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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一反非裔美籍女性(Afor-American women)在美國社會中慣常扮演的她者(the Other)角色，將此一族群作為研究的主體，力圖呈現其未經相對主體(the relative subjects)矯飾的原貌－亦即力圖還原該族群成員間愛欲情恨糾葛的她我關係。 小說中兩位女主角的關係可分為三個階段來探討；以語言和主體的互動來看，這三個階段約略構成一螺旋圖形(spiral form)。本文分別以巴赫汀、沙特和拉崗的主客體理論架構來詮釋蘇拉與奈爾的青少年時期、蘇拉重返小鎮與蘇拉死後奈爾的頓悟(epiphany)三個階段。最初，小說中的兩位主角訴諸語言的實踐成功地建構彼此的完整性；後來卻脫離語言的領域，向著不同的其他主體移動、靠攏，企圖找尋脫離語言存在的主體；最後，主體又回歸語言的領域，但因為一切客觀條件已然改變，主體再也不能獲致當初與語言完美的結合狀態。在語言與主體的無窮辯證過程中，本文藉由凸顯「他／她者」豐富的存在內涵，鬆動既有的主客位置成見，增進族群對話的空間。 / Toni Morrison has created in Sula a narrative which is untraditional in terms of Black female portraiture, subjectification, and self-identification. This study, focusing on the two heroines--Sula and Nel, attempts to provide a trin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lf-Oth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inner contradictions and complexities among the Black female community. Bakhtinian Dialogism is adopted to examine Sula and Nel's adolescent intimacy. Language as an ideal media provides both of them opportunities to know themselves and the Other better in their numerous dialogues. By making good use of their situational differences, inherently or ideologically, they achieve a complementary inter-subjectivities. However, at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the study challenges the effectiveness of Bakhtinian dialogism because of the fragile dialogic premises. Sula's return to Medallion inaugurates a different stage of their relationship. Sartrean Subject-Other paradigm is used to scrutinize this stage of their mutual objectification. After normal communicative language is abandoned, they appeal to means of invalidating, mystificating, and isolating the Other while they desperately try to protect their own subjectivity. Pretending to ignore each other does not prevent them from facing the paradox of their self-Other contradictions. Lacanian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is taken to explain Nel's epiphany after Sula's death. Their identification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inguistic context they are placed in; and the issues of language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are re-defined. Applying theories concerning self-Other relations from Bakhtin, Sartre, and Lacan to study a text focusing on the Black female community, this thesismanifests how unlikely the balance between self and the Other is to be achieved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presents the richness of a marginal group's existence and advocates an open and pluralized society by visualizing a space for"the Other."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內部關係人在知曉管理當局本次自願性預測公告為壞消息時，是否會在公告前後申報轉讓持股？內部關係人申報轉讓持股數多寡與管理當局本次自願性盈餘預測、真假申報以及後續預測更新之間是否相關？本研究建立了三組應變數不同，但自變數相同的複迴歸模式，蒐集民國八十年至八十五年200多家上市公司之資料，進一步再將樣本依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之消息種類與測試期間(-30,+30)及(-30.-1)的不同加以分群，並分別進行迴歸實證分析。實證結果顯示： 1. 就整體樣本而言，實證結果似可支持內部關係人申報轉讓持股與管理當局自願性盈餘預測之負向修正具顯著關係。 2. 三個MODEL僅在好消息／測試期(-30,+30)之情況下，內部關係人申報轉讓持股後是否真實轉讓會顯著地影響自願性預測與內部關係人申報轉讓持股之關係。 3.在MODEL 1與MODEL 2之壞消息／測試期(-30,+30)以及MODEL 2之好消息／測試期(-30,+30)的情況下，自願性預測後續更新為正向或負向，會顯著地影響當次自願性預測與內部關係人申報轉讓持股之關係。

「公共關係」這個名詞在台灣已被誤用多年，經過許多專業人士、專業機構的大力釐清，因而受到企業界的重視，將公共關係視作企業營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許多學者企圖提出一份完整的公關運作程序供實務界按圖索驥，但是這些模式或流程都偏向於執行過程的探討，所以本研究加入了組織文化與高階管理者之價值觀與理念兩項因素，希望該規畫程序能提供企業界更多的助益。 　　本研究的目的有五，分別為：一、在傳統的公關規劃模式中加入組織文化及高階管理者的理念與價值觀後，希望能夠發掘這兩項因素對公關運作決策的影響力，並且引起學術界對人文精神面的進一步探討；二、藉由實務界對公共關係的實地操作，探討產業特性這項因素對公關活動的影響；三、以企業為主體，研究組織文化與高階管理者本身的價值觀與理念對公關運作過程的影響，因而建立一套含括組織文化、高階管理者的價值觀等構面的公關規畫程序，希望能適於國內實務界的運作，提供企業作為公共關係整體規畫之依據；四、希望能透過個案分析後之彙總整理，說明公共關係實際操作時所應該考量的因素與所遭逢的困難點，提出適當的建議給企業界參考；五、檢視本架構與實務界所運用之方法間的差異性，探討造成差異的原因，以供後續研究者做進一步的探討。 　　本研究採用計質法中之深度訪談，針對十二家公司所呈現的公關活動，由專責人員、或者高階管理者描述活動進行的過程以及納入考量的環節，用以檢視本觀念架構與企業實際運作的吻合度。經過樣本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一、組織文化影響內部公眾的態度、行為，對於公關活動的投入程度、活動型態等有所影響。 　　二、高階管理者的理念與價值觀對於公關活動的類型、活動涵蓋的範圍、投入資源的型態、活動期間的長短、媒介與方法之運用等皆有影響。 　　三、產業特性可能影響公關的規畫過程。例如，百貨業的促銷活動頻繁，可能跳過「方案選取」步驟；非營利性組織可能忽略「績效評估」部份。 　　四、組織的生命週期可能影響公關運作的層次。處於成長期的企業可能視公關為行銷工具之一，偏向於「行銷公關」；企業已達成熟期者，可能偏向於以「公益贊助」的形式執行公關活動。 　　五、組織所提供的產品愈趨於有形者，可能藉助公關活動連結產品，促進銷售成長；產品愈趨於無形者，可能透過公關活動，塑造「企業形象」以增進相關公眾的信賴度。 　　本研究對企業界、非營利性組織、學術界以及後續研究者提出進一步的建議。

不論是單一制或是聯邦制的國家，多層級政府體制的建立，對於現代民主國家而言，具有政治與經濟雙重的重大功能。而財政是影響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乃是以地方自治與地方財政問題為探討的基礎，藉由對其、美兩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發展與趨勢的探討，參酌我國的現狀，並以中央對地方之國民教育補助為個案研究對象，深入了解我國三級政府間的實際互動情形，對我國未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建構與地方自治的發展，提出建議： 　　一．在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建構方向上，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1.政治體制的特殊性：是當前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上所面臨的最大困境，亦即必須在實際有效統治範圍--臺澎金馬地區中，置放以大中國版圖為設計基礎的三級政府體制。 　　2.省政府虛級化與協調功能：目前省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職能明顯的重複，組織架構疊床架屋，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均定位與行政效率都有相當不利的影響，然而在廢除省此一層級並無政治可行性的情況下，省府「虛級化」應為另一次善的解決途徑。省府應扮演中央與地方政府居中溝通與協調的角色，而不宜過分介入地方政府的職權範圍。 　　3.中央與地方政府功能的區分：一般內政事務的功能上，中央與地方功能的區分十分混淆，因此要截然「橫向」的劃分各級政府的功能殊不容易；而中央欲「縱向」的收編過多地方政府的職權，亦有相當的困難。 　　4.根據公共財生產的區分中央與地方（縣市）政府職能：將某一專項的地方政府職能，如國民教育，縱向的由中央收為統籌辦理，負責政策所有經費的支出與執行，其餘的職能則橫向的明確劃分，作最適當的安排，既能達成「簡化」與「分權」的精神，又能符合我國的國情，使改革所造成的衝擊減少到最低程度。臺灣地區幅員狹小，三級政府體制顯然行政層級過多，因此公共財提供者的區分仍宜以中央與縣市政府為主要對象，而省府則以負責廣域性、統籌性、協調性事務為主。 　　5.地方財政自主有一定極限：地方財政狀況不佳的問題，並不能藉由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而獲得完全的解決，受限於自然或人文條件的不同，許多地方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因此，中央適度的補助是必須的。 　　6.中央經由補助對地方的影響不應該是單向命令與主導模式：中央在制定補助款運用的條件與限制之前，應加強與地方政府的溝通，以了解地方的實際狀況與需求，而在執行上，也應在許可的範圍內，給予地方政府較大的自主空間，使經費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用於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上。 　　本研究建議我國國民教育職權應由中央統籌辦理，不再由地方政府負責。將地方政府的國民教育收為中央辦理有以下的理由： 　　1.解決地方政府財政問題。 　　2.提昇行政效率與效能。 　　3.保障教育此一殊價財應有的地位。 　　二．在我國地方政府方面，因應地方民主觀念的轉變，地方政府在角色與管理上也必須有所調整： 　　1.地方化：地方公共服務的傳遞乃是由地方人民與地方政府人員共同完成。地方事物的推動，應凝聚地方人民參與的感情，地方的公務人員也應該主動積極的盡量接近民眾，了解民眾需求，為人民服務，凸顯地方的特色。 　　2.服務的整合與管理的授權：地方的各種地方公共服務應該打破以往的本位主義，水平彈性的整合各項對人民的服務，以滿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地方政府應充份的授權地方行政人員、第三部門，給予相當的財政與策略運用自主權，以迅速準確的回應人民的需求。 　　3.企業經營理念的培養：地方政府可視之為一「公共服務企業」，將企業經營的理念帶入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中，以擴大地方政府財源。 　　4.地方政府的民主化：以往代表性的地方民主已經無法滿足地方人民對地方公共服務提供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地方人民涉入的參與性地方民主，因此地方政府應鼓勵地方人民參與地方事務。 　　5.地方政府組織文化與人民觀念的改變：地方政府必須跳脫以往層級節制的組織運作模式，父權主宰的統治心態，官僚守舊的保守漸進作風，以積極的、創新的、前瞻的、彈性的、整合的全新組織文化來迎接挑戰。而地方人民心態上也應建立公共服務的成本概念，除了重視自身的權利，更要善盡自己應盡的義務，體認地方政府乃是每一個地方居民的生命共同體，對與自己有切身關係的地方公共事務，給予關注並奉獻一己之力。

布希政府時期，美日除了彼此的政經關係履現爭議外，更適逢整個國際局 勢劇烈且深遠的變化。美日兩國如何調整彼此的關係，以肆應日增的緊張 關係及新時代的特性,是論文關切的焦點。學者泰雅(Nathaniel B. Thayer)教授在評估未來美日安全關係時曾提出三項變數，認為未來兩國 關係之發展端視：１）蘇聯在東亞的威脅是否降低。２）美日貿易擦是否 繼續升高。３）日本在東亞扮演何種角色。同時，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奈 契特(Michael Nacht) 在分析如何建立九０年代美日新關係時亦提出類似 的看法。認為從二次大戰後的美日關係大致建立於三大基礎之上：１）美 日對扼阻蘇聯軍事及共黨意識型態威脅的共識。２）以美國為主導的美日 政治、軍事及經濟等方面的合作關係。３）兩國之間刻意地相護互尊重及 政治精英間的和諧關係，而未來美日關係的發展亦端視此三項基礎的變化 。論文的研究即借用兩位學者的分析為基礎，針對美日兩國在安全合作、 經貿關係以及日本未來的角色三個主題，從國際環境因素、國內繯境因素 及美日彼此的觀感等幾個層次，分析布希政府時期，美日兩國如何調適彼 此關係，以因應內、外環境的變化。論文內容計分陸章，除導論、歷史回 顧外，第三章探討美日兩國安全合作關係，主要的論點在於安全合作為美 國在亞太地區的前進部署、經濟利益及兩國建立夥伴關係的基礎。第四章 探討美日兩國經貿磨擦現況及美國對日經貿政策，根據論文的研究，經濟 問題將持續成為兩國緊張關係的根源。第五章談到美日建立「全球性夥伴 關係」的背景及其限制，以及日本擴大國際角色的努力。結論部份綜述各 章的觀察，並提出影響未來美日關係的主要因素。

1949年，中國國民黨在與中國共產黨的內戰中失利，國民黨失去中國的大片江山。面對中國內戰局勢的變化，美國政府公佈中美關係白皮書，將國共內戰失利的責任歸責於國民黨的腐敗，並採取等待塵埃落定的袖手旁觀政策，避免被捲入中國內戰的漩渦當中。 但1950年6月25日韓戰的爆發，改變了美國對台的政策，杜魯門總統派遣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讓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隔海分治的局勢成形。美國政府也對台灣進行軍事、經濟上的援助，改變了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的情勢。同時，韓戰的爆發加速了對日和平條約的簽訂的時程，美國也居中促使日本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日和約。 1954年以及1958年，中國共產黨發動兩次對外島炮擊的軍事行動，引起台灣海峽的危機。美國為支持國民黨政權，保衛台灣、澎湖的安全，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經由國會通過台灣決議案。同時，美國與中國共產黨在華沙藉由大使級的會談，展開了外交的對話。 在第二次台海危機結束之後，中國共產黨為避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情況產生，放棄攻下外島的計畫，台灣海峽情勢因此趨於緩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相隔台灣海峽分治的情勢也確告定型，形成今日美國、台灣、中國三方關係的樣貌。

1900年，義和團在華北興起，高唱「扶清滅洋」，招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政府於隔年9月與俄國、德國、法國、美國、英國、日本、義大利、奧匈帝國、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等十一國公使簽訂《辛丑條約》，總額為四億五千萬兩海關銀（以下皆為海關銀），分39年償還，並依照四厘息金計算利息為五億三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兩項合計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兩。這筆賠款是針對「庚子事變」而設，故稱庚子賠款，簡稱「庚款」。依照庚子拳亂當時，各國使館、僑民財產受損情形與聯軍的「出力大小」列出比例清單，比利時佔1.88％，在各國中名列第八 。 隨著清廷的滅亡與國際間對庚款退還的共識，美國首先退還，而1922年12月，英國也繼美國之後，決定退還庚款予中國政府，當初與清廷簽訂之列強—比利時、日本、義大利、法國也紛紛決定歸還庚款。依照各國的庚款歸還比例上，除了美、英、法三國退款金額較高外，俄、德、奧三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便止付了庚款賠償，而日本雖在庚款數目排名為第五位，但日本在退款的處理問題上，百般推託。 。而比利時雖占庚款比例第八位，然而在退款的比例上，卻仍高於日本甚多。 有關庚子賠款之退還與運用，過去學界大致只探討了「中美」、「中英」、「中法」庚款的運用，僅次於美、英、法庚款之比利時庚款，至今尚無研究。此外，庚款交涉長期以來都著重於國民政府外交之成就，談及北京政府大都呈現負面且帶有喪辱國恥的敘述，然而各國庚款協定大都已在北京政府時期交涉完成， 本文也試圖從中比庚款的考察進一步釐清北洋外交之性質。

本論文旨在研究記者如何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在文獻部分，除了援引新聞學上「資訊津貼」的概念，並引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理論包括：建構主義論、社會滲透理論、疑慮消除理論、社會吸引與自我揭露與社會資源交換，以及與中國社會相關的「差序格局」理論與「面子功夫」，證明為了滿足需求而進行互動的各種人際溝通行為，同樣適用於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 本研究採取「社會調查法」與「深度訪談法」兩種方式進行研究，先將以問卷調查方式，針對目前採訪黨政新聞的報紙記者進行問卷調查，以取得這些受訪者他們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輪廓，之後針對該結果後對四位資深的平面報紙記者進行深度訪談，藉以瞭解他們各自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獨門心法。 初步統計回收問卷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自認，自己「認知環境」、「語言修辭」與「溝通技巧」三個項目能力良好，顯示稱職的記者必須具備一般水準以上的交友能力。雖然七成以上的受訪者都自認能力良好，可是他們在就學期間與就業後，學校與所屬媒體提供的幫助很少，以致於他們多半靠自行摸索、家庭教育即與同儕互動取得相關技巧與能力。有九成四的受訪者在進行與消息來源互動之前，都會事前蒐集消息來源的資料，顯示「情搜」確實有助於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相當符合疑慮消除理論的觀察。 進一步針對問卷結果進行分析顯示：一、多數受訪者承認與消息來源是朋友，而且有「情感」因素涉入。新聞學者指出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主要的動機是為了取得資訊津貼滿足工作需要，然而在經過互動建立關係後，雙方的關係會開始產生「質變」，這個論點在本研究中再度獲得證實。當雙方的關係朝「情感」方向趨近，雙方滿意彼此的程度也會提高，同時記者的表現也有變好的趨勢。二、只要善用溝通技巧與面子功夫，少數自認無關情感關係的受訪者認為不妨礙其工作表現。而更少數關係惡劣的受訪者藉由尋找其他消息來源、從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取得資源，或者終止關係，仍可成功的「存活」在採訪路線上。 就記者與消息來源維持關係的分析發現：一、七成四的受訪者表示和消息來源維持朋友關係長達五年以上，絕大多數受訪者與消息來源間的關係已經超越工作需要，滲入情感成分，證實的記者與消息來源間，除了資訊津貼與有利情報這種實體性資源的交換外，還會交換其他看不見、買不到的資源，像是友情。二、七成五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曾經回報過消息來源，證明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確實存在交換行為，而且為了維持關係，記者還會利用可操之在我的資源，作為回報或交換，這些資源包括有利報導、有利建議、有利情報與實際的禮物等，這個結果明白的像消息來源揭露記者想要藉此提高消息來源互動的意願，以及維持關係的用心。 三、使用最多的不是消息來源最期待的「對他有利的報導」，而是「對他有利的情報」與「對他有利的建議」，顯見受訪者與消息來源互動中，心中仍有一把新聞意理的尺，約束記者不可以逾越自己的職分，成為消息來源的傳聲筒。 至於記者與消息來源如何修補關係的分析結果發現：一、衝突不愉快其實無礙於互動的繼續，本研究證實了這一點，記者與消息來源因為本身職務的關係，存在「資訊」與「姿態」的不對等，縱使自認與消息來源「關係良好」，也有五成的受訪者曾與消息來源發生不愉快或衝突，但不因此讓關係破裂。二、多數受訪者感覺愉快的經驗，但是只有部分人選擇將不愉快向消息來源挑明，印證黃光國(1997)的「中國人的關係模型」中，中國人習慣採取忍讓以保持關係、Gans(1981)的記者反制消息來源的三項策略（反擊、屈服、避免）隱然相合。三、經由自己與消息來源發揮「溝通技巧」相互討價還價，事後雙方不但和好如初，關係還會有越形緊密的傾向，這個現象印證了「關係可回復理論」，顯示衝突對於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來說不一定是壞事，經過適當溝通，關係不但不會破裂，還有可能因此「不打不相識」，讓原本的關係更進一步。 最後，調查發現數受訪者感覺消息來源會想操弄輿論，但受訪者多不會因此而妥協，改變報導接受操弄。此外，媒體規模與立場確實會影響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工作，新進記者都必須經歷忍受採訪機關與消息來源的「大小眼」。一旦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情況會慢慢改變，消息來源會根據與記者的「交情」提供程度不等的新聞素材，當雙方累計了一定的「信任」後，縱然記者轉換到其他媒體，消息來源會變得「對人不對事」，給予若干消息或方便。這種因為信任與交情而超越媒體規模、媒體立場的關係，從人際傳播的理論中，也可以找出答案De Vito(1998)。另外，當有人居中協調，修補了對方的面子，相當程度有助修補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 本研究的限制，在文獻上因為學界對於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關係雖多有討論，但重點都放在記者如何抗拒消息來源的操弄，與避免記者被消息來源同化，並沒有教導記者如何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方面的文獻，必須從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與人際傳播學中以有關人際互動智能或技巧的理論，來探考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維持和修補關係的意義與途徑，在實證研究上，目前國內新聞媒體眾多，競爭激烈，加上記者各自路線的性質不同，而且數目委實眾多，專長也各不相同，經口試委員建議，只將研究對象鎖定主跑黨政路線的平面媒體記者。有鑑於上述限制，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朝向相關系列研究累積資料，建構理論，裨益深入研究記者與新聞來源關係，幫助後續研究者進行研究。以及如何將研究範圍擴大到其他路線與媒體的記者，探討他們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條件與處境。

國內大專院校兼任助理僱傭關係認定之議題自2008年勞委會公告公部門各業臨時人員適用勞基法時已有爭論，直至近年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學校紛紛傳出因財務困窘而刪減研究生獎助學金，此一舉動不僅引起學生團體的抗議聲浪，甚至促成了台灣大學企業工會的成立，使得兼任助理之僱傭關係認定議題再次浮上檯面。 綜觀各種類型兼任助理的經費來源與管理規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與科技部研究計畫經費皆是以執行計畫的人力需求為目的聘用兼任助理，校內對於教學助理與研究助理的管理辦法則多有指揮監督、懲處規範等人格從屬性規定。過去做為助學措施的研究生獎助學金，至今則演變為支應校內各式人力需求的經費，不僅幾乎沒有任何對於申請者財務或成績狀況的審核，更多有以學生之工作能力、工作表現做為挑選申請者與停發助學的標準，或者是以勞務對價計算助學金的報酬金額。因此本文透過公私法區分之理論與研究生助學金辦法之目的、條文綜合判斷，認定在助學金制度中，學校與兼任助理之間應屬私法關係。 另一方面，本文經由實際訪談兼任助理的勞動現況，可以發現許多的兼任助理在勞動現場，確實具有勞動法學所謂「從屬關係」之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以及組織從屬性。因此，由規範與實務兩個層面的整理分析，本文認為兼任助理應與校方具有勞動關係的存在。據此，本文建議勞動主管機關應協同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兼任助理做出通案性的僱傭關係認定，並建議未來校方應與兼任助理以書面方式簽訂勞動契約，使雙方權利義務關係明確化。而相關政府部門亦應修改兼任助理之經費來源規範，要求校方將兼任助理之勞健保與勞工退休金費用於計畫預算中編列，藉此降低對學校財務的衝擊，並使兼任助理獲取其應有之保障。 關鍵字：兼任助理、僱傭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