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題為清末民初繼受而來的「債權相對性」法理，透過史料文獻的耙梳，研究債權相對性法理的定義、發展，比較古今相關的規範、裁判，並著重於繼受初期的民初大理院，以大理院的判決例為中心，釋明該院如何從審判的實然面實踐法理，適用的法理表徵何等思想，又應如何評價繼受過程的時代意義。 首先整理羅馬法、德國法中債法的流變，債權相對性理論乃漸進發展，非一蹴可幾。至晚清民初清廷繼受近代歐陸法律，債權相對性法理也在這過程中，呈現於《大清民律草案》的債編編首和條文的立法理由中——特定人使他特定人為一定行為的權利。雖民國政府並未公布《大清民律草案》，審理民事案件時無法直接適用法條，但草案表徵的近代民法法理，包含債權相對性法理，大理院以法理之名，偷渡、實踐於審判中。 然而，民初大理院面對傳統法思想、意識仍深植少變的社會，適用債權相對性法理時，遇到最大的困難為：傳統中國法律中，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下的債權相對性法理，規範闕如，繼受前的清代判牘中，亦不見特定人對特定人為一定給付的法理存在。耙梳清代地方「錢債田土案件」，當事人的範圍必須從全體社會關係切入定義，給付金額也不必然等於契據中的數額，無論錢債、田土糾紛的主體或客體，都由地方官依「情理」判定。 因此，大理院必須清楚定義、靈活適用債權相對性法理，本文將判例的實際體現分為主、客體兩種類型：①主體相對性：債之關係中的當事人相對特定，不得對特定人以外之人主張，此概念觀諸出賣他人（共有人）之物、買賣破租賃，以及一物二賣等類型案件即明；②客體相對性：債權債務範圍、內容相對特定，除當事人意定或法定外，債權人請求受領或債務人應給付者，限於「特定之給付」，這部分又與傳統中國行政、司法權糾纏有關。 與債權相對性相關的大理院案件中，可以看出大理院大致堅持適用近代繼受法理，駁斥下級審判廳「准情度理」的審判方式，不論直接適用新式法理，或是在既有的舊法框架上注入近代民法的詞彙、思想，都是以繼受法理為裁判的小前提，不同的審判依據也漸漸影響下級審判廳和一般人民的法思想、意識。然而，當適用債權相對性法理，將衝擊社會根本的家族主義價值時，大理院選擇妥協、微調，以漸進、婉轉的方式改變傳統的習慣，避免過渡激烈的改變，造成人民對審判不信任，影響社會秩序。故本文以債權相對性法理為中心，觀察大理院在變與未變的時空點，其實踐法理的果斷決心和對於法理適用的取捨標準，毋寧更值得後人設身處地於過去的時空氛圍中省思。

在快速成長的全球國際醫療產業中，我國醫療服務水準執全球牛耳，多項醫療技術的先進，聞名國際，在舉世前200大醫院中，我國就佔了14家，僅次於美國及德國，排名全球第三，凸顯我國醫療實力。然而醫療技術與世界醫療菁英國齊頭並進的同時，我國醫療醫病環境卻逐漸在衰敗。學者過去對全台醫師做的實證研究，遇到醫療糾紛以司法程序解決的比例在民國84年時為15.7%，至94年時則升高至23.1%，反映採司法途徑解決醫療糾紛的比例日漸增加的狀況。礙於我國法律制度的制度規定下，病家對於醫療行為與損害間的因果關係及醫師的過失負有舉證責任，由於病患並非醫療專業，即便現今病歷之取得相當方便，仍會面臨無法舉證而敗訴。醫療處置過程之還原及釐清疏失與否亟需專業之鑑定意見，依據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醫事鑑定作業要點，該鑑定小組僅接受司法與檢察單位之委託，一般病家無法自行委託，現行刑事訴訟程序，可由檢察官蒐集證據以免除自己蒐集證據之負擔，並以刑事訴訟程序追加民事損害賠償的機制藉此節省訴訟費用，上述等等理由，造成我國現在以刑逼民之現象氾濫。 我國醫療糾紛處理相關法案經冗長提案及醫法雙方討論過程，歷經政黨輪替與版本修正，至民國101年行政院提出政院版「醫療糾紛處理與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該法具備兩大核心制度，一為以關懷、強化協商機制為主的調解先行制度，二則為不責難精神為宗旨的無過失補償制度，以期能免於動輒進入訴訟進程並達簡化醫療糾紛處理之目標。然該法在103年進入立法院二讀，卻遭到國內醫療從業人員的集體反對，最終未能達陣。 103年送進立法院會討論之行政院版醫糾法草案立法精神可嘉，但深究其處理機制仍有研議之空間，考量醫療行為的特殊性，一部專屬於處理醫療糾紛機制的法案有其必要性。本研究採文獻探討與比較研究法，蒐集並彙整本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如國內外期刊、學術著作、論文、官方統計資料、新聞報導、相關判決、立法或修法草案。歸納、整理、分析並比較其在實務面運作之結果與我國現行法制作比較，再以臨床角度分析該草案，最後以醫療人員角度提出幾點建議:一、非告訴乃論之刑事醫療爭議案件亦應強制調解；二、創建分層調解機制，分流調解案件以加速調解作業的實質效率；三、重劃醫療事故補償金財源，回歸疾病無差別之本質，採全民徵收；四、推行就醫人醫療意外險與醫療平安險，強化損害填補機制；五、透過修正刑事政策，在非告訴乃論醫療糾紛案件中，有條件限制公訴機關及法院之司法裁量權。在符合法理精神下亦達醫界之期待，以期透過該醫療糾紛專法處理機制弭平醫病對立達到一次性解決紛爭之目的!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外國直接、間接投資及企業間之併購行為紛紛崛起，然而外資湧入的同時亦時常對本國產業造成衝擊，因此為防止外資行為對本國企業造成威脅，各國相繼建立起對外國投資行為之「國家安全審查程序」作為外資進入本國市場的門檻，中國亦於2015年1月19日公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中，設置國家安全審查制度，顯見該制度對中國之重要。 在「國家安全」之界定上，於《外資法草案》中增設概括條款，以彌補過去單純採取列舉式立法，所存在之審查範圍過於限縮缺陷。其次，在「外國投資者」之定義上，外國自然人投資者之認定有別於多數國家採用多重標準予以認定，其係單純以國籍作為認定標準，另於外國實體之認定上，為適應現今新形態之商業模式，參考外國法納入實質認定標準，彌補過去之立法漏洞，最後在「審查機構」之組成和建置上，則係由國務院建立外國投資國家安全審查部際聯席會議，作為主要審查機構。 惟於《外資法草案》雖解決許多過去立法之缺陷，卻仍存審查機構間權責不明、審查標準過於模糊及司法救濟缺位等問題，故宜參考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之組成結構，並增設監督機構，避免審查機構之獨斷。此外，該制度中更應加強對於外國投資者權益之保護，於審查標準中，重要名詞之界定仍存在模糊不清之情形，有待立法者對之明確定義，另在投資者救濟管道之設置上，於現行草案中付之闕如，應加以補正以符合程序正義之要求，如此方能同時兼顧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及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之目的。 / With the com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wide array of foreign investments, such as direct and indirect investments as well as enterprise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 increases. However, these also pose a menace to domestic industry and even national security. As a result,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s of foreign investments which aim to prevent this serious situation grow more prevalent. Following this trend, Mainland China also releases a draft ver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w and a related Explanatory Note on January 19, 2015 to include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s in it. The definition and range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crucial.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from enumerating which kind of investment is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China adds a general clause in the draft. In regard to the definition of foreign investor, it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natural person and foreign entity. The former is determined merely by his or her nationality and the latter is determined not only by its place of registration but also by the actual controllers behind that foreign entity in response to the increasingly new business models. Furthermore, the draft appoints the State Council to establish an inter-ministerial joint committe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oreign investment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rawbacks in this draft, such as the unclear distinc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between the authorities, the ambiguities in the standard of review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judicial remedy. As a result, emulating the merits in the regulations on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s in the USA and including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are beneficial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3441号 / 文博第873号 / 新制||文||706(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金光 桂子, 准教授 河村 瑛子 講師 田中 草大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0111号 / 文博第736号 / 新制||文||64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大谷 雅夫, 教授 大槻 信, 准教授 金光 桂子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薬学) / 乙第13172号 / 論薬博第772号 / 新制||薬||240(附属図書館) / (主査)教授 小野 正博, 教授 髙倉 喜信, 教授 掛谷 秀昭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4278号 / 文博第903号 / 新制||文||724(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歴史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吉井 秀夫, 教授 下垣 仁志, 教授 岡村 秀典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文目的乃是欲從大理院之民事判決例中，嘗試去探究大理院的民事法源，去了解大理院所建立的民事法規範的淵源到底是從何而來？其審判究竟根據什麼樣的法源？大理院對這些法源的態度為何？法源衝突時，規範的效力問題又該如何解決？根據本文考察，大理院之民事法源，在成文法方面，除了約法之外，主要依照《大清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作為其審判依據，在運用層面上導入了歐陸法學概念用來解釋《大清現行律》，促使中西法律文化的融合。此外，前清其它有效法律與民國時期民事特別立法也都被大理院以之為法源。關於條約，大理院則認為其具有法源地位，得直接適用而不需再經由國內立法程序。至於大清民律草案，在民國初年並非有效的成文法律，大理院將其定性為「條理」而加以適用，但是在適用上的判語則相當岐異，為其弊端。同時，大理院時期已經能運用外國立法例與一般法律原則來加強判決理由與調整當事人利益的分配。當然，大理院處於新舊交融的時代，一些傳統義理道德的觀念仍在大理院判例中找得著其痕跡。而對於判例，大理院則是承認其法源性，具有法規範效力，並且對其相當重視，形成獨特的地位，兼具羅馬法系與普通法系的特徵。 / This study is try to find the source of civil law during early republican china(1912-1928), and to apprehend how these kinds of source of civil law be shaped by the judges on the civil adjudications of Dali Yuan(Supreme Court). Besides, the focus is also on what these sources of law are and how Dali Yuan resolve the issue while these sources conflict. First, the statutory sources of civil law include the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treaties, Ching Empire Current Penal Code, and some civil regulations. Ching Empire Current Penal Code is the most important legal basis on the trial. Dali Yuan uses European legal concepts to interpret Ching Empire Current Penal Code and this give Penal Code a new life. Besides, Dali Yuan considers the treaty could be directly applied and not need to be by the way of internal legislative process. In this period, Civil Code Draft is still not valid, so that Dali Yuan takes Draft as principle of law to be applied. Moreover, foreign statutes sometimes can be found in the judgment to strengthen the reason. Of course, on the era of variance, sometimes traditional idea still exists in the judge mind. The preceden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before the Civil Code is put in force. The precedents of Dali Yuan can be considered as source of law. The legal system during this period can be called the amalgamation of Roman law and common law.

傳統中國法制為一種「出乎禮則入於刑」的「禮教立法」，而禮教的核心，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人倫。在三綱之中，「父為子綱」常被視為「君為臣綱」與「夫為妻綱」的樞紐，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由於傳統法制的首要目標在於維繫三綱人倫，而三綱中的「父為子綱」涉及的是親子之間的互動，故傳統法中的親子規範，成為整體法制中極為核心且不容輕易動搖的部分。然則，晚清民初時期對於歐陸親權制度的繼受，即是就既有親子法規範進行的一項變革。由於這項變革直接挑戰傳統法制的核心價值，因此，其間所呈現出的現象究竟為何，不免令人感到好奇。 傳統的親子法規範，以清代《大清律例》的內容觀察，係以「父為子綱」作為立法原則，其規範的形態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厲求子孫順守父母的教令與懲罰，（二）禁止子孫專擅自行，（三）嚴懲子孫的不孝惡行。而規範運行的基本原理，是要使父祖子孫各自恪守其分，以達成家內秩序的長久和諧。時至晚清，由於國外勢力的壓力與國內社會經濟情勢的變更，清廷展開了繼受近代歐陸法律的工程，進行新法與舊律的修訂。關於親子規範的變革，一方面藉由編訂新刑律以褪除「父為子綱」原則在法律上的支配力，同時又編纂民律草案，試圖將近代歐陸的親權制度引進中國。不過，由於中西親子規範的指導理念根本不同，遂導致禮教派與法理派之間的激烈論爭。因清廷頃間覆亡，故近代歐陸的親權制度並未獲得施行，傳統「父為子綱」式的親子法規範仍然存續在脫胎於《大清律例》的《大清現行刑律》這部有效律典中。 民國初年，新式民律草案未能頒行，經參議院決議，以《大清現行刑律》中的民事有效部分作為民事審判時的明文法源依據。然在此情形下，當時的最高審判機關「大理院」，仍透過解釋例和判決例，逐步實現了一套頗具規模的親權法制。 藉由整理、分析大理院判例、解釋例中的相關法律論述，首先，本文試著呈現出大理院親權法制的形貌與精神，並分析大理院實踐親權法制的具體方法。其次，必須說明的是，無論《大清律例》中的「父為子綱」相關條款，或者大理院判解中表達的各項親權法律規則，皆屬於「國家法」的法律形式。而國家法在本文中的特殊意義，在於它代表了統治權威的某種「價值宣稱」，亦即統治權威在各種競逐的價值取向間，做出具體衡量的最終結果。在此認知下，本文希望進一步探討的是：晚清民國時期，傳統親子法規範與大理院親權法制的爭峰消長，從國家法變遷的角度來看，其間蘊含的法文化意義究竟為何？又能帶給今日何種的啟示？

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研究種目:基盤研究(C) 課題番号:15520248 研究代表者:松沢 和宏 研究期間:2003-2005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