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待儒學，跳脫以孟學為儒家唯一價值的衡量標準來看待荀子思想及荀學的流衍，是本文論述的基本態度。全文可分成兩部分論說。首先釐清荀子思想中最受矚目及爭議之議題，即：天人之分、人之性惡及法後王，作為論證清代思想的對照範式。整體而言，荀子思想所關懷的是人在具體經驗世界中的安頓問題，因而其追求的目標是「盡倫」、「盡制」的聖王，相對於孟子言盡心知性以知天的超越、內在性格，其理路有顯著不同。 其次論述清代的荀學。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清儒校釋《荀子》書的著作及荀子學說的評論。基本上，清人校釋《荀子》是在「以子證經」的前提下所衍生；同時，清儒在尊經及經典傳承的體系研究中肯定了荀子，使荀學得以擺脫「異端」之名而回復於儒家之列；且《荀子》書的整理，也使得荀學獲得重新被檢視的契機，具有一定的意義。清儒試圖對宋明以來非議荀子思想的議題提出新的解釋，包括性惡、非思孟、法後王等論題，然而，這些迴護荀子的論述卻受限於以孟學為學術唯一準則的意識型態所囿，往往只是在以孟學為主體的思考下調和孟、荀差異，在深究荀子思想體上的論述上則相對貧乏。因此，清人考校《荀子》書、評述荀學，雖具價值，但並不能全部概括清代荀學的內涵。 清代荀學的另一層面，是以顧炎武、戴震、焦循、淩廷堪、阮元為主軸的清儒，在「以氣為本」的基礎上所建立的心性論以及成德工夫論所呈現的荀學理路。清儒在「以氣為本」的立場下，肯定了人性中情、欲存在的正面意義，而理義即內在於欲、情之中；心知本具有思辨、擇取理義之能，人們透過以問學為主的修養工夫加以擴充培養之後，便能衡定人欲人情合宜的進退得失，由個人所欲所情推及至群體，能通達天下人之情，遂天下人之欲，使之無所差謬、不爽失，即是理義。在此理路下所呈顯的成德工夫，一方面重視經典及文獻史料之價值，強調由文字訓詁以明理義的問學；另一面，由於所論理義的內涵是群體生養之欲的滿足、情感過與不及的調節與疏通，故而講求人我間言行事為依據準則的禮學興起，清儒藉由禮制的考證、禮意的論辯重新核定社會禮儀秩序，作為修己治人之具。 分析了清儒的人性論及成德工夫論後，對照荀子所論人性的內涵及道德修養的主張，不難發現二者思想理路是一致的：包括以欲望情感及心知為人性本質，強調培養智識在成就道德上的重要性，倡議禮儀法度以調節人欲人情等，均呈現了強烈的荀學色彩。只是，清儒並沒有意識到其理路與荀學同途；批判宋明理學，卻認同理學家所建構以孟子為孔子思想正統繼承者的道統觀，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焦循作《孟子正義》，自詡為孟學真正傳人，欲取代宋明理學在儒家道統的傳承地位，但實際上闡揚的卻是荀子的理路。因此，本文將清代傾向荀子理路的人性論、工夫論稱之為「潛藏的荀學理路」。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抉發清人在義理思想上的荀學傾向，相較於清人肇因於經典考據而擴及《荀子》書校釋、荀學評價等層面的討論，無疑是更具意義的。至於二者的主從關係：如前所言，清人從事校釋《荀子》、評述荀學，從而提高了荀子的學術地位，而這個校釋、評述是源於經典考據的擴大而來，而考據學的興起是源於問學的成德工夫，而問學的成德工夫又是源於「潛藏的荀學理路」。可見，清代這個「潛藏的荀學轉向」在無形中促進了荀學的研究，荀子地位的提升，恰恰呼應了這個「潛藏的荀學轉向」的存在。

林語堂（西元1895~1976年）的一生豐富多采，不論在作家、學者、編輯、翻譯或是官員、委員、會長……等種種身分或職務上，都有卓越與獨特的表現。不過，一般對於林語堂的認識大多停留在他是「幽默大師」、「小品文大師」的印象上。學界對他的研究也多偏重在他的文學表現層面，較少注意他在思想方面其實亦有很豐富並且相當與眾不同的見解。事實上，林語堂在當代儒學圈並沒有明確的定位，甚至仍處在一個被忽視與邊緣化的困境裡。 林語堂曾說過：「我的天性近乎道家，多過由信仰而成的儒家。那些新儒家已透過佛教徒的眼來看孔子的教訓，為什麼我不可以透過道家的眼來看孔子的教訓？」又說：「道家和儒家是中國人靈魂交替的情調：當人成功時是一個好儒家，失敗困頓時則是一個道家。」從這些話，我們大概可以推測林語堂筆下的孔子，會有怎樣的風格。除此之外，先從一個基督徒成為異教徒──孔子人文主義信仰者，然後到晚年又回到基督的懷抱，這樣一個有別於大部分當代知識分子的生命經歷，也在林語堂的思想上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綜上所述，本文擬以林語堂特殊的生命情懷為主軸，林語堂所描述關於孔子或儒學的相關文章為橫幅，希望能梳理出「林語堂筆下的孔子」究竟有何特殊之處。 另外，從林語堂文章中一些關鍵辭彙如「奪朱回孔」、「原良心」、「禮的宗教」、「君子的宗教」等；從他對「仁」概念的英譯（“a real man”、“a real person”或 true manhood）；從他對辜鴻銘關於人性概念的英譯（the law of our human nature）的採用；以及從他對戴震所謂的「順民之情，遂民之慾」的肯定；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林語堂眼中的儒學有著「近情」的風貌，同時也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雖然林語堂自認從小喜愛孟子，但他對於儒學的詮釋，其實有著荀學的色彩。也就是說，林語堂是當代早期一個不自覺的荀學例子。 林語堂在八十歲時曾說自己是「一捆矛盾，也喜歡矛盾」，這句話一方面呼應了他的思想裡，有某部分的「不自覺性」，同時也是筆者在撰寫論文時覺得最富挑戰性也最有趣之處。期待透過本文的分析、整理與歸納、評述，使得孔子在林語堂的筆下以不同的風貌重現。

司馬光的哲學在中國思想史與哲學史上，由於其思想性格與日後宋明理學的主流不符，再加上其史學與政治成就過於顯赫的緣故，其意義與地位向來未受人重視。但若跳脫以程朱陸王理學為主流的研究觀點，以另一承自先秦、衍至明清的哲學理路來重新檢視司馬光的哲學，便可重新發現其在思想史與哲學史上的重大意義。此一哲學理路即是過去在哲學史上隱而未顯，在儒學陣營中與孟學並為兩大哲學思想典範的荀學理路。荀學在孟學取得獨尊地位後，其發展彷彿中斷，但明中葉後興起的一股以王廷相、吳廷翰、顧炎武、戴震為主要代表思想家的「自然氣本論」思潮，其所主張的「有限價值的本體觀」，極有可能與荀學一脈相承，證明荀學並未絕後。但由於荀學從先秦到明清之間的發展軌跡未明，這使得荀學與自然氣本論一脈相承的說法，尚欠缺有力的證明。司馬光哲學的發現，正可補足此一思想史上的空窗。 司馬光處於北宋中葉，時值學術史上漢學與宋學的典範轉移期，其在程朱理學尚未取得主流地位之前，以荀學的理路進入理學時代的氛圍中，建構起一荀學色彩濃厚的哲學。其一面表現了荀子哲學的特徵，另一面也同時表現出明清自然氣本論的初步雛型，這兩種哲學表現在司馬光哲學架構中的貫通，正是荀學與自然氣本論理路相承的最佳證明。司馬光哲學亦表現出在宋學建構初期，各種哲學理路百花齊放的歷史真實景象，在學術史與哲學史上極富時代意義。 本論文第一章簡述研究動機與司馬光的相關研究成果及其生平著作，第二章則論證司馬光的本體論與宇宙論。由其以氣建構的宇宙論中，確定其哲學本體為一潛藏宇宙發展之自然脈絡的氣，價值是在氣的開展中由潛藏之脈絡漸漸實現出來。因此其並非一價值先天神聖飽滿、周全遍在的理體，而是一素樸自然、價值待後天發展實現的「弱性」本體，這與自然氣本論相同。緣於此一弱性本體，其在天人關係感受到天人的雙重有限性，致使其表現出與荀子相同的「天人合中有分」的主張。 第三章論證司馬光的心性論，其人性論承自揚雄，主張性善惡混，強調人性先天即有等差，重視後天學習，此與荀子的性惡論實為異文同實，也暗示了漢代哲學與荀學的接近。司馬光對心的定義與荀子相近，雖然心並非一先天現在的完美價值理體，但透過心具有的感應、辨別價值、溝通權衡的能力，其即能在現實的摸索、團體的權衡與文化的積累中將道德價值實現出來。這樣的理論說明了荀學的道德並非無根，只是以另一種不同於孟學的方式來理解道德的來源。 第四章論證司馬光的工夫論，由於其價值來自於心之能力的正常發揮，以及個人在團體中的具體實踐權衡，所以其工夫論主要以「虛壹而靜」來進行「正心」的工夫，並且強調在團體（家、國）中的實踐，流露出極強的外王思想，此正與荀學性格相符。在個人身體的修養上，司馬光反對外於日用常事之修行工夫，因此對於佛道的工夫極為排斥，與當時使用靜坐工夫的二程等人理路不同。因此，司馬光所認同的工夫其實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以聖人所制定並流傳下來的「禮」為修養與行為的準則，這一重「禮」的工夫特色，亦是荀學與自然氣本論共有的特徵。 第五章為結論，證明司馬光哲學為荀學與自然氣本論的綰合關鍵，亦可由其哲學特色中分析出荀學的哲學典範，作為與孟學一系之儒學的參照。司馬光哲學一面證明了荀學在宋代以後的流衍方向，另一面也擴大了氣本論的研究對象與源流範圍。司馬光哲學作為荀學在宋代的發展，自然氣本論在宋代的先聲，其哲學背後所代表的學術意義，相當值得進一步探究。

近年來，魏晉思想研究開始運用新視角與新議題切入，為數不少且多有所獲，然而在魏晉儒家研究上，仍是較為缺乏的。從學術思潮來看，漢魏之際重刑法之學，正始時期倡道家學說，故在某種程度上，儒家顯得相形失色。這種情況到了元康之時，則更為明顯，當時玄風大開，一些魏晉名士，即便談到儒家思想，卻也只是拉上儒學的旗幟而已。也因此，一般學術界所關注到的「儒道會通」之研究，實際上是站在道家的立場上，卻鮮少直接以儒家為主體的。不過本文則意在指出，魏晉儒家並未退出歷史舞台。因此用時代分期，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八位思想家：即荀悅、徐幹、杜恕、傅玄、裴頠、歐陽建、袁宏、王坦之。並用內在理路的方式，分析這八個人，將其哲學義理溯源到荀子，說明魏晉儒家的一些基本特徵都與荀學關係密切。也就是以荀學為進路，不但可以合理地解釋該時期的儒家思想體系，同時還使魏晉儒家更深刻化與系統化。因此認為，魏晉儒學，其實是以荀學作為主要表現的思潮氛圍的。不難發現，從漢末政治社會的變動到魏晉士人崇尚自然的虛浮風氣下，勢必會更加強調一個重禮（禮教、名教）的世界。但他們不只是強調規範秩序，還嚴別禮法，凸顯出「禮」的精神與身國同構的概念；而在自然與名教的會通下，則提出兼顧「有」（名教、禮制）、「無」（自然、無為）的思想，以「執兩用中」的方式，在荀學脈絡下，收攝老莊之學。由此可知，魏晉儒家應自有其主體性與特色，不必只是淪為陪襯腳色，或只是對兩漢思想的反動而已。意即從整個思想史的脈絡來看，在魏晉階段，儒學自身也在思考著它應該如何前進。因此本文的研究，即是以「荀學」為主軸，審視這八位思想家的言論主張，探討他們的「魏晉荀學」。

本文試圖以氣論的角度，切入荀子、董仲舒、戴震的哲學，並考察荀子、董仲舒、戴震的氣論型態為何，三者是否有相似之處。而為求研究的正確與詮釋的合理，故探討的範圍及於本體宇宙論、人性論以及修養工夫論。在三大主題下都可揭櫫三者的氣論型態其實是相同的，只不過荀子、董仲舒的氣論是較為素樸、隱微不顯的「氣本論」─更確切地來說，是「自然氣本論」，而戴震則是自然氣本論無疑。由此可知，在自然氣本論的典範下，荀子可謂是開其端緒，到董仲舒逐步衍化，而至戴震則極為成熟、明朗。這樣的研究有其雙重效果、雙重貢獻，其一可以將董仲舒、戴震歸屬於荀學性格（思路）；其二可以看出荀學在思想史上發展的軌跡為何。也就是說，能夠找到荀學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以及抉發出荀學內在理路的結構線索。而此一線索，或許可以提供給之後研究荀學的人作一參考，期盼能將失聯的荀學都串聯起來，發展出波瀾壯闊的荀學思想史。

當代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當代新儒家一派對於荀子性惡論的批評，透過各種論述來強調其「性惡論」不能成立，其對於孟子的批判乃不明人性的真義，以此來貶抑荀子的思想與地位；到陳大齊、張亨、韋政通等學者，開始對於荀子「性惡論」作「客觀」疏理而欲顯現出荀子哲學的價值，但荀子的價值仍不可與孟子同日而語；一直到近年有一批學者積極闡述荀學的價值與意義。但無論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如何開展，這些研究始終有著一個迷思：始終執著於探究荀子人性論中人是否有天生的內在價值。無論是早期當代新儒家一派明言其無而以此批評荀子的人性論無根，或是近年來學者所提倡的「潛在的性善論」、「弱性善論」，或以「人觀」、「人的概念」來言其有，進而肯定荀子人性論的價值，都沒能跳出這個追求內在價值根源的窠臼。這樣的論述似乎隱含著一個思維：「性善論」才是好的有價值的，也就是我稱為受到「性善的誘惑」下的思考進路。 我認為，荀子人性論研究應該要跳脫以往以孟子性善論為基礎、以根本善為進路的思考框架，而轉以惡為核心思維去探究荀子的人性論。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正視「性惡」的正當性，不必對「惡」有所避諱；只要一套修養工夫論是將人導向美善境地的理論，就是有價值的論述，「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又有何關係呢？我將這樣的研究進路稱之為「後新荀學」。所謂「後新荀學」一則凸顯出其與「新荀學」以善為參照的論述觀點之不同，一則顯現出以後現代思維為方法去探尋荀子性惡論的意義與價值的進路──一種不追求形上價值、不追求永恆根源、不追求完滿無瑕為善必然性的思考模式。 在「後新荀學」的思維下，我們可以打破對於性惡的偏見，重新理解荀子性惡論的內涵與意義，並應該了解到，一個講求「人性本惡」的人性論也是有其正當性與價值的。進一步我們應該破除以往對於「善」的迷信，而誤將《荀子》中諸多脈絡以孟子「性善」的思維來思考，而對荀子的理論產生誤解與責難。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了解，即便人沒有內在根源的善，在現實中依舊有產生善行的可能，並不一定要以基礎主義或是本質主義那樣的思維來作思考，也就是說在儒學人性論在孟子「人性本善」一路外，荀子「人之性惡」一路也應有其合理的地位與公平的理解。因為荀子的性惡論是搭配著一套完整的修養工夫論，就整體而言其具有使人趨向善的可能與理想，由此可以正可以凸顯出荀子作為儒家的正當性及其人性論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