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災害調查係為勞動檢查之一環，係發生重大職業災害後，所執行之行政調查，為判斷重大職業災害過失責任關係、分析事故發生因素、防範再度發生之預防措施，不僅可以讓勞工及其家屬了解職業災害事故始末，也可透過調查報告書讓有過失責任者受到應有之懲罰，對受職業災害之勞工及其家屬可謂非常重要。職業災害調查通常具備強制性行政調查權，但在調查過程中，並無權限封鎖重大職災現場來保持證據的完整性，本文將探討目前職業災害調查制度之成效？以及目前法院對職業災害調查報告書之見解為何？此外並探討美、日兩國之職業災害調查制度？以上為本文探討重點。 本文發現我國職業災害調查制度雖有不足之處，但目前勞動法令授與勞動檢查員強制性行政檢查權、停工權…等權限，已賦予執行職業災害調查之基本權限，規劃出職業災害調查制度的雛形，本文認為目前雖有不足之處，但已能處理大多數的重大職業災害案件，至於勞動法令是否應讓勞動檢查員，於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下，得執行特別司法警察官權限進行調查的問題，本文綜觀美、日兩國制度及相關文獻後，認為目前尚不需授與特別司法警察官權限，但必須要加強勞動檢查員與警察、消防機關之職務聯繫及協助，並賦予勞動檢查員行政封鎖之權限，使職業災害調查制度更加完善，能夠妥善處理每一件重大職業災害案件。並提出下列建議： 一、建立職業災害事故現場的行政封鎖制度 二、加強與其他機關的職務協助關係 三、縮短雇主通報義務時間 四、強化專業分工與在職訓練 五、釐清勞動派遣之雇主關係 六、加強雇主預防責任

第一章針對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方法，以及研究內容等數點加以說明。第二章比較「政策性保險」與「商業保險」、「社 會保險」之異同，以期確實勾勒出政策性保險之輪廓，同時介紹「自願保 險」與「強制保險」分類。另方面，本章確認我國以及大陸目前皆採取絕 對強制保險制度，就保障汽車交通事故受害人方面採取最高強度。最後， 析論我國以及大陸就有歸責原則之規定是否適當之問題。第三章論述兩岸 法律體系與架構，說明兩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立法沿革、意旨以及特 色，並檢討大陸將《條例》定位為行政法規位階之妥適性。此外，針對兩 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究竟採取何種立法模式、單軌制或雙軌制、基本保 障或完全保障制提出分析。最後，檢討在本保險無法提供保障時，兩岸如 何以設立特別補償基金(救助基金)制度以為因應。第四章進入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契約之探討。除了當事人與關係人部分外，主要就契約之成立以及 契約消滅之限制兩大面向做討論，於各節中先將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與大陸《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之條文以表格的方式整 理，再提出本文就兩岸法規之分析與評論，期能針對兩岸法制提出些許之 修訂建議。第五章進入契約之理賠範圍之探討。主要討論本保險保障範 圍、保險範圍之特殊規定，以及直接給付請求權。本章延續第四章之研究 方法，於各節中先將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與大陸《機動車交通事 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之條文以表格的方式整理，再提出本文就兩岸法規 之分析與評論，期能針對兩岸法制提出些許之修訂建議。第六章首先針對 本文之研究事項歸納出結論，其次針對我國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以 及大陸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提出建議，以確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設立之初，保障汽車交通事故受害人以及整頓並改善交通秩 序之立法目標，促進社會安全。

懲罰性賠償金係透過課予加害人超出被害人損害之賠償，達成制裁加害人，並嚇阻加害人以及其他行為人從事相類行為。該制度係源自於英國，並自英國傳遞自美國，並於美國廣泛盛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具有懲罰、嚇阻、設立典範之功能、執行法律等功能，惟其係私法下之概念，卻帶有懲罰目的之公法性質，跨越兩種領域使其極具爭議性。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將英美法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引進，致使我國民刑分立之法體系產生模糊地帶。關於我國實務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之態度，得以自其就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要件之解釋觀察。然實務就要件之解釋未盡統一，如此將導致當事人無所適從。 2015年6月17日修正之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明確將「重大過失」納入規定，顯見立法者對於企業經營者採取更為嚴格之態度。如此修正固解決長久以來「過失」是否應限縮於「重大過失」之爭議，惟關於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其他要件之解釋，仍有尚未解決之問題。 觀諸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之要件，「依本法所提之訴訟」於「本法」及「訴訟」即存在寬嚴不同之解釋。另關於該條文之責任主體，企業經營者是否就其受僱人之懲罰性賠償金責任負責，又企業經營者間之責任關係為何，皆有釐清之必要。請求權主體之部分，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第三人」並未出現於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中，產生消費者以外之「第三人」是否為請求權主體之爭議。另外，被害人死亡時懲罰性賠償金之歸屬，亦為立法者制定該條文規定時，未審慎思考致生之法律漏洞。究竟被害人死亡時，應由間接被害人抑或繼承人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無論如何結論之擇採，皆有賴縝密之法律邏輯推演。最後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2015年6月17日明確懲罰輕過失行為以及提高倍數上限之修正，其妥適性為何；又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之計算基礎「損害額」之意義、計算時酌定之因素、與有過失之考量等，皆有待解決。本文以整理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適用上之爭議，並嘗試透過學說及實務見解之分析歸納出合理之結論，並就結論之推演，參考部分日本法學說，期能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要件之解釋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向。 / Punitive damages are extra monetary burdens which make the offender to pay more than those the injured has lost, in order to deter the offender and other offenders from behaving the same. The doctrine of punitive damages is originated from England and swept America. Punitive damages have the functions of punishment, deterrence, setting examples to the society, law enforcement and so on. However, it is controversial that the doctrine of punitive damages is the concept under civil law, but with the function of punishment, which makes the doctrine in the borderland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is the doctrine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aiwan, which causes a gray area among the separation of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and makes Art. 51 controversial. It is not difficult to know the attitude of the judges toward punitive damages by understanding the explanation of Art. 51. But there is no consistency in the explanation of each element of Art. 51, which makes the Article bewildering. On June 17, 2015, gross negligence has been added to the amended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which shows the strict attitude of the legislators toward the business operators. This amendment solves the problem that whether negligence should be limited to gross negligence or not, but there still are other issues about Art. 51 Which should be solved. Among Art. 51, “this law” and “litigation” in the element of “in a litigation brou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w” are explained in both strict and easing ways. About the subject of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Art. 51, whether the business operator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t of their employees, and whether business operators should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punitive damages are issues should be discussed. About the claimers of Art. 51, comparing Art. 7 to Art. 51, we can find that “third party” isn’t showed in Art. 51, which brings up to the issue that whether third party other than consumer can claim for punitive damages. Also, who can claim for punitive damages when the victim di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e legislators did not think of this kind of situation, which caused legislation imperfection among Art. 51. Whether the indirect victim or the successor should be the claimer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should be explained carefully and logically. Last but not least, in related to the calcul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the amendment of Art. 51 in June, 17, 2015 specifies that objective negligence and subjective negligence should be punished and the maximum limit on the amount of damages has been raised. Whether the amendment is proper or not, and whether “the amount of damages” should be confined to “property damages” should be clarifie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igure out the considerations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Whether comparative neglige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while deciding the amount of punitive damages is also controversial, which should be investigated prudently.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nd the issues about it. 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those issues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and opinions of practice in Taiwan. American theories and Japanese theorie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to provide a different view of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隨著航空產業科技技術日新月異，發展一日千里，搭乘航空器在世界各國穿梭，已成了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運輸方式之一，尤其是當今航空運送過程層層關卡中，飛航管制無疑是對航機間安全最能直接掌握風險的一環，也因此探求飛航管制員業務上作為與不作為之注意義務，是進一步探討飛航事故中其民事過失損害賠償責任的核心。本論文架構為第一章為序論，第二章比較我國法與日本法在民事過失責任概念異同，第三章就從事航空運送第一線的飛航管制員工作內容注意義務進行探討，第四章則分析飛航管制員過失案例，最後一章則提出結論與預防建議，歸納可能誘發航空事故之人為過失因素，並提出若干預防措施作為參考。 / In the process of air transportation, take the Cheese theory for an example , the air traffic control is by all mean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rucial layer of risk control.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dos and undos” of the air traffic controller is the key to the tortious liability of the air traffic control. The structure of this thesis is as follows: The chapter one is an introduction. The chapter two compares the civil negligence concept between the law of our country and Japan. The chapter three indicates th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liability of the air traffic controller. The chapter four analyses a series of negligent air traffic controllers’cases. The final chapter ends up with personal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cal references.

資訊是自主決定的基礎，而自主決定又同是私法自治與競爭秩序的核心基礎，隨著現代經濟社會的高度分工、專業化與複雜化，締約當事人間因資訊不對稱所導致的交易地位不對等問題，備受關注，因資訊不對稱所導致的契約失靈與市場失靈，亦亟待法律的介入調整，修正契約自由下的當事人自我負責原則，而資訊義務的強化，便成為民事法實質化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工具。資訊義務(Informationspflicht)，意指提供資訊之義務，狹義意指當事人就特定事項，負有主動向他方告知及說明的義務，若將此義務再作廣義的延伸，則資訊的揭露必須真實完整。 由於資訊是一經濟財，具有財產價值，而資訊的搜集也需要投入成本及風險，因此，資訊的揭露會影響締約當事人的行為誘因，故在資訊義務的賦加上，涉及當事人私法自治利益的保障調和，若再加進法律經濟分析面向，則資訊的社會福祉效用、交易成本與效率觀點，也應被考慮，所以資訊誘因、資訊成本、資訊價值等觀點也應納入個案的利益衡量中，蓋契約法也具有經濟任務的功能面向。 關於我國法現行的締約前資訊責任規定，歸結現行民法詐欺規定、瑕疵擔保責任及締約上過失等規定，可以得出民法典對於資訊義務的違反，係採取「故意理論」(Vorsatzdogmatik)的立場。這個規範模式，是否可以滿足社會經濟環境變遷，引發檢討。對此，比較法上已有緩和故意理論而偏往過失責任發展的趨勢，而且在普通民法典之外的特別法，透過法令強制規定與行政管制的手段，針對特定的交易型態廣設諸多詳盡的資訊揭露規定，也反應了當事人的保護需求與強化資訊責任的必要性，故民法的相關規定也須實質化，以回應現實面的需求。從公平衡量的觀點，法律行為決定自由的保護是私法秩序的重要任務，過失違反資訊義務的風險，不能僅歸由被誤導之一方承擔，意思表示錯誤的規定，所能提供的救濟常常是不足夠的，過失責任的強化，可以強化當事人對於法律秩序的信賴，有助於降低契約準備成本和提升交換活動的效率，同時也可避免故意理論下因資訊欠缺所產生的免責特權，而對於資訊獲取提供必要的動力。然現行民法第二四五條之一，因其主客觀構成要件的嚴格性與功能的局限性，無法提供規範需求的滿足，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整修正。在修法之前，從法律行為自我負責的實質化傾向、締約前資訊重要性的提升以及私法自治資訊義務的功能失常等因素，應可合理化法院在法律明文規定之外，以法律創設的方式從事規範的補充。對於締約前階段的法律關係，德國法學發展出來的締約上過失責任制度，為我國民法所繼受，並有部分案例類型的法典化，因此，經由締約上過失理論的運用，可以為締約前資訊義務的違反，提供法律創造的基礎。 資訊義務的功能在保障當事人的自主決定，使契約締結可以符合期待，雖然誠信原則可為資訊義務提供抽象的法律基礎，但對於具體的義務形成及內容，尚無法提供具體的指引，因此，如何合理化私法自治的限制與資訊風險的轉嫁，便有待資訊義務理論基礎與契約法理論的探討。雖然一般認為信賴責任理論可為締約上過失責任及締約前資訊義務提供理論依據，不過，實際上，雖然不實陳述責任可從信賴責任理論中導出，但是，對於說明義務而言，因單純的不作為尚未創設出信賴事實，因此，惟有將信賴轉化為規範上信賴或正當行為期待時，才能提供說理，惟何時存在規範上信賴或信賴的應然，仍須依靠其他指標，當事人一方在經濟生活中所從事的角色及專業，通常便成為他方當事人應然信賴與正當行為期待的基礎，縱經由對價思想將資訊經濟財概念引入，也會因資訊對價的難以具體化，而仍需依靠價格及角色期待的觀點來合理化，故依據信賴責任理論與對價思想，當事人一方的專業，時常是影響個案判斷的關鍵因素。此外，正當行為期待的觀點，不僅為當事人的個別保護提供基礎，也可在制度總體層面上，與減少交易成本的經濟觀點相配合，蓋經由誠正期待的保護，將締約前資訊風險歸由最小成本之一方負擔，可降低交易過程中的摩擦，增進分工專業經濟活動的效率，故資訊義務與自主決定的保護，也可將契約法的市場面向納入，經濟活動有效運作的保護，長期上可確保個人的決定自由，而個人決定自由的確保，也可促進市場有效競爭及維護市場調控，有助於整體制度的穩定。。 對於資訊義務的成立，在客觀因素上，可從「資訊需求」與「資訊期待可能性」，加以觀察。在交易過程中，可設想參與交易的當事人會具備最低必要資訊與一般基礎知識，以免在交易過程中須時時探查相對人能力而迭生調查成本，而當事人就自己商業領域範圍內之事項及一般的公開資訊，應可期待其為自力的資訊獲取，以免資訊努力的重覆投入，故原則上只有對於他方當事人無法自主獲取的特定重要資訊，才有主動說明的義務。所謂重要資訊，係指對於締約決定具有重要意義之事項，主要是指會影響契約目的實現的情事。經由此一重要性門檻，可以為契約嚴守原則(pacta sunt servanda)提供最低保護，確保契約效力的安定性，同時也意味著完全的資訊對等與完全的資訊揭露，係與契約自由及自我負責的基本原則，並不相符。對於資訊義務人的資訊期待可能性，應依交易觀點而為判斷，除特殊專業外，義務人的行為或表示、特別信賴的表徵、契約性質、交易性質、契約中的利益地位等等，也可推知資訊的期待可能性，此外，資訊誘因與資訊價值的社會福祉因素，以及具體個案中締約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平衡，也應納入考慮。在主觀因素上，在故意責任之外，另外建構過失責任，將督使當事人在交易過程中為必要注意。在法律效果上，違反資訊義務者，被害人得請求撤銷或廢棄契約，請求損害賠償，也享有拒絕履行抗辯權，此外，其亦可選擇調整契約作為損害賠償的方式。在故意責任時可適用詐欺規定及侵權行為規定，而過失責任時則依締約上過失請求，倘若締約前資訊義務的內容，涉及契約給付而成為契約內容一部分時，應被債務不履行責任所吸收。 在現代經濟交易過程中，廣告為締約前資訊問題的大宗紛爭來源，為現今競爭法與民事法的重要議題，不實廣告規範可增加事業投機行為的成本，減少廣告不實的誘因。廣告雖可傳遞資訊，然無法期待事業就全部不利事項予以全盤揭露，基於效能競爭及交易資訊透明化的要求，特定重要交易資訊的隱匿，會使交易相對人就產品比較、價格比較或條件比較，發生困難，減損購買決定自由與競爭正當秩序。對此，公平交易法雖未如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增設廣告揭露事項的明文規定，但透過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廣告規定及第二十四條禁止欺罔行為規定，還是可以發揮實際上的規範效用。不實廣告規定，雖係以行政管制方式為主，但亦有民事責任效果，雖然，違反不實廣告規定所締結之契約，係屬後續契約，原則上並不會違反禁止規定與公序良俗而當然無效，但公平交易法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的妨害排除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仍可為個人提供一定的保護，此外，民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的可適用性，並不被公平交易法所排斥，彼此間的相互補充，將可使當事人自主決定的保護，更加完整。

違約金酌減並非一個自行運作之制度，而必須與其他制度相配套方能妥善運作，故本文首先進行違約金類型認定之說明，以期與比較法上有抑或是沒有違約金制度之國法加以相較，如此方更能說明我國法沒有如同英美法之違約金法則（penalty rule）之原因，換言之，違約金之認定與酌減，並非是二個獨立之制度，研究國內外之法會發現，二者是相牽連的制度，故僅單獨進行違約金酌減制度之說明，不足以完整敘明，必定要兼明辨如何認定違約金之類型。 再者，違約金條款之酌減在實務上遭遇的問題甚多，本文將先提供思考面向的五個層次（權利主體、發生要件、行使方式、斟酌因素、舉證責任），再以實體面以及程序面加以分析細部問題，實體問題最為重要者，即為法院為酌減時應審酌之諸事項，亦是本文強烈建議立法的部分；而程序部分最為重要者有涉及處分權主義之發動權限問題，以及涉及辯論主義（協同主義）的舉證責任事項。希冀在有體系之研討下，可以作為實務遇有違約金酌減相關問題時之參考。 此外，違約金過低是否應酌加，抑或有其他配套可供解決，亦是比較法上饒富興味之疑問，本文亦將會說明解決方法。

在醫療糾紛與日俱增的趨勢下，醫療損害民事責任之研究，無疑是法學研究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除了在實體法層面上，建構適當的醫療損害賠償歸責體系外，程序法上發展出一套特別適用於醫療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對於司法審判實務尤具實益。此一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具有適當緩和過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爭論之作用，使民事損害賠償法面對醫療糾紛得以發揮功能，進一步正當化醫療傷害去刑化努力，並能減少體制外抗爭上演。 關於醫療行為所生損害賠償責任可概分為：基於「醫療瑕疵行為」與基於「自我決定告知義務違反」兩種類型之損害賠償責任。在一般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規範說之適用下，病患（或家屬）原則上仍必須就「醫療疏失行為」、「受有損害」、「兩者間存在因果關係」等要件負舉證責任，惟鑑於醫療資訊上的高度專業性、證據的構造性偏在情況及醫界組織上的專業自律性，不論在醫療疏失或因果關係之舉證上，病患都遭遇舉證上的困難。因此，有必要在一定條件下，適當修正規範說於醫療訴訟之適用，發展出醫療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特別規則，以減輕病患的舉證責任。 就醫療瑕疵類型之舉證責任分配特別規則，實包括以下各種舉證責任減輕之制度：表見證明、民法第二二七條之舉證責任減輕、重大醫療瑕疵之舉證責任減輕、證明妨礙、違反文件義務與診斷報告作成及確保義務之舉證責任減輕、可完全控制危險領域之舉證責任減輕、損害賠償之舉證責任減輕等，及證明度之降低等制度。關此，本論文整理德國及我國學理看法、實務案例，並就上述各項制度逐一詳細討論，俾使讀者瞭解各項舉證責任減輕制度之實際運作功能。 另在「病患自我決定告知義務違反」之類型上，根據目前多數見解，每一個侵害身體完整性的醫療行為，都是構成要件該當的身體侵害，此一侵害本身即表徵出違法性，唯有存在「病患有效的同意」，始得排除之。因此，關於「對病患已善盡告知義務」且「已取得病患之同意」，醫師或醫院則負有舉證責任。關此，本論文乃以「醫師告知」、「病患同意」為主軸，分析「告知後同意」原則所衍生之舉證責任問題。 最後，本論文除了回顧歸納各章節之重要結論外，並再就醫療訴訟上之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體系，重新作一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