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來，資訊與通訊科技產業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結構改革與成長的重要角色，並且帶動了許多產業的興起，如今電子產業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產業。 本文利用1996年至2015年台灣電子產業廠商的統計資料，並且使用隨機邊界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SFA)來估計台灣電子產業廠商之生產效率，其中本研究將員工依其學歷區分成三組來探討人力資本所帶來的生產力差異以及加入廠商是否前往中國大陸投資的虛擬變數來分析廠商赴大陸投資的影響。 最主要的發現為人力資本和固定資產投資皆對廠商生產力產生正向的影響，而廠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也將進一步提升廠商的生產效率，並且發現研發支出、外銷比率以及廠商為上市公司皆對其生產技術效率有正向的影響，產業別中，電腦及週邊業和半導體業廠商的生產技術效率為電子產業中最高的兩個產業，而投資中國大陸區位則是呈現投資華東地區、華南地區、華北地區、西南地區皆可以增加廠商生產的技術效率，此外，近年來電子產業廠商的生產技術效率則是表現較1990年代差。

全篇共一冊，十三萬字，分成五章二十節，本文係以珍寶島事件為中心，以中共部分 為重點。 第一章：簡介一般邊界問題的起源、演變、重要性及其相關概念，並說明研究動機、 目的、範圍、限制、途徑與方法，藉以作為整個研究架構展開之起點。 第二章：從幾個中共對外戰爭的個案裡，歸納出五個導致中共發動對外武裝衝突行為 的主要驅動力，藉以進一步瞭解其對外戰爭的特色和形成模式。 第三章：檢證上述五個主要驅動力在中蘇共邊界武裝衝突個案中的解釋能力，並說明 珍寶島事件及其後來的邊境衝突的經過情形，最後分析這些衝突事件對國際政治和中 共外交政策的影響。 第四章：探討中蘇共邊界談判的促成原因、經過情形、雙方立場、在國際法上的法律 效果及其在雙方「關係正常化談判」中的內容和性質。 第五章：評估邊界及領土問題在中共外交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內政目標在中共外 交決策上所具有的地位和影響力，確認中蘇共邊界衝突的性質，並展望中蘇共邊界問 題在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

全篇共一冊，十三萬字，分成五章二十節，本文係以珍寶島事件為中心，以中共部分 為重點。 第一章：簡介一般邊界問題的起源、演變、重要性及其相關概念，並說明研究動機、 目的、範圍、限制、途徑與方法，藉以作為整個研究架構展開之起點。 第二章：從幾個中共對外戰爭的個案裡，歸納出五個導致中共發動對外武裝衝突行為 的主要驅動力，藉以進一步瞭解其對外戰爭的特色和形成模式。 第三章：檢證上述五個主要驅動力在中蘇共邊界武裝衝突個案中的解釋能力，並說明 珍寶島事件及其後來的邊境衝突的經過情形，最後分析這些衝突事件對國際政治和中 共外交政策的影響。 第四章：探討中蘇共邊界談判的促成原因、經過情形、雙方立場、在國際法上的法律 效果及其在雙方「關係正常化談判」中的內容和性質。 第五章：評估邊界及領土問題在中共外交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內政目標在中共外 交決策上所具有的地位和影響力，確認中蘇共邊界衝突的性質，並展望中蘇共邊界問 題在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

各國銀行業可能由於法規限制、經營管理能力與文化傳統上的差異，修正前期成本的調整速度未必完全一致。因此，本研究將Ahn et al.(2000)的生產函數模型延伸為成本函數，利用Translog成本函數衡量東西歐銀行生產成本的調整速度與長期成本效率，比較其成本效率之動態過程。採用一般動差法，分別估計1994到2005年歐洲29個國家，合計262家銀行之成本函數與技術效率。 實證結果得知，在西歐具有成熟的資本市場以及健全金融環境、管理經驗下，生產成本的調整速度，確較東歐各國銀行為快。在技術效率方面，不論在長短期，西歐各國銀行的相對效率值皆高於東歐。此外，東西歐銀行體系皆具有規模經濟與多元經濟之特性。

台灣的加油站市場自從1987年7月開放民間經營後，打破原本台灣中油公司一家獨大的局面，吸引了大量的民間業者爭食這塊大餅，競爭十分激烈。尤其台灣油品市場在全球性自由化浪潮之下，自由化、民營化已是擋不住的市場趨勢。隨著油品自由化的來臨，產生結構性的改變，不論是在油品的價格制定方式、加油站經營方式、供油廠商數的增加、促銷方式的多樣化等，都使得國內油品市場的競爭愈來愈激烈。 有鑑於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影響加油站經營績效的決定因素。因此，本研究以某台灣中油加盟連鎖加油站的經營資料為對象，採用2004年8月開始到2007年3月的月追蹤資料作為估計期間。而在回顧有關經營績效估計的理論與加油站研究的實證文獻，並逐一檢討各項可能影響加油站經營績效的因素後，本文利用隨機邊界生產函數以及技術無效率模型，來衡量加油站的經營績效。並且分析資本勞動比、平均規模、廣告費用、促銷費用、油外收入、靠近交流道與否、加油站區位等因素，是否會影響加油站的經營績效。 實證估計結果發現，資本要素的投入相較於勞動要素的投入，對於產出的貢獻度較大。然而，目前加油站的生產規模報酬小於1，意即呈現規模報酬遞減的情形。但這也表示加油站的經營績效仍然有大幅提昇的空間。再就技術無效率模型的估計結果，研究結果發現，資本勞動比與技術無效率之間呈現正向關係。這樣的結果隱含，目前加油站似乎有過度使用資本的情況，致使其經營效率隨著資本密集度的增加而下降。其次，加油站規模與技術無效率之間呈現反向關係。這個結果顯示，加油站的規模越大，其經營績效越高，越能達到規模經濟。 另外，促銷費用與技術無效率之的關係卻不顯著，顯示現階段的促銷手法並未對經營績效產生影響。而油外收入與技術無效率之間呈現負向影響，其結果同樣的並未顯著地異於零。這樣的結果表示加油站的油外收入或許有增加經營績效的可能，但從本研究效果來看並不顯著。建議加油站業者應多朝向拓展多角化業務。 接著從加油站區位來看，可發現北部地區加油站的平均效率，相較於南部地區加油站的平均效率來的高。若從加油站是否靠近交流道來看，則可發現加油站靠近交流道與否，與技術無效率間呈現負向影響並顯著地異於零，顯示加油站靠近交流道可以增加經營績效。從時間趨勢變數來看，隨著時間變動，加油站的經營績效有顯著提升的情形。 最後，分析各站的技術效率值。普遍來說，北部加油站的經營績效比南部加油站來的高，也證明了因為南部加油站的競爭家數比北部多，因此壓縮了獲利空間，競爭程度較北部地區加油站來的激烈。

本研究以Rao(2006)的MMPI為基礎，在距離函數觀念下將MMPI進行拆解，分解成技術效率變動、技術變動、規模變動以及追趕項，再將追趕成份，進一步拆解為「技術追趕」(catch-up in technology, 簡稱CUT) 與「潛在技術變動」(potential technological change, PTC)，其中，CUT又可再分解為變動規模報酬之下的效率追趕(catch-up in efficiency, CUE)及規模追趕 (catch-up in scale, CUS)。實證上，利用1993-2007年間，15個歐洲國家的財務報表資料，運用DEA法分析西歐金融機構之經營效率，並進行生產力的推估與拆解，同時結合共同邊界的分析架構，從事群組國家間比較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MMPI表現突出的群組，主要來自於技術效率的進步，例如：北歐三國群組和奧地利；其次是規模效率的進步，例如：北歐三國與法國；最後才是技術變動，例如法國。而在十個國家群組中，除了義大利的MMPI退步以及奧地利的規模效率呈現持平外，其餘八個群組的MMPI與其三個構成項目，都呈現同升同降的相同趨勢，不同處僅在於變動幅度大小。例如MMPI都呈現進步的情形，其構成項目，分別表現出技術退步、技術效率進步以及規模效率進步。這樣的結果可能來自於歐洲單一市場的運作方式。 又依MMPI統計差異性檢定的結果，我們可以將原先依MMPI數值大小排序的十個國家群組，重新考慮群組間統計上差異及無差異的情形，合併為五個層次的生產力成長情形，第一層為北歐三國，MMPI成長最快，其次為奧地利、法國、比利時，再次為荷葡西英群組，第四層是盧森堡、瑞士，最末層則為德國、丹麥及義大利。

稅捐分處是最接近民眾之第一線機關，直接影響民眾對稅捐機關之觀感，其亦為最小的單位，卻肩負稅收稽徵、防止逃漏、為民服務等業務，故衡量分處的稽徵績效刻不容緩。本研究以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所屬13個分處為研究對象，並以員額、稽徵成本與設備數量等作為投入項、以各稅實徵淨額、違章裁罰金額、欠稅清理金額與人民申請案件數作為產出項，運用三階段資料包絡分析法進行衡量，評估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所屬各分處之技術效率，探討外生因素對產出差額的影響，並與原稽徵績效考核成績進行比較。實證結果顯示，在排除外生因素之影響後，整體效率值是較前提升的，而造成無效率的原因，部分可歸責於資源的浪費、部分可歸咎於未達最適規模；外生變數對大部分的產出差額具顯著影響，轄區內營業家數愈多，稅收金額較高；位於臺北市南區，稅課收入亦較多；前年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對大部分技術效率有負向影響；實務面之稽徵績效考核因考慮面向較廣、涉及過多非相關考評項目而淡化了各分處稽徵效率，為使對分處考核制度更為嚴謹，建議使用一套客觀的效率準則來衡量稽徵效率並加以評估，較能反映分處實際之稽徵績效。

研究經濟學的目的之一在於探討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資源配置最適，就是經濟效率的達成，效率可以說是經濟理論的精義，但就實證層面來說，效率的慨念卻是相當抽象而模糊。直到Farrell(1957)提出衡量效率的概念，使得效率得以數據化，在往後的學者不斷地深入探討與研究，使生產邊界方法廣泛的運用在產業分析之中。在諸多衡量技術效率方式中，隨機性邊界方法較符合實際社會情形，所以本論文即根據Aigner, Lovell and Schmidt(1977)估計隨機性邊界與生產效率之計量方法，分別設定誤差項為不同的截斷性半常態分配配以及設定Cobb-Douglas和CES兩種生產函數形態，分別估計生產邊界，並加以檢定，再就適當的函數模型估計平均技術效率值與個別廠商的技術效率值，接著討論影響技術效率差異之因素。本文從向投審會登記投資大陸之台商的台灣工廠與大陸工廠挑選電子、機械、紡織、成衣四種產業為實證對象。 　　根據本論文實證研究之結果，重要結論可歸納如下： 　　第一，我們應用Aigner, et.al(1977)之隨機性生產邊界模型，衡量電子、機械業及紡織、成衣業兩類產業四組資料之生產邊界。不同誤差項分配之假設下，檢定結果顯示，不能拒絕u在0處截斷之虛無假設。不同生產函數型態設定的生產邊界亦無明顯差異，檢定結果以Cobb-Douglas生產函數較合適。 　　第二，在生產邊界估計上，電子、機械業及紡織、成衣業兩地的工廠，兩類產業大陸工廠的勞動產出彈性都大於台灣母公司，同時兩類產業大陸工廠的規模報酬也都高於台灣母公司，這說明台商為何紛紛前往大陸投資。 　　第三，比較台商之台灣工廠與大陸工廠，結果顯示無論電子機械業或紡織成衣業，台灣工廠有極高的效率，平均效率皆在90%以上。兩類產業的大陸工廠的效率則較差，約在40%到950%之間。影響台灣工廠效率的主要因素來自人為無法控制之隨機因素，而大陸工廠的低效率主要來自人為技術因素。 　　第四，我們利用Jondrow, et al(1982)提出的條件期望值公式進一步計算各別廠商的技術效率。根據各別廠商的效率分配，我們發現台灣母公司皆十分集中，大陸工廠則頗為分散，紡織成衣業甚至有九家廠商在20%以下。顯示該產業應加以注意生產的過程與管理。 　　最後，本文探討影響廠商技術效率差異的因素，我們發現最重要的變數是廠商規模。兩類產業的台灣工廠及大陸工廠，廠商規模都與生產效率有明顯的正向關係，規模愈大，效率愈高。設廠年齡對四組資料都呈負向影響。資本勞動比則除了台灣的電子機械業以外，都是負向關係。是否投入研究開發及產業區別，則沒有明顯的關係。在大陸工廠方面，設廠地區電子機械業設廠在沿海地區春效率較高，紡織成衣業則以內陸地區效率較高。在投資形態方面，紡織成衣業者以獨資企業效率較高，電子機械業則相反，顯示後者在選擇投資型態時，主要考慮的是如內銷方面等其他因素較不著重效率。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儼然成為國際間技術擴散的主要途徑，技術外溢也成為外人直接投資發生下的重要議題，尤其利用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促進本國生產力的提升，為開發中國家致力於吸引外人直接投資前來投資的強大動機。其中來自港、澳、台地區的資金佔有相當程度的地位，主要原因為地理位置與中國大陸相近、文化相似度高有很大的關係，但隨著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這種狀況開始有所改變，愈來愈多的大型跨國公司前進中國大陸，觀察這十年流入中國大陸的外人直接投資加總，來自香港、日本、美國和韓國的投資金額分別位居一、二、三和四名，故其造成的後續效應不容小覷。 　　本研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進行年度工業企業數據庫的1998-2006年間的製造業廠商資料，利用STATA統計軟體進行橫斷面資料分析，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工業分類和黃志聰、高安邦和陳子芸(2003)的分類方法，將中國大陸製造業分成輕工業、重工業、化學工業和高科技產業，研究針對外人直接投資進度中國大陸後，衍生出產業技術外溢效果和生產效率的改變進行討論。 /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become a maj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channels. The spillover effec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und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specially using their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productivity upgrade. It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trong incentive to invest.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 mainly because of the highly correlative location, culture and language.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accompani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in China. More and more larg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nter China. According to the sum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a within a decade, the investment amount from Hong Kong, Japan, America and Korea come in the first, second, third and forth places. Therefore, the upcoming effects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this study, The manufacturers database of the annu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from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1998 to 2006 is used for cross-sectional data analysis of STATA statistical software. 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dustry and Huang, Kao and Chen (2003),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China is divided into light industry, heavy industry, chemical industry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hange of spillover effects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after the enter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科技日新月異，全球市場興起，消費者需求變化快速等種種原因，使組織所面臨的環境更加動盪，企業過去成功的優勢不見得能延續到未來，組織不再能成功地預測未來所面臨的危機與挑戰，更不能單純地運用過去解決問題的方式因應如此不連續的組織環境。許多知名企業紛紛透過新的組織建構思維來調整其組織，以因應環境的快速變動，因此，在如此動盪的環境中，如何透過組織建構思維的轉變，使企業能更迅速的因應環境變化，是現今企業欲深入探討的課題。 本研究在文獻探討的部分，首先闡述組織環境與動盪的概念，接著歸納出組織面對動盪環境時所採取的建構新思維，包含建構顧客導向組織、邊界跨越、全球整合型企業、雙面式組織、機會管理機制等新思維。在個案探討的部分，運用IBM、三井物產、NTT DoCoMo、Canon、花王、Epson、P&G等個案公司，分析並印證企業如何運用建構新思維來因應動盪的環境。 最終歸納出在動盪環境下，組織建構思維有以下轉變：一、從「效率導向」到「顧客導向」；二、從「邊界內獨立發展」到「邊界跨越協調合作」；三、從「地域導向型組織」到「全球整合型組織」；四、從「資源分配統籌運作」到「資源統合獨立運作」；五、從「風險最小化」到「機會最大化」。透過上述思維的轉變，組織能更迅速且確實的回應顧客需求，也能針對各地市場進行資源的重整與調度。此外，除了控制風險外，組織更注重機會的發掘與管理，透過組織結構的設計，使新舊事業部之間能進行資源統合運作獨立的方式來發展新事業機會。為了發掘新機會，傳統的閉門造車方式也轉變為組織跨越邊界來協同開發，共同找出新市場。企業可運用本研究結論來檢視該組織之建構思維，是否已轉變為能因應環境動盪的新思維，並將本研究之結論作為該企業進行組織建構時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