不能完全以成敗來做區分。更重要的是，行政機關在面對立法委員的介入時，主要的考量有避免立法委員成為否決者、行政裁量權和資訊的運用，而對於個別立法委員的考量則主要是該立法委員的委員會經歷、黨團三長的經歷、資深程度以及委員對該個案的重視程度。透過模型檢證發現，立法委員的委員會經歷、資深程度、對代表工作的偏重、選區需求等因素都會影響立法委員介入官僚行政的多寡以及介入的結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黨籍因素在介入多寡和介入結果兩個模型中也都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出執政黨和在野黨的立法委員在介入多寡上可能沒有差別，而行政機關也可能因為在分立政府時期，同時面對掌控官僚體系的執政黨以及掌握國會多數的在野黨，而選擇不給予特定政黨的立法委員較多的資源，僅依立法委員的國會資歷和重視程度來考量如何回應立法委員所提出的要求，此部分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立法委員、官僚、選區服務、互利的夥伴關係、否決者。

在政治進入媒介的時代中，隨著電視媒體影響力漸增，政治人物亦趨重視電視的曝光機會。電視本身重視影音與戲劇化的性質，以及媒體組織對觀眾喜好的認知，影響了電視對政治新聞的選擇；政治人物亦利用自身資源，投電視的新聞偏好，增加曝光機會。我們常認為國內電視呈現立法委員相關新聞時，往往著重立委暴力、緋聞、使用各種道具或特殊扮相的演出，本研究以國會電視新聞、電視記者以及立法委員為研究對象，分析電視新聞如何再現立法委員，是否著重呈現其表演行為，以及記者與立委如何互動出此一再現結果。 　　在文獻探討上，本研究利用競賽框架及選民消費理論。前者指出當代政治新聞多注重競爭及策略面，而電視畫面又適於突顯衝突情境，因此電視傾向呈現立委的影像式表達；後者則說明政治人物力求媒體表現，原因在於可將自我資訊充分揭露予選民，故易於展現衝突或戲劇化言行增加電視曝光度。無論何種觀點，都揭示電視偏好再現立委的表演行為的原因，然由於不同立委所擁有的政治資源配置有所差異，因而立委在實際發展媒體策略時，亦有不同的選擇與考量。 　　本研究使用電視新聞的內容分析，以及記者與立委的深度方談兩種研究方法。前者分析電視對國會新聞的關注程度與再現方式，以了解立委的曝光度競爭程度，以及立委的再現是否多與顯明的感官刺激、衝突性、戲劇化或意圖性相關，使用圖像式或刺激性的表達方式，而非單純言語鋪陳的表演行為，並分析表演行為在選舉與非選舉期、有無較高職位的立委間以及不同政黨大小的立委間，有無呈現的比例差異與關聯；後者旨於探討電視記者如何評價立委表演行為與進行新聞選擇，以及不同政治資源配置的立委如何發展媒體策略。綜合兩種方法，則分析記者與立委的權力關係。 　　本研究發現，立委爭取電視曝光的競爭激烈，電視新聞呈現立委時，表演行為比例顯著於非表演行為、選舉時期顯著高於非選舉時期，且不具職位或小黨立委表演的呈現比例亦較高。其原因可分兩層面，在媒體部分，國會電視記者基於媒體性質與收視率壓力，即便對立委表演感到無奈，亦需採訪播出，特別是資淺記者較難另外探索其他較具深度的議題；在立委方面，立委發現電視喜好，了解表演行為帶來的即時曝光效果，雖可能造成形象的損害，但囿於本身資源條件的限制，往往亦需展現表演行為。在記者與立委互利共生的過程中，立委更有機會透過商業機制，操控記者進行其所不樂意的採訪。 　　電視著重立委表演行為的影響，可能造成政治的論述的空洞化，使得民眾對公眾事務關心的流失；亦可能使記者的新聞工作熱情流失，造成高流動率與年輕化，使得國會新聞停留在表象的惡性循環；以及形成對專業問政立委的懲罰，鼓勵立委以表演自利，並削弱其監督政府的能力。故此，本研究建議由電視台重新解讀收視率著手，改變新聞訴求定位，培養記者的專業素養。立委需謹慎評估表演行為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應，觀眾亦可透過多元化的管道了解國會運作，表達對非綜藝化立委及新聞的鼓勵，以改變此一現象。

本研究利用文獻分析、調查研究及深入訪談法，以第四屆立法委員為例，探討我國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在立法委員進行選擇參與時的冷、熱門程度，以及影響立法委員選擇參與常設委員會的因素為何？又在相關的影響變數中，筆者進一步以logit模型來分析哪一個變數的影響力最大。 研究結果發現，「財政」、「經濟及能源」與「交通」等三個常設委員會是多數立法委員所急欲登記參加的熱門委員會，而「外交及僑務」、「司法」與「法制」委員會則是最不受到立法委員選擇參與的冷門委員會。另外，「政黨因素」、立法委員的「個人因素」及「選區因素」等，皆會對於立法委員選擇參與不同常設委員會造成不同的影響。其中影響立法委員選擇參與熱門常設委員會的最大因素是「擔任黨團幹部」，其次是「農漁業縣市選區」與「地方派系背景」，再者則為「擔任企業董監事」與「商業經歷背景」；而影響立法委員選擇參與冷門常設委員會的因素，則需視該常設委員會的職權性質而定。

本論文的研究主旨勿探討立法委員的選區經營方式，作者將選區經營中的選民服務(casework)獨立出來，探討它與選區經營的其他部份工作的關係。筆者發現，選民服務與連任得票之間的確有正相關的關係，而且與選民對立委的工作滿意度亦有正相關的關係。 　　本論文分為六章，分別略述於下：第一章緒論：分析選民服務的特性，並且建立選區經營與選民服務之研究架構。第二章研究背景，概述台灣國會選舉制度與政治文化。第三章選民服務案分析，剖析立委的選區服務組織與服務案處理程序，並且畫分服務案的特質。第四章選區經營分析，探討選區經營的兩項工作：拜訪選民與發行國會通訊。第五章選民服務的效果分析，證明選民服務的效果。第六章為結論。

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讓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有了改變，在Web 2.0的網路應用模式興起之下，不但讓社會互動的內涵拓展到網路世界當中，也改變了日常生活、媒體環境，甚至進入了民主政治運作的機制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順應這股潮流，各國政府無不積極推動相關的機制，期望讓民眾有更親切，多元的參與途徑，以達成更好的治理。 然而，不論國內外對於政府結合Web 2.0的研究上，主要都聚焦於公共服務的提供，並沒有更進一步探討「政府」與「民眾」關係的內涵，事實上，這種雙向關係的建立是社群網站之所以能進入民眾生活的重要的核心概念，也是政府結合社群網站提供服務應該關注的焦點。因此，本研究從深化治理關係的角度出發，比較立法委員在選舉期間和會期間運用Facebook與民眾溝通、互動的行為，一方面希望探索政治人物所應用的網路科技是否含有治理的功用，突破以往網路選戰的囹圄；另一方面，也希望了解在政府各單位提供的電子參與機制之外，能不能透過更接近民眾日常生活的Facebook建立治理關係，讓電子參與的理念可以藉由不同的途徑所達成。 研究結果發現，立法委員在Facebook在選舉期間和會期間主要應用的策略都是「政治資訊」和「生活分享」兩項，不同於過去競選期間以攻擊對手最為主要應用的策略，立法委員在Facebook上有明顯的策略轉向，可能與Facebook社交的特性有關。另一方面，立法委員所應用的Facebook不論在選舉期間或會期，在電子參與上都達到不錯的比率，但是大部分溝通能以單向的資訊傳播為主，與民眾的雙向互動較為稀少。從分析結果來看，立法委員應用Facebook除了地區之外，並沒有明顯的差異。整體而言，立法委員的Facebook有成為電子參與新途徑的潛力，但是要達成雙向、穩定、長期的治理關係，落實電子參與的理念仍需要繼續努力。 / Facebook, the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in the world, has changed ways of citizen involvement in governance. Politicians and (elected) public administrators worldwide have adopted Facebook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onnect with citizens. Following the trend, most legislators in Taiwan also create personal Facebook accounts and Facebook pages as an additional way to reach their potential voters and citizens in general. Ideally, legislators can efficiently operate their constituents and directly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riends.” Facebook pages of legislators seem to offer the promise of electronic participation (e-participation), reaching citizens on a common platform and allowing for citizen comments. On the other hand, citizens can establish a link to legislators via information-sharing, dialogue, and consensus-building on Facebook. If the two-way communication works properly and successfully, Facebook will certainly help to create more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more public valu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of legislators’ Facebook in Taiwan during the 2011 election periods and during the 2012 regular legislative sessions, with the aim of exploring whether the Facebook phenomenon can improve the process of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finding reveals that percentage of e-participation achieves fine rate, but most communication on legislators’ Facebook is one way.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legislators’ Facebook is another platform to distribute public information to citizens, and may have potential to create more public values. To improve democracy, legislators need to get more feedback from citizens, i.e., improving the two-way communication on Facebook.The lessons from this study will help pave the way for future research on political campaign and electronic participation.

選區劃分長期以來被視為只是行政上的業務，缺乏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各項選區劃分的原則彼此之間也存在著結構上的矛盾，使得各國實際劃分選區時，常常必須在各項原則之間進行取捨。本研究採用歷史與制度研究法以及比較研究法，來探索不同的選區劃分方式背後所隱含的代表精神為何，希望能將選區劃分與代表理論相結合，為將來我國面臨選區劃分原則衝突時，提供一個思考如何進行取捨的方向。 全權委託模式以及委任模式是代議模式的兩個典型，但實際上代表們不可能只選取其一來面對所有議題。代表們要以何種代議模式為主，除了視各選區不同的狀況之外，我們也可以從選區的設計不同，來分析代表應該扮演何種角色。 今日英國選區劃分的特色，在於其相當注重維護社群的完整，所以容許選區之間有較大程度的人口數差距；美國的選區劃分則比較注重各選區人口數均等原則，因此對於地區的切割與重組較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美國的選區劃分仍然可以見到各種不同形式的傑利蠑螈劃分法。 從第七屆開始，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制度將改成所謂單一選區兩票制。在改制之後，可以預見區域立法委員與其選區之間的關係會更為密切，這也將使立法委員偏重於扮演委任代表的角色。

我國之政治文化從早期之臣屬型轉變為參與型，政治體制由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立法院之結構與功能產生極大的變化，從以前「行政院之立法局」，成為今日全國政治運作的中心，復經六次修憲之結果，立法院集所有職權於一身，為民主國家實質的國會。 立法委員係在眾多優秀之候選人之中，經過選舉之洗禮產生，其專業素養、品德修養理應有超於常人之標準。惟揆諸今日之立法院，立法委員之表現似乎違背了多數選民之期待。有鑑於此，立法院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十二日，三讀通過了國會改革五大法案，之後復經歷次修正，期能改善目前議事效率與品質低落之窘境。 國會議事運作之失調，並非一朝一夕所造成，而是有其歷史性結構的因素。然時至今日，立法院的生態與以前大不相同，民國八十九年的總統大選亦首度出現政黨輪替的情形，惟國會的議事運作並未隨著民主政治的進步而改變過去非體制內之抗爭，反而有過之而無不及。 議事運作的過程中所產生之諸多問題，大多繫於利益之糾葛，近年來雖已陸續通過國會改革五大法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規範公職人員倫理的法律，惟拘束力並不彰顯。因此，本研究經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及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立法院議事運作失調之原因，並提出擬提昇立法品質與效率之方式，應從強化立法院內部之自律機制、公權力制衡與社會之監督三個面向，型塑國會倫理，始能為國會改革帶來新契機。同時，亦能建立我國立法問政之優良典範。 /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our country transformed from feudalism to participation,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from autocracy to democracy. In the process of getting democratic,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Legislative Yuan has altered dramatically. It used to be Legislative Bureau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but now, it has become headquarter of national political operation. After the six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Legislative Yuan has been literally the all-in-one congress in a democratic state. Legislators are elites with outstand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morality, chosen out of a number of brilliant participants. On the other hand, though, the incumbent ones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seem to let the voters down. To pull up this declination, the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5 major acts on congressional innovation after 3rd reading on January 12th, 1999, and several amendments following that, hoping to improve the inefficiency and low quality. The malfunction of Legislative Yuan didn’t start from yesterday but with historical background. Till now, the environment in it has been so different from before. The first rotation of ruling party took place in 2000, but this improvement in democracy made the working of congressional agenda have even more conflicts inside the framework. Most problems derived from the process of agenda processing can find its root in the tangle of benefit. Though the major acts on congressional innovation, the law of official’s property exposure, and the law to prevent official’s benefit conflict, that help regulate the virtues of officials, had been passed respectively, the binding force is not strong enough and obvious.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interview, observation, and collec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document, this research will discuss the reasons leading to the malfunction of Legislative Yuan and come up with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resolution, which is strengthen the self-control inside the structure, the balance of public power, and the monitor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bring a new opportunity for revolution in our congress, we have to mold the congressional ethics, and then a terrific well-function Legislative system can be built as well.

本文目的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2009年民進黨候選人周柏雅及其競選團隊在大安區立委補選過程當中，如何攫取運用哪些議題以形成競選策略，其輔選團隊內部如何評價其他重要議題，以及輔選團隊成員間對這些議題影響選舉結果之評估的異同。希望藉由本研究，能完整呈現候選人競選策略形成的動態過程，有助於對競選相關理論建構之基礎。在方法上，本文以參與觀察法、內容分析法、菁英訪談法進行研究。透過實際地參與相關競選活動與會議，不但可實地觀察政黨及競選總部在選舉過程中的運作模式，亦有助於貼近瞭解相關行為人的思考模式。同時輔以文獻分析法，整理並分析競選過程中所蒐集之二手資料，與參與觀察之所得動態地進行相互檢證對照。深入訪談法則是本研究的核心，以參與觀察及文獻分析之所得為資料，在競選過程中訪談輔選團隊之重要成員，以深入瞭解競選策略之形成過程及其對選舉結果的影響。

本文旨在探討民國七十五年底選出的增額立法委員，在其作期內(民76年至78年,79∼84會期) ，對於最受社會大眾及傳播媒體矚目之施政總質詢的質詢內容，並且討論不同問政背景是否造成質詢內容的差異。 本研究運用的方法為內容分析法，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分析立法院公報中有關增額立委施政總質詢的問政內容，描述其概況，建構因果或相互關係，並試提解釋分析，經過頻數分析及交叉分析，所得的結果為： 一、增額立委最關心的大類目議題(前三名)是一般政務、國家體制、內政。 二、增額立委最關心的次類目(前十名)是大陸政策、國會問題、農業問題、治安社會風氣秩序、組織編制、法制、認同自決問題、外與匯率、股市問題及外交行政政策。 三、各會期質詢議題重點集中在該會期中的重要時事、與論焦點及兩黨抗爭問題。 四、增額立委問政背景中，黨籍對質詢議題影響最大，國民黨籍立委注重一般政務，民進黨則將國家體制視為質詢火力。省籍、學歷、選區對質詢議題亦有影響，但影響力不若黨籍那麼明顯。年齡、性別則對質詢議題沒什么影響。 五、參與委員會對其質詢議題影響大小，因其所參與的委員會不同而有所差異。大體而言，參與邊政、教育委員會的立委與其質詢議題最為密切，而參與交通、預算及法制委員會之立委，與其質詢議題關係不大。

本論文主要在研究1995年立法委員選舉三黨競選文宣之異同，並根據James Grunig與Todd Hunt所建構的公關四模式，探討三黨文宣內容與表現手法，在公關四模式所呈現的面向；同時，也就一般文宣所探討的主題、政見內容、廣告設計、政治符號、語言使用、電視文宣長度等等，分析三黨間差異。 　　James Grunig與Todd Hunt認為，現代公共關係的運作可用四個公關模式囊括，此四個模式為：報業宣傳模式、公共資訊模式、雙向不對等溝通模式與雙向對等溝通模式。 　　本論文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1995年三黨的報紙廣告、電視文宣與新聞稿。 　　研究結果發現： 　　一、三黨在不同媒體上使用不同的Grunig Model。國民黨文宣較常使用的為報業宣傳模式，新黨使用較多的為公共資訊模式，民進黨多為雙向溝通模式。 　　二、Grunig模式不同，競選文宣表現策略、文宣訴求、廣告設計因素、標題與文案可讀性、電視文宣語言使用、長度不同，報紙廣告政治符號並無差異。 　　三、三黨競選文宣在不同媒體上，表現策略、文宣訴求、報紙廣告設計、廣告刊登媒體、日期、版面、面積、電視文宣語言、新聞稿發表日期與數量皆不相同；報紙廣告政治符號、廣告標題、文案可讀性、電視文宣長度差異不大。 　　四、1995年立委選舉三黨競選文宣以攻擊對手為主，其次為塑造形象與塑請支持。政見內容集中在政府人事、政策與政績，政治結構與政治社群的議題很少被提及，可見台灣民主政治的共識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