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積極推動政府再造，規劃各項經建措施，以促進經濟蓬勃發展，基於時空及環境已有相當大之變化，而我國經濟部係負責經濟建設事項之中央主管機關，其組織重組情形是否符合時代趨勢，值得檢討與深思。 全球兩極體系瓦解後，經貿自由化、區域經濟整合、資訊科技、以及政府再造已成為國際政經發展之主要潮流。而台海兩岸近年來在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亦逐漸熱絡，尤其經貿往來相當頻繁。我國在經貿自由化的競爭趨勢下，國家競爭力益形重要，政府因而相當重視經貿實力的提升，規劃了振興經濟方案、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政府再造方案、強化經濟體質方案等政經措施，尤其是有關臺灣省政府精省作業之「臺灣省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業已公布實施，行政院研考會正積極會同相關機關研議臺灣省政府組織員額調整作業，對現階段經濟部組織重組有相當重要之影響。經濟發展一直為我國努力的目標，提升科技則是推動經濟成長的重要原動力，臺灣目前在資訊工業及半導體生產方面已有相當成就，未來更計畫建設臺灣成為「科技島」，該等國內外政經環境影響因素，均值得我國經濟部組織重組時參酌檢討。 本文藉由過去我國中央經濟行政主管機關組織重組之經驗，參照組織重組之理論，以及借鏡於英、美、日、韓、德、紐西蘭、中共近年來組織重組措施，暨日、韓、德三國中央經濟行政主管部門組織架構，檢討分析國內外政經環境變遷影響﹐提出經濟部現階段及未來組織重組之建議。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方法及限制 第三節 重要名詞界定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 我國經濟部組織重組之歷史沿革及檢討 第一節 政府遷台前中央經濟行政主管機關組織重組概況 第二節 政府遷台時期經濟部組織法之制定及修正 第三節 經濟部組織重組之現況及檢討 第三章 組織重組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 組織重組之原因及運作方式 第二節 組織重組結構設計之基本面向 第三節 行政機關組織重組之困境及改進之道 第四節 組織重組與組織再造之關係 第四章 外國及中共中央行政機關組織重組策略與措施 第一節 外國及中共中央行政機關組織重組概況 第二節 日韓德三國中央經濟行政主管機關組織架構 第三節 外國及中共中央行政機關組織重組之借鏡 第五章 現階段我國經濟部組織重組之重要影響因素及建議 第一節 現階段經濟部組織重組重要影響因素 第二節 現階段經濟部組織重組建議 第三節 現階段經濟部組織重組相關配合措施 第六章 結語 第一節 進一步的思考與反省 第二節 未來我國經濟部組織重組芻議 參考書目 附錄

企業發生財務困難，大部份均處於成長期和成熟期等企業價值之高峰期，有如人類的青壯年時期，一旦出現財務危機，面臨停業倒閉、企業體系突然崩潰，嚴重損害股東、員工、債權人等各方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尤其是大型企業對經濟秩序、金融政策、產業生態、社會治安、和國家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是故讓企業重組機制發揮效能，使重組後之企業得以持續創造企業價值，實為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以個案公司發生財務危機時，成立危機處理系統，深入探討危機發生根源、深度、廣度、結構、利害關係人態度及進行危機有效阻隔與控制，防止危機蔓延惡化。進一步診斷能否利用重組機制獲取企業再生機會，避免浪費有效資源傷害擴大。並研究企業如何啟動重組再生機制？如何進行重組能力和機會之評估？並保存企業資源，擬定利害關係人和外部機關可認同之重組營運計劃，建構重組計劃執行可能出現之危機處理機制，結合外部資源進行重組再生之前置準備，以有效達成企業價值之重建。 本案例之Y公司重組成功之因素在於保留原來之核心技術，繼續產生正的本業營業活動現金。在上下游廠商、債權人、股東與員工的支持下，成功引進新資金。新資金提供者確實控管資金使用效率，致公司資源有效配置，使Y公司從財務困難狀態迅速恢復正常，並且能夠持續創造企業價值。希望此個案之重組過程，可以給予處境相同的個案正面的啟示。

本文係以台灣政黨體系重組與憲政體制發展為題，檢證美國政黨重組理論適用於台灣個案的侷限性並試圖發展解釋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概念型模；其次，探討台灣政黨體系變遷對於憲政體制發展的影響方式與過程，並嘗試建構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假說。 本文首先批判國內學界在解釋台灣政黨體系變遷時，不假思索地沿襲美國政黨重組的理論，實際在方法論上犯下「生態謬誤」的明顯誤植。為了改正理論誤植的現象並滿足上述的研究目的，本文除了引進學者Morgan Pederson的「選舉浮動性」（electoral volatility）的計算公式，重新檢視台灣歷年的選舉資料，並以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與深度訪談法所獲取的第一手資料來支持論文的觀點。本文研究發現指出，台灣在解嚴之後並沒有發生美國學界定義下的「政黨重組」，原因在於「政黨重組」與選民「政黨認同」的轉移有關，而台灣除民進黨選民的政黨認同較穩定外，其它政黨選民之認同穩定性均不高，從選舉浮動性的數值越來越大，可以看出台灣選民在任兩次選舉之間改變對不同政黨的投票支持非常頻繁，而其中以泛藍選民的情況最為明顯。因此，既然尚未形成長期穩定的政黨認同，也就無所謂政黨認同的「轉移」可言。本文並以「自主性」與「系統化」兩項指標檢視台灣政黨與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研究發現台灣主要政黨呈現「個人化」的低度制度化現象以及政黨結盟的高度不確定性，間接得以論證台灣尚未形成「政黨重組」的現象。 不過，「政黨重組」雖未發生，但是台灣的政黨體系確實發生了變化。本文以「政黨新組」、「雙組效應」以及「政黨體系重組」等三個創發的概念描述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特殊現象。所謂「政黨新組」係指台灣新生政黨體系中選民尚未形成穩定的政黨認同，因此選舉浮動性很高，而不同政黨的選民組合經常發生變化的現象；所謂「雙組效應」係指「政黨新組」期間，容易發生舊政黨「解組」與新政黨「重組」（部分重組）的現象，而「解組」與「重組」是來回擺盪在新舊政黨之間，因而並非美國學界「政黨重組」後所形成之長期穩定的權力平衡關係；「政黨體系重組」則指台灣的新生政黨不斷的出現與式微，形成政黨體系類型的不斷轉換。「政黨體系重組」的結果對於憲政體制在選舉制度、政府體制與政府組成三個面向上有明顯的影響。本文以政治菁英的三種角色認知：「引導」、「仁心仁術」與「用法治理」作為主觀條件，以及形塑政黨行為的「選票」、「官職」與「政策」等客觀條件，來分析「政黨體系重組」如何影響我國憲政體制發展的過程。

台灣這20～30年來產業發生了很大的變動，此變動是巨大的，且關係到整個台灣的走向及下一代的未來，我有幸能經歷整個過程，但無法預測將來台灣會走向哪條路，在經歷的過程中，我有義務的作一些經驗的分享，讓下一代接手的人能夠縮短學習的過程，減少不必要的錯誤。此外，台灣於產業間經歷下列幾個重要的時程，每個時程環環相扣、互相影響，從台灣、中國一直發酵到整個世界。 　　˙1985年～1990年　台灣產業第一次南向遷移，當時台灣為亞洲4小龍之一，台灣經濟急速發展，但受到缺工之苦，而A公司也於此時隨著大環境的變化轉向南移之路。 　　˙1988年～1992年　鄧小平深圳發表談話，開始開放外資進入，政治改革開放，台商再度外移到同文同種的中國。案例中的B公司從台灣遷入大陸設廠。 　　˙2010年～2015年 大陸本土企業開始興起，對台商已形成巨大威脅，大陸以強大的內需市場換取技術及管理能力，並開始併購全世界知名產業，累積能力，開始與美國正面競爭，這是目前案例中A、B公司所處的時期。 　　下一步，台灣在哪裡呢？我知道很多台商開始告老返鄉，很多台灣年輕人已開始到北京、深圳、上海上班，已變成實實在在的台勞了，因為台灣資源少、機會也少。 　　本論文從A公司產業的五力分析到A公司的SWOT分析，之後再結合B公司的資源整合調配，再經過IPO、M&A及公司重組的策略導入，而形成一個競爭優勢，成為下一次繼續成長的動力，如果每位台商都能像A公司的案例中去面對紅色供應鏈的夾擊，作一些更積極的動作，必能擊敗紅色供應鏈的威脅。 　　建議台商於目前內憂外患的時刻，把自己跳出來好好審視一下自己的產業，以及公司的實力，然後再檢視外部是否有其他可用資源，然後大膽的建立方向，細心去規劃詳細的步驟，排除目前的困難並建立下一波成長的動力，這是所有台商必須去規劃的長遠方向。

本研究以三個實驗來檢驗，當學習和測驗項目之間除了有知覺重疊外，若再加上語意重疊，究竟是會增加參與者成功提取正確回憶的機會，從而降低記憶重組錯誤的發生，還是反而會增加其發生的機會。在實驗一、二中，研究者分別操弄測驗項目的語意透明度與詞頻（實驗一）或字頻（實驗二），發現當測驗項目是組合詞時，和測驗項目為成語詞的情境相較之下，參與者會產生較多記憶重組與特徵錯誤。詞頻和字頻對於記憶重組錯誤的影響則呈現相反的趨勢：高詞頻比低詞頻的測驗項目容易使參與者產生錯誤記憶，但高字頻卻比低字頻的測驗項目更不容易使參與者產生錯誤記憶。由於實驗一和實驗二對於語意重疊與否是透過語意透明度加以操弄，而過去的文獻中顯示，語意透明的組合詞和語意不透明的成語詞，二者在詞義提取的歷程上又有不同，前者會觸動字元的單位，但後者不會，因此，實驗一、二中所觀察到，組合詞比成語詞容易產生重組錯誤的效果，除了增加語意重疊的原因之外，亦有可能是由於二者在心理歷程上的差異所導致。因此，實驗三中使用組合詞作為實驗材料，改為以組成重組項目的單字出現在學習與測驗階段中的字義異同，以在知覺重疊之外操弄語意重疊的有無，結果發現，當組成重組項目的單字出現在學習與測驗階段中代表的意義不相同時，參與者幾乎不會產生記憶重組錯誤。因此，綜合三個實驗的結果來看，當學習與測驗項目間同時具有知覺和語意重疊時，會比當二者間只有知覺重疊時，更容易使得參與者產生記憶重組錯誤。

1980年至今，是企業併購與重組的年代，許多企業集團進行了繁複的併購與重組活動，經學者20年的研究，企業併購活動能創造新的成長機會及提高企業價值，已不徨多論。而企業重組的價值創造活動就少有研究。 企業重組活動包括廣義的分立與撤資二種。撤資是消極的行為，是減少損失或獲利後退出的行為。廣義的分立，包括 (1) 單純式分立:將公司的部分資產或業務分割並獨立成為子公司， (2) 另立子公司:結合公司內部資源並加上外部資源而成立子公司， (3) 入主: 以取得別家公司股權，先實質控制該公司並結合公司資源來成立子公司。企業集團透過分立進行重組活動遠比併購頻繁。 從重組分立的價值創造結果來分析重組策略的關鍵成敗因素，是本研究的重點。本研究以台灣主要的電子資訊企業集團為例，分析1980年以來，電子資訊企業集團進行企業分立的重組行為時所創造的價值。從財務評價的實證數據來分析分立的重整活動，是否為企業帶來成功的結果，即創造了母子公司價值及使股票累積投資報酬率增加。 本研究也針對有形及無形資產的轉移情況及高層經理人及董事會的變化來分析企業價值的變化與高層人力資源改變的關係。 當企業成長至集團的規模時，就會產生新的資源利用與分配的問題，集團執行長的工作就不再是行銷或產品發開，而是資源使用的分配；毋庸置疑，只要資源分配得當，企業重組分立活動會是企業集團組織創造新價值的捷徑。 本研究也發現台灣企業集團，在進行分立公司的重組過程中，公司擁有或新創設一個子公司，共並使該公司成為上市(櫃)公司後，亦可創造驚人價值，分立子公司只要取得母公司少許資源，亦在3-10年內可創造巨大價值。 國外亦有研究顯示，在重組分立子公司的過程中，就算母公司的價值實際上沒有改變，而子公司卻產生了新的且獨立的市場價值；投資人普遍認為，子公司除了享有企業集團的資源協助，亦增加了價值能見度。投資人易於分析子公司各種營運活動所帶來的企業價值變化。而財務評價結果亦發現子公司也易於因決策快速及營運彈性而創造新價值。上述三種分立方式均可創造不同的價值，價值的創造的關鍵即在於資源分配的恰當與否。 本研究以分析財務評價的數據結果，計算公司價值的變化並進一步根據公開資訊分析分立策略的關鍵成功因素；並反向分析數據與重組過程中的高層經理人的調度變化及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的轉移之間的關聯性。並據以建立十三項命題。 / Since 1980 till 2005, the eve of M&A and Restructuring, So many companies initiated the complicated activities of M&A and Restructuring. Through the pass 20 years studies by scholars, they found, the growth opportunity and enhance the corporate value are been creating. But, the research of “Restructuring” is no so many. The generic meaning of the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will include: Spinoff and Disinvestment. The disinvestments are the behavior of passive decision, for reduction the loss or exiting after profit. The generic “Spinoff” include: (1) Pure Spinoff: separate the business unit or asset unit and build up new subsidiary. (2) New Subsidiary: combine the external capital or resource to build up new subsidiary. (3) Acquisition and then Control: Acquire external share and real control the company through organization change and board members change, then combine the parent company resource become a true subsidiary. The group of business to restructure the business through “Spinoffs” is much more than M&A. To study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Business Restructuring” through the value - creation of “Spinoffs” is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the dissertation. The base of the dissertation is the “Subsidiary of the Electronic-Information Group in Taiwan”.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valuation from the “Spinoffs” from 1980 till 2005. To study the Financial Valuation through empirical results of “Spinoffs” and try to confirm the “Spinoffs” is successful or not. That is, the valuation of both parents and subsidiaries were enhanced or not, or the accumulation return of investment of them were enhanced or not. The dissertation will study the real condition of the transfer of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ssets and the change of top management and board members. Analyzing the relation of the change above and the corporate value. As the corporate grow to the scale of group, will produce the new issues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EO of group is not the marketing or product development area, but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Of course, if the decision-making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is proper, the “Spinoffs” will be the royal road of the creation of “New Value”. The dissertation had found the process of “Spinoffs” – own or build up a new subsidiary and make it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t will create amazing value. Subsidiaries just transfer a few resources from parent, and then create mass value in 3 to 10 years. The dissertation had found the process of “Spinoffs”- although the value of the parents company has no change, but the subsidiaries still create the new and alone market value the same. The investors ideal is, subsidiaries through “Spinoffs” will enjoy the supporting from parents. The subsidiaries had improved the transparency of operation. Investors are easy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value from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 The financial evaluation had found the subsidiaries had speed up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more decision flexibility. The 3 kinds of “Spinoffs” can create different value. The key point of the value creation is the proper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e dissertation will base on the results of financial valuation to evaluate the change of companies’ value, and base on the public information to analyze the key success factor of “Spinoffs”. The dissertation will reverse to check the relation of the top-management change and the assets transfer (includ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ssets). The final proposition had been built the 13 propositions through the dissertation conclusion.

本研究的主要探討兩個主題：第一，「階級」與「投票」的關係為何？ 這個主題可以從「階級投票」與「階級重組」的角度切入；第二，「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為何？我們首先分析「階級」與其它政治分歧之間的關聯，並探討在控制其它政治分歧的影響力以後，「階級」對於投票行為是否有顯著的影響力。本研究檢視從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開始、以迄2001年政黨輪替後的首次國會改選，期間歷經四次立委選舉及兩次總統選舉，藉由調查研究資料的分析，針對以上問題尋求解答。 本文參考Erikson -Goldthorpe的階級分類模型，依照受訪者的職業，劃分為五個階級，包括：服務階級、白領職工、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以及勞工階級，採用跨時期研究的方式，分析1992到2001年期間不同階級的選民在投票取向上的差異、及其變遷與持續。此外，本文也分析「階級」與台灣主要政治分歧因素之間的關聯，包括省籍、區域、教育程度及統獨立場等；並採用二元對數成敗比模型，探討在控制其它變數的情況下，這些政治分歧變數對於政黨偏好是否仍有顯著的影響，藉以探討「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為何。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其他階級，服務階級與白領職工支持泛藍政黨的比例相對偏高，小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支持泛綠政黨的比例相對偏高，而農民階級在2000年以前比較偏向支持泛藍政黨、2001年以後則偏向支持泛綠政黨。此外，從「階級重組」的角度來看，2000年的總統選舉是一次關鍵性的選舉，泛藍政黨不再掌握各個階級的選票優勢，小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支持泛綠的比例已經超越泛藍，而農民階級也在2001年立委選舉轉向支持泛綠政黨；整體而言，台灣的「階級重組」是一個漸進式重組，而「階級重組」也隨著政黨輪替而發生，可見在台灣政黨重組的過程中，「階級」扮演重要的角色。 本文的研究也發現：「階級」與省籍、地域、教育程度以及統獨立場等政治分歧因素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性；另外，在控制其它變數的影響力以後，「階級」在1995、1996與1998年選舉當中並未顯著影響選民的政黨認同，可見這段期間的「階級投票」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而非階級因素的作用。然而，在1992、2000及2001年的選舉當中，即使控制其它變數的影響力，「階級」對於政黨認同仍有顯著的影響力；由此可見，2000年的總統選舉之後，階級因素已經發揮實質的政治影響力，顯示台灣未來可能走向「階級政治」的趨勢。 關鍵字：階級（class）、階級投票（class voting）、階級重組（class realignment）、政治分歧（political cleavage）、政黨認同（party identity）、泛藍（pan-blue）、泛綠（pan-green）。

台灣電子業中多半是替國外代工為主的業務，而台灣的掃描器產業曾經享有市場的先佔優勢，也培植出上下游週邊零組件供應商的技術能力，最重要的是累積了豐富的製造技術，進而開創出市場通路及自有品牌的行銷，掃描器產業，似乎扭轉了台灣廠商專做代工的印象，累積這數十年的努力，建立自創品牌研發及通路的無形價值。 1998年起，台灣廠商開始殺價競爭，隨著跌價效應，快速的侵蝕掃描器產業的基礎，雖然台灣廠商在全球市場佔有率上升，產值卻逐年下降，另外消費型IC設計公司的興起，提供 (類比轉數位影像) 自動控制的晶片，降低技術壁壘，這個產業變成只能外移到大陸製造，低利潤的組裝行業，廠商為了維持現有產能及經濟規模，台灣廠商再度淪為替美日大廠專業代工製造，以求獲利穩定，卻又造成國外買主殺價、同業搶單的窘境。 全譜科技設立於1992年，歷經掃瞄器市場價格崩盤，經過內部經營者徹底檢討，1999年進行企業重組，調整公司的經營定位，運用研發創新能力，專注於利基市場的開發，本文會依循創造股東最大價值的觀念，說明重組過程中，其策略應該注意的方向，重組後公司經營績效的變化、企業價值的展現、為本研究重點。

經營透過多角化來分散企業風險，然隨著全球經濟自由化之趨勢，世界貿易已朝全球化發展，為因應重大變化及日益增加之競爭壓力，過度併購、過度的多角化，企業可能面臨組織僵化，以致無法發揮經營效益，甚至市值也會有折價的現象。 企業在為提昇本身競爭力之可行策略，合併分割及收購等行為，進行產業調整與企業之轉型，發揮企業經營效率。企業毋須維持大者恆大的局面，企業亦可藉著分割的模式而達成增加企業價值的目的。 透過企業分割的方式，以增加企業價值與股東財富，使其企業分割後的總市值大於原來合在一起的市值。換句話說，企業分割有效的創造出純粹經營，具有明確產業範圍的公司，也是母公司轉移資產控制權至子公司手上的一種低成本方式。 在我國未引進公司分割制度之前，在實務上企業僅能採取變通、迂迴之方式，因應工商界對於企業併購之殷切需求，於民國91年2月6日公佈實施企業併購法，立法目的係為利於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發揮企業經營效率。主要內容涵蓋範圍包括企業合併收購及分割。企業利用分割進行組織再造與重整之例子時有所聞，由此可知，公司分割制度確實能符合企業之需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透過個案探討，並就個案分析分割之目的與組織變動之價值變化，且就當公司從事分割活動時，其策略是將公司獲利的事業體分割出去或是將公司績效表現不好的事業體分割出去，分割後公司經營績效的變化、企業價值的展現、對分割策略有其正面的效益為本研究重點。

本研究旨在探討葉爾欽政府為達成其農業經濟與政治目的，針對蘇聯國營與集體農場，所進行的「去集體化」改革。「去集體化」的主要內涵，即是透過土地改革的執行，來推動農場重組，促使國營與集體農場解散，冀望以私人農場取代之。 本論文首先說明國營與集體農場的經濟與政治問題，並解釋葉爾欽進行「去集體化」之目的。其次，具體描述土地改革、農場重組，以及推展私人農場之改革內容。隨後，分析私人農場發展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問題。最後，評估「去集體化」的經濟與政治成效；並探討往後普欽政府對此結果的後續政策。 研究發現「去集體化」的推行，由於設計缺陷與執行不力，加上無法克服改革阻礙，其結果並未改變原有農場結構。私人農場發展不佳，延續蘇聯制度的農場企業仍主導了農業，經濟與政治問題愈趨嚴重。普欽接任總統後，加以調整過去的農業經濟政策，並透過有效之政治手段，改善了葉爾欽所遺留的農業問題。 /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de-collectivization reform of Yeltsin government. The pattern of de-collectivization includes the land reform, farm re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farms. Yeltsin attempted to implement the de-collectivization to break up the state and collective farms, and to replace by the private farms for achieving his agri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urposes.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 of the state and collective farms, firstly. After that, the thesis describes the pattern of reform: land reform, farm re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farms. And following discussion is about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o-cultural problems when developing the private farms. Eventually, the thesis assesses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de-collectivization, and that continues exploring the Putin government’s subsequent policies. The conclusion argu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ollectivization didn’t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Russian farms.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farms was insufficient, and the farm enterprises, which have maintained the Soviet institution, still dominated the Russian agriculture.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 beca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However, the Putin government has adjusted the Yeltsin’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licies to improve these agricultural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