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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來自大陸及東南亞國家的新移民女性人數迅速增加，與其相關的議題也成為學術界、政府、媒體，乃至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自民國76年1月至95年4月底止，大陸配偶人數為23萬8,551人，佔所有新移民人數的64.28%，其中，女性大陸配偶人數又佔全部大陸配偶人數的93.5%，顯示女性大陸配偶為臺灣新移民的主要組成。 本研究主要即探討身為新移民的女性大陸配偶在臺非正式就業的情況，以及她們從事非正式就業的原因。經由質化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與九位工作經歷迥異的受訪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從她們的生活脈絡與工作經驗去理解女性大陸配偶在臺非正式就業的情況以及在工作上面臨的問題，並勾勒出問題背後隱藏的國家權力運作、社會資源、家庭因素對她們的影響和代表的意義。 研究發現，女性大陸配偶從事非正式就業的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臺灣政策對於大陸配偶在臺工作的限制。第二，女性傳統家庭角色對就業形式的影響。第三，缺乏在臺灣的社會資源和人際網絡。 此外，經由訪談可以發現，女性大陸配偶是具有高度異質性的群體，每一位受訪者的教育背景、夫家環境、經濟情況、個性和想法都不同，工作的性質、環境、待遇和福利也各有差異，但是對她們而言，即使工作的意義大不相同，有人是出於現實層面的維持生計，有人是為了建立自信、獲得成就感，也有人認為藉由工作才能拓展社會網絡，工作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諸多現實層面的限制，使得這群新移民在臺灣的就業之路坎坷艱辛，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出於政策的限制。本研究認為，女性大陸配偶透過婚姻形式來臺，是完全合法的移民，至少應該享有與外籍配偶相同的工作權利。研究建議，政府應全面開放工作權與大陸地區高等學歷認證和專業執照認證，並且縮短取得身份證的年限、完善新移民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的面向、普及並完善公立幼兒托育機構，以更平等與友善的政策，幫助來自海峽彼端的新移民適應新生活。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是由數個1990年代中、末期遭受惡性關廠的勞工自救會所組成，其中包括：聯福、東菱、耀元、興利、福昌、、等自救會。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抗爭不僅是台灣近廿年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勞工抗爭行動，也常以激烈手段廣為人知，大批身著醒目標語背心的中、高齡女性勞工更是抗爭場合的正字標記。回顧關廠工人橫跨16年的兩波抗爭，不似第一波抗爭時各自救會皆能保持良好的團結度，2012年起的第二波抗爭則僅剩聯福較具規模。關於聯福自救會為何能夠不辭勞苦地持續抗爭，並無視勞委會的各種分化手段後，最終還有近一百七十人願意抗爭到底，外界始終流傳著各種看法。 本文深入研究後發現，聯福自救會之所以能夠維持高團結度的秘訣，其實和外界的許多猜想皆無相關。聯福自救會的高團結率來自於關廠前工廠內部的生產流程、管理制度、工作性質、各班組成脈絡等正式社會網絡所形塑之非正式社會網絡。關廠後的抗爭則延續並鞏固了以廠場班別為單位之非正式社會網絡，使得每個班別皆成為堅實的動員單位。然而，隨著抗爭落幕，該網絡也遭擱置，直至第二波抗爭再起時，會員們才重新恢復網絡的運作。相較於聯福自救會，其他自救會雖然關廠前後的脈絡都不同，可是卻也都能從中觀察出非正式社會網絡對於團結所發揮之作用。 簡言之，聯福自救會高團結率的基礎，即在於關廠前健全的非正式社會網絡，於關廠後獲得完整延續。然而，以非正式社會網絡作為團結基礎，雖然通常能取得不錯的成效，可是一旦網絡遭受破壞時，團結程度也會隨之下降。因此，聯福自救會在動員上雖然取得成功，抗爭最終也獲得勝利，但該動員基礎因是建立於非正式社會網絡而非勞動意識之上，所以後期於行動轉化上仍有其侷限。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全球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多國籍企業應運而生，學者們也開始探討多國公司對子公司之間的控制機制，但始終缺乏對於子公司不同部門間控制機制的比較，是以本研究旨在探討多國企業中各地子公司不同部門之間的控制機制。 本研究以國際快遞公司（WLTD）台灣子公司為研究對象，透過訪談與各項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來瞭解WLTD台灣子公中三個不同部門：運務部、人力資源部、與行銷部的部門控制機制為何，三個部門的控制機制是否有差異，更進一步探討造成三個部門使用不同控制機制的原因。 研究結果發現，WLTD的確透過不同的部門控制機制來管理這三個不同的部門。其部門控制機制正式化的指標為：是否使用量化的績效評估指標與是否有標準的作業流程；而本研究發現對於WLTD來說，其正式化程度高低依序為：運務部>行銷部>人力資源部；反之，人力資源部是三個部門中非正式化程度最高的部門。而本研究亦發現影響三個部門之間使用不同部門控制機制的因素有以下幾點：部門人數的多寡、工作性質、部門功能與短期或長期結果導向。最後，研究者也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業者、對WLTD公司與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關鍵字：多國籍企業、部門控制機制、正式化、非正式化

本文擬以中共紅旗雜誌和民辦刊物為對象進行內容分析、並加以比較。研究方式有二 ： 一、靜態分析─比較二者在政治立場、政治態度、政治信仰、改革層面上的主張，以 明瞭二者對人民政治社會化功能的異同。 二、動態分析─以紅旗為根據，對鄧小平政權的政策與路線作趨勢分析。 本論文共一冊，九萬字，分六章十五節。 第一章 導論─研究背景之敘述 第二章 研究理論、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說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第四章 敘述研究成果（定量分析） 第五章 敘述研究成果（定質分析）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章 前言，主要是討論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範圍，研究架構，以及研究的途 徑。 第二章 為非正式組織的性質，探討非正組織的定義，形成因素以及各種不同的類 型。 第三章 是非式組織的負功能分析，以研究較有成果的四種為對象，即抵制變遷， 角色衝突，消極順從，以及滋生謠言為對象。 第四章 介紹一些化解負功能的可行途徑，乃以整個組織為著眼點，而非為以上四 種負功能分別謀求解決之道，其途徑分為二種，一為消極途徑，乃以消滅非正式組 織或其負功能為中心，是一種治標的辦法，另一種為積極途徑，包括與管理，意見 溝通，目的在求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的協調與合作，無形中化解其負功能，是種 治本之道。 第五章 為結語。 #2810423 #2810423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理論之發展在面對1980年代的西方民主國家出現解釋困境，但對於非民主、封閉的中共政體卻仍有著高度適用性──以中央政治局委員會每五年換屆為一輪之固定循環現象。惟，該理論過度將央地政治菁英分割為兩個獨立群體，忽略央地政治菁英間非正式政治關係的影響，以致無法解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緊縮年為何能有高經濟發展之特例地區存在。 本文結合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晉升錦標賽與政治關係等理論，以1992-2011年之景氣循環緊縮年（1994、1999、2004、2009）為觀察對象，分析政治局常委與省（市）委書記間之非正式政治關係對於地方GDP成長率表現的影響。迴歸模型實證結果發現，央地領導人間非正式政治關係之存在與否與強烈程度，對於當地GDP成長率之表現具有高度顯著的正向影響力。 此外，透過相關性分析與迴歸模型亦發現，政治局常委對有非正式政治關係之省（市）委書記會另外給予經濟支援，且支援手段會隨常委換屆有所不同，例如江澤民傾向使用中央貸款、胡錦濤使用專項支出支援地方經濟發展。

近年來，就業者樣態趨向多元化，除了傳統受僱於私人企業及公部門的就業者，還有一群人選擇投入自營作業，成為自營作業者或無酬家屬工作者；他們是屬於「非正式部門」就業的類型。非正式部門是與傳統正式部門相對應的概念，在我國就業人口中佔有一定的比例；這些勞動者的工作特性與一般受僱者不同，他們的工作時間具有不確定性，難以區分工作報酬結構，更要承擔所有工作風險。因此與受僱者相比，其勞動條件與勞動權益有較為不足之可能。故本研究著重於我國非正式部門就業者勞動條件與勞動權益探討，藉由相關文獻回顧與整理，瞭解非正式部門的形成背景、定義、概念、所遭遇的問題；再透過我國現有法規與深度訪談，瞭解實務上勞動條件與權益之情況。勞動條件包括工作時間概況、賺取收入報酬之手段、工作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補償等議題。勞動權益則從非正式部門就業者參與工會組織、相關就業保障及老年保障等面向著手。 經由文獻探討與訪談結果歸納，研究發現非正式部門就業者營業收入不穩定，易產生工作時間過長現象；整體缺乏職業災害預防觀念，且加入職業工會意願較低。勞動權益部分，就業不穩定的非正式部門就業者缺乏發聲管道，就業安全保障不足。故針對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加強營業登記，建立良好就業環境。 二、鼓勵非正式部門就業者加入職業工會投保勞工保險，並輔導職業工會提供就 業安全、工作安全衛生等課程訓練。 三、將非正式部門就業者納入就業保險及擴大其他勞動政策適用範圍。 四、針對特定族群制訂政策，以滿足各年齡層就業者需求。

讓孩子在正式學制外學習在台灣家長始終蔚為風潮。在台灣，雖然小學三年級才開始正式學習英文，許多孩子早在這個年紀之前就開始學習，或在這年紀之後，也會利用課後時間在非正式機構學習。本研究旨在了解台灣的兩位非正式教育機構英文教師的教師信念的形成。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個案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為二位擁有豐富非正式教育機構教學經驗的英文老師，其學生年齡介於2至16歲。資料透過與每一位研究對象的五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收集到的研究資料包含研究對象的：(1)外語學習經驗，(2)外語學習者信念，(3)英文教學經驗，(4)教師訓練及教育，(5)英文教師信念。 研究結果顯示兩位教師的外語學習者信念、教師訓練、和教學經驗都會促成他們的教師信念的形成。然而，他們會做出與自己的身為外語學習者的信念不一致的教學決策。這樣的不一致性是因為他們在教學環境中所感受到的難題還有存在於他們學習者信念和英文教師信念當中的矛盾所產生的。在非正式教育機構裡，英文老師們所感受到會影響教學決策的難題是關於：(1)學生的學習環境，(2)課程規劃，(3)機構政策，(4)學生狀況，和(5)家長的期待。 最後，依據本研究結果，進一步提供相關的建議，作為教育立法者、非正式教育機構、以及學生家長們的參考。 / Having children learning outside the formal educational system for academic purposes has been a trend among Taiwanese parents. In Taiwan, although formal English instruction is provided from the third grade in formal schools, many children start to learn English before the age and learn English outside the school time at and after the age at informal education institute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the formation of beliefs as teachers of two English teachers outside the formal educational system in Taiwan.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method. The participants were two English teachers with rich experience of teaching students aged from 2 to 16 at various informal educational institute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five semi-structur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ach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included each of the participant’s: (1) FL learning experiences, (2) beliefs as a FL learner, (3) English teaching experience, (4) teacher training, and (5) beliefs as an English teacher.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two teachers’ beliefs as FL learners, teacher training,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ir beliefs as English teachers. However, the teachers would make teaching decisions inconsistent with their beliefs as FL learner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inconsistencies were their perceived problems in teaching context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ir beliefs as FL learners and as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informal educational institutes, the English teachers’ perceived problems which constrain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beliefs as FL learners were about: (1) students’ learning context, (2) curriculum, (3) school policy, (4) students’ conditions, and (5) parents’ expectation. Finally, thes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served as a referenc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makers, informal educational institutes, and parents.

大學教師與同儕是大學生生活環境中重要的學習社群，二者對於大學生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因此，本研究的探討旨趣在於瞭解現今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的情形，及大學同儕間互動的情形，並進一步瞭解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大學同儕互動的頻率與品質與大學生生活適應及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台灣北、中、南、東四個地區693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自編的「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量表」、「大學同儕互動量表」及研究者修訂的「大學生生活適應量表」及「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此外，本研究以因素分析、信度分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典型相關分析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進行量表與研究假設的驗證。 研究結果顯示： 1.在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方面：現今大學師生的非正式互動頻率偏低，而互動的品質良好。此外，年級會影響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的頻率；性別及學院別會影響師生非正式互動的品質。 2.在大學同儕互動方面：現今大學生與同儕的互動頻率相當頻繁，且互動的品質良好。與男性大學生相較，女性大學生與同儕的互動頻率較高且互動品質較為良好。 3.當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越頻繁且互動品質越良好時，大學生生活適應也越良好；當大學同儕間的互動頻率越頻繁且互動品質越良好時，大學生生活適應也越良好。 4.當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越頻繁且互動品質越良好時，大學生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也越高；當大學同儕間的互動頻率越頻繁且互動品質越良好時，大學生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也越高。 5.大學同儕互動品質及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率能顯著預測大學生生涯 決策自我效能，且大學同儕互動品質是主要的預測變項。 6.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大學同儕互動品質及大學同儕互動頻率能顯著預測大學生生活適應，且生涯決策自我效能是最主要的預測變項。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大學相關機構、大學教師、大學生及未來研究者參考：在大學機構方面：應積極舉辦師生互動之相關活動、提供師生交流的管道、鼓勵大學生組成分享交流團體、加強生涯輔導的多元服務；對大學教師方面：應透過多元管道與學生互動，以友善的態度與學生接觸；對大學生方面：應把握與教師的非正式互動機會，化被動為主動；積極加入同儕社群、散播分享的文化，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未來的生涯挑戰；對未來研究建議：可探討系所環境氛圍對於大學生社群互動的影響、比較家庭、教師與同儕三者對於大學生的影響力、進行不同師生互動類型之實驗比較、採取質性研究等。