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分七章，主要係探究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婚姻之規定，故自第二章首就《兩岸法律衝突之定位及性質》揭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法律適用之問題，並進一步探究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已而形成之特殊區際法律衝突，包括其意義、形成之原因，並說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於法律上之定性及應用之分際；最後提出解決兩岸交流衍生之法律衝突問題可行之立法模式。而後進入本文探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制定之各準據法之適法性，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五十二條結婚與離婚要件之準據法、第五十三條結婚與離婚效力之準據法及第五十四條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透過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之比較，檢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否有修正之必要並提出立法建議。除此之外為因應涉陸假結婚事件頻傳及有關婚姻成立生效要件論述之完整性，亦一併討論涉陸假結婚等相關問題。而於第六章則論及兩岸因歷史及政治因素所造成重婚之問題，本章乃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四條有關重婚之特別規定作為楔子，自釋字第二四二號解釋出發，類型化各種重婚之類型，提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之解釋並評析其適當與否，末以兩岸面對所謂「變相的重婚問題-包二奶」必須具備的應有態度及應對方式作結。本文之撰寫乃係期待兩岸朝向正常的婚姻交流模式發展的同時，在規範兩岸私法問題之相關規範亦能與時俱進，給予兩岸人民最適切之法律保障。

租稅規避是行為人採取稅法規範文義所不能涵蓋的法律形式，實現稅法所欲掌握的經濟狀態，藉以減輕或免除租稅負擔的行為，本質上屬於稅法規範目的與規範文義間的不一致，亦即法律漏洞的利用。 由於租稅規避在我國法上，欠缺類似德國租稅通則第42條的概括否認規定，有學者認為依據租稅法定原則，應禁止以類推適用或目的性限縮創設或加重人民的租稅負擔，因此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否則不得否認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不過本文認為，雖然稅法條文是唯一可合理要求人民有所認識的對象，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稅法原則上不得作不利於人民的類推適用，不過在租稅規避，由於行為人對於稅法漏洞的存在已有認識、具有主觀的規避意圖，其信賴不值得保護，應例外允許以類推適用否認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 多數見解認為租稅規避的構成，應以存在法律形成可能性的濫用為要件，少數見解則認為租稅規避的否認，即是稅法解釋與適用的問題，因此是否構成租稅規避，應回歸各稅法的規範目的，判斷其所欲掌握的經濟狀態是否實現，不以濫用為要件。本文認為，由於租稅規避的否認是稅法類推禁止原則的例外，為避免人民遭受不可預測的損害，租稅規避的否認，應以行為人客觀上採取不相當的法律形式，及主觀上具有規避意圖為要件。由於濫用或不相當的法律形式，屬於抽象、不明確的概念，因此在判斷是否構成租稅規避時，得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值得注意的非租稅理由作為輔助。 雖然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應予否認，不過規避行為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的行使，本身不具可罰性；且稅捐稽徵法第41條的處罰，以作為犯為限，因此租稅規避僅限於行為人在稽徵機關調查事實時，有故意虛構或隱匿事實的情況，始得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的規定處罰。至於規避行為能否以各稅法有關漏稅罰的規定處罰，應視各稅法的處罰要件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European Patents are granted through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Although such right is unitary, the European patents will break down into a bundle of national patents; each governed by the domestic law of the States which the holder of the right has designated. Since infringement stands in the crossroads between patent enforcement and patent validity,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generally touches on the issue of validity as it is impossible to infringe a right that does not exist or no longer exists. The nullity component in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gives rise to additional difficul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forum and the applicable law. As a result, the validity challenge is discussed in detail with respect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rules on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with respect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levant applicable laws. Cross border litigation in relation to register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Europe has been extremely controversial over the years.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to deal with foreig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after all not entirely obvious or straightforward in the light of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provision in the Brussels system. The judgment which the Court of Justice delivered on 13th July 2006 in case Roche and GAT result substantial conflicts. Divergent views had been expressed concerning cross border jurisdiction o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on Article 6(1) of 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 and Article 16(4) of the Brussels Convention 1968, what is now Article 22(4) of 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jurisdiction and applicable law on European patent disputes.

國際間所有海運公司無不於其載貨證券背面記載管轄及準據法條款，希冀能於爭議發生時，以該法院為管轄法院並以其約定之法律為準據法。惟我國法院卻因深受最高法院67年度第4次民事庭決議之影響，凡遇有載貨證券背面條款效力之爭議，即一概以單方意思表示為由否認其效力，致運送人無法藉由管轄及準據法條款之記載，事先預測該載貨證券發生爭議時其管轄法院及準據法為何，我國法院之見解實有檢討之必要。 對此，本文試圖藉由海商法第78條與民事訴訟法「管轄」一節，及海商法第77條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3條之研究，並參酌海牙規則、海牙威士比規則、漢堡規則、鹿特丹規則，希冀能架構於我國法下，載貨證券管轄法院及準據法正確之決定流程，包含有記載管轄及準據法條款且該條款為有效時，及未記載該等條款或該等條款為無效時，法院各應如何確定其管轄權之有無及應適用之法律為何。再者，本文並同時探討現行海商法第78條及第77條規定之立法得失，並提出修正建議，以供未來修法之參考。 最後，本文乃就我國三大海運公司之載貨證券背面管轄及準據法條款為介紹，並分析該等條款除字面文義外，潛藏於其背後之目的，並就法院目前面對該等條款時其態度為何為說明，以期除學理外，亦能從實務面觀察載貨證券之管轄及準據法條款。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2214号 / 法博第247号 / 新制||法||168(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濵本 正太郎, 教授 淺田 正彦, 教授 酒井 啓亘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功能界定上向來有「行政＝現代人」「立法＝未來人」「司法＝過去人」的說法。換言之，司法者如能將已發生的既存事實與爭議釐清其法律關係，任務即可算是達成。不過，隨著科技爆炸性進步，高品質生活背後卻代表了新型態的危害往往發生得又急又快，造成損害的規模或是嚴重性更鉅，回復也高度困難，避免危害的發生可能比事後追究責任歸屬更為重要。因此，不論行政、立法甚至司法者行使職權，將目光投射至「未來」恐怕皆無法避免。就此而言，司法者解釋與適用法令時取向於未來的後果，正是呼應上述主張，如此操作思維本文即稱為「結果取向」。 問題在於，目前對於結果取向方法的完整討論仍不算多，「結果取向」一詞在理解上十分模糊，如果界定為取向於「結果」的方法，那麼「結果」又是何指？具體操作步驟為何？與傳統法律解釋方法的關係為何？並且追根究底，取向於未來後果之司法裁判與政治部門的政策決定活動相似，司法者採取是種方法是否仍具有正當性？另外，如果把結果取向方法投入個別法律領域運用，特別在憲法領域，正當性議題以及具體操作上又有何應注意之處？ 循此，本文試著先劃定出結果取向方法較為清楚的輪廓並且探討正當性的議題；接著以憲法領域為核心，考量到憲法獨特的規範特性、規範結構以及大法官任務定位等因素，重新檢視結果取向觀點運用在憲法解釋與適用活動時之正當性以及操作上應所調整之處；最後再把焦點拉回我國大法官解釋實務，從過往釋憲實務中，試著找出幾號採取結果取向觀點的解釋，另外，若是大法官在往後要繼續採用結果取向觀點，本文從程序建制如何配套的面向上提出一些建議。

當司法者依據憲法對立法的合憲性加以檢驗，而發現系爭立法有合憲性的疑義或瑕疵，司法者要如何依疑義或瑕疵的情形作出恰當的處置，當然是一項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仔細觀察近來我國大法官實務，在大法官之間已屢次出現如下的爭論：系爭條文的違憲瑕疵，究竟是條文本身違憲還是適用於某些對象或情狀違憲？應該宣告系爭條文違憲還是透過合憲解釋消弭違憲的疑慮？ 我國司法違憲審查法制沿襲德奧法制，似乎認為大法官的法律違憲審查與個別具體事實無涉，僅以抽象價值或原則，對法律條文作整體性的審查，是否接受所謂「適用上違憲」的概念？對於有違憲疑義或瑕疵的立法，常加以各種合憲解釋，如此是否確實尊重立法者，或是恰好相反？對於上述問題，美國作為司法違憲審查之發源地，累積了兩百年施行的豐富經驗，其司法實務與學說理論應有參考價值。本文即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學者相關論文，觀察其適用上違憲(as applied)、表面上違憲(on its face)的審查、避免憲法問題的法律解釋原則(avoidance)、以及影響它們是否被採用的司法審查標準，詳述其意義、要件、運用時機以及它們之間的區別和交互關係，美國法制及法學思考與我國差異之處不少，對於其制度、方法上的背景理解，亦須有所著墨，以免橫柴入灶或逾淮為枳。 本文期望透過上述方法的借鏡及應用，使司法者在彰顯憲法與尊重立法之間，對於有合憲性疑義或瑕疵的立法，作出適當的處置，並能符合權力分立原則，建議我國大法官可妥善運用適用上違憲或質的部分違憲，既顯示憲法的要求，也真正的尊重立法，不應強行扭曲法律的意旨，合憲法律解釋的運用應較各級法院為嚴謹，更重視法律客觀、主觀解釋的界限。

我國已於2009年透過制定施行法的方式將兩公約內國法化，正式引進適足居住權，然而多年來嚴重違反本權利要求的迫遷案件依然不斷上演，衝擊人民基本權利與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人權信用甚鉅。由於司法部門係確認適足居住權定位並確保其實踐的關鍵角色，本文乃以居住議題相關的司法裁判為核心，探討在我國究應如何透過司法途徑建構及落實適足居住權。 經爬梳聯合國針對此議題作成的權威文件，本文整理出適足居住權的形成、發展、監督落實機制、內涵、以及締約國應負擔的國家義務等內容，勾勒出對我國而言尚屬陌生的適足居住權形貌。在我國採取接納說的一元論架構下，兩公約於經批准後即容納為我國法律體系的一部，其規範效力並非取決於《兩公約施行法》；屬強行國際法性質的人權條款具有憲法位階的高度，其餘則為法律位階，並得在系爭人權規定提升為基本人權層級後，與包含一般性意見在內的國際人權文件共同作為具體明確的違憲審查指標。而為了盡可能消弭經社文公約上的適足居住權規定與我國憲法基本權間的落差，本文檢驗了若干基本權條款，認為居住自由、遷徙自由、生存權、財產權、文化權及環境權可共同承接適足居住權的內涵，使適足居住權得以提升至憲法位階，作為一項獨立的基本權，並指出過往與居住議題相關的大法官解釋審查依據應有疏漏。 確立憲法層次的適足居住權後，本文全面檢視我國涉及適足居住權的裁判並深入分析其中六則個案，嘗試歸納我國司法部門看待及操作適足居住權的模式，再指出引進適足居住權的意義——適足居住權不因屬經社文權利即不具備可司法性，司法者毋寧應於審理裁判時妥適運用合憲、合公約的法律解釋方法，甚至在系爭個案為消極抵禦侵害、不涉有賴立法與行政兩大政治部門定奪的資源分配事宜時，賦予公約條文直接適用的可能性。若衝突明確，無法透過解釋方式排除國內法律與公約牴觸的疑義，大法官在釋憲時亦應充分衡量適足居住權的各該憲法規範依據。 本文最後並提醒，政治部門同樣必須承擔實踐適足居住權的國家義務，不論是與居住相關的法令及行政措施的檢討改進、抑或政策及法令的制定，均有待其積極作為，始能在實害發生前即充分滿足適足居住權的保障，避免事後救濟的緩不濟急。

現代意義下的繼承法制，雖可用超越世代間之財產法上權利義務清算與移轉加以描述，但在大陸法系國家幾乎以概括繼承為原則的背景下，仍無法否認在此項兼具身分法與財產法兩面性質的制度中，大陸法系國家乃趨向前者；英美系國家則更偏重繼承制度之財產法面向，因而在衝突法則之立法理念上產生繼承統一主義與分割主義之區別。此項制度歧異倘涉及複數國籍人，或財產不在一國之內的繼承事件時，將成為一項棘手的問題。而在現代國際交流頻繁的情況下，舉凡勞動人口之海外派遣、國際投資，乃至於留學、旅遊等，皆可能增加涉外繼承案件的發生。因而在規範面有所不同、事實上有發生涉外繼承案件機會等因素下，建構完善之繼承準據法，乃成為國際私法上一項重要的課題。 在考量統一主義與分割主義之利弊後，並參考國際公約及其他國家關於繼承準據法之立法例，本文贊同以統一主義作為繼承準據法之立法原則，並在其追求以單一規範作為適用原則的前提下，使涉外繼承案件之處理盡可能簡化。至於我國現行之規範，因設有對我國籍繼承人特留分保護之例外規定，此就自國民之利益保護而言雖無不當，但在此項例外存在之下，應如何定位我國繼承準據法之立法主義？且本項但書規定制定之時空背景早已變遷，解釋上又存有爭議，凡此皆令人質疑我國現行規範，是否足以因應當代之涉外繼承紛爭。再就無人繼承財產之現行規範，文義上僅針對外國人於我國遺有財產且無人繼承之情形加以規範，對其他可能發生之無人繼承則未明文，故在規範設計上仍有改進的空間。 接下來，本文進一步探討繼承準據法之適用範圍及與其他準據法之關係。首先，在定性問題上，由於其僅為涉外案件準據法選擇及適用上之初步階段，故本文認為與其在此階段便將自國法所無之實質法繼承制度排除，毋寧透過國際私法上其他法技術，如反致、適應問題、公序良俗條款等，解決法庭地法院在處理涉外案件上之困難。其次，本文參照實質法層面之繼承制度架構，依序從繼承開始、繼承人、繼承財產、遺產管理，乃至於無人承認繼承等問題，探討各該部分在牴觸法層面之問題。針對繼承開始，雖然我國民法於二００九年六月修法後，將繼承法制之原則變更為「概括繼承限定責任為原則，拋棄繼承為例外」，但在拋棄繼承之實質內容仍與大陸法系國家之典型內容極為相似的前提下，以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五條第一項關於法律行為方式之準據法作為形式要件之依據，不僅在法律明確性上有所本，又可避免行為地法和被繼承人本國法之爭議。其次，繼承人之相關議題上，本文之重點在處理以繼承為本問題之先決問題，以及其他關於繼承人能力、順位，繼承權之得喪變更等純由繼承準據法處理之問題。另就繼承財產之部分，主要重點在於遺產之構成與移轉，究竟應受何種準據法支配之問題。對此，外國學說上有所謂「個別準據法突破總括準據法」，使如不動產繼承、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賠償債務之繼承等問題，累積適用各該權利義務之準據法及作為總括準據法之繼承準據法。此項議題在外國經過多年的討論，至今仍無定論，故本文對此部份，僅整理可能的發展方向，以供解釋或立法上之參考。此外，由於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對所謂「遺產管理」之認知不同，故也造成抵觸法層面上之衝突。此問題不僅牽涉概念界定之爭，尚因其多半涉及實體法與程序法交錯之事項，如遺產管理、遺囑執行等，故於準據法的選擇與適用上更形複雜。為使討論方便，本文以「廣義遺產管理」之概念涵蓋大陸或英美法系下認知之遺產管理及遺囑執行等事項，並納入英美法系中牽涉繼承開始與否，且作為遺囑執行前提要件之檢認制度。而就廣義遺產管理之抵觸法選擇，本文於結論上亦秉持一貫脈絡而採統一處理之模式。關於無人承認之繼承，爭議多集中在法律性質與準據法之適用範圍。雖然世界各國幾乎皆將此類遺產歸屬國庫，但在歸屬權法律性質上仍有先占權主義與繼承權主義之爭，並在抵觸法上形成適用財產所在地法，或繼承準據法之歧異。本文對此，贊同將無人承認繼承理解為繼承和先占以外之公益說，並將其與先占主義結合，使無人承認之繼承成為保護內國公益之必要設計。至於準據法之適用，考量到無人繼承遺產之本質，仍有若干同於一般繼承之需求，且遺產之種類亦未必限於有體物，故以財產所在地法作為無人承認繼承中遺產歸屬之準據法，應屬最能早日終結遺產於法律上處於不安定狀態之選項。 我國法上對反致之適用前提乃需準據當事人之本國法，而我國之繼承準據法係以被繼承人本國法為準據法，故在形式上應肯定我國涉外繼承案件有適用反致的可能。而在反致與涉外繼承之關係中，本文僅就適用反致條款對繼承準據法之影響，以及廣義遺產管理上之隱性反致加以探討。前者透過對日本法制演變脈絡的檢討，啟發了統一主義國家，究竟應對繼承準據法統一處理之要求堅持到何等程度的質疑。而廣義遺產管理上之隱性反致，本質上乃外國法之解釋問題。對大陸法系國家而言，此種以追求統一處理為原則，卻在法規範技術操作下得出分割處理的結論，正可作為其與英美法系制度衝突下，追求統一處理遺產管理事項之配套措施。 本文基於立法理論、現行規範、適用範圍，以及反致與繼承準據法之關係所呈現的問題意識上，進一步從連結政策的角度探討繼承準據法之問題。於客觀連繫因素之部分，討論傳統上於繼承準據法常見之國籍、住所，以及財產所在地等客觀連繫因素，同時也就晚近新興之常居所，和一九八九年海牙公約所建構之階段適用立法模式加以研究。而在主觀連繫因素之部分，則從理論依據和實際立法上，研究繼承準據法之範疇中，應否允許被繼承人於生前事先選擇繼承準據法，並在最後得出現行之繼承準據法應有修正必要之結論。最後並於結論上從立法目的、準據法之立法理念、主客觀連繫因素之採擇，以及修正幅度等面向，提出我國繼承準據法未來可能的走向。

觀察目前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案件，涉及GATS第2條最惠國待遇與第17條國民待遇之數量佔有極高比例。適用第2條與第17條規定時，須先認定案件之服務或服務供給者符合「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唯有確定會員系爭措施規範對象與其他會員之服務或服務供給者，抑或是國內服務或服務供給者為同類服務或同類服務供給者，方能檢驗會員系爭措施有無對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為差別待遇，因此，「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乃第2條與第17條之先決要件，具有極關鍵性地位。 由於服務具有不可識別性與不可儲存性，欲判斷服務或服務供給者間是否為同類服務或服務供給者有相當困難度，加上GATS原文對「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之服務與服務供給者係以「和」為連接詞，引發學者與會員就如何解釋「同類服務」與「同類服務供給者」適用關係之爭議；甚而，GATS第1條第1項將規範之服務貿易區分為四種不同供給模式，以不同供給模式提供之服務或服務供給者是否會因供給模式而被認定為不同類服務或不同類服務供給者，亦是「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與GATS規範架構之適用爭議；此外，GATS第2條與第17條「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之適用範圍，應如何與其規範目的為相呼應之解釋，亦是極具挑戰性之課題。由此可見，「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存在諸多適用上爭議，尤其在爭端解決小組與上訴機構尚未就「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適用爭議提出說明之情形，研究「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乃刻不容緩之事。 鑑於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爭端解決小組與上訴機構對關稅與貨品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GATT)與WTO「同類產品」已大致建立認定方法，並對「同類產品」之適用爭議提出見解，GATS於談判過程中曾有會員建議以「同類情形」作為適用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之規範要件，本文除論述GATS涉及「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案件之爭端解決小組與上訴機構見解，亦分析GATT/WTO「同類產品」案件與北美區域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牽涉「同類情形」案件之判決經驗，為認定GATS「同類服務與服務供給者」與相關適用爭議找尋可能之解決方案。 / Observing recent GATS(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cases, there are almost quart cases relevant to non-discrimination regulations of GATS, Article 2 and 17.As applying to non-discrimination regulations of GATS, before examining whether Members’domestic measures have discriminated effects to block 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s market, applicants, the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ne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ervices and services suppliers concerned are ‘like services’or ‘like service supplier’. For‘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being a crucial requirement of non-discrimination regulations in GATS, researching how this requirement is applied to dispute settlement cases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to GATS. Actually, the vital issues of ‘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include: how to determine the ‘like services’and ‘like service suppliers’, how to decide whether th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through different supply modes are like services and like service suppliers, and how to interpret the application between ‘like services’ and ‘like service suppliers’. Moreover, interpreting the coverage of ‘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under GATS is also a tough issue. Notwithstanding the requirement of 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s -‘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rises many applied issues, there are no regulations of GATS to define the meaning of ‘like services’ and ‘like service suppliers', and no regulations or explanatory footnotes to clarify the applied problems of ‘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The only way for Members or scholars to realize how to apply to this requirement or to determine ‘like services and like service suppliers’ is to analyze relevant judgments of dispute settlement cases relevant. However,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did not analyze the relevant applied issues of‘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s suppliers’, and not resolve those applied issues completely. For resolving those issues of ‘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this article make relevant material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of all is to discuss what issues‘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arises, and what the factors cause ‘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s suppliers’ is hard to be practiced. The second part is referring to the judgments of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 and appellate body in GATT(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WTO cas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s of ‘like products’. Then, referring to the judgments of NAFTA(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dispute settlement organization in NAFTA cases considering ‘like circumstances’. Finally, this article not only advances the resolutions to resolve those issues of ‘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actice of this requirement, but also recommends several suggestions about modifying the content of this requi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