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餘年來中蘇共關係的變化，一直為開心時局的國內外人士所矚目，因其無論對我反共復國大業，或對整個世局大勢，均有莫大影響。 眾所週知，「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帝國的螟蛉」。（註一）蘇共豢養螟蛉的基本目的，當在維護與擴張本身利益；而螟蛉的主要願望，則在早日奪取本國政權。二者基本目的不同，現實利害自難求得一致，故在中共成長的每一階段，無不與蘇共滋生矛盾。然而，當二者實力太過懸殊一方完全依賴另一方時，縱有亦無從外發。長期攝於斯大林淫威的中共，即在據有大陸之後的最初數年，對蘇仍逆來順受，精研「矛盾論」的毛澤東，明白時尚此無供他發展矛盾的條件。因此，中蘇共關係的轉變，實以斯大林之死為起點。 本文即以一九五三年開端，迄一九六○所莫斯科第二次國際共黨會議止。此時中蘇共關係已擴大到「國家」方面的惡化，分裂之勢已成，第二次莫斯科會議祇是多一番爭吵而已。 斯死後，蘇共領導中心立告萎頓，毛澤東的「聲音」遂對當時忙於爭奪權位的蘇共「接班人」有了作用，蘇援源源而來，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和平共存五原則」又蠱惑了了不少亞非恐共病者。這些形勢的推移，乃使中蘇共之間長期以來的「父子黨」關係，轉化為「兄弟黨」遂使矛盾有了發展的條件。 蘇共二十次大會赫所提出的三部份意見，日後雖均成為中蘇共之間的爭論問題，惟毛自始就公開表示異議的是「貶斯問題」。由此可見，中蘇共的矛盾，乃導發於毛為了維護其個人斯大林式的統治，其本質實為權力之爭。 如從理論範圍探討，赫毛之間「埋葬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目標並無不同，所爭者僅「埋葬」之方式，且雙方始終未忘「團結對敵」，一再強調「大敵當前」，相互依存的重要，此種「人民內部矛盾」當不可能轉化為「敵我矛盾」故當中蘇共裂痕未著時，一般學者多認為雙方反目的能極微。然而，事實的發展並非如此，本註探討其中原委，獲致共產集團內部矛盾具不可調和性的結論，蓋深受絕對排他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長期□陶的共產黨人，看一切事物均以「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這就註定了共黨集團內部長期鬥爭的不可避免。 本文因引用中共資料甚多，故當提及蘇共及其他外國共產黨人時，概採中共譯名，以求統一。 本文撰寫期間，承葉師翔公在百忙中數度接見，賜予教益，又蒙張師鎮邦多方提撕，不僅自擬訂大綱，章節安排，至全文完成無不悉心指導，文成之後且為我費時逐字審閱，衷心至感。惟初學階段探討如此重大課題，掛漏訛誤，不夠深入，當為意料之中，尚祈各師長先進賜予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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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論陷自東北始，而中共之得以進入東北，在蘇聯翼下割據叛亂，終至竊佔整個大陸，其原因實與當時蘇聯的對華政策有密切的關係。身為一個落難者的後代，對於這一頁慘痛的歷史常不能不耿耿於懷；加以大學四年的俄語訓練，深深影響了我的研究方向，使我的興趣自然地集中在中蘇關係的研究上。 為了急欲知道蘇聯對於中國大陸的淪陷到底擔任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因此，我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八月這關鍵的一年內，蘇聯的對華政策做為研究的對象。研究的內容大致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包含兩章，從理論和事實論列蘇聯對華政策之傳統與目標，以及戰後蘇聯對華政策之基礎和背景。第二部份由三個章節和一個結論組成，將這關鍵的一年分成三個時期來研究。首論中蘇條約締訂後，中蘇關於東北問題之初步交涉與蘇方態度之隱晦。次論我國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東北行營撤退後，至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間我國反蘇情緒之高漲與蘇聯兩度延緩撤軍之過程，其間歷經赫爾利大使辭職，馬歇爾使華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以及莫斯科三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最後析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以降，蘇聯對國民政府態度顯著變之經緯。整個來講，本論文是以中蘇外交關係、蘇聯對中國內政（包括對中共）之態度，以及美國在中功中之地位等三個層面的分析，來研究蘇聯對華政策之路線與方向。由於現今國內出版有關中蘇關係之著作，大多偏重於事實之敘述，而對蘇聯的對華政策缺乏較深入之分析。在此方面，本論文希望能就蘇聯政策的形成、執行和轉變的過程方面，以一特定的時期作較具體而深入的研究。 無可避免地，這一研究必然牽涉到中（國民政府）、蘇、美、中共四個主要方面。但是，如果需先探討這四個方面的背景，則範圍將過於廣泛而失去重心，本研究不擬過多地採用意識形態、文化背景、政治制度或地緣政治等途經作演繹式的發揮；而僅以中蘇間關於中功友好同盟條約的履行為探討的主題，並試從美蘇戰略衝突的觀點，由蘇聯履行條約的過程及其對國民政府、美國和中共的態度，尋繹出蘇聯對華政策的演變。為了彌補資料的缺乏，除了官方的文件之外，並儘量利用國內現有的報紙雜誌，以及國內外的權威著作，互為參考，彼此補充，力求真相之明瞭，並經由這些材料的分析和解釋，來歸納出蘇聯政策的一般路線。這種方法的優點，在於能夠就每一史實之因果義涵求個別深入這瞭解，而探知蘇聯當時政策之意向和變化之關鍵。缺點則在於：（一）雖有以上的補救措施，但是第一手資料的缺乏，仍有可能影響分析和解釋的有效性；（二）由於缺乏有關蘇聯決策行為的資料，故而假設的有力與否將影響推論的可靠性。為了避免這一缺點，筆者除了小心利用前人已有的成就之外，並使用了當事人的紀錄，如蔣經國先生斯大林的談話，以便在推論和判斷之時獲得比較可信的依據。 本論文所使用之資料以中、英文為主，另有小部份俄文資料。依本論文的需要，蘇聯本身的資料應是最主要者；但是，蘇聯的出版品常有很深的偏見。因此，難以大量採用。 在著手前，筆者原來的構想是以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這四年間的中蘇關係為研究的主題；但在閱讀了麥克蘭(Charles B.Mclane)、達林(David J.Dallin)、貝洛夫(Max Beloff)和克剌伯(Edmund O.Clubb)等教授的大作後，乃決定將研究的範圍縮減至一年為期，以便作較具體及深入的研究。由於筆者所使用的資料和研究的途經與他們不盡相同，因此，所看到的事實以及所體會的意義，與以上諸位學者有接近之處，也有相異之點。從這些事實與體會，筆者有如下的感想：第一、這短短的一年實在是戰後中蘇關係裡最具關鍵性的一年。中國既忍受屈辱，簽訂中蘇條約，自然希望能夠把握以後三十年的機會，奠立中蘇永睦互信的基礎。而蘇聯不此之圖，先既毀約失信，後又公然去持中共，其所造成之後果，不僅是國民政府之退居臺灣而已。以今視昔，斯大林的對華政策是缺乏遠見的，也是失敗的。第二，清末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一直未嘗放鬆決不讓中國有任何喘息的機會。美國雖與中國有傳統的友誼，但因其對中國和對其他帝國主義之錯誤認識，而常有意無意地傷害了中國；因此，中國雖能力抗敵人的侵略，卻難以防止朋友的出賣。最痛心之處，莫過於此。 在本文的研究及寫作過程中，承蒙關中教授悉心指導，逐字批閱，使筆者在觀念和方法上獲得深刻之啟發和訓練，春風化雨，感激不盡。此外，筆者要特別感謝東亞研究所曹主任伯一教授參生活上的照料學識修養上的諄諄教誨。在東亞研究所的兩年中，十分幸運的能得到張緒心教授和曾永賢教授的指點與協助；以及鄭學稼教授、郭華倫教授、林一新教授和魏守嶽教授的關懷和引導，皆使筆者感念不忘。 筆者之得以順利完成這篇論文，實係父母親之茹苦養育與勉勵支持，免除後顧之憂，提供動力之源，親恩浩蕩、難報萬一。同學李碧娥小姐熱心協助蒐集資料，謄寫文字，亦併此誌謝。

本論文的切入點在於黨爭與蘇轍文學創作間的關係。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三者間的關係，不只是單向式的黨爭刺激蘇轍，蘇轍將刺激後的反應轉化為文學形式，寫成詩歌或文章(即：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三者間的影響關係有時會調換位置，例如，蘇轍藉由文學創作，影響黨爭的態勢(即：蘇轍→文學作品→黨爭)，或者，文學作品激化黨爭，激烈的黨爭情勢波及蘇轍(即：文學作品→黨爭→蘇轍)。 在「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個最基本的關係式裡，首先要處理的是黨爭對蘇轍的影響，因此，本論文的第一部份題為「蘇轍與北宋黨爭」，章目之所以將「蘇轍」置於「北宋黨爭」之前，緣於北宋黨爭時久事繁，本論文難以一一道盡，因為只討論與蘇轍相關的事件，故題為「蘇轍與北宋黨爭」。 黨爭刺激蘇轍，蘇轍將接收的刺激轉化為文學創作，就形成了「黨爭→蘇轍→文學作品」這個關係式。但是文學作品畢竟是文學家的產物，除了消極的抒發，還可以積極的創造，因此，蘇轍意圖以文學創作為手段，評議政策、扭轉黨爭態勢，在這個意義上，「蘇轍→文學作品→黨爭」的關係式便成立了。在上述兩個關係式裡，蘇轍並非總是處於被動狀態，是以本論文的第二部份，題為「蘇轍文學的內涵與黨爭的互動」。內涵，概括了文學中難以分割的思想與情感。 本論文的第三個部份，題為「黨爭對蘇轍文學書寫形式的影響」。文學的內涵可以不受黨爭的威脅，只要表達方式夠含蓄，書寫形式牽涉的就是表達方式的問題。在毫無黨爭威脅的狀態下，表達方式可以極度自由，要使讀者一目了然，抑或感覺朦朧，全由作者決定。但是作品內涵若有招來文禍的可能(文學作品→黨爭→蘇轍)，作者在表達方式上便不能無所顧忌。基於表達方式幾乎全然受制於黨爭態勢，故題為「黨爭對蘇轍文學書寫形式的影響」。

本研究旨在探究蘇格拉底對話模式之教育意涵。首先研究者試圖從蘇格拉底生平背景理解其為何會喜歡向眾人發問之因。復次，從《柏拉圖對話錄》中歸納出蘇格拉底對話模式，包含：第一，尋求定義、概念，第二，對此定義進行考察、推論，第三，喚醒對話者思考的謬誤。並從其對話模式探討教育義蘊，包括打破沈默之藩籬，營造對話氛圍、注重反省思維、養成學生主動學習及獨立思考的能力、建立學生的信心及說理的能力、讓學生以自我指導取代教師監督。本研究更進一步從對話模式整理出對話特徵，包含普遍定義之追求、否定思維之概念、嚴謹思考習慣、辯證之運用及有系統之詢問，而其對話特徵之教育義蘊歸結有：讓心保持開放態度、以批判性的態度分析論點並建構正當的理由、瞭解自己問的問題及知道如何去問的能力。最後，研究者參酌國外蘇格拉底對話之課堂運用模式，以期能實際理解蘇格拉底在教育上之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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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蘇軾在文學史是一位天才、全才，在詩、文、詞、賦各方面均有極高的成就，備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注目。「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但他卻以其須臾之生命，兼善各種文學體裁，並獲得超邁古今的成就，留下了大量令後世歌詠的詩詞文章。 除了賦予文學作品嶄新的面貌，開拓了文學的視野，豐富了文學的內涵，在文學史上締造出震古鑠今的成就之外，蘇軾不以一己窮厄境遇，易其憂國憫民的仁人之心，始終堅持入世助民的志節，以及融合儒、釋、道三家思想精髓的生活智慧，皆是蘇軾留予後世無價的瑰寶。 謫居嶺南，境遇蹇困，遠遠超過其他時期，蘇軾卻不沈浸於悲怨，不作憤懣之語，嶺南時期的詩作，不僅是他富厚學識、豐富經歷，以及高卓文藝技巧和諧完美的融合體，更是他仁愛曠達、忠國愛民不凡的人格最佳的註腳。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4156号 / 文博第898号 / 新制||文||72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宇佐美 文理, 准教授 池田 恭哉, 教授 古勝 隆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鄧小平上台以後中共「反蘇」持續與「中」蘇「關係正 常化」轉變的背景和實際運作，以及其特質內涵，使得我們對「中」蘇關係演變□包 涵的特質有透澈的理解，進而推測其未來的取向。本論文，共分六章十五節，約十一 萬餘字，大致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以及主要概念的提出。 第二章，中共和蘇聯關係的基本認識。 為了把握「中」蘇關係的基本脈絡，首先回顧「中」蘇共關係的淵源。繼而隨覂國際 局勢的變化，「中」蘇關係的演變(1949–1977)如何加以探討，俾從其演變過程中發 掘「中」蘇衝突的焦點。 第三章，中共「反蘇」持續階段(1978–1981) 在七○年代初已形成的新的國際局勢 (三角關係) 之下，先分析鄧小平上台以後的中 共採取堅持「反蘇」的背景，並探討「反蘇」的架構，以及「反蘇」鬥爭的實際運作 內容。 第四章，「中」蘇「關係正常化」轉變階段(1982–1988) 首先針對「中」蘇關係轉變的背景，分析「中」蘇各自的立場如何，繼而探討「中」 蘇「關係正常化」實際運作和其過程當中的成就，以及「正常化」三條件 (所謂三大 障礙) 和其變化。 第五章，現階段「中」蘇關係的發展 接著探討「中蘇提出的」「高 會議」問題，並評估「關係正常化」的涵意。 第六章，結論，基於以上研究過程中的心得，探討「是」蘇關係演變的根本內涵，並 展望未來雙方關係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