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證券市場中的一個特殊現象「一年黑馬、二年虧損、三年ST、四年PT」，許多新上市公司經由過度包裝，而以黑馬之姿上市並順利募集資金，且其股票可享新上市之蜜月飆漲行情，然上市後卻普遍出現業績大幅衰退，甚至出現虧損之狀況，因而遭致降類成為ST與PT類股。本研究主要探討ST(Special Treatment)與PT(Particular Treatment)類股的盈餘管理問題。為了驗證大陸上市公司股票變更類別與盈餘管理之關係，本研究將以實是性會計理論(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為基礎，使用無母數統計中Wilcoxn Signed-Rank Test觀察並比較此類公司在變更股票類別之應計項目、與營業有關之應計項目與營業外損益等變數是否有顯著之差異，並觀察這些變數在事件發生日前之變化，用來偵測衡量大陸上市公司在面臨降類處分前是否從事盈餘管理及其所使用之盈餘管理工具。 　另外，對於最近出現的異常現象是投機性炒作ST股票風氣之盛行，本研究建立了簡單的迴歸模式，探討公司股價、股本與應計項目間之關係，以了解公司股價與股本大小是否會成為公司進行盈餘管理以達到其降類進而套利之主要影響因素。 　經由實證分析後，其結論如下： 1.以降類當年為基準期時，淨應計項目及其組成因子之變化以降類前第三及第四年最為顯著，且公司最可能選擇的營逾管理因子薇與營業有關之應計項目。 　2.當以降類後第一年為基準期時，降類前三年與降類當年之淨應計項目未有顯著差異，顯示並無迴轉現象之發生。 　3.若將焦點集中在降類當年與降類前第一年，以降類前第三年與第四年之平均為基準期時，比較發現降類第一年之淨應計項目及其組成因子異於基準期之現象較降類當年來得顯著。 　4.公司股價與應計項目及其組成因子之間呈現負向變動之關係，股本大小與應計項目間之關係卻無法由本研究中獲得一致性的結論。 　5.淨應計項目在降類為PT股時會顯著異於基準期，則公司在遭降類為PT股時盈餘管理之現象較為顯著，即公司有強烈動機避免成為PT家族之一員。

台灣地區由於經濟快速成長，人口大量集中於都市地區，至民國八十年底止，全台灣已實施都市計畫地區計有425處，都市計畫地區內人口數高達15,713,800人，占全台灣地區總人口之76.4%。在都市發展與成長快速的情況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實施成果與管制目標，往往與實際土地使用情形產生明顯差距，政府在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經常會面臨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的問題與壓力，目前都市計畫法中雖有規範變更方式，但僅係原則性之規定，對於實際之運作方式並沒有詳細及具體標準，因而造成諸多困擾。 　　商業用地是各種使用分區中使用強度最高的一類，因此在各類使用分區變更案中，所產生的爭議亦最大，本論文以台北市為例，探討土地使用變更為商業用地方式，及其實際運作之可行性。 　　本論文計有六章二十二節，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研究動機、研究內容、研究範圍、研究方法、研究流程。 　　第二章：本章先藉相關文獻回顧與整理，確立解決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問題之著眼點，並結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變更理論、商業區位論、平均地權理論，建立本論文之理論基礎。 　　第三章：本章分析美國、英國、日本等三國，採行之市地使用管制制度，並與我國現行之管制制度加以比較，探討值得借鏡之處。 　　第四章：分析台北市面臨之商業用地不足問題，及未來都市整體發展下，商業用地供需與調整之原則。 　　第五章：以個案分析方式，探討台北市非商業區變更商業區之各種方式及其實際運作可能衍生問題，並提出改進方向。 　　第六章：提出本論文之結論與建議。

自我國仲裁法於民國八十七年公布至今已達二十年，曾透過仲裁制度解決紛爭之案件不下數百件，其中有透過法律仲裁者，亦有透過衡平仲裁者，本文係以後者作為論述主軸，並嘗試提出現行仲裁實務上之各種問題，其中並以同一套民法規範是否因民事案件、仲裁案件而異其標準為主要核心，惟因受限於篇幅，本文僅側重於民法規範之「情事變更原則」進行實務判決之分析，並觀察實務上諸多撤銷仲裁之訴之判決，提出其他現行實務在面對仲裁案件可能有之問題。另外，本文亦參考外國法之制度及其外國法院之判決，分析其是否有可供我國參考借鏡之處，最末，再提出現行我國衡平仲裁制度之相關修正建議。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與背景、範圍與方法、架構等前導設定。 第二章，由於後續章節將針對現行衡平仲裁實務提出數項質疑，因此將先行就衡平仲裁之相關基礎理論加以介紹，包括衡平仲裁之法理基礎、內涵、程序進行與事後如何為司法審查等相關概念，先建構基本背景，以利後續分析實務判決之問題。 第三章，參考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衡平仲裁法制，就其法院判決進行討論，並分析其與我國在落實衡平仲裁法制上是否有所異同。 第四章，我國衡平仲裁制度之實踐，本章大量搜集現行仲裁實務判決，並加以分析其可能有之問題。 第五章，整合第三章及第四章之結論，觀察外國衡平仲裁法制是否有可供我國參考、借鏡之處，並就我國現行實務所面臨之問題提出可能可行之解決方法。 第六章，綜合前述一至五章之研究結果，作一檢討與建議，期許能為我國衡平仲裁制度之未來發展，略盡棉薄之力。

在現行法律中存在著許多空白刑法構成要件之條文規定，這些規定有無違背罪刑法定原則、是否逾越憲法的界限，空白刑法構成要件的憲法正當性界限何在？填補空白刑法構成要件之具體規範有變更時，究竟是事實變更還是法律變更？對於空白刑法構成要件填補規範之認識有錯誤時，能否阻卻故意之成立？筆者將從目前的學說與相關實務之見解切入，深入探討相關的問題，希望能找出一個在實務上可操作的標準。

講到犯意變更的問題，必須確定兩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何謂犯意、一是何謂變更。 如果我們認為所謂的犯意就是犯罪行為的故意，而故意又是對於構成要件的認識和意欲，那麼這種認識和意欲顯然在任何時點都可能存在，重要的是從哪一個時點開始，這種認識和意欲才會成為刑法評價的對象，這當然也就牽涉到行為開始時點的問題，也就是著手的問題。從著手之後一直到行為終了之前，都符合行為時的要求，因此行為終了同樣是必須確定的重要問題。 而所謂的變更如果被認定在部分同一性的要求上，那麼什麼樣的部分同一要求才會是變更的部分同一性？是不同構成要件之間的部分同一？還是相同構成要件之間的部分同一？如果是不同構成要件之間的部分同一，那麼哪一種情況之下的構成要件之間才會被認為具有部分同一的要求？換句話說，變更的部分同一標準必須設定在什麼樣的觀點上？ 本文即由此二觀點出發，處理犯意變更的問題。

近來國內公共工程採購案件採取統包發包模式者漸多，惟獨買市場下公共工程統包契約條款卻長期處於失衡狀態，又統包制度使用者對於統包制度或有因誤解或自利心態，而不當錯誤解釋適用契約約款，諸多情形投射於施工條件詭譎多變之鉅額投資統包工程建設活動之中，爭議乃生。其影響整體經濟建設執行能量極深，尤以常見使用之設計建造統包模式底下，事涉契約變更計價爭議之契約條款所示工作範圍解讀最為困擾實務。 爰遵循三段論法精神，先自設計建造統包契約所欲規範適用之事實環境論起。得知於設計建造統包契約，業主僅提供粗略之需求構想，統包商必須依據業主所提供之需求規範及基本設計等而為細部設計，進而由業主核定細部設計後，統包商方得據該核定後細部設計進行施作。其與傳統設計後施作及EPC統包契約最大差異在於承商義務種類及業主干涉程度。另觀察統包營建歷史可知其得克制諸多傳統設計後施作制度之缺點，主要為縮短工作時程及單一權責介面。然須注意所謂設計建造統包制度優點並非絕對，多半需要配合條件，如健全組織之統包團隊，及就自身定位角色扮演成功之設計、監造單位，並適時及早加入專案管理廠商，以統合協調細部設計、工程施作、及監造單位，方足成就。 認識並檢討設計建造統包執行架構後，回歸契約條款層面，檢討設計建造統包契約於總價結算制度下，統包商所面臨之施作成本超支風險轉嫁問題。本文嘗試檢討契約條款認定權限歸屬、契約文件認定順位、及契約條款解釋方法，如：定型化契約條款效力規制、單純的契約解釋、補充的契約解釋等，並多方參照國內統包契約參考範本、國內司法裁判、及國際標準工程契約條款後，逐漸得出：「計價爭議之消弭在於衡平理想之報價結構，而衡平理想之統包報價結構則繫諸於清楚明確之算標基礎資訊」之心得，最末並反覆實作運用於國內仲裁、調解、裁判案件等。因此總結對於設計建造統包商之「契約約定工作範圍」，亦即「風險承受幅度」，其認知判斷應為：統包廠商必須以固定契約總價，承受在履約期間內、在為完成所約定之「工作範圍」程度內，所可能產生「將來實際施作之數量成本」與「投標報價時預估施作之數量成本」之差距，無法為報價所負荷吸收之「成本錯估風險」。亦連帶順利釐清統包契約常見契約變更計價爭議之前提要件—「逾越工作範圍」，應認知為：若係一富有經驗之統包商於提交投標書前，對於業主之需求已然進行應有之詳細檢查與瞭解時，而仍不可期待其得以認知該成本超支風險時，則統包商就該成本超支風險所具化之損害，得請求辦理契約變更並調整契約價金。一言以蔽，與契約變更計價爭議相關之設計建造統包契約條款所示工作範圍履約爭議問題，應圍繞單純契約平均正義實踐概念而行。

第一章緒論中，針對近年來都市化的趨勢及農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之情形，進行問題 的陳述與分析，然後根據分析結果作理論假設，最後確定研究目的。 第二章文獻回顧中，搜集相關之理論與文獻，進行評估述分析，以求建立本論文之理 論模型。 第三章研究方法中，首先選定研究地區，並作現況分析，接著從事研究設計，再進行 資料收集。 第四章實證分析中，為求證都市化是否促成農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本論文就所搜集 的資料，經過人工整理後，藉助電腦之統計分析，然後針對分析結果所發現之問題進 行評述。 第五章效益評估中，針對農地開發為非農業使用，就公、私經濟與非經濟利益，應用 修正後之F ─K ─C 模型進行總效益評估。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 「前條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以上即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承認之變更起訴法條制度，在法國法上稱之為罪名調整（requalification），此一制度之由來，由本土教科書的閱讀得知係基於採納職權主義之故 ，這樣的理解持續到進入法文文獻的閱讀之後，作者對這句話突然顯的不知所措，因為「什麼是職權主義？」，在法國當代通用的知名刑事程序法的教科書中 ，對於訴訟架構，也只有談到糾問制（inquisitoire）與控訴制（accusatoire），並沒有提到職權主義，那變更起訴法條為什麼可以跟職權主義扯上關連，而職權主義又是什麼？這個疑惑一直到我閱讀到了司法職責區分原則（第一章、基礎認知），我才恍然大悟，變更起訴法條涉及的是罪名的調整與適用，而這是審判（jugement）的核心功能，在司法職責區分（principe de la séparation des fonctions judiciaires）之下，他被賦予給法官（偵查（instruction）與起訴（poursuite）在我國被賦予給檢察官，在法國偵查則另外交由偵查法官為之），由法官對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進行審理並恢復他們真正的罪名，罪名調整制度便成為審判程序之必然，因為只要有審判制度，法官就有適用法律之職責，就會有變更起訴法條之可能，除非將起訴罪名認定為訴訟標的，則此時罪名之調整所涉及的就是訴訟標的之變更，這項任務不歸屬法官，而繫之於當事人。 回到變更起訴法條，之前提到，在司法職責區分之下，法官肩負著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即審判）之任務，首先，就事實認定而言，法官會為起訴的事實（in rem）所束縛，這是一項重要的程序規則，這項規則這樣說道，當案件一經合法起訴到法院，產生合法訴訟繫屬之後，經檢察官擇為訴訟客體的犯罪事實，會對法院產生拘束力，亦即法官不可以認定起訴書中所無之事實，這就是起訴的事實效力（或稱對事效力），發生於案件合法繫屬於法院之後，所謂的合法繫屬指的就是訴之提起，訴之提起方式（或言繫屬模式）在我國主要有公訴與自訴兩種，法國法除自訴外，在公訴中則存在有直接傳票（citation directe）、移送處分（ordonnance ou arrêt de renvoi）、立即出庭（comparution immédiate）與自願出庭（comparution volontaire）等四種方式（第二章、起訴之模式與效力）。 其次，就法律之適用而言，在罪刑法定原則（principe de légalité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的要求下，欲為被告有罪之判決，法官就必須查核起訴的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要件該當，同意檢察官之法律見解固毋論，然若法官（變更主體）在審判過程中認為罪名之適用有所偏差時，對於科刑或免刑判決（變更需限於科刑或免刑判決？），法官就必須為起訴法條之變更，而由於受到起訴的事實效力所拘束，這項罪名調整之權限則必須侷限在事實同一性的範圍內（事實同一性），亦即新罪名的適用不可以包含有檢察官起訴書所未指出之事實，該如何認定，法國學說實務對此顯的異常平靜，作者在法條變更方面沒有看到關於同一性認定的相關討論，相反的，我國學說在此方面則發展得相當蓬勃，但仍不脫基本事實同一說與法律事實同一說之分野。（第三章、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之要件） 二００二年春天，作者利用到Poitiers大學學習法文之便，順便就近向在當代法國刑事法方面頗負盛名的Jean PRADEL教授請教關於告知義務之看法，當時作者詢問了教授，如果法官忘記告知在法國法應當如何處理，教授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一度讓作者誤以為法國法在這方面的進步，慢慢的，作者方瞭解到，原來傳統上，法國實務界一直皆認為同一性是變更起訴法條的唯一要件 ，這項看法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九年歐洲人權法庭對法國關於輕罪（délit et contravention）的刑事程序所做成的一項判決才明顯改變，根據此號判決的見解（此亦為歐洲人權法庭向來的觀點），法官罪名調整之權利，在公正程序的要求下，應當與被告的防禦權結合以觀，亦即為保障被告在訴訟上知的權利以及辯駁權（contradiction），以便其能適切實施訴訟上防禦，法官在審理過程中，一旦心證有所變化時，必須踐行告知，適時傳遞予被告訴訟上之變化，且待被告就新罪名有所表示之後，方能為罪名之調整，此舉使得近年來法國最高法院在對關於罪名調整之判決為廢棄（cassation）審查時，見解明顯轉向歐洲人權法院；而在我國法方面，則有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設，綜觀近年來我國最高法院所表示之見解，實務對於該規定的具體操作，愈見重視被告在訴訟上之防禦權，與歐洲人權法院之作法有漸趨一致之態勢（第四章、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要件）。

由於經濟快速發展及國際化、自由化的趨勢，導致城鄉發展的重新結構，也面臨愈來愈多非都市土地開發及農地變更的外來壓力及需求。農地除具有保障糧食安全功能外，尚具有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維持生態體系平衡、調和整體土地利用等「外部效益」，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各洲、德國、日本等，均積極致力於農地保育，嚴格管制農地不得任意轉用；反觀我國土地使用管制及變更制度，自1930年土地法立法至1976年訂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農地係採取積極保護政策；然自1980年代起，由於積極發展工商業，致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之重要性日見下降，1995年宣佈實施「農地釋出方案」後，是為農地由分區管制之保護方式走向自由化之起步。2000年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放寬農地自由買賣，更將農地進一步推向自由化，然農地自由化仍有其限制，且應建立在嚴格的土地使用管制基礎上。 農地管制政策的放寬，讓許多標準農業區優良農田間，充斥著工廠及加油站、廢棄物處理廠等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形成環境污染的隱憂；雖為配合工商業及經濟發展所需，得釋出部份農地，然農業用地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仍應以「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為前提，基於「農地保護」觀點，為確保優良農田不受產業變更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衝擊或破壞，並維持完整之農業生產環境，確保糧食生產及農業之永續經營，對現行農牧用地變更使用問題，及其規範對現有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實有探究之必要。 目前相關研究多就都市計畫農業區或整體農地資源（包括都市計畫內及非都市土地）之變更法制、管理制度面及回饋機制進行探討，惟就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變更審議相關法令規範及各種型態包括不同面積、不同區位之變更審議規定之差異、後續管制方式及其對於農地資源保育、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並未有完整的「實證分析」，當前不同型態農牧用地變更規範，是否合理性？是否均能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前提下進行變更？對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有何不同？亦未深入探討，本研究藉由桃園縣個案的實證分析、相關課題的探討及對公私部門及專家學者的深入訪談，以探析我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變更使用制度及農地保護措施；並以國外之農地保護政策為借鏡，進一步提出農牧用地變更使用制度及農地保護措施之建議改善策略，以別於其他研究。 / Due to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completely restructured, and there is a growing need for development of non-urban lands and conversion of farmlands. In addition to maintenance of food sufficiency, farmlands also have other “external benefits”, including pre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intenance of an ecological balance, and balancing of overall use of lands. Many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S, Germany, and Japan, have been devoted to preservation of farmlands through strict control of conversion of farmlands. In an overview of the domestic regulations on land use control and convers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since legislation of the Land Act in 1930 and Regulations on Non-Urban Land Use Control in 1976, our government had been engaged in protection of farmlands. After 1980,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for the national economy gradually decreased due to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ndustries. In 1995, the “Farmland Release Policy” was implemented, ushering in liberalization of farmlands. In 2000,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ct was amended to lift the ban on free trading of farmlands. The amendment of this act further liberalized the use of farmlands. However, liberalization of farmlands was bound to certain limitation and should be based on strict control of land use. The relaxation of the farmland control policy has made many standard agricultural zones filled with lands used for specific businesses, such as factories, gas stations, and waste processing plants, and caused public worries ov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lthough release of a portion of farmlands is necessary for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farmlands or conversion of farmlands for non-agricultural use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condition that “complete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is unaffected”. Based on “farmland protection”, the impact or harm of agricultural chang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farmlands should be avoided,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should be maintained, so as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od production and agriculture. Therefore, investigation of issues concerning conversion of farming and grazing land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impact of such conversion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is indeed necessary. In the present, most studies of related issues are focused on regulations on conversion, management,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of agricultural zones in urban plan or holistic farmland resources (including non-urban lands in urban plans). However,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gulations on review of conversion of non-urban farming and grazing lands, difference in regulations for various types of lands (including land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in different regions), subsequent control mechanisms, and the impact of the conversion on preserv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s 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Besides, issues such as whether the regulations on convers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ing and grazing lands is feasible, whether these lands can be converted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is unaffected”, and whether conversion of these types of lands cause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ir surroun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s,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so far. Therefore,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ases in Taoyuan County, investigation of related issues, and interview with experts and public/private department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domestic regulations on conversion of use of non-urban farming and grazing lands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for farmlands. Further, based on farmland protection policies adopted in foreign nations,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d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system and protective measures to distinguish itself from other existing studies.

動態的社會中，由於都市成長、經濟發展及所得增加等結果，必然引起法 定土地使用計畫變更之需求，而導致原有使用分區及收益性較低之農地編 定變更。然由於農地的變更係一不能反轉的投資(Irreinvestment)，故於 兼顧其他產業之發展與需求時，對農地變更使用宜有嚴謹的管制措施，俾 維護整體農業資源的完整。本研究基於土地使用承繼理論與成長管理理念 ，對現行台灣地區農地變更使用概況進行分析，並進一步對現行農地變更 使用管制及農地變更使用權益調整規定加以檢討，發現農地變更使用法制 規定的確存有若干待改進之處。而為了解現行法制背景下農地變更使用之 影響，以台北縣蘆洲鄉及二省道新莊市中港厝段與泰山鄉泰山段為個案， 分析農地合法與非法變更之影響，結果發現法制規定的不完備，使得無論 合法或非法之變更對於農業經營產生負面之作用，且造成權益不均之現象 。基於對農地變更使用法制規定及個案影響分析之結果，對台灣地區農地 變更使用制度，建議由農地變更使用之法制面、權益面及執行面予以改進 ，並擬具相關之配合措施，以為未來農地變更使用制度改進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