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一冊共分七章十六節，約計八萬言。除序言外，第一章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 方法及預測效果。第二章探討近代民族自決的產生及影響。第三章敘述歷史上西藏接 受中央政府主權的經過來證實西 乃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第四章探討十三輩達賴 喇嘛時代西 獨立自治的提出。第五章則探討當代十四輩達賴喇嘛的西藏獨立主張。 第六章則以民族自決的角度分析西 獨立的可行性和未來可能的發展去向。第七章結 論。

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長久以來深切傷害著世人，然而無論是分離主義或是恐怖主義，相對立的雙方均認為本身是正義的一方，為正確的信念而戰，顯見認知的差異性相當大。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境內存有分離主義，但卻發展成和平與暴力兩種不同的態樣，暴力的分離主義甚至採取恐怖主義的作為，其關鍵性差別在於政府體制的民主或專制。 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維吾爾族與藏族因與漢族間的隔閡及對中共政權統治的不滿，產生分離主義，爆發層出不窮的衝突，維吾爾族更加激烈的演變成恐怖主義，中共為維護其政權，保護領土的完整性，維持社會和諧，強力推動維穩政策，犧牲大量人力及資源，但並無法獲得和平，反而抗爭更加激烈，顯見其民族政策成效不彰。 新疆、西藏與中國中原，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下，交錯複雜，在近代帝國主義權力爭奪的角力之下使新疆、西藏成為動盪的區域，各方對於主權的爭議各執一詞，難以形成共識。 新疆與西藏同屬中共治理下的少數民族自治區，然而新疆比西藏衝突更激烈，甚至轉化為恐怖主義，主要原因為本質因素的差異，在先天地理環境、宗教信仰與精神領袖的反差，在本質不同的情況演變下，影響中共後天治理政策與維穩力量的不同，最後反饋到維吾爾族與藏族，維吾爾族發展成與藏族相異的恐怖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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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因青藏高原的地理環境和不利漢人居住往來的氣候，所以在中國歷代並沒有和西藏有官方性質的接觸，直到松贊幹布統一吐蕃開啟和唐朝政治、文化交流。在清朝時在西藏設立駐藏大臣，並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明確規定中央和西藏地方關係。但至中華民國成立初期政局紛亂，中斷中央對西藏的治理。 國民黨在國共內戰挫敗，並撤退至台灣。1949年中共政權在北京成立，「昌都之戰」後中共開始治理西藏，並成立西藏自治區。但因西藏的宗教、文化的不同而產生隔閡和衝突。2006年青藏鐵路興建完成後，改變中共對西藏的治理。達賴喇嘛之前曾一度肯定青藏鐵路對西藏的開發將是有目共睹，但之後又改稱，青藏鐵路不利於西藏。青藏鐵路究竟是一把北京政府直插西藏的利刃，還是一條改善西藏人民生活的「幸福線」？就如同達賴前後兩種看法般眾說紛雲。 但是青藏鐵路的興建對西藏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本論文將以政治影響、社會變遷、經濟發展三方面來探討。 / Tibet is a region on the Qingzang Plateau that inclement and precipitous surrounding. Official communication of Tibet with ancient China started from Tang dynasty. In period of Qing dynasty, the emperor set up Ambans to Tibet, and issued a 29-point decree which appeared to tighten Qing control over Tibet. The rule is interrup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Dalai Lama ruled Tibet without Chinese interfere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and governed Tibet after Battle of Chamdo. There are many conflicts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due to difference culture and religion. Furthermore, China government decide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hai-Tibet Railway. The railway is very meaningful and influenced on Tibet. This essay will be discussed and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in the three terms of politics, society, and economic.

本論文是在研究西藏自一九五○到二○○八年三月間發生過的反共抗暴所引發並受國際與國際人權組織所觀著之西藏人權問題。文中討論美國、歐盟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如，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如何提出相對的策略來抵制中共對西藏的人權政策，並研究中共在即將舉辨奧運的同時如何面對來自各方的抵制與強大壓力，這些問題也隨著奧運的接近而更加顯著。 也許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有所不同而在人權的定義也有著些許的差異，但是這並不構成一個適當的理由來否認聯合國所定義用來參考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同時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也涵蓋到因西藏宗教、政治、經濟與教育上的不自由而今年三月所引發之抗議示威遊行 ，並討論因中共近年來之掘起而美國與歐盟在此次事件上對中共的影響力與態度，這也許與中共的貿易關係不同而產生的影響力與表達的態度會有所不同。 / 中共雖然受到西方政治與國際非政府組織之強大壓力，可是西藏之人權問題仍然未得到改善，也許中共擔心若給予藏民太多的由自而可能造成更多的混亂，但西方政府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持續在些問題上觀著，並積極保護西藏之宗教、語言與文化，因而讓中共當局在西藏問題上受到極大之挑戰，也必須注入更多的資源來因應。 / This research project focuses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under the occup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since the 1950s right up to the present times when popular protests against China in Tibetan areas since March 10 this year has put the issue Tibet right back o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China’s policy stand on human rights and how it refutes accusations by International NGO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China and Tibet are examined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the works and reports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Watch an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on human rights in the run up to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in August, 2008. Contrasting definition of ‘Human Righ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s also examined to suggest that arguments about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are no excuse for the denial of the rights enshrin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ase studies of lack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general discrimination suffered by Tibetan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spheres suggest why the recent popular Tibetan uprisings have erupt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NGOs on the human rights policies of western governments like the US, France, UK, Germany as well as the EU that constitute Chi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show considerable influence and impact through their reports and monitoring of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by China. / By adopting a judicious mix of the two approaches of ‘silent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as well as direct, confrontational ‘naming and shaming’ of individual instance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vio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NGOs and western trading partners of China have achieved incremental success in forcing China to make changes to its human rights policies. Despite the enormous international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NGOs and western Government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effectively runs China, is found to be extremely uncooperative in terms of improv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 or Tibet where the current spate of protests have reaffirmed their abiding fear that allowing more freedom and rights to the people could risk a challenge to the supremacy of the Party in continuing to run the PRC and leading it into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undisputed global power. This makes it obvious that International NGOs campaigning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Tibet in particular will continue especially in light of China’s policy of assimilation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like the Tibetans and the Uighur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distinct nation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identity.

本論文旨在說明西藏歷史在七至十一世紀間王權演變的情形。全文除前言、結論外， 共有四章八節，共計八萬言。 第一章：旨在說明雅龍王朝興起的情形。 第二章：旨在說宗教勢力的介入，及其對王權的影響。 第三章：旨在分析雅龍王朝滅亡的原因，及其邊區地方勢力的興起。 第四章：旨在陳述王朝崩潰後，佛教勢力的延續及其影響。

藏族文化自古便在世界文明中佔有獨特地位，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及交通工具的進步，現代的藏族已是個跨國民族，如今在世界各大國家多有藏族居住，甚至形成獨特的藏族社區及政治組織。為探討在台藏族所面臨的社會適應問題，本論文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分析： 　　首先是從藏族本身的角度出發，探索其民族文化的歷史淵源，並對現代「藏族」的形成與歷史意義進行探索。此外，延續流亡藏族的議題，將關注的焦點從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延伸到對在台藏族的生活概況與相關歷史背景之討論。 　　第二部份旨在探討有關藏族文化變遷的問題。首先說明文化變遷與民族認同的聯繫關係，並在傳統藏族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下，對藏族知識體系的建構、語文學習與現代經濟文化衝擊三方面的文化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並瞭解其對藏族民族認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三部份則從台灣社會的觀點，探索台灣社會與藏族之間的關聯性，並分析在台藏族流亡過程在台灣移民史上的特殊性。

本研究是筆者於自2004年4月18日至10月28日期間，在西藏自治區首城拉薩與墨竹工卡縣的「直貢替寺」之訪問、面談、觀察以及獲得的資料依據。筆者訪問此直貢替寺的動機，除了基於個人對直貢替寺的好奇與興趣外，還有四項客觀的動機：（一）學界對於西藏研究，偏向以歷史與政策為主題，少有對於西藏民間傳統文化之研究，而傳統文化為民族之命脈，也是瞭解該民族的入門。（二）透過對於當代直貢替寺的寺院研究，可以瞭解當代沒有封建制度作依附的藏傳佛教寺院，他們在各種生活層面是如何為了適應新環境，建立了何種機制，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當前藏族寺院及僧人的情況。（三）對於一些古老的佛教思想，經由實地寺院的調查與研究，而可以更加明白佛教教理是如何融入藏族僧人的生活，以及它在社會所扮演的功能及其影響。（四）目前學者對於藏族史的研究，仍停留在研究成功者的歷史，如薩迦、帕竹政權如何興起，格魯派如何建立甘丹波章等，卻忽略了直貢噶舉派這種「屢戰屢敗」的強勁地方勢力，然而，透過研究類似直貢這種歷史上的輸家，卻往往可以補足藏族歷史中懸而未解的迷團。直貢替寺在整個藏傳佛教中，一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與價值，卻為人所忽略。 實際上，藏族的傳統文化概念和範圍是相當多元。其中，筆者認為藏族的「天葬文化」、「藏戲文化」則是藏族社會裡非常核心的傳統文化。 肯定地說，此傳統文化是十分反映著藏族的心理狀態與他們的心聲。該特殊性的傳統文化領域裡我們會發現他們的精神與生活內在規律，同時我們可以肯定地把握住一向貫穿藏族社會的核心體系。 因此，本論文集中的焦點探討即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中的藏族「天葬文化」與「藏戲文化」之變遷與現況。同時，在全球化浪潮的客觀環境裡，筆者希望透過本主題研究，一方面探尋和闡釋其藏族傳統文化隱藏著的原始含意，尋找某種規律性，另一方凸顯出藏族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和價值所在。 筆者希望藉此研究，除了瞭解藏族傳統文化的價值以外，並對西藏的社會內在規律做瞭解，期能對西藏文化內涵做更深一層的體認，以作為認識西藏文化的另一個基礎。 筆者出生的國家—韓國，對於藏學的研究仍停留在起步階段；因此，筆者撰此論文，亦有拋磚引玉之意，除為了在韓國學界中提供微薄貢獻外，也期望相關學者見此拙作之後，群策群力，共同為藏學發展而努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治藏政策與實施，已經鞏固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合法性基礎。而達賴自從一九五九年出走印度以後，就對西藏「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影響力，基本上已經沒有條件與當權的中共競爭。而在「傳統」權威的建立這部分，中共自一九六一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後，基本上已經結束了西藏傳統「政教合一」的制度，並粉碎了前者的社會經濟基礎－－農奴制度，在政治形式上實行了人民民主制度，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是說，中共企圖以社會主義模式的「新傳統」，強力取代政教合一制的「舊傳統」。但中共欲在西藏建立「傳統」型正當性的目標，至多只完成了表面部分。而文革時期中共對西藏宗教的破壞，加上改革開放時期搖擺在「既聯合、又鬥爭」的宗教策略，所引起的反彈與不滿，反過來削弱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上的正當性。就「卡里斯瑪」的合法性想看，十四世達賴喇嘛頂著「天上太陽月亮一地上達賴班禪」的宗教光環，雖然流亡到印度至今已三十多年，他在藏人的心目中，卻仍具有無可替代的「卡理斯瑪」魅力，顯然成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重建對西藏統治合法性的最大挑戰者。

提 要 冷戰結束後的市場經濟與區域和平發展模式，型塑了中共與印度迅速崛起的有利機勢。在中共建構世界強權的戰略思維中，也從冷戰時期的軍事安全觀，轉變到以經濟發展為主軸，所建構的「睦鄰外交」新安全觀政策上，帶動了中共綜合國力的提升。另對印度而論，自從獨立建國半世紀以來，以其低廉的人力成本與科技產業的發達，建構了「立足南亞、面向印度洋、放眼全球」的戰略態勢。中印關係的發展也在這種國際局勢調整的環境中，形成了一種競爭與合作的詭譎氣氛，其間互動關係的影響，除將牽動各自的國家安全與戰略基礎外，更將延伸到南亞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綜上所述，本論文係以冷戰後的中印關係為基礎架構，因應世界格局的調整，首先從探討中印關係發展的歷史回顧為開端，循序探討六○年代因西藏問題與邊界爭議造成彼此以軍事對立的交惡時期，直至冷戰結束，中印雙方關係開始回溫。911事件後，基於反恐的需求，中印進而採取和平穩定、互利雙贏的模式持續加強經濟發展，尤其在2000年至2005年藉由雙邊貿易加速增長，以及在外交政策上基於和睦相處的原則，都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展現較靈活和現實的態度，並主張以國際組織參與及互信機制的對話代替對抗，此一調整，對增進雙邊關係實具催化的功效。 2006年中印雙方更在「中印友好年」的基礎上，發展政治、經濟、文教與軍事等各方面的交流互動活動，為兩國建構起和平穩定的發展模式，然在和平相處的背後，中印均有意藉由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力量，期盼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國的地位。因此，中印經貿與戰略資源競合、南亞戰略利益競逐、中巴關係、核武發展、印美互動及邊界與西藏等問題，均將牽一髮而動全身，對南亞情勢與國際局勢影響至為深遠，這正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