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試圖從顧客關係管理的角度出發來了解政府機關網站的現狀，因考慮到行政機關具有各項不同的類型，且考慮研究時間與成本上的限制，針對顧客關係管理強調「顧客服務」的特性，本研究僅挑選具有管制性濃厚色彩的稅務機關，以及服務性色彩較高的文化行政機關作為研究對象，並從顧客關係管理的角度歸納重點面向並建構細部衡量指標，予以計分，了解目前行政業務機關網站，在達成顧客關係管理經營理念的程度，在功能、內容的建置上是否符合顧客關係管理的建置需求，如果不足那尚須改進的部份為何，並作為如果事後行政業務機關欲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前置研究。就本研究建構的七大評比面向，包括「網站介面可用性」、「網站內容自助性」、「網站功能互動性」、「網站使用客製化」、「網站交易性」「網站功能支援性」、「網站安全與隱私性」，研究發現目前管制性色彩較濃的稅務機關網站，整體表現優於服務性色彩較濃的文化行政機關網站。稅務機關網站與文化行政機關網站整體間的表現差異可整理出以下幾點： 1.從網站導覽功能、普遍性設計等關於網站介面可用性的觀察，稅務機關網站的設計比文化行政機關網站更能貼近一般使用者。 2.稅務機關對於網站各項資訊的呈現較文化行政機關網站完備。 3.稅務機關網站的互動性程度高於文化行政機關網站。 4.稅務機關對於網站提供分眾導覽、非本國語網站、無障礙網頁等設計，比文化行政機關來得普遍。 5.稅務機關網站對於資訊安全與隱私權保護政策的關注相較於文化行政機關網站為多。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在重視人際和諧及倫理規範的華人文化中，（一）包含「主動—被動」軸向以及「利他—損他」軸向的雙軸向因應模式，是否比西方文化較偏重個體內、只涉及「主動—被動」此行動導向軸向的單軸因應模式，可對身心健康提供更高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二）在包含「主動利他」、「主動損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的雙軸向因應模式之外，增加「主動—無社交」與「被動—無社交」等因應策略，是否可以提高對於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三）雙軸向因應模式中的各類因應策略對於身心健康解釋力及預測力大小之比較。（四）雙軸向因應模式中的各類因應策略之使用是否有性別差異。 本研究以252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自編的雙軸因應策略量表測量受試者在雙軸因應策略上的使用頻率，單軸因應模式之測量工具則選擇Carver、Scheier與Weintraub（1989）所編製的COPE量表。並以貝克焦慮量表、貝克憂鬱量表、情境生氣量表、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相融和諧量表，分別測量受試者的焦慮情緒、憂鬱情緒、生氣情緒、主觀幸福感、人際和諧度等身心健康指標。在研究資料的分析上，以SAS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多元迴歸分析、階層迴歸分析、逐步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一）在因應概念模式中，於西方主流的「主動—被動」軸向之外，增加「利他—損他」的社會性軸向可以顯著地提高對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二）在包含「主動利他」、「主動損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的雙軸向因應模式之外，增加「主動—無社交」與「被動—無社交」等因應策略，並無法顯著提高對於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三）整體而言，「主動利他」因應最具適應性，對身心健康有最高的解釋力及預測力，「被動利他」因應也對身心健康有顯著的解釋力與預測力，「被動損他」因應的使用則可預測有較差的身心健康，「主動—無社交」因應的使用只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解釋力與預測力，而「主動損他」與「被動—無社交」因應對所有的身心健康指標皆不具顯著的解釋力或預測力。（四）男性比女性使用較多的「主動損他」因應策略，而男性與女性在「主動利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主動—無社交」、「被動—無社交」因應策略的使用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後冷戰時期，國際局勢呈現「一超多強」的格局，各國在不同領域合縱連橫，意識形態不再是決定國際關係的因素，取而代之是追求區域的經濟整合互利和安全上的合作與保障。與此同時，歐洲政經整合進程持續深化，亞洲經濟持續快速成長，而中國和俄羅斯是東北亞區域變動最爲激烈的兩個大國。 美國在歐洲所主導的北約東擴，在地緣上壓縮俄羅斯戰略版圖，威脅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同時又對中國採行「既交往又圍堵」的策略，1997年年底與日本於發表「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The U.S.-Japan Guidelines for Defense Cooperation of 1997），期藉日本分擔亞太地區安全維護的責任及美國駐軍的軍費負擔，並設法削弱中國在國際政經體系的地位與影響力。 從權力平衡的角度而言，中俄兩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基於各自的「國家利益」，期望在週邊建立「睦鄰地帶」並積極改善與週邊國家的關係，主張在國際關係中建立平等的夥伴關係，反對美國建立「單極世界」的企圖，希望能有個穩定的內外環境，俾能便於全面發展經濟；在國際事務中，兩國在1997年簽署《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設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維護推動世界走向「多極化」的方向，建立穩定的國際關係體系，並就當前國際的形勢評估與對策做一比較。 其次，就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原因、進程與限制因素，以及探討「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全球局勢、亞太地區與台灣安全的影響；而我國在面對俄國對中國軍售，所應採取對策與相關作為。此外，中俄兩國在區域、雙邊和國際領域存在著共同利益，維護兩國邊界和周邊地區的安全環境，需要相互倚重，兩國在經濟須相互協調合作；同時主張多極化的國際格局，綜合來看兩國關係的發展，大體上抱持著審慎樂觀的態度，即雙邊關係應該會循著目前的軌道繼續邁進，儘管存在著局部干擾，但均不足以影響大方向的發展。此外，中共在推動「大國外交」與「和平發展」的同時，無論在政治、外交、軍事上都希望成為區域內具有影響力的一極，在對台政策上也以「阻獨促統」和「和戰兩手」為原則，在美國對中俄兩國「軟圍堵」與各大國仍對兩國戰略匯合抱著存疑態度，台灣要掌握契機，強化二軌外交與美中台三邊的關係。在政治上要繼續堅持民主，並積極尋找跨越西方各民主國家之間的共通點，大力發揮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的價值體系，在經濟上要保持持續的成長，方能受到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的重視。

在朱熹思想中「心」是最關鍵之處，朱熹的「心」不僅負責知覺「理」，也是道德實踐的樞紐。因此，要了解朱熹思想，其「心」的意義便是至要關鍵處。然而朱熹思想中的「心」該如何了解，卻是有爭議的。如：朱熹的「心」與「理」的關係，究竟是為一或者二分的；以及朱熹的「心」是否僅有認知意義，而非是道德實踐之主體。這些爭議，也延伸出朱熹思想是否偏離了儒家正宗的問題。本論文試圖為此爭議提出一個解答，為朱熹思想中「心」的意義給予一清楚的定位。 為了回答以上的問題，本論文將以三個步驟去說明。首先，對於朱熹為何會有以上之爭議，以及其「心」之概念如何偏離了儒家正宗作說明。然後藉由朱熹的太極思想，來釐清、界定其「理氣關係」乃至於「心理關係」。從而可知朱熹的「心」與「理」乃是二分的，且朱熹的「心」乃是「氣心」。最後，則是說明以上論述之形上架構，如何在朱熹的道德思想議題上產生影響，進而說明朱熹為何以「認知意義」來定位「心」的原因。

這篇論文的材料及其排序即是主體哲學史的文獻回顧，以笛卡兒的「我思」與精神分析的「我欲」為根系，而胡賽爾的交互主體性彷彿突破、而其實是統合了兩者為主幹，萊維納斯則依隨其上，分別地為主體哲學的邊界做出提示。為尋求不受限於封閉主體的「自我」，我們試圖追問的是：主體如何開展有別於實體的存在型態？ / This thesis is a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We commence our task with a review of the famous Cartesian “Cogito” – the substance of reflexive consciousness. Secondly, we refer to J. Lacan’s psychanalytical elaboration of “Desire.” Thirdly, we make an allusion to E.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with which Husserl seems to have surmounted the aporia of solipsism, yet, de facto, rendered it to be a unitary and transcendental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Sequentially, we follow the hints that E. Levinas pointed, that the relation to others is the experience that subject lose its power. By this investigation, we hope to illustrate a “Self” not confined in an enclosing subject and thus to invite ourselves to reconsider how a subject can exist differently from a substance.

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強調唯物主義、權力平衡和自身利益的重要性。由於現實主義的框架，大多數學者形容中俄兩國之間的關係多傾向於衝突對立。此篇質化研究的目的是從建構主義的角度研究中俄兩國在中亞國家間的關係，並找出兩國在中亞國家間的所扮演的角色認同和利益關係。 身份認同並不是一夜之間能創建的; 因此本研究會從蘇聯解體開始，至中亞近期的發展來分析身份認同的創建過程。 本質話研究是基於初級和次級研究來做分析。除了分析學術文章和書籍外，本研究還將分析官方政府的報告，並依據不同主題來做分析。本研究將根據Alexander Wendt 在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一書中所建立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作為研究基礎。 根據Wendt的文章中設定集體認同和集體利益是過程中的因變量。 集體認同的出發點是對待另一方的利社會態度，且這取決於相似的社會的類型和角色認同的相似之處。中俄兩國在上述身份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 在“一帶一路”倡議案例研究中，本文將分析兩國在這一項目中的利益糾葛。 根據Alexander Wendt的社會建構主義模型，本文將分析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相互影響，來判斷同質性、相互依存性、共同命運和自我約束這些自變量如何影響集體認同的產生。 / Majority of scholars describe Russia-China relations as prone to conflict due to realist framework. Realism and neo-realism both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materialism, balance of power and self-interest. The aim of this qualitative study is to research 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from a constructivist viewpoin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out, what kind of rol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 play in Russia China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Identities are not created overnight; this is why I find it necessary to analyse the identity creation process starting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nding with the most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sia. This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based 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materials. Besides scholarly articles and books, I will also analyse official government reports and studies written on the subject matter. I will research the dat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created by Alexander Wendt in the book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According to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are dependant variables in the proces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ollective identity is prosocial attitude towards the other,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similarities in the corporate, type and role identities. In Russia’s and China’s case both countries share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the aforementioned identities. In the case study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 will I analyse both countries interests regard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projects. Based on Alexander Wendt’s model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I will analyse how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influe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to determine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 or hinder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 Central Asia.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曾在會見美國前國務卿Henry Alfred Kissinger時感慨地說：「三十年前中美關係最核心的問題是臺灣問題，三十年後中美關係最核心的問題還是臺灣問題。」可見臺灣議題在中美關係中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處理不當，很有可能會引發戰爭。不過，David Shambaugh和James R. Lilley認為，中美關係在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發展勢頭良好，臺灣議題已不再是中美關係中的核心議題。北京和華盛頓基於本身的國家利益來看待臺灣問題。臺灣因素雖然無法影響中美關係的總體格局，但在某些時候卻可以對兩國的發展造成殺傷力。臺灣問題是因國共內戰和美國的亞太戰略而產生，它涉及到臺灣的主權歸屬。按照中共的看法，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因此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臺灣因素攸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國家統一和國家安全，因清末以降中國遭受列強侵略下，中共認為，外國勢力的介入讓臺灣問題遲遲無法解決。中共十六大後，務實彈性的第四代領導核心，採取「對外和平、對臺和解、對內和諧」的策略，並且認為「經美制臺」是遏制臺獨的有效途徑，即北京到臺北的最短距離，是經過華盛頓。胡錦濤於去年四月提出發展中美關係的六點主張：第一，增進了解，擴大共識，構築長期穩定的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第二，把握機遇，開拓思路，鞏固和擴大經貿合作基礎。第三，恪守原則，履行承諾，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基礎上妥善處理臺灣問題。第四，密切磋商，迎接挑戰，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第五，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不斷加強兩國人民的友好交流。第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正確看待和處理彼此的差異。中美兩國對臺灣議題的南轅北轍觀點，並未影響到繼續合作的空間，因為雙方有許多共同的利益與合作的議題。不管是北京、華盛頓或臺北都有朝正面方向發展之取向，呈現出一種微妙平衡的態勢，但也很可能因為美中臺三方間的兩方過度接近或過度敵對，衍生一些狀況出來。揆諸實際，影響中美關係的因素，錯綜複雜，而臺灣位居要津，重要時刻能發揮關鍵性角色，不能等閒視之。中共和美國對敏感的臺灣議題上採取積極態度，也就是說在維護臺海穩定方面共同遏制臺獨。本論文嘗試就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上任後，國際局勢影響下的中美關係發展趨勢，以及中美互動對臺灣的影響做一闡述，並解析臺灣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等三個層面對中美關係的可能影響，檢視其中的轉折與意涵，進一步展望未來國際局勢的變化和中美關係的發展對臺灣的影響提出因應之道，讓我們鑑往知來，掌握關鍵，知所因應。

本論文是運用選前對候選人競選過程的參與觀察，以及選後對參與選舉的相關人士進行深度訪談的個案研究。內容主要是針對一位轉換選區競選連任的立法委員，從競選策略的考量、擬定、執行到效果分析等階段，進行整體的探討與分析。筆者先以總體環境、選區背景、研究對象的個人條件這三面向，作為候選人其競選策略的考量因素。接著在競選策略的擬定上，先分別針對候選人選舉目標與競選主軸進行初步描述。而後則是討論其競選型態的選擇過程，即針對候選人特殊的「人際關係取向競選策略」加以說明，並區分出三種人際關係網絡。最後再從筆者所區分的三種人際關係網絡，包括同鄉會系統、地緣關係、特定人士所能影響的關係網絡（地方派系的動員），以開票結果來分析其個別的競選效果。 關鍵詞：人際關係、競選策略、立委選舉、同鄉會、地緣關係

「台灣問題」是中共和日本之間一直存在關鍵問題，例如：中日無邦交時期它阻礙了雙方實務關係的發展，在建交後的雙方關係裡也是一直存在的潛在的爭論點。進入冷戰後時期，隨著中華民國台灣「寧靜革命」以及務實外交的開展等的成就結果，「台灣問題」不但成為中日間的重大問題之一，而且成為全世界關注問題之一。本文回顧「中」日間的「台灣問題」的源起以及演變，同時探討「台灣問題」的內涵、日本與中共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最後展望未來日本如何處理，對待這問題。

自從蘇聯末期和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以來，雙邊政治上的發展就不斷的提升，其中歷經了「建設性夥伴關係」、「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後來更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更進一步深化了兩國各方面的合作。在國際和區域上，也有著共同利益密切合作。 雙邊貿易方面，葉爾欽時期和普亭時期的兩國貿易往來有截然不同的結果。整個葉爾欽時期俄中貿易每年從未超過100億美元，但普亭時期不但突破百億美元大關，更在未來設定雙邊貿易預期目標達到600－800億美元，朝向另一個高峰邁進，雙邊貿易顯然增溫不少。因此本論文探究兩位總統時期對中國貿易政策的不同與比較。此外，雖然俄中雙邊關係到目前為止的發展良好，但是雙邊貿易合作上仍然顯的失色不少，也是本論文的觀察重點。 但是可以預見的未來，俄中貿易關係仍然會有所成長，特別是俄羅斯認為其國家利益在東方，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俄羅斯東部地區尚未完全融入亞洲的經濟整合當中，兩國的經貿合作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隨著兩國的經濟實力都不斷提升的狀況下，兩國各自的經濟發展也尚未達到目標，因此雙邊的經貿關係仍會持續進行，並有可能產生更多雙邊合作的發展，共同創造在未來國際經濟新秩序當中佔有一席之地。俄羅斯應該拋開過去對中國的成見，並努力實現其走向東方的外交政策，才能掌握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機遇，進而帶動本身經濟的成長，為俄羅斯東部創造更有利於開發的條件，這將是俄羅斯未來經濟發展重要的關鍵道路。 / Since the late period of USS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as been promoting continuously. The “Sino-Russia Treaty of Friendship” enhances and deepens cooperation of both sides. Russia and China share common interest and cooperate together closel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lso in regions. As for bilateral trade aspect, the trade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Russia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period. Under Yeltsin period, the Sino-Russia trade has never over 10 billion US dollars annually, however, under Putin’s regime, annually the invest is over 10 million and also set up a goal of 60-80 billion US dollars annually, it is obvious that the both side trade relationship has been “heated up” a lot. Besides, although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Russia had a good progress, the trade cooperation of both sides still has space for improvement.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issues which are observed in this research. According to current situation, the trade cooperation of both countries still has spaces for improvement because the east region of Russia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integrated into par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However, the author contend that due to economic powers of China and Russia have been growing continuously and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s have not yet reached the goals, so trade cooperation of both countries will undergo consistently and gener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to create an important role in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s in the future.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Russia should abandon bias toward China and realize its foreign policy which is “walk into the East”. By doing this, Russia could grasp the best moment during prosper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Furthermore, it will help Russia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and create more beneficial conditions for eastern Russia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