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為創新教學，目的在透過創新的教學來讓學生養成創新的思維。然而，創新思維的養成不能單靠學校就能達成。學生在家庭的時間佔三分之二，因此家庭與學校必須合作，才能達成教育的目標—即每個學生的成功。 本研究首先分析家長參與的相關文獻，發現目前家長參與的論文是針對家長、學校、或教師做個別的研究，未從三者統合的觀點探討，因此本研究乃從Swap的「家庭—學校夥伴關係模式」（home-school partnership model）出發，期以整合的方式來研究家長參與。 「家庭—學校夥伴關係模式」（home-school partnership model）是指由家長與教育家組成聯盟，以促進優良的學校與學生。此「夥伴關係」（partnership）有特殊的意義，它是包含長期的約定、相互尊重、家庭與教育者廣泛參與各層次的活動，且共享規劃、決策的責任。在夥伴關係模式中，家長參與並非被視為附加物，而被視為學校改革不可或缺的部分。Swap指出發展夥伴關係的四個要素為創造雙向溝通、強調在校與在家的學習、提供支持與共同決策，因此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的方式，針對三所學校的家長、教師與行政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並以家庭—學校夥伴關係模式的四要素來分析研究對象，以瞭解此三學校的家長參與情況是否符合家庭—學校夥伴關係模式，最後分別對三所學校的家長參與提出建議。 本文的研究發現，B國小家長參與最接近夥伴關係模式，其次依序為A國小、C國小。A、C國小家長參與的困境主要原因在於觀念未改變，家長視自己為學校的「協助者」，而非「夥伴」，教師則對家長參與仍有疑慮。因此，欲推動家庭—學校夥伴關係模式，則A、C國小應加強內部的溝通，以對家長參與形成共識，再與家長溝通、邀請家長成為教育的夥伴。

一、本論文針對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政府對外夥伴關係發展的現況予以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具體言之是「中國以大國外交與戰略夥伴外交關係，邁入二十一世紀，大國外交與戰略夥伴外交的關係。而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種類區分、現況為何？中國想藉「戰略夥伴外交關係」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實際的成效以及面臨的侷限與挑戰」。論文研究途徑嘗試從「新現實主義」角度，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s Analysis Method）、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Method），思考冷戰後中國如何在國家利益前提下產生外交政策的轉變與運用，並遂行國家外交戰略的制定，如何在國際上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布局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大國外交關係以及分析「戰略夥伴外交關係」面臨的侷限與挑戰。 二、後冷戰時代的開展，國際情勢中不確定的因素增加，惟國際社會主角仍是具有實力的大國。鄧小平首先確立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使中國對其國家利益的內涵以及各項利益的優先順序產生反思作用，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安全利益重心從生存安全轉向以「經濟安全」。中國認為兩極格局已經被大國構建的國際新秩序和世界新格局取代，中國對世界格局尚未建構完成的看法，驅使其在國際提倡多極化的概念，謀求建立國際體系地位和影響力。藉由大國外交，與世界各國陸續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並從而透過「夥伴關係」的推展，建構外在的和平環境，維護國家利益及促進國家的發展，追求自身綜合國力的提升與壯大。 三、中國的確是想成為大國的，中國欲成為大國，有影響力的大國，國際格局中的一極，首先就必須讓自己有實力。因此，中國選擇建立安全的國內與國際環境，全力發展經濟儲備實力，實力完備後自然能夠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以及獲取應有的大國地位。中國具有龐大的需求市場與價廉的勞工，在此條件下中國因勢利導將其戰略夥伴外交關係區分多種層次與類別，結合經濟活動與外交關係的推展，形成有相輔相成與互補作用的環節。可以說經貿關係的發展，為戰略夥伴關係提供了基礎與活力。戰略夥伴關係親密發展，則對經貿關係提供了保障。至於在國家領土完整上，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推展發揮相當的力量，其中又以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國最為關注。中國國台辦的資料中即指出，「夥伴關係」對抑制台灣當局的務實外交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國須要致力於推動大國外交，藉由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外交手法，提升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與增加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由其夥伴國家數量的增加顯示夥伴關係是持續在擴展的，而夥伴關係的提升與深化，表示其他大國重視與中國所建立的關係形式與內容，對國際的影響力確實隨著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擴展漸漸在增加。 四、中國國力的強大稱之為區域的強權國家已無疑問，在未來有可能成為美國新對手的國家似乎就是中國了，反之中國未來發展最可能的對手亦為美國。中國從國家根本戰略利益出發，在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建立過程中逐步構築有利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避免受制於美國所建構的結構力量。前後與三十個國家建立了夥伴關係，除了擴大交往範圍外，亦不斷深化現有的夥伴關係實質內容。其涵蓋範圍可說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其中又以經貿的承諾或同時簽定的經貿協議最具實質性。然除了歐盟、拉丁美洲等國家，中國與周邊其他國家在以往都存在大小不同的衝突，甚至曾經發生過戰爭。中國推展各種夥伴關係的關鍵確係植基於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因此，必須存有共同利益才能維繫雙方關係的持續，否則雙方關係就將會面臨侷限與挑戰。 五、中國推展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戰略利益，就是希望透過經濟與外交的兩手策略，一面利用戰略夥伴關係外交手段為經濟發展服務與確保戰略能源的來源，同時又藉由國內市場及經濟實力不斷的提高，增加外交的籌碼維護其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同樣的，其他國家亦必然是在有利於其國家利益條件下才會選擇與中國發展關係。因此歸結中國與其戰略夥伴國家之間的關係，還是建立於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唯有雙方的「共同利益」大於甚至遠大於彼此間現存的矛盾與分歧，則「求同存異」的模式方可能奏效。可是欲維持共同利益的持續存在，先決條件就是中國必須繼續保持其經濟的發展優勢，不論是在國內市場需求或是人力市場的供需，都能提供他國相當的利益。可是中國的發展與需求，到一定限度後自然會達到飽和，則各國所能獲利的機會自然降低，當各國對預期的利益無法獲得回饋與滿足時，求同存異的現實狀況－矛盾與歧異－將會再度高於共同利益。屆時即使求同存異可能還能夠繼續維持，可是難保不會發生擦槍走火的情形，雙方基於共同利益建立的互信基礎就會立刻面臨考驗。 關鍵字：新現實主義 戰略夥伴外交關係 夥伴關係 大國外交 中俄戰略協作關係

隨著西方工業革命之後「第二現代」社會的來臨，人們越來越關注自身，親密關係轉而成為個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務之一，親密關係也逐漸擺脫外在社會的約束，而將其基礎置於關係之中兩人對彼此的承諾上。這樣的特性，符合了英國社會學家Antony Gddens所謂民主化發展的「純粹關係」。本研究從社會學的角度，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以理解個人在現代社會中實踐多重親密關係之特性與其意義。 研究結果指出，臺灣現代社會的親密關係正邁向Giddens所指之「匯流愛」的發展趨勢，並有著下列幾個特點：第一，現代社會環境所組成的機會結構，暗助多重親密關係的醞釀與發展：；第二，「曖昧」是為多重親密關係逾越社會對於親密關係規範的跳板；第三，多重親密關係更能使當事人滿足自我；第四，實踐多重親密關係具有「堅守一對一」與「被揭穿」的雙重風險；第五，經濟與性別在多重親密關係的脫勾性。 然而，正處於轉型期的臺灣社會，多重親密關係的實踐仍面臨父權社會殘留與新舊價值的衝突現象。於是，我們也同時從經驗資料中發現類似英國社會學家Jamieson對Gidden論述的質疑，包括：第一，「性別」在多重親密關係中是最終的影響變數；第二，自我內在對於實踐多重親密關係所存在的矛盾感；第三，「一對一關係」的交往規則對多重親密關係來說，具有「限制」與「機會」的雙重意義；第四，現代社會下的「婚姻制度」對親密關係來說是更嚴格的「遊戲規則」，但卻也是多重親密關係的實踐者願意接受的遊戲方式。 / After the west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mes the so-called “second modernity.” As people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mselves, they cherish intimate relationships much more in their daily lif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have thus disposed of external social control and focused more on the promise between two lovers. This feature is similar to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ure relationships presented by English sociologist Antony Gidden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aims at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anings of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the individuals practicing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modern Taiwa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the modern Taiwan society are approaching the “confluent love” stated by Giddens.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re found in this study to carry five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 in modern society facilitates the fermentation and practice of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Second, dubious relationships serve as a jumping board for individuals to bypass the social canons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Third, people are more satisfied by involving in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Fourth, the double risks of practicing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volve the risk for keeping monogamy and the risk for revealing the practicing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Fifth, there is a disjunc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gender in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s Taiwan go through social transformations, the practice of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nevertheless remains controversial in a society in which the patriarchic elments remains and the modern values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traditional one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demonstrated in this study supports some challenges raised by English sociologist Lynn Jamieson to Giddens’ arguments. First, gender still serves as an ultimate variable in affecting the practice of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Second, individuals often experience a dilemma between a sense of guilt and the pursuit of gratification in maintaining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Third, monogamy implicates both a restraint and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Fourth, in the “game”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the marital system is considered a stricter rule and yet individuals practicing multipl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re willing to accept it.

本篇論文以《祖堂集》裡出現的所有否定詞為研究對象。首先，用演繹法來建立假設，用歸納法（完全歸納法）來驗證其假設。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都是由時間和空間構成的，這種世界與時間結合而造成「事」，與空間結合而產生「物」，我們通常合稱為「事物」。基於這種基本觀點，可說語言結構是一種現實世界的表達，因而它如實地或刻意地反映這種現實世界，而且這些看法也可適用於漢語否定詞的體系。由此，筆者主要用演繹法來大膽地假設說漢語的m系否定詞表達「空間性概念」，而p系否定詞表達「時間性概念」。第參、肆、伍和陸章，利用這種假設，剖析《祖堂集》裡出現的所有否定詞而驗證此假設與《祖堂集》的否定詞用法是否吻合。第二，在語言的邏輯結構層次分析上，在本篇論文的第參章裡，用謂詞邏輯研究法分析《祖堂集》裡出現的否定句以解釋早期近代漢語否定詞的邏輯結構與語言結構的同異。第三，用具有普遍性的語言學方法論，如「區別性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 」、「標記成分（marked member）」、「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ICA）」、「互補分布（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有定（definite reference）和無定（indefinite reference）」、「焦點（focus）、新信息（new information）以及舊信息（old information） 」、「義素分析法（seme analysis或componential analysis）」等，在第肆、伍和陸章裡分析探討《祖堂集》否定詞在邏輯語言結構層次或純粹語言結構層次上的語法結構和語義特點。第四，用計量和統計方法來分析《祖堂集》否定詞的分布情況以解釋近代漢語否定詞的面貌和體系。最後，用漢語否定詞的歷時演變來解釋《祖堂集》否定詞的共時結構，並且透過這種解釋來檢討本篇論文的結論是否具有妥當性。就研究步驟來說，先把《祖堂集》全文輸入到電腦，按否定詞類別歸類而分析探討否定詞的邏輯、語法和語義。 本篇文論共分八章，579頁。第壹章敘論，主要論及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否定界說、否定範圍和否定焦點。第貳章邏輯結構、語言結構和否定詞，主要討論「邏輯結構與語言結構之間的同異」、「邏輯的同異問題與否定」以及「時空、語言實詞分類和《祖堂集》否定詞分類（m系否定詞和p系否定詞）之間的關係」。第參章《祖堂集》否定詞之邏輯意義分析，主要用謂詞邏輯學的方法分析《祖堂集》否定詞之邏輯結構和邏輯意義。第肆章《祖堂集》m系「否定詞」之語義分析(一)－「無」，主要用語法學和語義學的研究方法探討m系否定詞當中「無」字在邏輯語言層次和純粹語言層次上之邏輯結構、語法結構和語義特點。第伍章《祖堂集》m系「否定詞」之語義分析(二)，主要用語法學和語義學的研究方法探討其他m系否寫詞在純粹語言層次上之語法結構和語義特徵，如「未」、「莫」、「勿」、「沒」、「亡」、「罔」、「靡」和「微」。第陸章《祖堂集》p系「否定詞」之語義分析，主要用語法學和語義學的研究方法探討《祖堂集》的p系否定詞在邏輯語言層次和純粹語言層次上之邏輯意義、語法結構和語義特點，如「不」、「非」、「匪」、「否」和「弗」。本章後面附帶討論「休」字，上古漢語時期它的否定用法不存在，到後來產生於方言之中，因此它不屬於所謂m/p系否定詞。第柒章《祖堂集》中「否定詞」之邏輯和語義特點，主要探討《祖堂集》否定詞在邏輯層次和語言層次上之特點，如「矛盾關係（contradictory relation）、反對關係（contrary relation）與否定詞」、「時空關係與否定詞」、「主客關係與否定詞」、「常變關係、動靜關係與否定詞」、「時間的空間化（量化）」、「空間的時間化」、「客觀現象的意志化」、「肯定與否定的選擇（疑問）」、「測度否定」、「名詞的述語化」、「雙重否定」、「否定詞之互用」等等。第捌章結論，用三張圖表，把《祖堂集》裡出現的所有否定詞系統化，扼要地解釋而究明第壹章敘論中的六條研究目標。最後附有引用及主要參考書目和《祖堂集》否定詞索引。 總之，筆者利用《祖堂集》裡出現的否定詞探討否定詞在符號隱性系統和符號顯性系統上的特徵。由此，筆者發現到幾點新理論，第一、語言研究要區分符號隱性系統和符號顯性系統，才能得到完善的結果。第二、邏輯學的「矛盾（contradiction）」和「反對（contrary）」顯現為語言的否定詞時，在《祖堂集》裡，區別「矛盾」和「反對」的關鍵在於否定詞是否替代其相應的肯定形式。第三、《祖堂集》的漢語否定詞不僅具有一個完整的系統（paradigm），而且從古到今一直維持m系和p系兩組系統，因為m系和p系否定詞分別表示邏輯意義上的空間概念和時間概念。其他純粹語言結構層次上的否定詞用法都是在這種邏輯意義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如「時間的量化否定」、「疑問否定」、「測度否定」、「『無』義否定」等等。第四、邏輯學的矛盾概念和反對概念顯現為語言符號時，產生一些問題，因此研究符號顯性系統的否定詞，反對概念還要分成「確定反對（definite contrary）」和「不定反對（indefinite contrary）」。

我國公共關系業務的發展以政府及公營企業為濫觴, 但近年公關行業的興起, 企業界 的省思實居首要之功。社會上掀起的公關風影響所及是: 企業公關單位及公關公司的 紛紛成立。由此看來, 研究國內企業界之公關現象的時機應已大致成熟。本論文之研 究動機即在, 體認到需要有一些人把國內各種公關現象予以有系統地整理、分析, 以 便建立起一套屬於我國本土性的公關知識。 本研究將重點置於新聞記者與公關人員認知差異的問題上, 希望透過這個研究, 可以 有助於記者與公關人員彼此的瞭解。 本研究以「整合系統理論」為理論基礎, 將公共關系視為一個社會系統, 并引用Sir- gy的系統分析層次概念, 將公共關系的研究分為個人、人際、情境及發展等四個層次 。其次, 從Culip 等人的「生態學」觀點出發, 說明「公共關系開放系統模式」如何 可以預期及偵測組織與公眾的關系, 進而維持、促成雙方的利益或消弭利益衝突。 Gruning&Hunt將公共關系行為分為報業代理/ 宣傳、公共資訊、雙向不對稱及雙向對 稱等四種模式, 其中雙向對稱模式之精神與前述公共關系開放系統模式一樣, 均強調 雙途、平衡的溝通型態。 McLeod & Chaffee研究人際間之傳播行為, 提出「人際共向測量模式」以說明人際間 之認知關系, 這種認知關系可分為: 瞭解或同意性、正確性及一致性三種。Broom 主 張將此一模式應用到公關領域, 所以本研究把原模式中的二個客體以公關人員和新聞 記者取代之, 便成了「公關人員與新聞記者共向測量模式」。基本上, 新模式之產生 系依循「公共關系開放系統模式」和「雙向對稱模式」而來, 在這個基礎上, 公關人 員與新聞記者之認知關系便成為本論文欲探討的問題。 前述公關行為四個模式中的報業代理、公共資訊及雙向不對稱三模式, 意涵公關人員 企圖支配或控制大眾媒介的心態。此一假設若與媒介議題設定功能的概念合并討論, 將引發對媒介設定議題能力的存疑?Pavlik 指出: 許多研究顯示報紙的議題只不過反 映其它社會部門和機構的議題, 尤其是公關單位, 這一說法無疑地突顯了公關人員在 資訊傳遞上的角色, 也引起我們對二者( 新聞記者與公關人員 )關系型態的興趣。G- ieber & Johnson 提出三種「消息來源與新聞記者的關系型態」, 頗能解釋二者微妙 的關系。 過去國外許多研究顯示, 記者與公關人員間存有很大的認知差距, 例如: 1.記者看不起公關行業, 認為公關人員不具專業能力, 職業道德很低; 相反的, 公關 人員卻對自己的職業充滿信心, 給予很高的期望。 2.在傳統新聞學的觀念上, 記者與公關人員的看法非常一致, 但對新新聞學的理念則 意見分歧。 3.記者認為新聞工作地位崇高, 很具專業地位; 但公關人員卻認為新聞記者與公關人 員之專業地位一樣崇高。 4.記者與公關人員的關系型態為何, 有人主張是合作式的, 但也有人贊成是對立的, Pyan & Martinson則指出這是種愛恨交加的關系 上述結果是否也與本國的情形相同呢? 我國之公關研究起步甚晚, 尚未累積足夠的資 料, 就目前的發現而言, 我們知道: 1.記者認為公關人員或新聞聯繫人是新聞報導的障礙, 而後者則指記者采訪報導時常 發生錯誤。 2.公關人員或新聞聯繫人普遍對記者存在負面印象, 但對自己的工作期望很高。 3.這二者的關系亦是愛恨交加, 不是全然合作的情況。 4.這二者對傳播媒介的角色功能看法差距不大。 由此看來, 不論是在國外或在國內, 公關人員與新聞記者「相輕」的現象似乎普遍存 在, 二者既愛又恨的矛盾情結也不可免, 這種人際關系的確頗為有趣。 本研究采問卷調查法, 以立意抽樣法抽出國內二百五十家企業公關人員及十家日晚報 的二百五十名記者進行調查。 研究發現, 記者與公關人員對公關行業、新聞工作的價值、彼此專業地位及二者的關 系型態等議題, 存有認知上的差距。記者認為公關工作較不專業、地位不高、彼此關 系型態不是非常合作的; 公關人員則認為自己的地位與記者差不多, 相當專業, 二者 的關系是合作式的; 另外, 這二者對新聞工作的角色與價值也有不同的見解。

本論文扼要說明如次： 第一章：緒論，共四節，內容包括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方法、限制、資料來源與 論文架構。 第二章：我國關係企業之探討，共五節，內容包括關係企業之意義、成因、類型、其 財務現況與評述。 第三章：財務規劃與控制之概述，共四節，內容包括財務規劃、控制、規劃與控制之 技術、系統。 第四章：關係企業財務規劃與控制理論模式之建立，共四節，內容包括模式之概念、 功用、建立與運用。 第五章：我國關係企業財務績效之比較分析，共四節，內容包括關係企業與非關係企 業間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之比較、關係企業間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之比較。 。六章：結論與建議，共二節，內容包括結論、建議。

本論文係以公司法第六章「關係企業」為研究對象，並以關係企業相互持有股份之問題作為研討之重心。論文共分為六章，每章各分若干小節，第一章為緒論，概述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指出關係企業對於國內經濟、民生之影響力，及彼此間經營活動、權義關係規範之重要性，並將本論文擬研討之問題先行提出。第二章為我國關係企業專章之介紹，先由關係企業之成因著手，次述我國公司法對於關係企業之定義及其範圍：即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相互投資公司之構成要件。再於第四節中論述關係企業專章之重點：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不利益之經營時，控制公司及其負責人或他受益之從屬公司對於受損害之從屬公司所應負賠償責任等諸項問題。其中所謂「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認定不利益之經營之時點」、「補償先行制」、「從屬公司債權人之保護」以及「控制公司對於從屬公司之抵銷受償順位」等問題，均為本章研討重心。最末則以關係企業專章規範特色分析作為本章之小結論。 本論文第三章探討關係企業間之持股，先從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立法理由、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效果等問題切入，其次經由國內實務、學界及外國立法例之介紹，論述關係企業間交叉持股之本質、態樣及其對於公司制度或證券市場之影響，最末則提出管見探討現行公司法規定適用之疑義，並就將來相關問題之立法方向適擬修正條文。八十六年十月底行政院院會通過增訂證交法第二十八條之二所謂「庫藏股制度」，簡言之，即容許股票上市、櫃公司在特定情形下，得以買回自家股票，不受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項之限制，此與前述第三章所論議題相關，故在第四章部分探討所謂「庫藏股制度」，章中先介紹外國立法例之相關規定，其次分析我國證交法草所訂各項要件，再論述庫藏股與關係企業之互動問題，最後提出個人淺見作為本章之小結論。第五章係現行關係企業專章之檢討，文內佐以掌握公司董事會席次應持有關鍵股數之圖表，檢視現行關係企業專章對於「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之半數者」為控制公司之規定門檻過高，適用範圍顯然劃地自限，認應以是否具有「控制關係」之內涵，界定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標準較為適當。此外，關係企業專章係以「控制公司」為其規範重點，不及於自然人，習見之公司大股東或負責人藉由設立投資公司等股權規劃之方式持有他公司股份，在現行體制下，可能不受關係企業章的規範，故個人於本章最末提出擴大適用範圍與法律之類推適用等可能性，擬為將來修法之參考。第六章為結論，乃本文論述之總結，雖名為結論，或稱為個人對於我國公司制度及其立法趨向等疑慮的抒發，似較為恰當。

從戒嚴到解嚴後，我國政治朝向民主化，勞資當事人雙方間之爭議從民國八十五年有2,659件，至民國九十一年則為12,393件，參加爭議之人數更達到97,520人，顯而易見爭議次數並無減少、反而是呈現出增加之狀態。 從憲法之角度來觀察勞動三權之存在，推論出國家應該具體立法以保護勞動者之權利，而在現行制度下國家對於勞資關係間亦扮演著極重要之角色，基於「勞資自治」之精神，所以國家在立法時更應該提供勞資當事人雙方在爭議時有合適之解決機制，也就是仲裁制度之存在目的，促使勞資當事人雙方處於平等地位，以落實保護勞動者之權利，並且利用比較法之優點以觀察世界各國對於勞資爭議仲裁制度之規定，從中去發覺、分析我國現行制度之優劣，以提供未來修法之方向，最後希望能藉由本文為勞資當事人雙方有所貢獻。 我國勞資關係的未來如何呢？應從「勞資自治」的理念出發，由勞資當事人雙方共同協商勞動條件以簽訂團體協約，凡是有關勞資當事人雙方因團體協約所產生之爭議，均應透過「協約自治」之精神，再次促使勞資當事人雙方達到「和諧義務」為最高依歸。

民進黨自成立以來，向來被公認是屬於派系共治、多元決策的政黨，黨內的派系政治（factionalism）型態與派系權力鬥爭的程度，影響了黨的政策路線走向，更進而決定了民進黨未來的發展，因此長期以來民進黨各個時期中國政策路線的走向，亦深受著黨內派系勢力消長及各派系合縱連橫的影響。 事實上，民進黨創黨之初其中國政策主要是以「開放、和緩、接觸」爲基調，因此在1986年通過的「自決黨綱」，即主張台灣前途應交由人民來決定，而未設定統、獨的方向，然而隨著國內政治環境的重大改變及兩岸交流日益熱絡的狀況，早期所提出的積極主張已不再佔有優勢，其中國政策路線趨於謹慎、保守化的立場，而重心也開始移轉至「台灣主權獨立運動」，相對地主張「激進台獨」的泛新潮流系則日漸成為黨內主流，並相繼通過了「四一七決議文」、「一００七決議文」、「公投台獨黨綱」等，而這也導致後來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二大派系，對於中國政策主張「務實台獨」路線與主張「激進台獨」路線的論爭。直至1998年為尋求黨內各派系共識所舉辦的「中國政策研討會」後，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才正式轉趨為較開放的階段，並為未來執政作準備，而脫離早期激進的極獨路線進入較為務實的台獨路線，並於1999年5月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表明了民進黨對台灣前途的看法與主張，首度接受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承認了中華民國的合法性，並間接處理了民進黨「台獨黨綱」的問題，成為民進黨追求事實獨立的綱領性文件。 2000年3月18日第十屆總統大選民進黨獲勝並順利取得執政權，其執政前期陳水扁總統在基於「穩定大於一切」的基調下，相繼提出了「四不一沒有」、「九二精神」、「兩岸統合論」、「鬆邦戒急用忍」等柔軟路線的政策，然而在中共無善意回應又惡意打壓下，在執政後期陳水扁總統則態度轉趨強硬，並提出強調以「台灣主權認同」為主體的「一邊一國論」、「正名」、「公投」、「制憲」等政策。而綜觀民進黨執政四年來的決策運作模式，可以發現執政後的民進黨，因決策中心已經轉移到政府相關部門，而中國政策也主要是以陳水扁總統對外的兩岸政策宣示或談話為主，因此黨只是扮演「以黨輔政」、「以黨強政」的角色，相對的派系對於中國政策的影響力已逐漸弱化，取而代之的則是陳水扁總統「一人決策」的運作模式；而另一方面，隨著四年來兩岸之間因「一個中國」問題始終無法得到共識，及中共對於民進黨政府的極度不信任，兩岸關係也停滯不進、持續陷入僵局，尤其是在陳水扁總統又再度連任第十一屆總統後，未來在「台灣正名」、「公投」及「制憲」等議題上，也將會使兩岸關係及美「中」台關係三方都面臨極嚴重的考驗。

隨著世界人口的激增以及對自然資源的迫切需求，每年都有許多自然災害、科技意外、人類衝突以及因管理疏失所造成的重大損失。遺憾的是，此類事故發生的頻率不僅逐日攀高，其形成大災難的例子更是隨處可見。任何一個組織或團體都無法忽視此一趨勢，特別是政府機關更應該避免因為危機管理不當而導致爭議、危及社會安全，甚至動搖國本。 「災害防救法」甫頒布，隨即發生象神颱風，各地方政府防救辦法尚不及訂定；災害發生後，呈現出邊作邊修正，防救工作執行上產生諸多爭議紛擾，不切實際之窘境；尤其因為政府與民眾對法制認知不足，使得防救處理過程，操諸於執政者一念之間，缺乏合理之決策過程，致下游的政策方案，產生結構上與執行上的不利影響。再者，防使災救災具有緊急性，就其政策性質言，危機管理之理論誠有其適用餘地，而政府與利益關係人關係之良窳對於災害預防政策規劃與執行成效影響至鉅。 民國89年的象神颱風對基隆市所造成的災害，祇能用「重創」二字形容之。截至當年十一月十日為止的災情統計資料顯示，死亡三十二人，受傷三十五人，受災戶六千餘戶，在不含公部門損失，民間部門的總體損失近百億元。對於此重大之災情，我國地方政府所採取各種預防措施為何？因應各種自然災變，準備方式為何？有哪些具體準備工作？在這過程中，政府如何與民眾、社區意見領袖與組織內員工等建立關係並就防災觀念進行溝通？與組織內員工、社區民眾等利益關係人宣導過程中，遭遇困難時，是如何排解？對具潛在危機業務，是否給予應有注意？ 本研究係從我國地方政府在面臨天然災害時之危機管理概念下的風險管理與溝通、議題管理與利益關係人關係進行基礎性的探討，未來的研究可從增加不同區域或個案，佐以本研究發現之基礎，進行更廣泛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