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採取羅斯諾(James Rosenau)的國內外環境分析、霍斯提(K.J.Holsti)的外交政策分析架構及傳統的歷史途徑研究法，經由蒐集史料、整理史料，以分析伊朗從1979年回教革命後至1992年的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之發展。 　　本文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除論述伊朗的權力結構外，且將伊朗外交政策之環境因素，依國內環境及國際關係兩方面加以分析。第三章探討伊朗的政策取向、國家角色及國家目標。第四章及第五章則針對伊朗外交政策的行為與策略，分別按國際層面與區域層面加以探討。第六章則就本文研究所得進行整理與分析，以期達到解釋及預測伊朗外交政策的最後目的。 　　本文研究心得是： 　　一、決策者因素，尤其是何梅尼(Ay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為主之執政者的意識形態，方是主導伊朗外交政策的關鍵所在。伊朗在1979年革命後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什葉派(Shiia)回教革命領袖為追求回教的正義與公平，不惜與強權對抗的心態。至於這種心態來自於過去什葉派「被壓迫者」的自我認知及以往強權對伊朗的侵略、壓迫所致。隨著兩伊戰爭之發展及伊朗逐漸陷於外交困境，使伊朗回教領袖間對於如何以回教教義解釋外交政策產生岐見，而有所謂「強硬派」（或稱「激進派」）及「溫和派」（或稱「務實派」）之別。但基本上，回教執政團體仍未擺脫善惡兩極化之回教世界觀。 　　二、由於伊朗屬於「回教革命基地」的國家角色，且推行「非東非西」的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因此在外交行為上極力貶損、對抗美蘇兩大超級強國，以期樹立伊朗在國內外之回教徒心目中不畏強權的領導者形象。如1979年美國使館人質事件及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事件中，都有伊朗對抗兩超強之意義。但如此一來，造成美國認定伊朗之中東活動有礙美國在此區之利益，而將伊朗視為恐怖主義支持國。 　　三、在中東地區，無論是黎巴嫩問題、兩伊戰爭或者與「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會員國關係上，伊朗本著「革命輸出」的目標，希望對抗以色列並協助建立更多中東回教政權，而支持激進派回教團體，從事暴力活動。如此，導致當地政府對伊朗懷有戒心，也影響伊朗在兩伊戰爭期間的武器取得及外交奧援，相對地不利其在戰爭中的表現。 　　四、在兩伊戰後，伊朗國內經濟重建及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和解壓力可能將促使伊朗回教執教者以更務實的外交政策來面封國際社會，然而國內經濟狀況及強硬勢力的起伏也將是決定伊朗未來外交政策是否能持續開放的重要因素。

本論文共分四章, 十一節, 內容如下: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 目的. 研究範圍與限制及內容架構。第二章 託收交易與託收方式輸出保 險敘述託收交易之意義. 分類及可能遭遇之危險, 以至託收方式輸出保險 之緣起。次就託收方式輸出保險之意義. 功能及種類作一概括論述。第三 章 託收方式輸出保險之理賠請求權分別介紹我國託收方式(D/P. D/A)輸 出綜合保險及日本輸出匯票保險之理賠請求權內容, 包括保險契約權利義 務之發生 . 理賠請求權人. 保險金請求權. 收回款請求權及影響理賠請 求權之事由等, 並就兩國該項保險作一比較分析。第四章 我國託收方 式(D/P. D/A)輸出綜合保險理賠請求權之檢討與建議從提供理賠請求權人 最大保障及以法律邏輯為根基, 探討現行託收方式(D/P. D/A)輸出綜合保 險契約內容可能產生之問題, 並提出改進建議。

第一章：導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資料來源與研究限制。 第二章：整廠輸出的概念。分別說明整廠輸出的定義、特性及其經濟觀，整廠輸出的 類型，整廠輸出實務，以求對整廠輸出有一整體的概念。 第三章：整廠輸出的世界市場分析及展望。首先說明整廠輸出的發展背景及其最近動 向，其次分析整廠輸出的世界市場，再次探討工業先進國家對整廠輸出的支援制度， 最後展望今後世界對整廠設備的需求。 第四章：中韓兩國整廠輸出的現況及其支援制度。首先分別探討中韓兩國整廠輸出的 一般概況、市場結構及產品結構，然後研究中韓兩國拓展整廠輸出時，所採取的支援 制度。 第五章：中韓兩國整廠輸出所面臨的問題。先將中韓兩國整廠輸出共同遭遇的困難分 別從技術與管理、輸出市場、競爭、支援制度，以及政治因素等方面一一探討，然後 再就中華民國單獨遭遇的困難加以分析，以求對中韓兩國整廠輸出目前及未來可能遭 遇的困難有徹底的了解，而能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依據前面各章分析的結果，提出綜合性的結論與建議。

自1960年代初期約近20年間，台灣經濟蓬勃發展，成為開發中國家經濟楷模，造就了世人稱羨的『台灣奇蹟』，其契機在於以進口替代為主導的工業發展方向，轉變為以出口擴張為主導的工業發展方向。關於這個論點至今已無異議。我國產業過去一向以民生工業為主要發展重點，利用既有的工業基礎，除了能提供國內本身的產業需求外，我國亦有能力將所生產的機器設備、生產技術等專業知識輸出國外，加上台灣於工業發展過程中累積的機械製造能力，使得『整廠輸出』活動獲得良好的支援。除此之外，當產業因經營情勢變化而外移時，整廠輸出的貢獻可不致造成國內產業的空洞化。同時，當這些設備、技術、知識的輸出時，有如產業發展時的新陳代謝，非但提昇產業的國際形象，也可提高產業的發展活力。由於『整廠輸出』為一種特殊的出口方式，所牽涉到的層面和活動較一般的貿易型態複雜。過去的研究多著墨於各國拓銷方式之比較或實務上的契約問題，而較缺乏針對廠商從事整廠輸出時合作問題之研究。所以，如何提昇我國整廠輸出的能力與效率以加強其競爭力是十分迫切需要的。而本研究的動機及著眼於利用探索性的研究，嘗試發掘造成影響整廠輸出活動的可能原因，並整理出目前的合作型態，然後歸納出可行的合作策略以資因應。

1990年代，台灣經歷了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雙重洗禮─一方面藉由「本土意識」的形塑以打造台灣國族，另一方面則是利用台灣在世界中突出的經貿實力建立「新興民族」的意識。在一片「愛台灣」的呼聲中，右翼民粹主義在李登輝手中重生，台灣本土資本家階級在經歷卅餘年的孕育之後，也在李登輝執政時期成熟茁壯，對內藉由自由化政策擴充經營版圖，對外則是進行資本輸出，成為依賴美日核心技術支援，同時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廣大廉價勞動力的「半邊陲帝國」。 　　台灣以「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的身分成為資本輸出國並不是一純經濟過程。1980年代中期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再起，台灣因對美保持鉅額貿易順差而列入貿易報復名單，當時經濟部即鼓勵國內勞力密集型中小企業外移以繼續保有競爭優勢。但眼見移往中國大陸進行生產活動的企業與日俱增，以及希望加入東亞集體安全體系因應中共威脅，同時宣揚「中華民國」主權，李登輝遂於1994年啟動「南向政策」，鼓勵台商赴東南亞投資，並藉機拉攏東南亞國家元首；同時，為維持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李登輝繼續推動對中南美邦交國的民間投資以及官方開發援助（ODA），以期每年聯合國大會中這些國家能夠提出「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提案。1995年推動「亞太營運中心」，吸引外資與台資合作，共同進軍中國大陸，達成「外資保台」的實質效果。李登輝時期的經貿政策，蘊含著異常濃厚的外交與安全考量，同樣地在對外政策中，也瀰漫著一股銅臭味兒，無論是黑箱作業的機密帳戶，還是擺明著大方送的官方開發援助，抑或是在開發中國家設立海外加工出口區（EPZs）皆然。 　　暫先不論政府推動產業對外投資造成國內多少工人失業，李登輝時期政府在東南亞、中南美洲國家主導設立許多大型加工出口區，美其名是幫助解決當地民眾就業問題，實則是創造台商剝削廉價勞動力的條件。一般而言，加工出口區形同「國中之國」，區內一切事務由加工出口區管理局處理，當地的經濟、勞動相關法令在區內排除適用。台商對工會向來仇視，不僅直接打壓獨立工會的成立，並對當地政府施加嚴禁工會成立的壓力，打壓勞動人權莫此為甚，也是對「台灣民主化成就」的一大反諷。縱使負責外援作業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因海外加工出口區設置成效不彰而不再主導設立，但是相關業務分別由全國工業總會以及工商協進會等台灣大資本家籌設的「中南美投資公司」以及「海外投資開發公司」承接，顯見「資本」與「國家」並非如古典自由主義視為利益相互衝突的兩造，反倒是資本主義國家透過與私人資本合作以達成政策目的，私人資本則是依靠政府的先前投資以及政治力量打開對外投資的版圖，資本輸出地區以及輸入地區的勞動人民，前者面臨失業以及勞動條件下降的命運，後者則是鎮日在「血汗工廠」中勞碌，成為全球廉價勞動力經濟的組成部份。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1314号 / 人博第862号 / 新制||人||206(附属図書館) / 2018||人博||862(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須田 千里, 教授 山川 暁, 教授 岡田 温司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経済学) / 乙第13477号 / 論経博第409号 / 新制||経||301(附属図書館) / 一橋大学経済学研究科比較経済・地域開発専攻 / (主査)教授 神事 直人, 教授 宇南山 卓, 教授 西山 慶彦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Economic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自1988年開始中華民國政府推動「整廠輸出推動輔導」專案至今，針對台灣整廠輸出產業之輔導創造中小型整廠輸出之商機逐年增加。 為因應產業外移所造成產業空洞化之危機，除政府極積推動之「企業營運總部」政策外，輔導廠商進行產業轉型，以填補台商製造業全球佈局所造成的產業空洞，即更具有積極開創之意義。鑑於二十一世紀本是強調創新，以「知識服務」為競爭核心的時代，「知識」己成為生產力提昇與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故台灣產業之轉型，即無法忽視此種以知識資本為主要生產要素，透過持續不斷的創新，並善用資訊科技力量以提昇產品附加價值之「知識經濟」型態之影響。 而以往台灣之產業政策一向集中於製造業，並未重視服務業之發展，因之，政府於輔導廠商產業轉型時，即順應知識經濟時代之潮流，妥善利用台灣是世界重要的資本輸出國、台商海外資產總值名列前茅、台商擁有全球接單、各地製造的運籌能力等優越條件，以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知識型」服務業為重點。 鑑於「整廠設備輸出」的概念即為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知識型製造業」。其牽涉眾多環節及技術，個別廠商多無法獨立克服，故為企業之整廠輸出行為提供整體解決方案之整廠輸出技術服務業，因具有以專門知識為基礎，提供「高附加價」的「知識型」服務之特性，應值得政府部門重視。此外，倘業者能將其技術服務(不以傳統之機器設備整廠輸出技術服務為限，尚可包括工程技術服務業(Engineering Service Industry)、農業技術服務業(Agricultural Service Industry)，予以整體包裝，賦予品牌，並將其以整體國際行銷之技術服務商品型態對外輸出，應亦屬「整廠輸出」之一環(按傳統意義所稱之「整廠輸出」向以機器設備之硬體為主，以技術服務之軟體為輔，而技術服務之整廠輸出，係以技術服務為核心，而以硬體之機器設備為輔)，是值得政府部門重視。 按整廠設備輸出係一項整合性的產業活動，需要整合工程顧問、工程設計、進出口貿易、機械設備製造供應、技術服務、營建工程、市場行銷、融資服務等多面向之工作項目及問題，且不論企業之整廠輸出活動，對企業之整廠輸出行為提供整體國際行銷之整廠輸出技術服務業，或以技術服務為商品之技術服務型整廠輸出業，均與整廠設備輸出之產業活動相關。 準此，本研究擬以「整廠輸出」之產業活動現況為基礎，探討企業之整廠輸出活動，整廠輸出技術服務業，或以技術服務為商品之技術服務型整廠輸出之經營現況，及整廠輸出業者在大陸地區之營運情況及目前所遇到之事實或法令之障礙、期望中華民國政府可以提供之扶助獎勵措施等等事項，進行瞭解並提出檢討，以期對未來整廠設備輸出產業之發展策略，提供參考之興革建議，並做為中華民國政府主管機關推動「整廠輸出輔導專案計畫」之佐證。 / The Current Analysis and Future Strategies on Taiwan’s Turnkey-plant Export Industry Taiwan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and assisted “Turnkey-plant Export” project for the island’s small- and medium-scale enterprises since 1988. Since then, this assistance has created many turnkey-plant-export opportunities for small- and medium-scale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these opportunities have also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n order to cut down production costs, many Taiwan manufacturers have moved their plants overseas, and some of the industries are empties around the island. Therefore, Taiwan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the policy of “enterprise’ operating centers”, and has assisted manufacturers to transfer their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high-tech ones. This could cover the empties after Taiwan manufacturers’ global manufacturing policy. The 21 Century emphasizes innovation, and core competition is based on knowledge services. Knowledge has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for upgrading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aiwan’s enterprises can’t neglect knowledge capital is the major factor for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Through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o upgrade the value added products. This is knowledge economy. Previously, Taiwan’s industry policy has centered on manufacturing, and hasn’t emphasiz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ies. Therefore, when government assist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transfer their lines, must follow the trend of knowledge economy. Taiwan is one among the world’s capital-export countries. Taiwan enterprises’ offshore production values have ranked the top. In addition, they accept purchase ord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have global manufacturing sites. These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o develop high-value added and knowledge-type service industries. The turnkey-plant-export concept is to develop high-value-added and knowledge-type manufacturing. This export provides the total solution, and is technology service business. It needs special knowledge for the base to provide high-value-added and knowledge-type technologies for the character of service busines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ware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technology serviced for the traditional turnkey-plant exports, if enterprises could add mor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services such as engineering servic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al service industry. Enterprises could have turkey-plant exports as a package and a brand name and using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sales for the exports. This will be the new turnkey-plant export. The traditional turnkey-plant exports are focus on the exports of hardware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the technology services are the minor.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ware that. the technology-service turnkey-plant exports are focus on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production equipment is the second. The turnkey-plant exports are integrated industry. It should integrate engineering consultations and designs, import and export trading,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technology service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rketing and sales, financial loans. The turnkey-plant exports,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sales as well as technology services, or based on technology services for turnkey-plant exports are related to turnkey-plant export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base on the turnkey-plant-export industry to discuss enterprises’ turnkey-plant exports; the turnkey-plant exports technology services; the activities of based on technology services for turnkey-plant exports; and turnkey-plant-export enterprises’ activ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law and other barriers there. The expected assistances and encourages from the government to proceed understanding and discussion. Hope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reference for the strategy development for future turnkey-plant exports. In addition, this could for th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urnkey-plant exports special plan.”

第一章緒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研究範圍 三、研究方法與限制 四、研究架構 第二章輸出保險與輸出融資 一、貿易付款條件之演變與輸保之起源 二、輸出融資 三、輸出保險之特性與功能 四、輸出融資與輸出保險 第三章我國輸出融資保險之歷史與沿革 一、歷史與沿革 二、業務內容、辦理方式 三、營運綜合概況、分析 第四章、日韓辦理輸出融資情形 一、承辦機構 二、融資情形 三、業績 四、比較分析 第五章我國輸出融資保險面臨之問題與努力方向 一、觀念確立方面 二、組織健全方面 三、業務推展方面 四、人才培養方面 五、徵信作業方面 六、廠商態度與觀念方面 第六章摘要與結論 一、本研究之摘要 二、結論

本文的章節架構與寫作層次，基本上就是為了回答研究問題：「越南勞動輸出政策的實質內容是什麼，為何它可以有效地運作？」這一切得以有效運作就是因為國家透過「團結」（đoàn kết）的知識生產將國家民族、農村文化、家庭倫理連貫起來，唯有團結的國家、農村和家庭，個人才有存在的價值，這也是移工自我管理技術的根源。勞動輸出政策便是透過國家、農村和家庭三位一體的團結論述使之與移工主體接合，以形塑出具有生產性的移工主體。而「康莊」（khang trang）指的就是，越南勞動輸出政策下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相結合，所帶來的消除貧窮與地方發展的具體表現。 第二章主要是描述「勞動輸出的歷史過程與跨國移工的形成」。1986年底越南共產黨決議實行革新（đổi mới）之後，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轉向商品市場化，革新的內容是「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國家因為開放私人資本，導致所有權多種型態的出現，國營企業不再是國家主要的經濟部門，各種新的經濟機會因而出現。結構上的政治經濟制度變遷帶來經濟機會的出現和戶籍制度的鬆動，農村內部的長子繼承制和農民土地的喪失，形成了一股將農民推向跨國勞動輸出的出路。革新之後，勞動輸出政策作為一項重要和長期的發展策略，是有助於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初期成果除了解決部分國內就業問題，也為國家增加稅收與外匯，因此在政府全力推動政策下，海外勞工的數量不斷成長。 第三章主要是討論「國家對跨國移工主體的治理」。「國家―移工」間的權力關係不全然是傳統上由國家支配一切的權力關係，而是一種Foucault指涉的牧養權力關係，是建立在各種微觀運作機制之上。這部分先討論巨觀的國家勞動輸出政策，側重在國家制訂的各種法律和規範，並且指出勞動輸出政策可以有效運作的第一個制度安排是：「勞動出口公司」，這些勞動出口公司的功能和性質儼然就是國家管理的一環。第二個制度安排是：「基層代理人」，農村基層幹部的多重身份是涵蓋國家與社會部門（例如身兼共黨、政府和祖國陣線等群眾組織幹部），透過上下互相隸屬的職務關係（例如身兼村長和社黨委或是身兼村老人會主席和社老人會常委），結合地方和家庭的社會資本連帶，成為國家政策在基層推動的堅定基礎。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勞動輸出下的跨國移工與社會發展」。越南勞動輸出政策的成功，不僅是從經濟成長方面來肯定它的，也是因為與社會發展的結合，具體表現出來的就是消除貧窮的政策目標。國家優先選送貧窮縣地區的政策對象出國工作，希望將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到貧窮地區，落實越南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đoàn kết）互助理念。海外移工透過匯款remittance和返鄉return home，為地方帶來各式各樣的發展型態，例如：匯款活絡了地方金融；蓋房子不僅改善了個人健康衛生，也創造許多地方就業機會；增加子女教育投資；有更充裕的資金進行微型創業等。 對移工及其家庭來說，勞動輸出政策可以增加收入、投資子女教育、改善衛生健康、降低生存風險、增加儲蓄、促進微型創業等；對農村來說，可以消除貧窮、減少社福支出、增進基礎建設、活絡地方金融等；對國家來說，可以為國家賺取外匯、解決國內就業問題、提升人力資本和融入國際社會等。在國家鼓勵勞動輸出的政策下，地方上的黨支部書記、村長、祖國陣線各組織幹部等莫不以此為發展地方的可行方式。在政府機關、基層幹部和移工及其家庭眼中，勞動輸出政策無疑是一條邁向繁榮經濟、消除貧窮和改善生活的「康莊大道」。 / The key research ques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What is the substance of Vietnam’s labor-export policy and why it works effectively?’. To summarize my findings, the policy of labor export works through ‘đoàn kết’ (the notion of solidarity) that denotes one’s value is based on one’s family, village, and nation. For Vietnamese migrant workers, ‘đoàn kết’ becomes the core of self-management and shapes them into productive subjects. Vietnam’s labor-export policy thus makes articulation with its migrant workers. Furthermore, ‘khang trang’ (thriving villages), under the labor-export policy, mean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poverty elimination, and local development. Firstl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abor export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are described. The ‘đổi mới’ (Renovation Policy) had drawn up market economy under socialist direction that implemen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at the end of the year 1986.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re no longer the only type of economic entity and there are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private capital and investment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primogeniture system have been loosed. The labor-export policy was carried out as an important and long-term strategy. Meanwhile, the loss of land pushes farmers to find a way out—working overseas. The growing numbers of overseas workers brings help for the country’s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increasing remittances and national revenue also solves some domestic employment problem. Secondly, the governance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state is discussed.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state is what Foucault has indicated as “pastoral power relationship” basing on micro-mechanism. The macro-perspective of labor export policy is emphasized o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made by the state.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implements for the labor export policy to be effective. One is the ‘Công ty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labor export company) which functions as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 other is ‘grassroots cadre’ who partakes i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partments, and also shares the social capital with locals and family ties. They become the main personnel for promoting the labor-export policy. Thirdly, the trans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labor-export policy is analyzed.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were linked with the successful labor-export policy. The goal of the policy is to eliminate poverty and it works. Based on the notion of ‘đoàn kết’, the workers form poor areas are prioritized to work abroad for improving their income. In addition, overseas remittance from migrant workers brings a wide range of local developments such as increasing consumption, improving the healthy environments, 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having more money investing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starting their own business. In a word, the policy of labor export brings benefits to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to the villages, and to the nation. This policy is undoubtedly a move that leads to economic prosperity, poverty eliminating and improving the lives of migrant wo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